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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的真实数据进行实证性研究是研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的有力方向,但由于网络结构复杂、海量的个体和真实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虽有一定进展,但成果不显著.而通过模型构建来反应个体的观点交互进而解释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成为大量学者的选择.模型不是现实,而是虚构的对象,旨在通过某些可测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所研究现实世界的同构性.模型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关于其相关变量和交互都考虑得不够周全,但是模型是获得事实的有益工具.简单的模型可以作为研究更加复杂和精确现实的起点,不完全的模型可以让我们专注于复杂现象的特殊属性或评估缺失变量的重要性.在网络舆情建模研究上,有来自物理学、数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分别在自己的研究视域内开展,不同学科的交叉更促进了其发展速度.研究者们利用统计物理学、观点动力学、社会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方法,着重描述个体之间意见交互和观点形成的过程,进而得出群体的宏观舆论涌现,为后续研究储存了深厚的积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舆情网络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网络,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复杂网络理论的逐步发展,提供了比以往其他方法都更有效的表达社会网络结构及关系的方法.复杂网络中的个体行为传播与集体活动的演化等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传播的模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互联网,尤其是Web2.0网络中的舆情信息发生、发展、演化的机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2基于复杂网络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
2.1传染病模型由于信息传播与病毒感染的前提条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有向性和相邻性等),并且具有相同的动力学特点,所以传染病模型被借以模拟网络舆论尤其是谣言的传播[7].传染病模型最早是1926年Kermack和McKen-drick构造的SIR(susceptibleinfectedrecovered)模型,以及1932年提出的SIS(susceptibleinfectedsus-ceptible)模型.在SIR模型中,将人群分为易感人群(S),染病人群(I)和免疫人群(R).该模型适用于染病后自动免疫并不会被二次感染的疾病,如水痘、百日咳,或者不能治愈终会死亡的疾病,如艾滋病等.SIS模型则只有易感人群和染病人群,适用于被治愈以后仍然恢复为易感人群的疾病.对于同一谣言,接触的次数并不影响已经被传播的后果,所以很多谣言传播模型借鉴了SIR模型.Daley和Kendal在1965年首次根据流行病模型构建了谣言传播的D-K模型,该模型借助随机过程理论,将谣言相关个体分为三类,未听说过谣言(相当于易感人群),传播谣言的人(相当于染病人群)和听说过谣言但不传播(相当于免疫人群),并假定角色以一定概率转换.Maki和Thompson等随后构建了M-T模型[9].这两个模型在谣言传播上得到广泛使用.随着复杂网络的兴起,谣言传播重新被学者重视,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Kitsak等将谣言传播的SIS模型和SIR模型应用在了一些真实复杂网络中,分别为:LiveJournal.com上的550万人的朋友圈、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邮件联系网、瑞典的病人联系网和imdb.com上提供的电影演员的合作网络,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Zanette首次应用了小世界网络理论研究谣言传播,建立了SIR平均场方程,结论显示,谣言传播有一定的临界值.随后,Zanette比较了谣言传播在小世界网络和动态小世界(dynamicsmallworlds)两种复杂网络机制下的异同,结果显示,动态小世界网络更接近实际,并具有易分析和便于数值处理等优势.Moreno和Nekovee则在无标度网上了构建了谣言传播模型,并对随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比较.Xiong等提出了SCIR模型,该模型侧重微博转发行为导致的信息传播,其中,C表示已获知信息但对是否转发该信息尚处于犹豫状态,并基于规则网格和无标度网络进行了仿真.国内也有大批研究成果出现.潘灶峰和汪小帆等在改进的无标度网络(聚类系数可变)上构建了谣言传播模型,发现增加网络聚类系统,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是抵制谣言的有效手段.陈静等综合了SIS模型和SIR模型,提出了针对在线网络传播形式的SICRS传播模型.该模型加入了起过渡作用的治疗状态(cured),通过对该模型的仿真,发现了复杂网络尤其是无标度网络中舆情传播的三阶段规律:初期的爆发、中期的周期性波动和后期的稳定状态.此外,作者还具体阐述了舆情传播的影响因子.陈福集等[20]重要关注了网络舆情传播建模中的衍生效应,通过仿真的数值设定实验,在传统SEIRS模型基础上引入话题衍生率,同时考虑舆情传播的社会影响作用和个体记忆因素等,分析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陈波基于泛在媒体环境,考虑现有模型对网络个体状态处理太过简单,引入了两个新的变量:直接免疫率和潜伏个体,建立了一个带直接免疫的SEIR模型,并采用了starlogo仿真软件验证了该模型.朱恒民等将SEIR模型应用到BA无标度网络上,重点考虑媒体对网络舆情话题传播的影响,提出了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结果表明,媒体会加快舆情传播速度.钱颖基于SIR模型建立了微博舆情的传播模型.
2.2观点动力学模型研究舆论或共识形成过程的模型可以追溯到应用数学领域的French模型,该模型创建于1956年,研究在离散条件下,考虑个体以某种不同权重值采用他人意见时,团队内部的意见相互影响的复杂性问题.随着问题不断被研究者重视,出现了多个能用于模拟网络舆情传播的模型,经典的元胞自动机模型、Sznajd模型、Hegselmann-Krause模型、Deffuant模型、Wu-Huberman模型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网络舆情传播模型的构建.随后,大量学者将观点动力学上的模型应用到舆情中观点的传播,进一步考察舆论的形成等.Alves[等首次提出宏观的舆论模型正逐渐被基于局部个体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离散动力学模型所代替.国内学者纷纷在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多个改进模型.方薇团队考虑元胞坚定性特点设计了元胞移动遍历的舆情传播模型,并进一步构建了协同元胞自动机模型.王鹍鹏提出了三位元胞自动机模型来模拟网络舆情传播动态.潘新等改进了Wu-Huberman模型,考虑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交互,构建了网络舆情传播模型,该模型可用来衡量舆情传播的速度.
2.3其他模型博弈论因为其分析个体关系的优越性,被应用到网络舆情传播中.王杨等基于博弈论,考虑网络社区内外部对舆情传播的影响,构建了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型.结果表明,网络舆情在网络社区中的传播具有初期传播稳定、后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舆论的一般特点.韩少春、刘锦德等利用了不完全信息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网络舆情传播的羊群行为,并提出了控制羊群行为的主要策略.其他学者抛开经典模型,尝试构建新的病毒模型来模拟舆情传播、模拟群体极化的动力模型;也有学者利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分析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或者构建相应的模型,对实际的网络舆情引导起到指导作用,例如在新浪微博、高校BBS等方面的应用.
3现有研究的总结及发展趋势
3.1研究总结
3.1.1建模方法多数网络舆情传播模型采用了自上而下的建模方法,重点关注网络舆情宏观的演变及群体整体的观点变化.这类模型将研究对象看成一个系统,在不同层次研究系统的整体.最典型就是利用传染病模型模拟谣言传播过程进而反映网络舆论的传播过程.
3.1.2建模工具基于复杂网络的模型构建,利用恰当的软件或工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常用的建模工具有Starlogo、Netlogo、Swarm、Ucinet、Pa-thon等软件工具.也有不少学者自行开发了相关软件平台,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发了NEView-er,用于复杂网络的演化分析,这些工具都在相关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1.3模型对实践的指导目前,大多是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来研究网络舆情传播的规律和特点,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网络舆情传播演化的数学或物理模型,建立清晰准确的理论框架,同时在大数据的背景上,借助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先进信息技术获取大量实证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的有效性,修正理论模型的假设.尽管目前已构建了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多个模型,但是模型如何指导实践,用于引导网络舆情朝正确方向发展,或控制负面舆情的发展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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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 突发事件 网络 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刘清生(1967- ),男,江苏溧阳人,江苏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江苏 镇江 212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SJD860007)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3-0046-02
一、引言
学术界对高校网络的概念尚无定论,但一般是指高校由于某一突发事件引发,网民群体集中围绕某一主题,通过网络聚集制造舆论,促使网民行动,对事发高校秩序和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①近年来,高校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发事件频发,师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网络飞速发展背景下,高校网络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切。高校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为此,准确把握高校突发事件演变的原因及发生的机制,进一步加强高校制度建设,规范高校管理行为,对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二、高校突发事件演变成网络的原因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对2009年1月至2010年8月的245个网络舆情热点监测,结果显示:“科教文卫领域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常发之地,占比15.1%。”②高校涉及腐败、意外伤亡、招生、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一些突发事件极易演化成网络。高校突发事件演变成网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高校的社会关注度高,容易引发网络。高校承载着亿万家庭的希望和梦想。我国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每一个学生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身上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甚至承载了一个家族的期盼。在数以千万家庭上亿人的眼里,关注高校就是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导致了高校的社会关注度高,高校突发事件极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进行分析,高校突发事件极易引起网民的关注,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重点。
2.缺乏与网络沟通的能力,往往酿成网络。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类网站、微博、论坛等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互交平台。突发事件发生后,面对网络强大的声音,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往往不太敏感也不太重视,固守原有的处置事件的观念和模式,不太适应网络的追问,网络舆情判断分析能力不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行动迟缓,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往往会导致局面失控,矛盾激化酿成网络事件,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迅速放大,最终变得不可收拾,给学校造成极大的影响。总之,从高校自身层面进行分析,高校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程度总体上看还显不足,高校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有待提高。
3.网络传播的特殊效应,极易演化为网络。第一,网络炒作推进网络舆情失真。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和网络推手往往借机发挥,肆意炒作,使突发事件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第二,网民情绪化助推网络舆情放大。由于网民身份的隐蔽,一些网民的言论比较感性化或情绪化,有时会将网络当成泄愤的场所。情绪化的言论往往相互感染,容易引发有害网络舆论,使得事实歪曲。第三,社会责任感缺失导致网络舆情离奇。由于网络的开放和自由,一些网络推手缺乏基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随意传播低俗信息,肆意夸大,片面追求点击率,以产生“轰动效应”。这也是从网络条件下突发事件容易演化成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高校突发事件演化成网络的机理分析
高校突发事件演化成网络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即有利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结构性诱因;有社会结构所引发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社会控制力的下降等。③具体来说,事件的发生一般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1.具备一定社会条件。高等教育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招生、就业、意外伤害等都是激发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因素。由于网络是一个自由、多元的时空世界,网络舆情传播速度迅疾、涉及面广。所有的网民因互联网这一平台可以随时交互信息,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如同就在眼前,与己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当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事件本身以及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必将加重人们的不满、怨恨、仇视、剥夺感或压迫感。
2.产生一般性信念。的参与者必须对共同的诉求达成共识,并取得大多数参与者的支持,才能产生一般性信念。“一般化信念很可能是出于愚昧和无知而产生的神话,但是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④当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经过网络传播,公众可能对事件本身以及与事件相关联的其他问题更加关注,各种意见逐渐达成一致,出现一般性信念,最终导致的发生。
3.出现触发因素。触发因素是一个引发的导火索,往往具有偶发性,有时可能是一个极小的事件,但不容忽视这一导火索出现的时机。传统媒体的报道是有选择性的,传统媒体所进行的舆论监督更多强调把关和引导的作用,带有话语权的性质。而网络给人们提供了“谁都可以通过网络放大自己的声音”⑤的可能性,谁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谁都能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正因如此,当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暴露出的问题可能一览无遗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各类不良触发因素随时出现。
4.形成网络行动动员。群体性行动必须要求参与者被组织起来。斯梅尔塞认为,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的六度分割理论,⑥简单地说,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人。人们根据此理论,创立了社交网络,即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社交网络让每个人的社交圈被放大,成为一个大型网络,增强了人们交往和信息沟通的渠道。“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网络舆情的隐蔽性给新兴动员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场所。”⑦
5.控制能力缺失。按照斯梅尔塞的理论,高校严密有效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遏制网络的关键,如果出现疏忽,网络可能随时发生。高校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平和安逸的环境,师生在心理上普遍对危机不敏感,对风险认识不足,往往心存侥幸,缺乏经受风浪考验的意识,对突发事件缺乏敏锐判断与控制能力,必然导致高校网络的发生。
四、网络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应对的思路与措施
网络时代,高校突发事件变得更为复杂。高校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善待网络舆论,重视网络舆论引导,发挥网络舆论在学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需要努力提高在网络舆情下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
1.建立预警机制。高校处置突发事件最有效的方法是积极预防。目前,我国高校都制定了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但许多高校预案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实际演练。为此,高校应当建立一套符合校情、保障有力、操作性强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学校要切实加强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网络表达的进步意义。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注重网络舆情信息收集。“校园BBS是大学生在面对高校突发事件时选择的最重要的信息源。”⑧要密切关注校园网络BBS,及时发现并收集广大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有关建议要及时调查并尽快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情况及时进行反馈,有效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2.完善沟通机制。如果缺乏沟通,信息不畅,往往会出现针对突发事件的各种传言、猜测甚至谣言,对突发事件处置极为不利,从而失去处置问题的最佳时机,使突发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沟通机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准确及时的信息,因此,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须重视信息畅通,保持与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之间的沟通,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积极回应网民关切;保持同学生及家长之间的信息畅通,及时通报有关情况,争取学生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做好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等的沟通,这样有利于及时得到上级部门的帮助与支持,更好更快地解决突发事件。
3.强化控制机制。突发事件的控制是高校管理中的一项艰巨工程,也是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精心编制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规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流程,可以从制度层面保障突发事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准确判定突发事件的性质与程度,是控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与依据。另外,要根据掌握的信息,分析事件发生的性质与原因,明确责任主体。重视网络舆情研判与引导,掌握网络舆情产生的真正原因和事态发展的趋势,注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正确引导,牢牢掌握网络舆情主动权,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控制能力。
4.重视善后机制。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后,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的结束。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往往被忽视,而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是整个突发事件控制与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关系到能否尽快恢复秩序。为此,需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建立突发事件的事后评估机制,对采取的措施及有效性进行评估,检验预案是否科学、措施是否可行,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二是要建立突发事件的事后恢复机制,高校要尽快恢复正常的校园秩序,消除因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害和负面影响,重塑学校形象和声誉。三是要加强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总结和反思,举一反三,消除突发事件的“后遗症”,必要时对部分师生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总之,突发事件过后,高校要认真反思,汲取教训,抓住危机背后蕴藏着的机遇,完善预防与应对机制,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注释]
①刘清生,张强,张宇.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2(3):99.
②丁俊杰,张树庭.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3.
③N.J.Smelser.Theory of CollectiveBehavior[M].NewYork:FreePress,1962:35.
④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1.
⑤张丽红.试析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2007(3):55.
⑥J.watts.Duncan.Six Degress: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M].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3:76.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网络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根据学者关于近十年我国社会网络研究热点的分析,我国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应用层面,其中重点包括了知识管理、竟争情报等复杂的网络方面。随着研究的逐层深入,社会网络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增多,程度加深。纵览过去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成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和用户服务方面,以上述领域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研究,逐渐体现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1 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在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在2000年前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当时社会网络的研究热点。例如1997年边燕杰的作品《找回强关系》开创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地位的先河;边燕杰、张文宏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的研究,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和体制洞假设;王汉生、陈智霞在1998年对于下岗职工利用社会资源实验再就业的研究,证明了关系网络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主要途径[8]。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资本的研究,也产生了多样的研究成果。
而近年来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仍然包括职业配置和市场资源配置,除此之外,则主要集中在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上。
1.1 职业配置和工作搜寻行为的研究
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在2006年张文宏进行的社会网络资源对于职业配置的研究表明了如下几个结论: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 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经典工作搜寻的理论的基础上,董占奎、黄登仕选取了西南交通大学2009、2010级硕士研究生作为实验被试,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工作搜寻过程获得相关信息的一种渠道,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有社会网络资源可用的情景下,搜寻者个体的期望工资水平会有显著的提高,同时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停留时间会显著的缩短,该结论支持了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择业过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
1.2 社会网络对市场资源配置
历史表明,市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子系统,背景的复杂性,与社会其他构成部分的互动和关联,都远远超出了供求和价格关系的范畴。社会网络对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影响,雷玉琼于2008年作出过具体论述,将社会网络对市场配置的影响应总结为三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交易网络的重合,市场交换依赖社会网络进行,二是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影响价格的形成,三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可能出现了公平问题。
1.3 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
微博作为基于Web2.0技术的即时信息平台,以其实时性和强交互性,成为了开展政务工作的新平台,政务微博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自2011年开始到2012年,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突破6万,发博总数为31,894,816条,平均每个政务微博发博数约为531条。
政务微博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版块,引发了一些其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探讨。杜杨沁、霍有光、锁志海于2012年通过引入社会网结构洞理论对政务微博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以“上海”等2012 年新浪政务微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位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十大政务微博的结构洞进行挖掘,分析其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洞特点和各微博舆情信息的传播走向特点。研究表明,十大政务微博已经形成多结构洞、涉及面广泛的、稳定的社会网络体系结构,但需在横向、纵向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务微博在未来发展中应考虑有效规模和限制度两项指标。
与实证相配套地,上述三位学者还于同年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块化模型,引入中心性度量和集聚系数两类系统化的社会网络舆情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微博社会网络微观结构的分析方法,并以“上海”政务微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该分析方法能较好地描绘出微博社会网络结构的个体特性,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同时,特征向量指数、页面排序指数、权威性指数等综合舆情指标的引入丰富了网络中个体的评价依据。
2 企业发展战略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竞争情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带来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二是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其中对于竞争情报的研究主要在前一方面。
2.1企业对社会网络的综合利用研究
对于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方面,何建华(2012)提出,社会网络因为中小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而成为获取相关资源的重要途径;彭华涛、王敏(2010)从创业企业试错机理的角度,从试错的定义与内涵出发, 界定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本质, 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中间商、研发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体角度, 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机理。根据社会网络研究的结构洞理论,黄波和赵绍成(2013)认为得出发展科研中介的一些启示,包括遵循效率及有效原则、发挥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提高科研中介的结构自主性,并且避免信息壁垒给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企业网络理论发展的脉络与研究内容,许小虎和项保华(2006)对此作出综述,根据其综述可以总结,企业网络理论的出现最初只是对传统的企业理论提出质疑,随着战略学者、社会学者的加入,开始在融合多学科的基础上以经济学、战略理论、社会学为主要维度融合发展。这包括企业网络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挑战、企业网络与战略理论的整合、社会维度加入企业研究等方面。
2.2基于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
近年来,有关于复杂社会网络和创新扩散主要集中在复杂社会网络和局部网络效应的相关研究。在此领域,Corrocher和Zirulia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实,正式局部网络效应影响了消费者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采纳决策行为;Banerji和Dutta构造了两厂商的波特兰德(Bertrand)竞争双寡头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由于局部网络效应的存在,由不同用户群体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果将导致市场细分,但每个厂商仍会获得正的收益。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赵良杰,姜晨,鲁皓(2011)在考虑创新采纳个体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局部网络效应基础上,研究了复杂社会网络结构、局部网络效应强度以及创新采纳个体自身偏好异质;周琦萍,徐迪,杨芳(2013)对新产品竞争扩散的计算实验研究发现,在局部网络效应中,影响新产品竞争扩散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网络中消费者的交互作用,产品内在的价值可以弥补局部网络效应强度较弱的产品竞争弱势性对创新扩散的影响 。
3 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应用
社会网络理论在知识管理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加丰硕,这和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难以分密不可分。知识管理的概念最早于1986年由Wiig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此后,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管理研究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对于在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管理,此前已有学者对其作出综述或述评。王晓光(2008)对社会网络范式下的知识管理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两个领域,常见的研究角度主要包含强弱关系、网络位置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刘佳(2012)通过检索国外六个数据库和国内的全文数据库分析总结,企业内部社会网络与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员工个体、团队或者部门及各层次共同展开,研究重点主要从社会网络的各个特征要素,探讨这些要素对知识共享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模型、建议或者机制。
此外,利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刘璇、张朋柱和胡海波(2013)以1998至2011年知识管理领域发表的CSSCI论文进行了研究,构建了我国知识管理领域结构层科研合作网络,发现知识管理领域已存在较高比例的合著现象,但合作倾向于发生在同一机构内部,机构间合作强度低,合作并不紧密。
对近年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个体知识创新、机构(或个人)之间的知识共享、网络结构位置对知识资本的影响等。
3.1知识创新与知识资本
关于社会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通过实证对影响机理和效果进行调研。丁浩和王炳成(2013)在员工创新绩效的研究中,选用整体社会网络量表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咨询网络数据,计算咨询网络中每位员工与创新绩效水平高的员工的距离,并整理成欧几里得距离,以标准化后的欧几里得距离为自变量,以标准化后的创新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员工创新绩效中存在“近朱者赤”的现象,即与优秀员工距离越小,员工自己的创新绩效越高;耿丽君,张华和何水儿(2013)在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中,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个体一致性及其间的交互综合考察了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认为社会网络为创新提供了基于和必要的资源,能力和动机则是创新中必要的人格特质,只有平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投入,才能最大化个体知识水平。
在社会网络对员工知识资本的研究方面,孙立新,余来文(2013)以员工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分析论证了员工网络结构会影响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的获得;员工所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多少会影响其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是网络结构位置影响知识资本的中介变量。
3.2 知识共享与合作
李纲、纪曼等(2013)对知识共享的研究进行过综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组织层面对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进行了研究,研究主题较宽泛,多集中在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共享因素、动机、激励机制、过程、模式、效果评价及指标测定等,但同时指出当前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知识共享模式的选择和模式内知识等问题的研究、仅仅研究了知识共享的数量而无质量、少有纯定量研究。
在知识分享行为方面的研究,包括了员工本身的知识分享和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和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在定性研究方面对于个体的知识网络罗青兰、孙乃纪、于桂兰(2013)分析了社会网络的四个方面,即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认为应扩大成员的社会网络,同时适度地增加网络的年龄异质性,降低教育异质性和年资异质性。张玉峰,龙飞和王志芳(2012)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与知识管理研究方法相融合,通过探讨参与企业竞争情报活动人员的知识协作关系来探索如何有效构建企业竞争情报知识协作平台。
在实证研究方面,唐厚兴、邓丽明(2013)在社会网络视角下,通过理论仿真实验,研究了声誉对企业间知识共享效率的影响,证明了知识共享的发起者声誉提升有助于消除潜在参与者对共享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共享效率;研究还证明了,声誉的波浪式传染效应(即传染效应沿相关联阶段一层层链式传播下去)比集聚式传染效应(即结点的影响只局限于其直接关联的结点上)效果强。王瑞新,夏火松(2013)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验证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咨询关系网络、情报关系网络、情感关系网络及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只是扩散网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基于用户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当前基于用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成果广泛,主要的研究内容为基于Web2.0环境下的用户分析,包括用户推荐、用户信息挖掘、用户信息传播等,用户信息服务等。
胡吉明(2013)等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信息推荐研究进行了综合的述评,分析认为在国内,社会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网络的信息推荐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社会化推荐模式分析、传统推荐的“社会化”改进、基于关系挖掘的推荐和基于社会化标注行为的推荐。张玉峰、王志芳(2010)在对用户的社会网络挖掘中,从用户发帖的文本内容角度构建用户社会网络,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100个在线用户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挖掘了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传递模式。
在用户信息传播方面,胡吉明(2013)等对用户关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新浪微博为问卷调研对象,发现微博上用户关系成不对等特征,度数大的用户较容易受到关注,同时度数大的资源也能够得到更多关注,群组关系、互动交流、关注传播都与信息传布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关注传播影响程度最大。在信息服务方面,戴雨森等(2008)从用户感知角度,通过调查研究的分析提出并验证了四个社会网络服务的关键因素,分别为可用性、内容质量、信息检索和社会性,并且对可用性和内容质量更加重视。刘勇,阳莹(2013)基于TAM理论,借鉴其他相关理论,构建了移动SNS用户采纳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包括感知可用性、感知易用性、系统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移动SNS用户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
网络媒体反映信息的主要特征。建立在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技术基础上的国际互联网,其反映信息的主要特征:一是公开性。互联网是一张开放普及的网络,网络信息具有公开、透明和广泛传播的特性,消除了空间时间阻隔,使网络信息的传播不再具有地域特性,网络信息基本得以共享。二是民主性。网络信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分散、平等、匿名的特点,不同社会阶层、民族、性别、职业的人群在共同的平台上交流和发表意见。三是及时性。互联网信息传播达到高度的时空统一,带来了人类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日益成为覆盖面广、效率性高、影响力大的大众媒介。四是简便性。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简单,低成本和无所不在的特性。五是监督性。网络信息是反映民意、表达诉求的重要通道,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政策制定构成监督作用。五是互动性。通过电子商务、网络信箱、个人博客、网络论坛、视频对话等方式实现信息动态交流,呈现出区别于多数传统媒体的即时互动特征。六是复杂性。网络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真实与虚假、美好与丑恶、友好与敌意相互交错,真实了解网络信息,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内在机理。正确的决策需要得到完善的决策信息和智力系统的支持。网络信息传播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其信息内容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构成特殊的作用。从其内在机理分析:一是有助于保证党委政府对民情社意的快捷掌握。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和民主性,有助于党委政府在第一时间了解人民的诉求,掌控社会动态,把握各类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趋势性、苗头性、倾向性因素。二是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网络舆论作为催化和推动力量,以其特有的影响力与其它各种民意表达方式、途径相结合,发挥着聚集和强化公共舆论合力的作用,从而推动党委政府从网络信息和网络舆论中把握到经济社会发展脉搏,提出事关大局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入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议程,并及时地调整和终止失效政策。三是有助于构筑解决民生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平台。网络信息的快捷和互动特征,以及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交流通道,使政府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可能。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信箱、市民信箱、网络论坛、网上新闻会等多种形式,实现政府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互动,及时解答和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四是有助于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缺乏对政府决策的监督是导致决策失误和“暗箱操作”的重要原因。网络媒体提供的强大网情舆论,对政府决策形成了有效监督,促进了权力阳光化,保障了社会公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五是有助于为决策提供广泛的智力支持。网络世界人才荟萃,拥有众多有识之士,重视吸纳网络信息中的真知灼见,有助于集思广益、广聚民智,提高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水平。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背景与意义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网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提供了崭新的、广阔的平台,大大提高了人们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广泛性、平等性和主动性,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完善提供了新的条件。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有利于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纪元;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促进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开辟新的途径。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是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媒体,在反映民意、汇集民智方面正越来越发挥出强大的作用,管理和利用好这一平台的信息资源和智力支持,可以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重要保证。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互联网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全世界网民达到18.02亿(世界总人口为67.68亿),世界互联网普及率为26.6%,而最高的北美洲达76.2%,最低的非洲仅8.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自1994年正式引入互联网以来,到1997年10月底,我国上网计算机数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而到2000年底,上网计算机数达到892万台,上网用户人数为2250万人,三年分别增长了29倍和35倍。到2009年12月,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互联网衍生品的手机无线互联网也飞速发展,手机网民一年增加1.2亿,手机上网已成为我国互联网用户的新增长点。我省网络发展也处于全国前列,2009年12月全省网民数达到2452万人,居全国第4位;普及率为47.9%,居全国第5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结交朋友、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改变了传统舆论格局,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其作为主流媒体的地位日益显现。网络建设的加强和网民人数的扩大,为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创造了物质支撑、技术条件和民众基础。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改进执政和管理方式的普遍趋势。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越来越深入成为政党联系、沟通、争取民众和宣传政治主张,扩大社会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成为广大社会公众关心、了解、参与政党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政党运用互联网为其服务的方式,主要有:建立独立网站,成为各政党进行交流、宣传、竞选等各种政治活动的新型重要窗口;利用其他社会知名网站的影响,或建立专版,或开设论坛,或接受网民对话,以及新闻等等,扩大自己的影响;设立电子论坛,提供网民发表意见,参与评论,对政党的重大主张、重大行动、重大决策听取各方意见与反应,提高政党与网民的社会互动。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需要把握和解决好的主要问题
网络信息失范问题。利用网络参与决策信息提供和智力支持具有“双刃剑”作用,在积极发挥其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同时,也应注意防范信息失范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信息虚实皆有、真假混杂,一些网民缺乏理性判断,盲目跟风,观点偏激,“假民意”、“网络暴力”现象时有发生。可以说,一定环境下的网络民意并不总是代表正确民意。在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过程中,必须对网络信息的消极影响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正确引导和发挥好网民参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各项工作。
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网络信息安全是信息社会健康发展、保障网络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有序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互联网始终面临着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今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仅去年我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就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组织篡改的网站多达4.2万个;在受网络病毒威胁方面,去年我国仅被“飞客”蠕虫一种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数量每月就达1800万台,占全球感染主机总量的30%,位列全球第一。受攻击的计算机既涉及大量网民,也涉及金融、交通、能源等多个部门。网络个人信息侵权现象也在不断加剧。在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这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必然会损害党和国家利益,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网络法律体系问题。多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相对于新形势和新要求来说,仍显得滞后。主要表现在: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涉及信息安全的行为规范一般都规定得比较简单,具体执行的指导性还不是很强;对于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还缺乏有效明确的法律法规。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完善网络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制度体系,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网络信息管理问题。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需要完备的网络平台和管理体系来支撑。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网络决策平台和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仍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健全网络信息收集平台、畅通信息传递通道;甄别梳理网络信息、提高决策质量;避免过量信息干扰、防范“布里丹效应”等方面,迫切需要加强管理、完善体制机制。
网络资源均衡问题。网络资源的均衡化建设,事关公平公正。这些年来,我国网络系统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低学历人群中网络普及率明显提高。但总的来看,仍远未实现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决策的受众是全体民众,不能因网络资源享有的不平衡、发表观点意见渠道的限制而影响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丧失维护自身权益的“话语权”。因此,迫切需要加大农村、欠发达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网络资源的均衡化分布,为全体民众搭建公平畅通有效的诉求平台,提高决策信息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公正性。
运用网络媒体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对策与建议
提高网民队伍素质。高素质网民是互联网络良性发展的关键。要加强对网民的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提高网民自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社会公德和责任意识。要积极建立网络发展规则,加强网络内部自律,让广大网民共同接受和遵守。增强网络责任意识,树立主人翁意识,以诚信相待。正确引导和探索网络社会的内生的自组织化建设,促进网络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建设决策信息服务平台。要依托党务和政务外网,通过搭建中心门户网站和各子网站,实现决策类信息资源的整合,为各级党政提供决策信息支撑的网络与信息系统。要提高网站的建设水平,加大资金投入,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形成信息化自动化水平。要提高服务质量,既强调网站内容的战略性、权威性,又重视时效性和群众性;既发挥指导作用,又体现互动功能;既保证严肃健康,又增强生动趣味,充分调动广大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采集到更多的民声民智,努力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服务。
加强信息科学采集利用。要提高决策者、政策制定者、相关人员收集、筛选、判断信息的能力和水平;要规范信息采用流程,建设健全相关程序制度,推进信息利用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注重网络信息成果的转化应用,及时将有决策价值的网络信息汇总整理,提供决策层参考,有关内容可纳入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决策程序之中,结合到相关政策和决策之中;要注重发挥民间智库等收集整理网络信息的作用,借力民间智囊和中介机构,辅佐党委政府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