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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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变化范文第1篇
（一）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压力
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全球在宽松的财政政策背景下，投资者（包括投机者）已由近年来爆发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和债券市场转向大宗商品市场，加上干旱和洪水侵袭，全球范围内粮食减产，导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强，金、银、铜、铁矿石、锡、棉花、糖、咖啡以及其他食品价格均已接近历史高位。从数据看，伦敦交易所铜价和金价、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玉米、小麦价格相对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价格的比值越来越高，说明大宗商品相对于原油正变得越来越贵，也体现了大宗商品相对价格的均衡关系对油价已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上行压力，加上中东、北非动乱以及美元持续贬值和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等因素使年初以来的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前些次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扩张末期，而本次原材料涨价诱发的通货膨胀出现在经合组织经济复苏初期，随后，利率上调直接扩大了消费型支出。同时，工业亦受到价格上行压力，例如钢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制造成本增加。自2010年6月份以来，粮食价格上涨，贫困人口增加4400万，世界银行发出警告，全球有10亿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警告，能源成本价格上涨仍将持续，谷物，油料，奶制品，肉类和糖的价格将会进一步攀升。
（二）中东和北非局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安全的威胁
自2011 年1 月起，中东和北非多个国家发生骚乱乃至政权更替。自突尼斯后，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朗、约旦都有不同程度的动乱，这些国家石油生产量和炼油能力合计占全球的10%；如果再加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组织成员国，石油产量超过全球的1/3。一旦中东不稳定局势全面爆发，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影响，国际油价有可能再次问鼎并超过147美元/桶。普遍预计，今年120美元/桶是全球经济受到明显影响的临界值。
（三）日本大地震导致的核危机将影响亚太地区能源、农产品、海产品市场
日本9级地震对日本经济和能源使用状况正在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汽车等制造业受到沉痛打击，日本正面临震后重建的一个艰难过程，经济复苏将变得更加漫长；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石油、天然气需求短期内因发电能力存在缺口和经济遭受打击而大幅下降，但未来重建工作一旦开始，470万千瓦的核电能力缺口很可能需要由LNG、燃料油、柴油替代（因为增加其它燃料发电，包括煤炭，在短时期内均没有用LNG、燃料油、柴油发电启动灵活、迅速），所以，亚太地区LNG、燃料油、柴油价格必将上涨。
另外，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地区严重的核泄漏危机，已对全球空气和部分海域构成危害，而且直接影响到日本乃至其他国家的农业、渔业生产和市场稳定，进而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二、政策建议
（一）做好稳定国内粮食基础价格工作，将节水、节能融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
分析研究2011年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亚太地区2011年的粮食市场）需求特点，识别紧缺品种，适当增大2011年国际市场价格暴涨的粮食品种供应；根据价格趋势，做好更新粮食库存工作，适当提前市场上相对富裕的陈粮市场投放时间。此外，应注重将农业节水工程和节能技术融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加大节水、节能力度，将节能、节水的理念传递给农村，为夯实我国农业基础做好准备，也给“十二五”我国农业发展开好头。
（二）注重煤电油气运的连锁反应关系，做好价格调控工作
煤、电、油、气的价格随着贸易的日益国际化，相关性越来越强，比价关系规律性明显。油价上涨对石化行业、航运行业（航运公司的燃油成本在其总成本中占20%以上）直接影响较大，而且还会间接带动煤炭、天然气、LNG价格上涨，也给电价整体上涨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疏堵结合，做好煤电油运衔接调控工作，加强煤炭运输管理，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煤炭公路运输效率；要加快煤炭的分类洗选水平，减少矸石运输量，提高煤炭的有效运输。抓紧落实目前已经确定的煤炭储备方案，增加国内煤炭市场调控的灵活性，并适当提高居民电价和工业电价；在油价上涨、电价调整后，也应适当提高工业和民用气价，避免造成周期性气荒。
（三）注重能源进口市场的运行调节，争取能源与资源市场定价权
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成品油（尤其是发电用燃料油、柴油）的商业库存规模，增加LNG进口的期货合约量，争取价格、用量双双主动。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各大石油、冶金企业及时跟踪监测日本的国内成品油、LNG、电力市场供求关系及其燃料的进出口变化态势。
（四）抓住时机，加快“走出去”步伐，缓减我国石油供应调控压力
首先，应发挥我国企业在投资、技术、劳动力、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走出去”参与到这些中东国家扩大产量的生产过程。力争与有本土背景，在政治、技术方面有实力的国际跨国公司合作开发。其次，因俄罗斯是填补欧洲从中东和北非损失油气量最为经济的国家，所以，我国企业重新关注俄罗斯至关重要。另外，应进一步巩固我国海外油田服务和机械工程优势。根据巴克莱资本估计， 2011 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将至少增长10.8%，全球油田服务业将景气回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海外争取油气资源实施并购的同时，也应将我国油田服务企业带向国外，全方位保障我国油气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五）利用当前国际环境对我有利的一面，为全面启动“十二五”结构调整做好准备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
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1-0011-02
0引言
在经济条件日益完善，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各个电视媒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电视台新闻也进入了激烈的受众市场竞争之中。面对这种情况，电视台新闻编辑的新闻策划能力对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打造电视台品牌形象都有重要影响。
1.1 关注受众需求
电视台新闻面向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电视台新闻的编辑人员，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在电视台新闻播出之前，对新闻结构进行优化，完善新闻内容，保证新闻报道的质量。电视台新闻编辑策划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与电视台新闻编辑有密切的关系。
电视台新闻编辑能够使新闻内容满足观众的需求，这就要求电视台新闻编辑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平时关注时事政治与社会事件，在生活与工作中培养正确的新闻观念。电视台新闻应该体现国家政治导向，新闻素材的选择也应该立足于社会。电视台新闻编辑人员在工作中要建立正确的新闻导向，遵循国家方针政策。电视台新闻编辑要有全局观，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准则，在电视台新闻宣传的过程中，要关注群众的声音，吸取群众的意见，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电视编辑在新闻内容中应该反映国家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和正确价值观。电视编辑要求具备创新意识，发现身边的故事，使新闻内容贴近群众，获得群众的认同，在身边发现新闻素材能够丰富新闻素材，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1]。这就要求电视台新闻编辑能够深入生活，了解群众需求。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群众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后，逐渐更加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新闻，人们的精神层次提高，对电视台新闻要求提升，电视台新闻编辑面临更大的
考验。
1.2 重视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电视媒体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对于电视台新闻来说，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一定要在新闻进行报到前对其进行充分准备好精心策划。同样的新闻内容，经过精心的准备和策划下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新闻中报道的事件多为突发事件，一些突发事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能吸引群众的关注。遇到这类具有吸引力并能引起社会反响的事件，新闻编辑应该抓住机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跟踪或后续报道，从而吸引群众达到持续关注的目的。同一个事件，经过不同的策划所产生的影响与吸引的关注度将会不同，能否对新闻事件实现优化报道，将是新闻报道实现个性化的重要手段。
新闻的策划需要电视台新闻编辑发挥自己的能力，加入自己的创意，将新闻内容如实呈现的同时还要使新闻事件具有吸引力。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工作中要丰富自身的能力，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对最新事件进行快速了解，并能够在新闻报道方面展现自己的控制力，对重要新闻事件进行深层次挖掘，满足受众需求对受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1.3 新闻宣传
电视台新闻报道的根本要求是实时性与真实性，在电视媒介的优势下，电视台新闻具有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便捷性、及时性和丰富性特点。但是电视台新闻在传播中也存在不易储存的缺点，很多受众群体在收看一次电视新闻报道后，难以对新闻中的事件有深刻印象。这就不但需要电视新闻编辑在新闻策划上下工夫，还要求电视新闻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全面掌握电视台新闻的特征，看到电视台新闻优点的同时还要看到其缺点[2]。
电视台新闻编辑在新闻宣传中，应该实行反复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的宣传方法。反复宣传就是对一件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来进行报道。重点宣传是在进行新闻事件宣传中，对某一问题进行集中、重点和深层次的宣传。在宣传中实现人尽皆知的效果，两者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不过两种方法都需要新闻编辑掌握一定技巧才能实现，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新闻编辑在新闻报道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增强新闻报道的宣传力度，拉近新闻与群众的距离，提升电视台新闻编辑策划的核心竞争力。
新闻内容要求客观真实，并要结合主观描述，在对新闻进行编辑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编辑工作人员应该能够满足新闻报道的要求，新闻编辑工作人员是新闻业繁荣发展的基础，新闻编辑工作人员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的工作能力，才能使信息得到传播。
新闻编辑的工作对象是新闻，新闻的实效性与客观性使得新闻编辑与其他文字编辑有明显区别。电视台新闻编辑应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新闻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对于一名电视台新闻编辑来说，应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基础，培养自身的政治素养[3]。电视台新闻编辑的基本职业能力就是具有编辑能力与编辑素养。不具备编辑实务能力无法胜任新闻编辑这一岗位。新闻报道内容要经过新闻编辑的能力来体现，电视台新闻编辑在面对新闻素材时，是展现其优秀编辑素养的时刻。要呈现优秀的新闻，不但要真实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新闻内容，还需要新闻编辑发挥出自身的能力，新闻编辑首先应能够对新闻素材有整体定位，再对新闻素材进行分类整理，其次要能够在众多的新闻素材中找出重点，并在新闻报道中突出新闻主体。电视台新闻编辑人员整理新闻素材的过程，是对新闻素材进行把握的过程，是体现新闻编辑人员编辑能力的重要阶段，在对整理好的新闻素材进行编排时，将展现新闻编辑人员的思想。作为合格的新闻编辑人员必须能够对新闻有感性认识，并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
在新闻工作中以理论指导实践，追求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将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电视台新闻应该是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新闻编辑具有良好的新闻素养。电视台新闻编辑的工作不仅仅要对新闻素材进行文字处理，还要将文字新闻内容与图像、声音相结合[4]。电视新闻给受众的是视觉听觉多层次的感官享受，新闻编辑人员要结合新闻内容对呈现的画面进行剪辑工作。画面剪辑工作中新闻编辑者应该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在进行剪辑前对新闻内容了解清楚，按照事件的发生顺序对画面进行剪辑。另外，科技不断发展，电视技术及编辑系统也在不断升级，新闻编辑应该具有发展思维，增强系统操作能力的提升。
3 结论
电视媒体竞争激烈的同时也在快速发展，可以说当今时代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电视台新闻媒体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发展自身能力，通过有效的手段来提升新闻编辑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电视新闻质量。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实际工作中要重视受众的地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在新闻策划方面增强创新意识，使新闻更具有吸引力，扩大新闻受众范围。电视台新闻编辑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掌握了扎实的电视新闻策划编辑能力后，实际工作中还要不断学习，丰富自身的能力与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1]叶晨星灿，陈慧慧，凌玲.提升网络电视台新闻节目核心竞争力研究[J].青春岁月，2013，12：122，121.
[2]武娟.浅析我国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的核心竞争力[J].科技与创新，2014，20：117-118.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第4篇
谈及经济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经济政策是指经济政策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或者行动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职能都是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追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经济法律、法规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规范化,可以说,经济政策是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依据。但经济法律、法规不是经济政策的简单重复。因为在经济政策法定化过程中,要进行修改、提炼、废弃一些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不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内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经济法律、法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一样,都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制定的,但经济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比较正确地利用了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经济规律法定化、制度化。经济政策的“活跃性”区别于经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应对的政策会及时的随之调整变化,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其调整的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其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指导化”区别于经济法的“具体化”。由于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路线,不可能很具体,一般都较为原则。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具体规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用以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经济法是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法体现了一国现行经济政策,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政策,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政策除了通过经济法表现以外,还有其他表现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决定、经济通知、经济发展建议等,它们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总政策和基本经济政策的。但经济法不同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将现行经济政策中适于实践与发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规范。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由于带有法律的“头衔”,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规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经济法的其他一切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政策性展开的,如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等。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法又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条以“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为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是经济政策,但通过法的基本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并在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等作了细化规定。又如,产业政策对经济立法也有很大影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仅为补充和纠正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为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基本经济政策,即自由竞争和国家适度调节。而“适度调节”是因国情而异的,因时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数国家所认同,即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必须适可而止,绝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国为例,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问题,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出台大量经济政策解救美国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过度的干预使市场本身的各项优化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故又不得不因时因事的调整各项政策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的自身职能得到最优的发挥。政策的变化也推动着法律的变化,二者在变动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着能更快适应社会、更加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正是顺着这条前进方向,如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法现在基本已形成以竞争法为核心、以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为侧翼的法律体系。因此,政策因经济形势或其他社会需要而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也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为了应对国家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事项包括“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专门对中小经营者做出了垄断协议豁免规定;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德国修改《联邦银行法》,把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在巴黎签署《禁止超越国际的贿赂行为条约》后,缔约国则需相应地制定或修改国内法,以禁止企业为取得合约而向外国官员提供好处。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第5篇
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
“直接管制”类环境政策的管理实践困境催生环境经济政策由社会经济活动的纯经济性和行为的无约束性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形成的理论根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直接控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环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国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时”等8项制度为框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就大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国长期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实践证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能够获得较大的环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识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会成本过高，在有些领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开始重点研究和运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碍甚至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成因更深入的理论认识，使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越发受到重视除去极少的纯粹由自然效应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外，绝大部分环境污染都是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而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类，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为此，七次环保大会明确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具体来讲，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效消耗远高于先进国家，重投资贸易轻消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我国污染形势复杂、污染事故多发、污染留在国内、产品出口国外现象严重，无节制、不公平的消费模式极大地加速了资源和环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时期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优化生产方式、引导消费模式”这一核心要求展开，而能够基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全流程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的发展与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新时期、新阶段的新问题及外部新挑战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由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监管滞后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
二是发展的新阶段可能带来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前一时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加之该阶段我国发展将面临后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国可能面临新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当下发达国家可能集体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高企、消费低迷等现象同时出现，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并重启国内制造业，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我国限制9种原材料出口案败诉为标志的资源环境领域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一直以来倚重的通过贸易限制保护资源、倒逼环保升级的政策空间，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应用仍存诸多问题
一是对环保的促进作用还有限，“十一五”时期，以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脱硫电价补贴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促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对大规模污染源（如火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工作整体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的还非常少；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较少。
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体系在认清国情、妥处世情的基础上，七次环保大会制定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总基调，提出了“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总要求，指导“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开展。七次环保大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赋予了新任务、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制定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存在环境污染的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研究相关政策手段从而建立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影响企业生产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财政、环境税/费政策，其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是企业生产活动得以维持的根本，因而绿色金融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税/费政策一方面通过惩罚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环境财政政策通常为激励性政策，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的形式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商品消费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采购政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政策、环境税/费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其中，绿色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和信息公开政策可直接引导各消费主体选择环境绩效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商品或本身环境污染较轻的商品，而环境税/费政策通过增加或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引导绿色消费。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风险。绿色贸易政策旨在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可以鼓励生产过程中污染轻、生态影响小的产品出口，从有针对性地抑制和鼓励国外消费的角度，引导和倒逼国内环保升级。上述多环节、多层面、多角度且各有侧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为达到刺激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这个聚集点和连接点，直接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备选政策工具组合。#p#分页标题#e#
二是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定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就是牵住了环保工作的“牛鼻子”。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业，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60％左右，造纸行业和印染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占工业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就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均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粒子导致的灰霾天气，湘江流域、“锰三角”等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等，如果能够针对区域性的问题出台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将一些主要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选择在重点区域，将对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撑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针对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排污交易试点，针对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差异对待、兼顾奖惩的绿色贸易和绿色信贷研究，在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维护区域间发展与环保机会公平均等的生态补偿和绿色财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促进总量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等环保重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环境基本人权、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证。
三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经济政策。直接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调节手段，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讲，该部分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资源定价、绿色税收、环保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排污收费等。这是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而进行的资源环境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