家庭劳动的重要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这里举行乡村低保家庭就业与技能培训现场会，今天。采用低保和就业相互联动的模式，鼓励、支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申请人和正在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员实现就业，协助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就业守业的主动性，改善家庭生活现状，使低保制度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下面，讲几点意见。

一、进一步增强对乡村低保与促进就业有效衔接工作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区有乡村低保对象18266户40575人，目前。为保证和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坚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进入低保的就业年龄段内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逐年增加，使低保压力过大；就业与再就业渠道不畅，且缺乏激励机制，导致低保出口不畅；相关政策和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还不够，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够完善，低保政策难以落实；还有很大一局部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低保后，由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问题的发生，直接影响着低保政策的正确落实和低保工作的健康发展。今年下半年，嘉陵街道南街社区和南河街道南鹰社区实施的乡村低保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试点工作，市区两级民政和劳动部门的紧密配合下，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对辖区内所有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今后遇到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希望区级有关部门、各相关街道和社区要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对这项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紧密配合，加强协作。保证联动机制稳步实施

这一制度的落实，联动机制以激发困难群众就业再就业为根本。离不开民政、劳动和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相互配合是联动机制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具体工作中，希望各有关部门要在综合分析就业形势和享受低保待遇人员变化情况的基础上，依照“保证基本生活，鼓励劳动自救”原则，针对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分类实施”因人而宜，积极协助他就业，确保困难群众思想稳定。

三、探索建立乡村低保与促进就业联动四大机制

要定期到社区进行基本情况登记，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确定其求职和培训意向，街道社会保证服务机构对低保对象逐人逐户建立就业服务、家庭经济收入、失业状态、就业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台帐和数据库，分别报送区劳动和民政部门，做到信息共享。

协助低保对象中的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和低保家庭失业人员充分就业。依托社会办学力量，二是建立政策激励机制。鼓励用人单位使用低保人员。根据低保对象的就业和培训愿望，有针对性地开展短、中期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乡村低保对象的就业技能，增强其市场就业的竞争能力。

强化落实低保对象许诺制度，三是建立联动约束机制。加强对低保对象的管理。强化落实公益劳动制度。各社区负责动员、督促本辖区在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劳动能力和条件的乡村低保人员积极参与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就业推荐。无正当理由拒绝失业登记的低保申请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遇。街道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有劳动能力低保人员签订公益性劳动协议书，对无正当理由两次不参与公益性劳动的低保人员，要按顺序暂停其低保待遇。

努力开发各种公益性岗位，四是建立就业再就业帮扶机制。认真开展就业再就业帮扶工作。积极推荐低保对象就业。区劳动就业部门、各街道社会保证服务机构根据乡村低保对象就业服务台帐，多渠道采集用工信息，每年为有劳动能力而未培训的低保对象提供不少于2次免费技能培训机会，为未就业的低保对象提供不少于2次职业介绍。对低保对象中的就业困难群体，开展“送政策、送技能、送门路、送资金、送岗位、送服务”活动，协助他实现就业再就业。

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许多家长都把孩子的学习成绩看得比道德和生活能力更重要，从而放弃或忽略了对孩子的道德和生活能力的关注和培养，他们往往处在这样一些潜意识的支配下，例如：

1.孩子做不好，弄得乱糟糟的还不如自己来；

2.孩子关心家人或家务耽误学习；

3.只要学习好，会不会劳动和关心他人都没关系。

……

生活指导主要是通过对孩子的生活能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教育，帮助孩子形成基本的维持生活的能力，从而丰富和提高生活的内容和质量。在家庭中，孩子应体验更丰富、更有人情和亲情的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懂得家庭在人成长中的价值――不仅是给予生命和维持生命的地方，更是支持、丰富人的精神，协调人的情感，解脱压力的地方。

学会关心，首先是要锻炼孩子的实际生活能力。生活能力主要包括：

自主安排和计划生活的能力：包括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生活作息时间、日常活动；计划和安排家庭日常活动、计划开支等等。

独立生活的基本能力：包括基本的生活处理、做饭菜、洗衣物、整理卫生、购物、乘车、待人接物、自我安全保护等。

关心家庭成员、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关心家人健康、承担家务劳动、参与家庭经济计划、决定家庭事务等。

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是剥夺他们长远、广阔发展的机会，因为，独立生活是每个人最基本和必需的能力。生活能力及其升华出来的关心他人的品质和书本知识一样，是需要学习和严格要求的；但它又和书本知识的学习不一样，是需要体验和直接参与才能学会的。

为此，我们向家长建议：

第一，让孩子参与一些琐碎的家务。

有意识地给予孩子以参与家庭生活和劳动的机会有以下一些好处：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培养劳动能力和劳动中的创造性；体验父母的辛劳，亲近父母；增添生活乐趣，调剂精神；培养家庭责任感。

第二，让孩子承担一些家庭责任。

让孩子分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参与家事讨论，参与家庭经济管理等。孩子和成人一样，都希望能够从工作中去体现自我的重要性，他们会从各种学习以外的劳动和工作中，发现自我价值。不论是琐碎的家庭事务，还是成年人认为无足轻重的工作，如果能给孩子参与的机会，将会使他们的性格更完美成熟，生活更快乐，也更富创造性。

第三，父母是生活指导最好的教师。

现在，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们关心他人的态度和能力却大不一样，这主要是家长引导和教育的差异造成的。一些很勤奋和疼爱孩子的父母却养成了孩子的懒惰、依赖性强，缺乏责任心，不体谅、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的坏毛病，甚至由于生活能力差会影响孩子将来的生活，使生活无序。许多研究表明：在成长期间就参与家务劳动，生活能力得到一定锻炼的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成功。在职业方面，大多数获得较好的成绩；在生活上，对家庭、婚姻及人际关系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而且生活也较愉快。而那些青少年时期在家庭内外都未承担任何劳动和责任的人，却比较易出现心理及精神上不健全的问题，在工作和事业方面的表现也较差，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易出现某些不良行为。

第四，要了解孩子是否学会了关怀。

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幅开始下降，农民收入开始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变得非常困难，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

我国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按20亿亩计算，人均只有约1.5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粮食产量在80年代初期出现快速增长，但体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释放之后，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某些重要的产粮区，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当地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在我国苏南一些地区，复种指数曾达200%，精耕细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论上说，在粮食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农户的耕地规模却呈现不增反降的趋势。因此，在单产增长潜力有限，农户耕地规模又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靠经营土地不再能够维持收入的增加。

农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别无选择，而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其实就意味着寻求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非农就业机会无非包括两类，一类是当地的非农工作机会；另一类为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是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而同期全国相应产业的产值增长仅分别为1.22倍与1.71倍。因此，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期间呈现扩大趋势，由1.72倍扩大为2.33倍，但乡村居民中，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这从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生产性收入的增长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8年中仅增长0.15倍，年均增长1%稍强，而非农收入增长甚快，为农业性生产收入增长的5倍。

事实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农民首先选择在本地非农就业，在无法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才选择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大多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农业收入增加变得困难之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截至到2000年，农业收入不仅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呈现负值；农民收入增加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95%，到2000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4%，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两项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但是，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后者减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的幅度。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在农民收入的4项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波动，其对收入的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的贡献却发生了“稳定的”和“质的”变化。劳动报酬在1994年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还只有26%多一点，但这一数字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到1998年时，劳动报酬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开始超过50%，2000年则超过了100%.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1994年时，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来解释，但这一数字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到1998年，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仅能解释农民收入增长的不足1/4，而在2000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显著的贡献。

综合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当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截至到2000年，仍占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二是劳动报酬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到2000年，农民收入的近1/3来自劳动报酬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只能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四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同时，随着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变得单一化，即越来越依靠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

二、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地区特征

要对农民收入认识得更清楚，分地区来观察是非常必要的。1978年，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东部明显高出中、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比较接近，但到2000年，东部地区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4.6%；其次是中部地区，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3.3%；最后是西部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12.4%.在3类地区中，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人均名义增长率也接近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率。3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地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起点不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在地区间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从农民收入构成来看，3类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为46%，家庭经营收入为48%，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几乎占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区，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6%和70%，西部地区2000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3%和71%，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而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且这一比例自1993年以来在3类地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农民收入构成的地区差异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对家庭经营的依赖性更大，结构相对单一。

农民收入的构成虽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收入构成的变化趋势在3类地区之间则是一致的：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则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收入来源的贡献份额来看，3类地区之间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家庭经营收入对增长的不同贡献上。在东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最近两年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正的”贡献，尤其是中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连续两年为负。考虑到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波动的趋向，这两类收入因而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来源。

上述增长源泉的地区差异说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更加多样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单一化倾向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突然变为负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1998年之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业生产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供求总量上，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基本结束了过去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态，出现了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二是在供求结构上，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低质量的大宗农产品不断出现“卖难”问题，相比之下，高质量的农产品又供不应求。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结构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进行调整。三是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开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过去依靠增加产量实现农民增收的家庭经营方式已不复存在。在农业收入占中、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的情况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逆转，由正变负，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靠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的贡献。

农民收入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距，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和非农部门发展状况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rozelle，1994；张平，1999），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区间非农部门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带来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达，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于中、西部地区，结果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间差距扩大。除非农就业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户间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如生产性固定资源、土地、自然资源等）、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结果造成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也存在着差异。

由此可见，在给定自然资源禀赋的情况下，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非农就业收入的情况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就意味缺乏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农户，只从事家庭农业经营的专业农户因而是收入最难增加的农户。如果说增加农民收入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那么，最困难的则是那里的专业农户。如何提高专业农户的收入并让他们适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是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实质，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尽最大力量予以解决的矛盾。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效果，将直接关系今后农业的发展、农村社区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三、农民收入差距的地区格局改变了吗

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有可能改变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是否存在着增长率的差异，其次还要弄清楚这些差异是否表现为有规律的一致性差异。

如果把不同省份农民收入按照地区分组，划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比较3个组别之间和组别内部的农民收入增长变化格局，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农民在3类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增长变化规律。

我们发现农民收入地区间增长出现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规律：一是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成分。二是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俱乐部趋同”趋势，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农民收入趋同速度较快。

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和增长格局所呈现出来的变动趋势，与蔡昉等（2002）所揭示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是高度一致的。这种变化，不仅与各省的资源禀赋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上基本上处于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此，3类地区的内部趋同在速度上也出现明显差异。

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东部地区看成领先组，中、西部地区看成追赶组。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如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挥比较优势，加速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政府服务等都是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的。

通过分析改革以来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农民收入差异扩大趋势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率的省际差异和收入水平之间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的差异，或者说农民收入在省际之间没有表现出趋同现象；三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自3大地区之间，而地区内部出现增长趋同现象；四是三类地区内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和要素市场发育高度相关。

四、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

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变化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大环境相联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困难的真正原因。

当把农民收入问题放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大环境中来观察，则农民收入问题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非农就业问题。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困难问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对比农民收入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可以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就快，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变得困难。

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财富；信息；资产选择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96－07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投资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在我国，研究劳动收入和家庭财富对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对有关劳动收入与资产选择，财富与资产选择以及在房产和股票上进行的资产选择等家庭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对研究我国的家庭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一、 劳动收入和资产选择

每一个投资者都遭遇了在生命周期中的资产组合选择问题。流行的金融书籍和理财顾问都建议随着投资者变老退休，应该把金融资产组合从风险资产转移到类似国库券的安全资产上，这样做的经济判断是什么？

Samuelson(1969)开始致力于生命周期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提出“商人的风险”这个概念，例如，建议年轻的商人才能持有风险资产股票。但是，得出这个结论是在一系列的假设的基础上，包括回报独立、同一地分布，市场无摩擦，不存在劳动收入。

当讨论生命周期中的资产组合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劳动收入和与之联系的风险。资产组合选择依赖劳动收入流的水平和风险在生命周期中改变的程度，劳动收入的存在能提供一个理性的、随着年龄变化的投资战略，不依赖预期的资产回报。

从Merton(1971)的研究工作分析，引入劳动收入这个因素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当在数量上研究分析资产组合选择时，市场不完全看起来是被考虑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道德风险问题，很多投资者面临阻止他们把未来劳动收入资本化的制度约束。甚至，明确地针对劳动收入风险的保险市场并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很多投资者面临没有保险的劳动收入风险。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使用符合实际的校准模型对最优资产组合和储蓄决策从数量上予以解决。他们考虑一个活着的生命有限，面临道德风险的投资者，受借贷约束和短期销售约束，能获得劳动收入。使用收入动态面板数据研究（PSID）对劳动收入状况和其风险特征进行估计。数据集包含劳动收入的准确信息和个体控制变量。人把他的储蓄投资在两类资产：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投资回报可能与劳动收入变动正相关。

为了弄清楚劳动收入风险对资产组合分配的影响，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劳动收入流构成持有一种资产的内涵。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充当了对无风险资产持有的替代。如果他们在估计的价值上设定劳动收入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是相关的。这些结果证实了Heaton 和Lucas(1997)获得的早期结果，也与Jagannathan 和 Kocherlakota(1996)提出的直觉相符。

在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的模型中，生命中劳动收入状况的形成吸引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股票持有的比例，因而提供了在流行的金融文献中理性的建议。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长，完全的以劳动收入形式的无风险资产持有失去了重要性，导致她在金融资产组合中明确地持有更多的无风险资产。投资者受到更多的劳动收入风险的约束，在资产组合中持有比较少的股票，以至于劳动收入风险挤出了资产持有风险。

有好几篇文章研究劳动收入风险对资产组合的影响。Heaton 和 Lucas(1997)，Koo(1998)和Viceira(2001)考虑的无保险劳动收入风险的资产组合选择的无穷大――范围模型。Viceira(2001)通过永远零劳动收入的固定概率获得退休效应。由于它们稳定的本质，无穷大――范围模型更不适合研究生命周期问题。更精确地说，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资产组合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累计财富在预计将来的劳动收入中占的比率，这个预计将来的劳动收入显然不是稳定的。他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很现实地解决了被校准的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和无劳动收入风险保险的资产组合选择，这个无劳动收入风险保险能使他们获得对市场不完全性的重要性和对投资行为的劳动收入风险的测量。他们能计量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组合法则有联系的效应成本。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发展了一个数理的并按照实际进行校准的模型解决面临劳动收入不确定性的有限生命时间的个人的最优消费和资产组合决策，这个人可以投资风险资产或无风险资产。即使劳动收入是有风险的，最优的资产组合法则表明与股票回报不相关的劳动收入被视为对无风险资产比对股票更接近的替代。因此，劳动收入的存在增加了对股票的需求，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调查了什么能降低对股票的平均配置，因而使用模型进行经验预测更接近通过数据进行的观察。在所有研究扩展中，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实证研究发现了灾难性劳动收入引起平均对股票投资的分配的校准概率大大降低。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研究表明，借贷能力和资产组合分配的关键决定因素是收入分配的低边界。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正像灾难性劳动收入引起的场面，社会保障限制使劳动收入远离零。有限制性收入过程的投资者面临一个正的内生的借贷限制，结果，当他们年轻的时候持有负的财富，因而不投资股票。在资产组合分配的生命周期类型中，在股票上的投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事实上，劳动收入轮廓线是向下倾斜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收入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内含的无风险资产持有被它所替代。投资者最优的反应是把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变为无风险资产。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的研究粗略地支持了流行的金融学著作和金融咨询师所提出的投资建议，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把资产组合朝着相对安全的资产转移。但是，这个建议是不精确的，独立于风险厌恶和劳动收入风险。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也报告了忽略劳动收入存在的投资战略的实际惩罚，更不必说对那些一点也不投资在股票上的人。

二、财富、信息获取和资产选择

财富对一个家庭对风险资产需求的影响一直被研究，Cohn et al.(1975) 以及 Friend 和Blume(1975)在这方面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们研究认为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资的比例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最近几个使用不同数据集和估计技术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观察。对被观察的股票投资组合的类型的普遍解释是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厌恶程度降低。Morin 和Suarez(1983)使用资产组合数据引出家庭的偏好以及从股票的观察中得出结论是有关风险厌恶正在下降。但是，从资产组合的数据中得出要点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有关风险厌恶降低。几个研究反对这个使用包含关于对风险态度的数据的假设，如农户数据、调查数据或实验数据等。这里，JoёlPeress(2004)建议对观察到的股票资产组合和财富的类型的一个可选择的解释。这个解释只需要对随着财富的增加绝对的风险厌恶减少这个假设得到所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除了绝对的风险厌恶减少，JoёlPeress(2004)文章中提供的解释依赖有成本的股票信息获取的可能性。尽管它们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证据证明在信息上的差异对投资者的决策确实产生影响，这些差异也与家庭可测量的特性如财富有关。一些在欧洲和美国的调查证实了信息对股票所有权的重要性。会计上的研究表明，小的交易比大的交易对盈利消息做出的反应小，这表明富裕的投资者比贫穷的投资者处理这些消息，调整他们的操作的速度要快。JoёlPeress(2004)这篇文章通过信息上的内生差异解释了股票持有和财富的横截面类型。JoёlPeress(2004)明确地建立投资者怎样获取信息的模型。JoёlPeress(2004)表明尽管他们没有比较低的风险厌恶，富裕的投资者把大比例的财富放在股票上。原因是信息的价值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信息的成本并没有增加。这就暗示人使用更多的投资去获取信息。因而他们购买更多的股票，持有大比例的股票资产组合。因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风险厌恶者，但是，因为股票对他们来说风险比较小。重要的是，这个结果不依赖增加回报的任何形式，规模的扩大是因为技术和偏好：尽管存在严格的凸的信息获取成本以及风险厌恶的增加。

JoёlPeress（2004）的模型是建立在Grossman 和Stiglitz(1980)以及Verrecchia(1982)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Grossman 和Stiglitz(1980)的研究中，交易者可能购买一只股票回报方面的私人信息，他们在市场上利用这只股票进行交易。他们的信息显示了均衡价格，但是只有部分因为系统存在一些噪音。在Verrecchia(1982)的研究中，交易者被允许继续选择他们私人信号的精确性。这些非对称信息下的理性预期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人有绝对的风险厌恶效应。因而，这些模型忽略了财富的作用，尽管财富是股票持有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了捕捉财富效应，JoёlPeress(2004)在一般偏好下解决这个模型。通过一个小的风险近似值得出一个封闭形式的解决办法。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只要绝对风险厌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获取私人信息将增加投资回报，即使它反映的是公开信号。

最后，JoёlPeress（2004）研究财富不平等和股票价格之间的联系。因为信息产生增加的回报，对股票需求是财富的凸函数。因而，财富分布越是不平等，股票价格就越高。相反，富有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中获得比较高的预期回报，比较高的方差以及比较高的夏普（Sharpe）率。因此，最终财富的分布比初始财富的分布更加不平等。

JoёlPeress（2004）的研究是受一个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资随着他们的财富增加而增加这个观察结果所激发而开始的，所以，第一，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使股票资产组合被计量更精确。股票是指通过共同基金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第二，依赖于如何对待房产，对风险资产股票的资产组合的财富效应，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都同意在股票上投资的金融资产的比例随着金融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三，股票资产组合被计算的条件是拥有一些股票。因而，JoёlPeress(2004)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家庭投资在风险资产金融财富上的比例，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条件是成为一个股票持有者。

最近几篇研究文章估计股票资产组合对财富的弹性在0.1左右。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数据集和经济计量技术，但是所有研究都遵守以上三点。Vissing-Jorgensen(2002) 依赖对模型的规范，使用收入动态的面板研究估计发现股票资产组合对财富的弹性分别是0.09，0.12和0.10。Bertaut 和Starr-McCluer(2002)使用几个波段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17，0.04和0.06。最后，Perraudin 和 Sorensen(2000)使用1983年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的估计结果为0.09。

与不断减少的绝对风险厌恶对比，外部资产组合数据没有对不断减少的相对风险厌恶提供足够的支持。实证反而指出了在信息不能获取的环境下不断增加或不变的相对风险厌恶。首先，农业经济学使用农户在不同风险的作物之间分配他们的土地的数据进行研究，与投资者在不同证券之间分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相同。Saha,Shumway 和Talpaz(1994)以及Bar-Shira，Just和Zilberman(1997)使用不同的估计技术和数据集发现了不断减少的绝对风险厌恶和不断增加的相对风险厌恶的清晰类型。其次，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某种碰运气的事问一些问题，探出调查对象的风险厌恶。Barsky et al.(1997)提出了健康和退休了的调查对象研究涉及碰到新工作的运气，发现相对风险厌恶出现以及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绝对风险厌恶是财富的减函数，而相对风险厌恶是财富的增函数。进而，当风险资产股票的资产组合与风险厌恶、财富和其他人口统计变量的测量进行回归时，风险资产股票的资产组合与风险厌恶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与财富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没有获得风险厌恶发挥作用的结论。

最后，实证研究对风险厌恶提供了一些有兴趣的视角。Gordon ，Paradis 和 Rorke(1972)，Binswanger(1981),以及Quizon,Binswanger 和 Machina(1984)提出了一些有真实奖牌的赌博项目。结果是他们用来赌博的财富的比例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表明增加了相对风险厌恶。但是，这种类型与美国家庭资产组合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财富对信息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依赖调查。Lewellen ，Lease 和 Schlarbaum(1977)请求一个大的美国零售经纪人的客户花多少钱在金融期刊、投资研究服务和专业咨询上的样本。他们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信息费用支出增加很显著。同样，Donkers 和Van Soest(1999)使用从Dutch调查中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了在金融事件上利益的信息，表明信息与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JoёlPeress（2004）研究表明富裕的家庭获得更多的信息，因而对股票的需求是财富的凸函数。这就意味着如果把1美元从一个贫困人那里转移到一个富裕的投资者那里，富裕人对股票的需求增加将大于贫困人对股票需求的下降，最终导致总的需求增加。因而，股票价格将上升。简而言之，财富分布越不平等，股票的风险溢价越小。有趣的是，这是一个不考虑相对风险厌恶的例子。信息通过价格供给也随着财富的不平等而增加。

JoёlPeress（2004）研究了财富分布不平等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但是，他也看到了在股票和财富不平等上颠倒的因果关系。众所周知，财富分布是不均等的。例如在美国，最上层的少数家庭掌握金融财富的82.9%。而一些因素可能解释这些差异，这个模型集中在对资产有成本信息利用的作用上。这个模型表明信息如何产生放大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加的回报。富有的投资人在其资产组合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股票以及更高的预期回报，更高的方差和更高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根据预期财富测量的最终财富的分布比初始财富的分布更不平等。

除了理性的范式分析，有人可能呼吁用投资者的生理解释资产组合决策。的确，行为科学家已经指出了许多影响投资人的理念和偏好的决策。例如，损失厌恶，乐观主义和过度自信等都可能影响投资决策。重要的是，生理偏好解释为什么富裕家庭投资他们财富的大的比例在股票上需要投资在股票上的比例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变化。行为研究的文献没有报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有人认为，可能从偶然的观察，一些偏好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富裕的人可能更加过度自信，也可能更过分估计了风险回报率。

JoёlPeress（2004）研究了如何区分资产选择组合的两个模型，即信息模型和降低的相对风险厌恶模型。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经济中，投资者不能获得信息，但他们的相对风险厌恶、预期超额回报、方差和夏普率（Sharpe ratio）在投资者在时期0的资产组合中是不同的。显然，夏普率（Sharpe ratio）独立于风险厌恶，因而也独立于财富。这个观察提出了检验信息模型与风险厌恶模型差异的简单方法。的确，在信息模型中，只要绝对风险厌恶减少，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夏普率（Sharpe ratio）随着他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在信息模型中，投资者有相同的效应函数，但是面临不同的效用边界，而在风险厌恶模型中，投资者有不同的效用函数，但有相同的效率边界。Yitzhaki(1987)通过部分方式检验这些模型。他使用58，000份报告1962年到1973年股票资本收益的联邦收入税收回报来检验资本回报和收入的关系。他把其样本分为5个收入组，把交易分为11个股票持有期，他计算了股票回报。他发现，股票持有期不变，但是股票回报和标准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不幸的是，Yitzhaki没有检验夏普率（Sharpe ratio）和收入的关系。Massa 和Simonov(2003)结合了一些数据集，产生了一个瑞典家庭的综合样本，这些样本包括财富，股票持有的信息（直接和间接）以及资本收益和亏损等方面的信息。他们的数据覆盖了98%在1995－1999年公开上市的瑞典公司的市场资本（大约每年有300，000个家庭）。他们把样本分为两组，富裕的和不太富裕的，然后，按照其金融资产，把其财富分等级。他们对不同的组计算一年时期的夏普率（Sharpe ratio）发现富裕的家庭的夏普率（Sharpe ratio）要大于不太富裕的家庭，在富裕的家庭中，拥有高水平金融资产的家庭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比较高。因此，目前的实证研究支持信息模型，但是，要证明这些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JoёlPeress（2004）研究的目的是解释由于财富的差异导致私人信息的差异，从而引起家庭的资产组合的差异。在理性预期均衡中，价格部分地反映了私人信息，因而抑制了把资源花费在信息上的激励。JoёlPeress(2004)研究中假设随着财富的增加，绝对风险厌恶下降，但是，对相对风险厌恶没有作类似的假设。从这个假设和有成本的信息的利用来看，这个模型表明信息的需求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他们财富投资在股票上的份额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个结果与没有降低相对风险厌恶这个尚未经过实证检验的数据相符，也进行了理性的解释。此外，JoёlPeress(2004)研究表明对股票有成本的信息的有效利用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因为对信息有一个增加的回报，富裕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股票，因而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上获得更高的夏普率（Sharpe ratio）。JoёlPeress(2004)还研究了信息和具有不同意义的资产选择降低的风险厌恶模型对于初始财富与平均回报，回报的标准差以及能够被利用并分别告诉他们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有怎样的影响。

当前的模型基本是静态的，它强调了股票所有权的横截面，把它扩展到动态模型是很有趣的。因为必须保留财富分布变化的轨迹，所以动态研究很困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多资产环境，研究不同类型的股票在房产持有者之间的分布也是很有趣的。假设某个人能获得关于单个股票的信息，这些股票与不同的信息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信息技术有的便宜，有的昂贵。在这些设定下，能研究直接持有股票和间接持有股票的分布，国外的和国内的股票，已经存在的和新发行的股票的分布。在多股票模型中，投资者获取的大企业的信息比小企业的信息多，因为他们把大比例的财富放在大企业上。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越大，私人信息的生产越多。

三、资产选择：房产与股票

在很多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房子是惟一的最重要资产。房子的价格风险和房产投资的非流动性本质导致投资者减少他们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对于年轻且贫穷的住房拥有者来说，在房地产上的投资通常是通过按揭贷款合同获得房地产。Heaton 和 Lucas(2000a)研究发现与金融资产有关的股票“比较高的按揭导致比较高的股票持有，指出一些股票是间接通过按揭贷款来进行融资的。”为什么居住的房地产风险性的杠杆融资与比较大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JoãoF.Cocco(2004)建立了一个天生具有不可交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和消费决策的模型。人力资本以劳动收入的形式产生红利。房产所有权也产生红利，但是，以投资者获得效应这种消费服务的形式产生。因而，在JoãoF.Cocco(2004)的模型中，房产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即作为资产组合中的资产和消费产品。房产的价值限制了其作为投资者资产组合的杠扛作用的程度，投资者在风险资产（股票）和无风险金融资产中分配他们的储蓄。

JoãoF.Cocco（2004）假设股票市场参与有一个固定的成本，研究房产投资如何影响投资者支付固定成本的意愿。在房产上的投资可能影响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构成，因为居民房地产的价格可能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及股票回报相关。JoãoF.Cocco(2004)使用PSID数据估计这些相关性，研究发现总收入变动与房地产价格变动存在很强的正相关，但是总收入变化与股票回报不相关。这些相关性用来作为模型的参数。

结果表明，投资房地产在解释财富组合和在资产组合数据中观察的持股水平横截面变量的类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在房地产上的投资，比较年轻和贫穷的投资者只有有限的金融财富投资在股票上，减少了参与股票市场的收益。JoãoF.Cocco(2004)研究发现，房价风险挤出了股票持有量，这对高的和低的金融净资产投资者都是如此，但是，这种挤出效应在低的金融净价值水平上比较大。房价风险的挤出效应和最小的房子大小是解释数据中观察到的持股水平的重要方面。

最后，这个模型提供了为什么在横截面数据中，杠杆使用和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出现正相关，由于房产消费的大小，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投资者获得更多昂贵的房产，也借更多的钱。大量的文献研究资产组合选择，但是大多数文献忽视了房产。Grossman 和Laroque（1991）发展了一个存在无限期生命投资者获得效应的单个非流动性耐用消费品资产分配模型。Cuoco 和 Liu(2000)考虑一个可分的耐用商品。他们的分析没有考虑在这篇文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房子的价格风险和非贸易收入。

Yao 和Zhang（2004）也研究了房产对流动财富在股票和债券中进行资产组合分配的影响。他们发现当投资者对租房还是拥有一套房子漠不关心时，他们在拥有房子和租房上选择不同的资产组合分配，当拥有一套房子时，投资者选择风险资产股票替代房产权益，但是，在他们的流动金融资产组合（股票和债券）中，持有更高比例的股票。与Yao 和Zhang（2004）不同，JoãoF.Cocco(2004)不研究租房和拥有房对资产组合分配决策的影响，但是，JoãoF.Cocco(2004)的模型吸收了一个股票市场参与的固定成本，他研究了房地产投资如何影响投资者支付固定成本的意愿。这对解释有限的股票市场参与是很重要的。

关于存在非交易收入的资产组合的理论文献表明，当劳动收入波动与股票回报不相关时，劳动收入更类似于国库券而不是股票[Jagannathan and Kocherlakota(1996),Heaton and Lucas(1997)]。这对投资者在生命周期中的资产组合产生作用：随着投资者年龄增加，以将来劳动收入形式持有的国库券变得不重要，投资者通过向无风险的债券转移资产组合分配来补偿这种减少[Viceira(2001)]。因而，理论文献预测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组合的份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发现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组合的份额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一些混合的证据指出在生命的后期会轻微下降。JoãoF.Cocco(2004)使用模型预测表明在生命周期中，股票和债券份额的变化与流动资产有关。这个拥有房产的模型预测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股票上的投资增加。在生命的早期，投资在房产上使流动资产低，投资者选择不支付参与股票市场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对于在低年龄阶段的投资者，流动资产只有金融资产的3%。只有在生命的晚期，当流动资产变得足够的多，股票市场参与才变得更普遍。

在生命的晚期，房产的存在也阻止在流动资产中股票份额的降低。在拥有房产的模型中，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加，流动资产与其他资产持有对于将来的消费不是特别相关。在他们的流动资产组合中，老的投资者更愿意接受风险，因为将来的消费与流动资产组合的回报不相关。JoãoF.Cocco(2004)考虑总的资产时发现，在生命周期中资产配置的类型也有一些突然的变化：当测量与金融资产有关时，房地产的重要性在生命周期中下降，而当测量与总资产有关时，房地产在整个生命中的重要性增加。在他的模型中，这些类型上的变化是由于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加，资本化劳动收入的重要性下降。

JoãoF.Cocco（2004）研究在存在房产的情况下的资产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房产在很多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是惟一的最重要的资产。在房产上的投资对在股票和国债上的资产积累和资产组合选择有重要的作用。在生命的早期，金融资产净价值处于低水平，手里的流动资产低，减少了股票市场参与的收益。房产价格风险挤出了股票持有，这种挤出效应对低的金融净价值比较大。对于更大杠杆作用的资产组合的投资者，资本化的劳动收入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高的资本化劳动收入资产组合向股票转移，以至于杠杆作用于股票持有趋向于正相关。

四、结论

本文对国外有关家庭劳动收入与资产选择，财富与资产选择以及在房产和股票上进行的资产选择的有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劳动收入的形成吸引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股票持有的比例，因而提供了在流行的金融文献中理性的建议的证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资的比例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富裕的家庭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信息产生增加的回报，因而对股票的需求是财富的凸函数。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房价风险挤出了股票持有量，这对高的和低的金融净资产投资者都是如此，但是，这种挤出效应在低的金融净价值水平上比较大。在生命的晚期，房产的存在也阻止在流动资产中股票份额的降低。在拥有房产的模型中，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加，流动资产与其他资产持有对于将来的消费不是特别相关。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家庭劳动收入、财富与资产选择行为有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我国家庭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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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Viceria,L.,2001, “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 for Long-Horizon Investors with Nontradable Labor Income,”Journal of Finance ,55,1163-1198.

[29]Vissing-Jorgensen,A.,2002,“Towards an Explanation of 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 Heterogeneity:Non Financial Income and Participation CostStructures,”working paper,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家庭劳动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庭养老；“三支柱”；“五支柱”；中华传统文化

一、家庭养老的兴盛

（一）家庭养老的运行机制

“孝”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用在家庭之中的。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是将国家和个人紧密联系起来的共同体，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中国历来重视家庭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把家庭称作“社会的细胞”。由于家庭的核心地位，中国古代许多制度设计也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的，这其中包括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养儿防老”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养老方式，他们通过生养子女――尤其是儿子――来解决养老问题的。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而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与增值。当父母老年丧失劳动能力时，当子女成年进人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直至父母去世。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人的生老病死风险全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担，保障基金的积累增值、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等等过程，应在家庭中完成。家长统筹安排，其他成员各尽其责。

（二）家庭养老兴盛的原因

家庭养老在我国古代处于主流地位，这其中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农业经济的限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十分发达，但是一直是依赖于人力手工劳动，而没有大机器生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才有充足的生产力。因此，“人多力量大”在农业社会是成立的，农业社会的人们也倾向于用生育人口来增加劳动力。这样，中国古代的人们就乐于多生孩子，“多子多福”也成了人们的信念。“多子多福”的合理性不仅在于有家庭里有充足的劳动力可以用来耕种，还在于当自己年老时，有许多孩子可以共同照顾自己，不仅自己得到的赡养比较充足，而且每个孩子肩上的负担相比那些孩子比较少的家庭也轻一些。此外，土地将家庭成员绑在一起，再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世世代代的人们总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相互联系十分紧密，同代人、不同代人彼此之间的感情也都相当浓厚，这都有利于家庭养老的实现。

2．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庭。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家国同构”的认知和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可以看出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因此，可以中国传统文化相当一部分是用来调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例如儒家强调“尊尊”、“亲亲”、“孝悌”等价值，强调家庭的和谐与家人的互信、互助等。这些思想都对家庭养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孝道思想。“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是说假如父亲母亲还在世的话，就要在父母身边照应着；假如真的要出远门的话，也要让父母知道自己去哪里，以方便他们联系到自己。这充分说明了家人之间、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3．家庭养老的优越性。父母在壮年时，生养孩子；当孩子成年父母衰老时，孩子赡养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符合人之常情的事情。传统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以德治国的国家，因此相比于市场经济，交易双方成本很高，并且当一方违约的时候，缺少法律制裁。对应到养老保障领域，也就是说，如果养老保障由陌生人提供，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提供保障义务的不履行。而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孩子与父母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父母对孩子慈爱，孩子对父母充满了信任、尊敬、爱戴、感激之情。因此，孩子对年老的父母的赡养是出于真情的，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因此家庭养老的质量会更高。另外，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彼此熟识也使得家庭养老更有效，更能有针对性地赡养。这些都是其他养老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二、家庭养老的衰退

（一）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结构以及人们对家庭的观念。传统家庭一般是大家庭结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甚至伯叔姑舅也会住在一起。然而现在中国的家庭已经受到了来自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其变化如下

1．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不断演进。家庭由传统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的演变，其表征为：家庭人口数量减少，不仅伯叔姑舅不再住在一起，而且子女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多代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结构逐渐瓦解，因为现在新婚夫妇多不愿与父母住在一起。

2．家庭模式多元化趋势明显。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其主要特征为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样，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即夫妻无子女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等，正在构成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重要特征。

3．“4-2-1”家庭在中国的崛起。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鼓励每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导致了“4-2-1”家庭结构的出现，即4个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2个大人（父母）、1个独生孩子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一个成年人要同时养育好几个老人，而没有兄弟姐妹来共同分担赡养的责任，加大了家庭养老的负担。

4．家庭观念的变化。个人主义思潮的汹涌、婚恋观的巨变、以孩子为中心的取向、拥有独立住所的渴望、到沿海地区工作的理想都导致家庭在人们心中重要性下降。这些与家庭结构的变迁相互影响，共同冲淡了传统大家庭内部的亲密与团结，也弱化了家庭在提供养老保障上的作用。

（二）新背景下对家庭保障的质疑

1．家庭保障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如政府强。因为家庭作为一个风险分担的单位是比较小的，因此风险比较难分散。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过抵挡得住不期而至的大小风险，尤其是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以及在目前正在抬头的个人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在中国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作为家庭支柱的成年人死了，或者家庭遭遇了很大的灾难，那么这个家庭就会衰落，甚至垮掉。

2．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母地位比较高，孩子比较低。这样在家庭中每个人的权责就不对等。孩子得听父母的话，他们承担较多的责任却享受享受较少的权利。而且在古代中国，父母掌握着土地，孩子为了能够获得生产资料也不敢违背父母的意志，这样子就扼杀了中国人的个性、创造力。

3．家庭保障退出机制差。由于家庭成员的各自的地位身份是强制的、无法选择的，因此一旦出生了就无法退出这种家庭保障机制。如果一个人退出了这种机制，即不赡养父母、不听父母的话，他就没法在附近的生活圈继续生活下去。这样实际上是对个人的权利的侵犯、对个性的压制。

三、家庭养老的新定位

（一）从“三支柱”到“五支柱”

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养老金“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政府向全体就业人员提供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是公部门和私部门的雇主向雇员提供的一种辅补充养老金计划，后来被称为“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的储蓄养老金计划。不过，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三支柱”模式的不足日益暴露出来，养老金模式亟待创新。11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报告《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对“三支柱”模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五支柱”模型。此模型增加与更新了“三支柱”模式的内容，建议建立普享型“零支柱”，将养老保险体系扩大覆盖到所有老年群体，以国民养老金形式提供最低水平的保障；另外认识到家庭保障的重要性，将家庭保障与待机转移作为“第四支柱”。

（二）中国家庭养老的未来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结构，虽然经受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也还会继续变化着，但是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根基并投有被完全冲垮，中国许多家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依然保持着传统家庭的主要结构以及养老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还有许多思想沉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例如孝道的思想。今日的中国人依然对父母持有敬意、信任、感激之情，这都对继续发挥家庭的养老作用有积极地贡献。

世界银行提倡的“五支柱”养老金模式截至目前已经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在许多国家进行了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已经逐步得到了多国的肯定。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为了更好的发展，应该吸取世界银行的思想和建议，建立健全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养老金“五支柱”模式。我国仍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力量有限，现阶段难以承担起全部的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责任。虽然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中国老龄化现象严重，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化人口，“未富先老”的事实使得我国不得不将一部分养老责任交由企业、社会、个人、家庭等主体。因此，现阶段家庭养老必须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根重要支柱。

参 考 文 献

[1]邓亚辉．家庭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社会科学研究．2004（1）

[2]伍先斌．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方向[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

[3]刘振杰.．家庭保障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功能及地位浅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7）

[4]熊金才．家庭结构的变迁与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J]．太平洋学报．2006（8）

[5]罗伯特・特霍尔茨曼，理查德・欣茨等．2l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郑秉文等译）[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