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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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视角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思考转变，属于新兴经济发展视角之一。循环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将绿色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程度作为基本指标。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保观念相互结合，保证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所以循环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在生产的源头上考虑如何节省资源，提升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改造生产技术、实施生产清洁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控制性原则，理念是让生产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让同一物品在多种环境下使用。也可以将再利用原则视为延长产品寿命的一种原则，通过这一模式来减少资源整体使用量以及废弃物品的排放数量。

3.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原则，让废弃物变废为宝，转换为可以二次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产出新的产品，将新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或者是市场中，通过资源二次利用的方式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1]。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促进经济发展

从循环经济视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础性思考模式与追求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进行调整与掌控，将二者相互结合，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制定宏观发展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

2.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思考宏观经济的作用。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要求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可持续性，保证社会发展质量[3]。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可以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很少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相关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以及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减少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不会偏离国际整体发展趋势。让循环经济与环保发展理念相互融合，从二者的交集中寻找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方向，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经济发展，如表 1 所示。

三、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行分析可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比较片面，不能对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宏观经济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循环经济的整体目标不够明确，所以采用的政策与手段也与循环经济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环经济这一辅质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中。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将激励政策与惩罚政策相互协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纵向的拓展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将其调整为市场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来说，需要转变我国政策偏移力度，多关注环境与资源，形成长久的发展机制。为了保证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及资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单。采取多方相互协调的模式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纯萍.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6.

[2]赵君.循环经济视角下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法制化[D].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07.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第2篇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第4篇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

1996年，中国股市在经历了3年“熊市”之后，迎来了久违的“牛市”。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虽入“牛市”但问题尚多，相关各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学界、业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更是处于迷茫时期。

作为今天“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雏形，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于1997年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打开了我国学术界系统研究资本市场的大门。与会专家及当年会议的主题报告对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并对19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向以及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这里，我们将再现当年会议主题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感受11年前的中国资本市场。

1996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大丰收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指数的增长，市场规模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扩张，投资者队伍迅速增加，心理素质日益成熟，投资者行为正在回归理性。于此同时，市场监管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政府着力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监管市场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所存在的不足，为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法律保障。

＇96中国股市的阶段性特征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3月至10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550点左右上涨到900点附近，深圳成指从1000点左右上涨到3000点附近。其主要特征是优质股领涨，投资者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收益与风险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因而，这一阶段的指数成长基本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合理成长阶段或理性投资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900点附近猛涨到1250点以上，深证成指从3000点附近猛涨到4500点以上。其特征是爆炒个股、恶炒垃圾股，投资者风险意识极度淡薄，其指数的成长带有很强的投机性，泡沫成份急剧增多。我们把它称之为泡沫产生阶段或过度投资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97年1月中下旬。由于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一阶段的最初6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从1250点附近下泻到900点左右，深证成指从4500点的历史最高位狂泻到3000点左右，跌幅之深、跌势之猛，实属罕见。其主要特征是绩优股和含权股微挫，垃圾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但风险意识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这一阶段的指数下调带有明显的非市场色彩。我们把它称之为强行灭泡阶段或强行整理阶段

＇97中国股市展望

总体判断：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从1996年开始进入一个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成长阶段，而且这种经济的高成长性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多的结构色彩和质量特征。

二是中国高成长性的经济，已开始越来越依赖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为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雄厚资本支持，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三是中国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年轻的市场形态，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因而，其成长率快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率，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我们认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上述特征和内在趋势的准确把握，无论是对投资者，还是对研究者、市场宏观监管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进中求稳：＇97发展主基调

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在1996年政策的基础上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宏观经济运行也将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当然，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将会有所调整。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通货膨胀。199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仍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不能不考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较少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失业应当成为199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会有进一步微调。其主要表现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也会有所降低。

三是，由于1996年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趋于良性。在这样的条件下，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将快于1996年，有可能达到11％－12％。国民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为18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宏观背景。

四是，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些重要法规和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