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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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 财税政策 分析 经济

我国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快，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高。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国外出现了一些阻碍国家经济发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直接导致企业的出口下滑，经营出现亏损。国家就需要优化中国企业发展财税补贴政策，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随着国家财税补贴政策的实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并没有充分发挥财税补贴的作用。

一、财税补贴政策的相关概述

财税补贴政策也就是企业结构失衡或者出现一定瓶颈的时候，可以给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财税方面的补贴，从而保护特定的产业和经济，优化产业结构。财税补贴政策是国家协调经济运行和社会利益的手段，可以起到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绩效的作用，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运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

二、关于财税补贴政策在公司经营绩效发展现状

中国企业普遍享受了国家税收方面优惠，而且名目非常繁多，各地差异也较明显，其中最典型的农业生产型企业。为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当地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公司的发展，但是通过研究发现，财税补贴政策对于生产型企业没有非常明显的效应，还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显著增加了偿债能力，也导致企业管理层出现一些偷懒的行为。通过研究表明，近一半的农业上市公司利润都是需要依靠着各种补贴进行经营占了21%，补贴收入中所得税返还占了48%，出口退税构成占了10%等，但是农业上市公司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其整体经营绩效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反而出现一种停滞不前的态势。

为了建立并完善企业工作协调方面的机制，充分发挥国家财税补贴的作用，国务院促进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改善企业发展的政策方法的环境，从而制定相关的法规，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等7部门了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办法》，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制定财税补贴政策。因此中国企业融资工作也抓紧推进。从这些举措来看，说明国家对于财税补贴政策的高度重视。

三、财税补贴政策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以农业公司为例

我国目前与企业相关的财税补贴优惠包含了：增值税减税、企业所得税减免、价格补贴和公益性补贴，基于所得税减免优惠占据了企业所享受的财税补贴总额的比例相对比较大，因此也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很多企业没有下精力去解决自身经营绩效方面的问题，而是过多考虑国家补贴政策，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匹配。

（一）财税扶持政策在公司经营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

财税扶持政策在公司经营中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全国各地农业公司统计来看，中国的农业企业有30%是由于依靠国家财税补贴而维持生存的，但是这种企业由于经营绩效不佳，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倒闭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也直接浪费了国家财税补贴政策的资源。

财税补贴政策和所得税优惠对农业上市公司有非常大的影响，它是企业盈利非常重要的来源，但是过多的财税补贴会导致企业在经营绩效不佳时不会想办法扭转企业发展方向，这与国家政策的初衷与期望有所违背，说明财税扶持政策及运行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虚增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会滋生惰性和寻租的行为，因此无法真正优化企业经营政策，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低下。

（二）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导致财政扶持政策的作用锐减

国家利用财税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进行了大力的经济方面的扶持，但是农业公司的整体发展情况却是比较低迷，而且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比如经营绩效比较差，股权结构不合理和治理结构不完善，甚至有些企业进行跨业经营，导致有些农业企业因为财政方面的问题而黯然退市。财税扶持政策虽然改善了企业的绩效，但是无法掩盖在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

（三）企业对财税补贴政策认识错误

我们知道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领导，领导层的意志决定了企业面对国家政策时的方向问题，由于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领导者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和知识，而是白手起家，所以现在大多数企业的纳税并不重视企业的税收筹划，导致无法正确筹划成本。

关于补贴效率的标准，国家给予农业产业化财税补贴政策，其目的并不是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是希望促进农民的增收，有一些企业出现了亏损，如果不进行经济方面的补贴，就会立刻倒闭，这样会导致当地的农民就业出现问题，甚至是增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补贴效率也就是维持企业不倒闭，但并不是促进企业的发展，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四、财税补贴政策对公司经营绩效中存在问题的相关对策以农业公司为例

财税补贴政策是国家的一种宏观调控，是对企业经营的一种扶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因此，运用财税政策资金支持相关的产业，扶持企业不断地做大做强，促进经济健康地发展。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80-02

一、引言

政策网络作为新型的政策分析工具，逐渐成为政府部门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具有制度化、互动性的一种模式，尤其在研究现今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政策网络理论注重政策主体之间的多元性和相互独立性，强调各主体基于平等协商出发在决策过程中互相博弈，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各主体在解决问题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

因而政策网络理论在处理科技资源共享问题方面，开阔了政策主体的视野，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文章以政策网络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分析政策网络理论对于我国科技资源共享主体互动存在的相应问题与解决对策。

二、政策网络：一种分析视角

政策网络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被认为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贡献，弥补了以往政策研究的不足，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被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肇始于美国，经过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学者的不懈研究，流行于整个欧洲，乃至我国。这种模式的特点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关系联结的复杂化以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影响。政策网络实际上是建立在各参与主体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协同运动，政府不再是政策形成过程中单一的主导者。一般而言，政策网络是指“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围绕共同的实际是不断协商的信念和利益而结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这些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而政策就是从他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政策网络理论认为，政策主体之间因资源的相互需要、交流信息和意见的需要、追求权力和利益协调的需要而参与政策网络。

三、科技资源共享的困境――政策网络的视角

科技资源是当前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资源是指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组织、管理、信息等软、硬要素的总称。它为科技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科技管理、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保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资源共享是指在不损害科技资源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政策调控和法规体系以及有效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避免或减少科技资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并将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的整个过程。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在科技资源的积累和建设期间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以节约有限的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二是在资源使用上，提倡开放和共享，以最大程度提高使用效率，发挥最大效益；三是科技资源共享必须以保障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为基础，充分尊重行动者知识产权权益及其他合法权益，同时补偿有可能因资源共享而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损失。

然而，研究分析发现，一些政府层面的共享平台建设与发挥效果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出现或遇到了许多的问题。探讨其原因发现，众多的平台研究人员仅仅是从政府立法和科技政策层面考虑，认为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是强调整体的利益，忽略考察参与共享活动的主体利益。然而科技资源共享成功与否涉及到法律、安全保障、参与渠道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影响，更受到主体互动的影响，任何共享行为都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处处涉及主体互动与利益问题，科技资源共享体系只有充分考虑参与主体的互动因素，才能保证在实施上的可持续。

（一）互动合作少

通过对政策网络分析，各个行动参与者在遵循妥协和谈判的行为逻辑基础上，分别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探讨，希望能够通过相互间的沟通合作形成政策联盟并达成一系列的拥有共同价值观、情境观的利益共识。因此，政策网络理论在科技资源共享中的运用，能够有效地促使各行动者对其他主体的合作、认同等意识的形成。此外，各利益行动者需按照政策网络理论规则进行互动，在此过程中增加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的外在风险。但在实际中，科技资源共享涉及的主体有很多，例如政府、政府直属机构、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因为各自主体的社会职能、管理体制以及利益目标不同，因此造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互动较少，不利于科技资源的共享。

（二）信息不对称

从政策网络层面上分析，网络主体必须依赖其他主体才能获得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不同的参与主体组成了不同的网络结构，包括网络的开放程度，网络的规模以及网络的秩序等等。而科技资源信息在获取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现阶段科技资源共享的重要因素。科技资源的拥有者与使用者相互之间不清楚其他资源的分布情况，一方面，许多单位或科研人员不知道从何处获取到自己科研有用的且已经存在的科技资源，也没有具体的方法得到资源；另一方面，自己又可以提供资源共享服务，但却不知道如何让公众或有需求的使用者找到并运用此资源，因此资源共享这一复杂的互动双向循环过程变成简单的单向个体传递过程。当需要科技资源的使用者在需求得不到回应或拒绝后，其寻求资源共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便会大大的降低，同时也会在当其他行动者需求自身的资源时拒绝他人的共享需求，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是致使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程度较低的另一个客观因素。因此，科技资源拥有方和科技资源使用方在利益冲突方面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造成了科技资源大量闲置，浪费严重。

（三）参与渠道不畅

政府部门虽然建设了仪器设备共享网络平台，但由于推广力度不够，导致科技资源信息、平台不完整，对资源的调查、收集和整合的力度不够，此外，很多有需求的用户对网络平台不是很了解，宣传工作不到位，再者科技资源共享涉及的利益主体冲突较多，在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实施进行中参与度不高。科技资源信息网络没有及时地建立起快捷高效的网络途径，缺乏相应的关于科技资源共享中供求信息渠道或平台，致使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所能提供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找不到合适的资源用户，科研企业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所需科技资源。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资源拥有方想多获取利益与资源使用方想少付出费用之间的冲突，也致使各网络主体不愿意或较少程度地参与到科技资源共享中。

（四）法规不到位

从国外的经验分析来看，确立高效的规章制度能够保障科技资源共享工作的平稳进行，发现欧美国家特别重视对文献资源共享的合作，并为此颁布了很多法规、条例来保证收集整理文献资源的可行性，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我国科技资源重复建设严重，浪费很大，在这方面没有制定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法律，也没有法规严格要求占有国有科技资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同时承担科技资源共享的相应责任和义务，而已颁布的一些建设纲要和指导意见在微观层面上的执行力较弱。致使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等主体并没有将其自身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共享，阻碍了科技资源共享的顺利进行。

四、政策网络视野下构建科技资源共享的路径

政策网络视角从一种新的模式方面提供政府、政府直属机构、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科技资源各利益相关主体共享科技资源的路径。

（一）加强主体互动，开放合作模式

政府应尽快加强科技资源投入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明确各自主体的利益需求和所拥有的科技资源，并对其各自的科技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严格地把科技资源收集整合在一起，正所谓“众人拾材火焰高”，发挥各网络主体的优势之处，加强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政策社群出台相应的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其他网络主体强制地执行该具有权威性的政策，同时对出台的政策提出符合自身网络主体的参考意见，向政策社群施加影响。通过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开放资源共享合作模式。

（二）增进信息交互，共享科技资源

政策网络理论提出五种网络主体，各网络主体之间可依据本身的特征进行科技资源的收集、整合和共享，调整政府的施政之道，加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主动加强与其他网络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力。在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方面，若想使拥有科技资源的一方共享出自身的科技资源，就必须给予其相应的利益好处，如政府提供补贴、奖励或工作经费、对外服务收费等。各政策网络主体按照自身的科技资源价值获取到对应的利益预期时，才能使科技资源信息共享达到实处，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才会顺畅，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使用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三）优化参与渠道，打破沟通障碍

政策网络提供的网络模式，可使各网路主体之间沟通顺畅，交流方便。依赖政府的积极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补充的社会网络结构，争取各种政策主体的广泛参与，尤其要发挥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的各网络主体间形成网状交流渠道，促使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更快地获取和使用，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渠道也更加广泛，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障碍。因此，对各利益相关者来说，积极参与到科技资源共享的网络中来，不仅能够获得自身所需要的科技资源，还能够较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和发展。

（四）完善政策法规，提供合法平台

科技资源共享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直接涉及上级主管部门、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复杂程度高。政府或国家应该出台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具体法律、法规，例如：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明确规定政府对科技条件建设与管理的职责，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资源法》，制定有关科技资源保护和共享方面的法规；制定《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管理条例》，明确政府科研项目产出的共享义务与责任；依法确立科技资源拥有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做到有法可依，防止科技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对实行资源共享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补贴，降低共享主体在资源共享过程中的成本，引导处于封闭的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实现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资源共享； 同时对背叛或者不愿意合作的地区进行罚款。

五、结论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民工回乡创业效应分析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内地经济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逆流”。重庆市位于我国内陆西南部，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是我国广大地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农民工回乡创业已逐渐遍地开花，在拉动当地经济、促进劳动力就近转移等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展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带动作用，同时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着积极意义。但其发展受到诸多障碍的限制，发展较为缓慢。本文在对重庆回乡创业农民工抽样调查与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社会经济效应，并根据目前重庆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障碍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支持政策建议。

二、重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1.创业带头人的创业示范效应。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中，投资办企业的约占37.5％，搞种植、养殖业的约占45.0％，担任村干部的约占7.5％，他们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创业带头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农民工回乡自主创业的实践，本身就是各个乡村土生士长的自主创业的活教材，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成，具有强烈的示范、感召和带动效应。

2.创业促就业的乘数效应。据重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统计，2004年以来，重庆市回乡创业农民工申办个体工商户6．5万户，创办有一定规模的企业4798个，投资规模46．9亿元，年产值73．6亿元，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27．1万人。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名回乡创业者带动就业4.8人。

3.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效应。据开县某官员反映，全县2008年上半年引进的资金中，35％以上来自回乡创业企业。如果按平均约5万～10万元创办一个企业计算，那么全国回乡创业农民工创办的约400万个企业，就已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约2000亿～4000亿原始创业资本。

4.小城镇建设的扩张效应。农民工回乡创业不仅扩大小城镇人口和经济规模，而且还提供了小城镇发展所需的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调查结果显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数在小城镇居住。落户一个回乡创业农民工，既增加了小城镇的人口和消费，又扩大了小城镇的经济总量，促进了小城镇的繁荣。

5.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效应。创业者通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扩大了农业的规模经营；通过对农业资金支持，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了农业的基础条件；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促进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载体，推动着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

三、进一步推进重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支持政策建议

目前重庆各区县农民工回乡创业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根据调查资料显示，目前他们仍然面临着“地方政府服务创业的意识还不强”、“融资瓶颈”、“人才制约”、“创业风险偏大”等问题与障碍。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回乡创业，把重庆打造成我国西部的“创业之都”，政府应该在遵循“尊重创业，因势利导，积极支持，完善服务”的方针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回乡创业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和回乡创业的障碍，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农民工回乡创业支持政策。

1.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增加农民工回乡创业便利。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优化创业环境，保护已经初具市场意识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情。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限制，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领域之外，所有的行业与领域都应当向回乡创业农民工开放。政府应该根据农民工回乡创业所处的不同时期和所进不同门槛的行业，把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做小做多”和“做大做强”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要正确引导农民工返回当地的乡（镇）和县城所在地创业，以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2.拓宽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融资渠道。重庆市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分布密度低，支农力度明显不足。为此，要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需要拓宽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信贷支持。一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扶持。二是发展重点服务中小企业和农村社区的金融组织，并促进其支农责任的充分发挥。要扩大村镇银行试点范围，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三是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和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信贷扶持担保机制。

3.建立健全农民工回乡创业辅导和培训服务体系。一是提供创业辅导、培训和信息、技术服务。鼓励与农民工回乡创业有关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培训机构和行业组织等社会机构加强分工合作，形成多方参与的相互协调的农民工回乡创业服务网络，为回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市场信息、开业指导、管理咨询、融资指导、企业诊断等服务，提高其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二是组织有资金、懂技术、会管理、立志回乡创业的优秀农民工到省内外重点企业、龙头企业、大型企业学习锻炼，帮助他们拓展创业思路。

4.建立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风险规避制度，减少创业者的创业风险。由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由于农业自身的种种特点，生产经营不确定性较大，但农业相关的保险还基本上是一项空白，所以创业者大多有所顾忌。这需要政府积极推进“三农”保险，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即可以从财政支出中设立专项保险基金，或牵头与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推出相关险种，以建立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风险规避制度，打消他们的回乡创业的后顾之忧。这不仅可以充分调动他们回乡创业的积极性，还可以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阳立高 廖进中: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基于对湖南省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8（4）：85-88；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出现的新情况。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的流行，“织围脖”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微博控”更成为他们一种时尚身份的象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

一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认知世界的观念和方法。以往，大学生主要从书本和师长的言传身教中认识和了解世界，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微博等的出现，通过简短的文字、一幅图片甚至一个表情就可以了解世间百态。大学生可以轻松利用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从网络获取海量信息，并且快速与他人分享，“弹指一挥间，世间万象尽收眼底”。大学生认知世界变得更加轻松和容易，大大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调查发现，71.58%的学生承认网络是他们接触信息的主要渠道。[1]

另一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成长空间和人际网络。微博、微信是基于开放互动的大众社交平台，由于现实世界的种种压力和干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微博、微信等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表言论、倾诉感情、结交朋友。大学生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可以足不出户结交更多的人，拓展交际空间，并且不受时间和地域的约束。

二、“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在认知世界过程中面对的新问题。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已成为大学生反映个体存在的一扇窗口，它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拓展了交际空间，丰富了文化生活。但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大学生在时刻感受到微博等新兴媒介为生活增添乐趣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诸多新问题。

首先，微博传播的即时性与互动性，让大学生的视野更加广泛，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变得更加容易。但面对网络虚拟环境中的海量信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却成为一个难题。其次，微博传播的信息大多随性而为，没有经过处理和加工，表现出感性化、通俗化、表面化等特点。大学生在追逐网络流行时尚的过程中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具有某种盲从性。再者，微博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裂变性，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杂糅其中，一些不良信息乘虚而入，使得主流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被稀释、削弱，谣言、悖论充斥着网络世界，很容易误导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对大学生进行“西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网民”的政治倾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2]

三、“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微时代”影响的不断泛化，面对上述新问题，如果高校教育者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也对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其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难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大学生的内心世界，由内而外地进行疏导和感化，更需要大学生静下心来理性思考，主动接受教育。但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推行的是一种“短、平、快、广”的快餐文化，在这种貌似简单快捷、即时互动、省时省力的网络化生活方式影响下，大学生往往不愿再耗时耗力接受类似师长谈心、主题班会和党团活动等传统方式的思政教育。这无疑加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难度。

其二，网络舆情监控难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预见性降低。首先，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开放性加大了高校教育工作者监控不良信息传播的难度。大学生很容易被炫富、造谣、传销、诈骗等一系列负面微博事件影响，陷入“危博”、“危信”的泥潭。其次，大量上网用户的网络行为隐匿，身份难以识别等情况使得教育的受众群体很难预见，思想政治教育主动介入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预期效果削弱。

其三，新兴媒介的发展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微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思政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媒介素养，了解新媒体特征，掌握新媒体传播技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新途径和新方法，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对新媒体的影响实行有效监控和合理引导，切实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媒体阵地。[3]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做合格的教书匠，更要成为谙熟网络文化，灵活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的多面手，通过不断增强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网络文化语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四、“微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教育的新举措。

1.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以“两课”、座谈、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大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灌输式的教育模式，用枯燥的理论知识和相对单一的说教对学生进行“外补”。在微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变得更加生活化、普及化。要不断增强互动性和参与性，吸引更多的学生“围观”，在师生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内化”教育，不断强化育人效果。在实际工作中，要摆脱填鸭式教育模式的桎梏，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内容，以活泼生动的方式，借助校园网、BBS、贴吧、微博、微信、短信平台等及时向大学生传播，积极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和新方法；要以学生为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为纽带和桥梁，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习惯，及时有效地疏导和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做大学生亲密的“微友”和成长路上的领路人。

2.完善平台，建立健全专兼职结合的新媒体管理队伍。

一方面，要完善信息化平台建设，畅通信息传送渠道。这既需要高校不断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环境，广泛开展网络舆情收集，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热点，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又要整合和优化校园网络资源，增强校园BBS、官方贴吧、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信息平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互动性，还要积极构建多元化新媒体平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除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政热点外，还可以灵活如天气预报、出行推荐、安全防护、求职就业等与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专兼职结合的新媒体管理队伍，主动占领网络媒体的宣传阵地。学校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选拔一大批骨干力量充实到新媒体管理队伍中，通过系统培训，增强政治觉悟和责任意识，夯实业务能力，将校园网、BBS、贴吧、博客、微博、微信等建设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和弘扬主旋律的重要途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

3.开拓创新，积极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妊娠结局；腹腔镜；相关因素；ROC曲线

[中图分类号] R7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8-0036-0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导致妇女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孕率约是正常妇女的6倍，近40%的患者不孕[1]。子宫内膜异位症根治存在难度，复发率高，腹腔镜手术即可明确诊断和分期评估，同时可以有效解除卵巢、腹膜及周围其他组织病灶，尽量恢复满足生育需求的盆腔解剖结构和功能，提高患者术后受孕几率，然而复发率高会对术后远期妊娠产生不利影响[2]。除术后积极配合治疗和试孕外，早期对术后妊娠结局进行判断有助于临床医生掌握治疗干预主动权，合理选择术后受孕方式，对自然受孕妊娠结局不理想的患者可选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以提高患者术后妊娠率。本研究拟对影响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为提高临床生殖医疗服务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2年5月我院确诊并经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112例，均经术后病理学检验证实，年龄23～43岁，平均（33.03±6.39）岁，均有生育要求、性生活及配偶生殖能力正常，未避孕12个月未孕，不孕时间2～9年，平均（4.28±1.05）年。排除合并子宫及附件先天畸形，其他继发性不孕病史，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肝肾功能异常、凝血功能障碍。

1.2方法

全麻下行常规腹腔镜下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治疗，对合并输卵管阻塞者行通液术。术后进行规范用药，术后3个月内给予口服孕激素类药物或皮下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停药后积极试孕，并持续电话随访，随访时间12个月，以查血β-HCG阳性为妊娠标准并作为随访终点。回顾分析患者年龄、体重指数（BMI）、吸烟、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类型、病程、美国生育协会修订的内异症分期（r-AFS）分期、既往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等）、术后规范用药情况。并计算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endometriosis fertility index，EFI）[3]，评分内容包括年龄、不孕年限、生育史、最低功能评分、r-AFS病灶评分及r-AFS评分，总分为10分。

1.3统计学方法

以随访1年内妊娠为终点事件，将累积妊娠率带入统计学分析。采用χ2进行术后妊娠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术后妊娠多因素分析，以术后采用受试者工作（ROC）曲线进行EFI对术后妊娠预测价值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

2结果

2.1临床因素与术后妊娠的关系

全部患者获随访1年，1年内39例成功妊娠，累积妊娠率34.82%，年龄、BMI、吸烟、r-AFS分期、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术后规范用药、EFI得分是术后妊娠的相关因素（P

2.2术后妊娠的多因素分析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r-AFS分期、合并输卵管阻塞、术后规范用药、EFI得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妊娠的重要影响因素（P

2.3 EFI对术后妊娠预测价值分析

绘制EFI和r-AFS分期的预测术后妊娠ROC曲线，EFI的曲线下面积为0.681（95%CI为0.598～0.716），P0.05，见图1。

3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机体免疫应答异常、炎症性反应、自身抗体、激素抵抗等因素交织导致盆腔结构、激素反应及生殖系统功能异常，使生殖细胞成熟、卵巢排卵、卵子拾取、受精、受精卵着床、胚胎质量受到影响造成不孕。患者多合并其他盆腔、生殖系统器官结构异常，由于免疫细胞异常激活、炎症性反应引起渗出、纤维化、机化等改变输卵管、子宫发生病变，进一步加剧不孕风险[4]。腹腔镜手术在微创条件下可全面探查腹腔、盆腔、子宫、输卵管、卵巢及周围组织结构的粘连、积液等情况，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数量、位置、形态及性质，获得较为直观的病情程度判断。r-AFS分期是美国生育协会推荐的一种基于腹腔镜技术的分期标准，有助于评估病情和选择治疗方案，但由于采用更多的是描述性评价，存在个体描述误差的可能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而其与术后妊娠的关系尚未明确[5]。同时，临床仍缺乏能反应术后妊娠结局的有力依据，对预判术后结局和生殖治疗方法造成困难。

本研究放宽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纳入标准，将包括输卵管、子宫、盆腔炎症和手术史的患者均纳入进行分析，以全面评估临床因素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经腹腔镜治疗并完成术后3个月药物治疗后，随访1年内累积成功妊娠率为34.82%，年龄、BMI、吸烟、r-AFS分期、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合并输卵管阻塞、合并子宫良性病变、术后规范用药、EFI与术后累积妊娠率有关。年龄是影响生殖能力重要的固有因素，育龄期女性生殖系统功能旺盛，受孕率高，30岁以后生殖系统功能逐渐衰退至绝经后生育功能基本丧失。子宫内膜异位是育龄期妇女不孕的主要原因，发病率约为25%[6]，本组30岁以上患者术后妊娠率明显较年轻患者降低，40岁以上患者妊娠率进一步低于平均值，但多因素分析却排除年龄为术后妊娠主要影响因素，说明腹腔镜手术治疗在解除解剖结构紊乱和病变影响后在一定程度制衡了年龄所主导的生殖功能减退作用[7]，高龄妇女仍能获得较高的成功受孕几率。BMI太高或太低的患者机体条件均存在客观性欠缺，内环境较不利于受孕和妊娠，体重异常患者最常见的内环境经常为内分泌系统功能减退或亢进，胰岛素、甲状腺素、性激素等紊乱对成功妊娠不利[8]，然而体重存在主观可调节性，因而不是判断术后妊娠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多因素分析还排除了常见的不孕影响因素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和合并子宫良性病变，盆腔炎症或手术史主要影响子宫和附件的正常解剖结构，腹腔镜手术可以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同时解除盆腔炎症或手术史导致的盆腔解剖结构异常，并给予局部抗炎、促进吸收的治疗，从而为患者提供妊娠有利解剖环境[9]，但如果炎症及粘连过重，则可能使预后恢复不佳，再次引起粘连而对妊娠产生影响，因此，应结合术中所见，给予对症处置，促进炎症消退，并维持正常解剖结构，同时积极试孕或者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在恢复后早期内环境尚可随时受孕。合并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等良性病变会改变子宫肌层、黏膜、内膜结构，产生妊娠风险[10]，但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仍有成功受孕并生育的机会，并不是术后妊娠结局的决定因素。

合并输卵管阻塞患者需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同时解除输卵管阻塞原因，但由于输卵管纤细、曲度及伞端的主动拾取功能等客观因素，术后再次阻塞率高，即使输卵管阻塞相关性不孕患者在治疗后的妊娠率仍不高[11]，由于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存在则使局部免疫细胞活跃度、炎症反应强度随之上涨，细胞因子大量浸润并不利于术后组织细胞的修复，增加痊愈难度，因此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合并输卵管阻塞术后成功妊娠率将显著降低。由此可见，术后规范用药对器官结构和功能修复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规范治疗需持续3个月，出于患者依从性的影响而难免漏服、自行停药等不良治疗行为，本组18例患者因各种原因出现自行减量、停药，卵巢功能及盆腔环境恢复不良，其术后妊娠率明显降低，应加强健康宣教。

r-AFS分期、EFI评分是影响因素中的两种评价系统，EFI评分还包括了给予r-AFS系统的评分内容，并综合了年龄、不孕年限、生育史及腹腔镜下卵巢、输卵管、输卵管伞端功能的观察进行的最低功能评分，运用客观因素和主观判断进行分析，内容较易掌握，临床实践可行性强[3]。多因素分析认为r-AFS分期、EFI评分均与术后妊娠结局有关，随着病情程度的增加妊娠率降低，EFI评分越高妊娠率越高，提示r-AFS分期、EFI评分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妊娠结局有关，均有一定的判断作用。但经ROC曲线进行分析，r-AFS分期的预测价值不足，无法提供准确性高的预判作用，可能与其系统的主观性强有关，EFI则具有明确的预测价值，得分为6分时约登指数最高，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1和0.65，EFI得分≥6分时，可判断患者术后妊娠几率较高，其采用常规辅助治疗手段和自然受孕方式妊娠成功率较高，而

总之，r-AFS分期、输卵管通畅情况、术后规范用药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密切相关，采用EFI进行评价可有效预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腹腔镜术后妊娠结局，可作为临床生殖预后的判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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