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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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第1篇

我认为：第一，中国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都需要产业政策，而且要把产业政策整得高级一些；第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不仅有产业政策，而且非常明确，比如，放松金融监管就是金融危机之前近40年最明确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重新反思，重新加强了金融监管，这同样是明确的产业政策。

所以，中国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高级的产业政策，需要能够支撑长远经济战略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产业政策。正因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针对具体产业，结果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来越细，不该花的钱越花越多。更严重的是，产业政策失灵，而且多变。

可以看到，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学的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当苏联解体，美国独大于世之后，其确定了全球性的美国经济战略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美国认定自己必须站在最尖端产业――金融，通过金融资本控制整个实体产业；同时，对所有产业都注重人才培育、技术研发、新品设计、标准制定和终端市场等。正因为这样的战略，其所有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设计、规划、执行和不断地修正，数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坚持，不断改进，于是，构建了一整套长期控制全球经济并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机制”。

德国也一样。它确立了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国策和站在装备工业最高端经济战略。于是，德国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战略展开。除了构建具有强大背景的德意志银行――这一垄断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之外，我们看到德国国内金融都很安静，坚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根本，坚持金融市场更多生成资本这一过程。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让社会更加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比如在德国，租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这使得劳动力收入诉求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体现在政府的能源政策、资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养老、医疗政策等。

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中观产业政策都缺少两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其二，缺少“万变不离战略”的“经济机制”构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强调“体制改革”，但忽视“经济机制”的建设。我认为，“体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经济机制”配合，“体制改革”不仅无效，而且会给经济带来大乱子。这是我们这些年总是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不断反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往往失效的关键所在。

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第2篇

进入“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新的经济形势。据有关数据显示，河北省目前人均GDP约1200美元，仅相当于上海20世纪初和江苏、浙江两省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专家组还得出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其他结论：投资增长趋于下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困化问题突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更应该抓好宏观经济，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

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短期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需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调整，不宜长期化，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形势，不仅取决于国内的经济走势，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走势。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去年以来，国家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前经济形势，同前几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实行双稳健政策的重要原因。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碰到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从经济运行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实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含有紧缩的意味。这是因为：一是担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会使中国财政赤字增加，债务余额增加；二是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支出扩张的日益严重依赖。所以要针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我国总体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中要贯彻这种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主要用来调节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使市场主体能够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权衡利弊，作出合适的、符合经济发展形势的决策和行为,不至于因盲目投资或盲目借贷等造成巨大损失。

三、收入政策

收入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大对其宏观调控力度：

1.较大幅度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目前，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偏低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应该加强对工薪阶层的关注，提高他们的收入，避免由此引起众多的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改变现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是我们时刻不能放松的重要任务。其次,要缩小与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差距，必须从自身抓起，提升工薪阶层总体素质，并逐渐把他们推向市场，不断增值。

2.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和建设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次要切实从现有人们需要出发，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尤其是要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要扩大覆盖面，提高征缴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等。

3.扩大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扩大就业不仅要解决城镇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还要切实解决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关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目前待就业人数还在呈上升趋势，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就要采用多途径，多方法,来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为增加就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4.依靠政策和科技增加农民收入。当前种粮效益低、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必须尽快加以解决。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要着力支持、重点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扩大沃土工程实施规模，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优先支持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围绕农田基本建设，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排涝和抗旱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

四、消费政策

目前，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继续增加投资、扩大出口的同时，千方百计启动消费，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更新消费观念，刺激消费。消费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良性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明确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的重要现实意义。这在我省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发达，思想观念也还没有全面改善。一方面，对消费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一些过时的消费观念还在左右着他们的思想，攒钱、守财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对于经济的总体提高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和思想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政策制度与现在经济发展形势很不适宜，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消费。当然，我们提倡消费，要把它与浪费划清界限，提倡合理消费，防止过度消费。

第二，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第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五、价格政策

当前，宏观调控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后对下游的传导开始显现，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引发价格异常波动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加强价格调控，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第一，要认真研究分析价格形势，明确我省价格水平预期目标。充分认识当前做好价格总水平调控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价格形势为基础，适当调节限价。加强对医疗、烟酒、水利、通信及娱乐、饮食、美容等暴利行业价格的控制，适当均衡行业间的利润冲突。出台相应政策，以关系国计民生，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维护人民生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第二，落实和完善政府调价的相关配套措施。价格主管部门在制订调价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做好相关配套工作。调价前应当认真测算调价措施出台后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预先拟订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方案，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落实补贴方案,以提高低收入群体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物价工作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第三，进一步做好价格监测预警工作。针对影响当前市场价格变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要切实加强价格监测，密切跟踪粮食、化肥、石油、煤炭、钢材、房地产等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以及生产资料涨价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的情况。要善于捕捉和发现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措施；遇到价格大幅度异常波动的情况，要适时启动应急预案，为当地党委、政府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助手。要进一步健全价格监测体系，继续完善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和应急机制，重点防范局部地区、个别品种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做到早发现、早上报，及时预警、应对得当。

六、对外开放政策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在当前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规划和实施。

第一，扩大对外开放，要明确目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这方面，政府要积极营造一种对外开放的宽松环境。扩大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开放竞争领域，扩大石油化工、建筑业等利用外资规模。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积极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外贸、旅行社开放的试点范围；扩大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务等领域的开放；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和通讯等领域的试点，并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

第二，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出口创汇型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发展符合产业政策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资，实行外资来源多元化。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稳步地利用国际证券市场引进外资，认真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对于符合贷款原则的外商投资企业，可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

第三，在放宽政策积极引进的同时，也要做好防范和监督工作。一方面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尽量加强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切形式的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对依法收费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规范化的申报监管。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自，维护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等。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也要分清良莠，防止恶意资金的进入，还要加强对外资的管理，防止外资对河北省内部企业的控制性渗透。此外，还要把防偷漏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专业性知识为基础，严格执法，专业执法。

七、产业政策

近年来，河北省的产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河北省的产业政策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实施产业政策手段不完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首先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产业政策导向相结合，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为各类投资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在具体措施上，要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产业政策工作的针对性，及时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解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和实施效果。再次，要加强监督检查，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产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积极开展对已产业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定期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修改和调整意见。最后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产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政府各类财政性投资，要重点用于对整个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大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项目，特别是对具有区域特色、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劳动力就业的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

八、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涉及面广泛、也很繁杂，要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问题规划蓝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一，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尤其需要发展和完善。要高度重视农村、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民享有社会公共服务条件差的问题，多方面调查研究，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并最大限度地加快农村与城市的衔接，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

第二，在乡镇以及较大城市内，河北省各地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及贪污受贿等问题，是我们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和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方面，首先应从观念上加以改变，树立新的就业观，坚决杜绝以学历、证书为唯一用人标准的现象和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在社会流浪的现象发生。同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关键是抓落实，各区市要抓紧出台促进就业政策;

第三，要抓好促进就业工作的落实。在治安和防腐败问题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坚持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等各种手段和方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在这方面尤其要突出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执法和监督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　农村社会福利政策　保险公司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第4篇

我国宏观调控中始终面临某种两难选择：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速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与可持续而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这种选择的前提是政府有条件使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以此缓解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导致的种种风险。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标志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快构建有利于转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尽可能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经历“下台阶”

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保持年均10.5%的高速增长，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或地区在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都经历了一个从为期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支撑过去十多年高增长的基础和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全球化红利的终结

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出口在长达十年里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速，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不到40%攀升至2007年的6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去杠杆化”的压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将使外需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我国贸易盈余占名义GDP的比例从2007年最高7.6%降至2011年的2.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从2005—2007年平均2个百分点以上到2011年负0.4个百分点。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依赖外需消化高投资所形成产能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劳动力供给发生转折性变化

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尽管未来几年这一比重会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劳动力供给已经“见顶”，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深刻变化。尽管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知识与技能偏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在逐步老化，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近几年招工难、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扩展，制造业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失。去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21.2%，且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

（三）城镇化新阶段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3%，标志着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未来我国城镇化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增长模式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已经很大，如果延续城镇化早期阶段主要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支撑城市发展的模式，面临着日益激化的城乡矛盾；另一方面，在51%的城镇人口中，至少还有1/3的流动人口属于“被城市化”的群体，随着这部分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提高，城市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从国际经验看，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会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工作的重心将不得不从民生服务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城镇化速度将有所放缓。

（四）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

2010年，我国GDP约占全球的9.4%，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去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3亿吨，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能源资源的强约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仍呈恶化趋势，水、大气、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严重。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已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因环境问题引起的呈多发之势，社会大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苛的环境约束。

随着全球化、人口增长、城市化相继进入新阶段，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不可避免，其深层含义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终点。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至今已有近20年，总的看增长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发展阶段没有实质性变化前，原有的增长方式即使存在种种缺陷，也可以维持。如果说以前转变发展方式是可转可不转，或者说可快转或可慢转，那么，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速的回落，转方式不仅是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确保短期宏观稳定的迫切要求。

二、潜在增长率下降对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若干挑战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台阶”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对我们熟悉的以高增长为基本背景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

一是如何确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选择合适的参照系，是我们认识形势、制定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面对客观经济形势，从不同的参照系出发，往往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进而产生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平均增速是10.5%，与此对应的是投资增长23%左右，出口增长2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左右，同期CPI年均涨幅不到3%。这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参照系，一旦经济增速明显偏离这一状态，各方面往往就认为“不正常”、难以接受。然而，在潜在增长率回落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上述参照系来衡量经济运行态势，就会存在很大的误判。根据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分析，“十二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10%左右回落到8%—9%的区间，“十三五”时期可能进一步回落到7%左右，实际经济增长率将围绕这一区间上下波动。今年上半年GDP增长只有7.8%，与以往多年增速相比明显偏低，但如果以潜在增长率来衡量，仍处于于正常波动区间。

二是保增长与保就业的重新考量。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是就业稳定。在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是宏观政策应对的重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就业总量矛盾逐步让位于结构性矛盾，维持就业稳定所需的经济增速在降低。从2011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GDP增速从9.7%回落到7.4%，但全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①持续高于1。这既印证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供求更多地是结构性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些落后企业、过剩产能必然要退出市场，相应的就业岗位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大量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与就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和衔接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继续应对周期性失业的同时，要适当调整政策的着力点，更加重视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平稳运行的冲击。

三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以往的宏观调控以需求管理为重点，在经济过热时抑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以往高增长所积累风险不断暴露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对未来预期悲观，单纯的逆周期需求扩张政策效果将明显减弱，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增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经过2009—2011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制造业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投资效率也明显下降。2009—2011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②平均为9.8，其中2011年高达10.7。这意味着在2011年，需要超过10元的投资才能带来1元实际GDP的增加，不仅远高于日韩等国在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而且投资效率比金融危机前几乎下降一半。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投资率将很快超过50%，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因此，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高增长的路已经走不通。

四是原有产业政策模式难以适应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的需要。现行的产业政策模式更偏重技术导向，几乎对每一个产业内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选择以及产业组织形态都做出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习惯于抓重点产业、支柱产业，以此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支柱产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技术路线以及市场潜力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按照原有的政策模式，政府可能会感到无处着手，或者对某些产业支持过度。对此，应当调整政策思路，产业政策的重点要从具体的产业中超脱出来，减少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的扶持，应当把鼓励创新作为政策的核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促进产业多样化。

三、稳增长和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针对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在研究制定对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性、必然性，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和自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间。

（一）更加重视供给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在继续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供给管理在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使未来的增长更加依赖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投入的增加。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投资的重点应从以往“铁公机”等大型项目，向街道、乡镇、村落延伸，向直接关系居民生产、生活、休闲的基层延伸，重点完善农村地区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厂、垃圾处理、供排水等配套设施，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释放部分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要素价格扭曲使企业更倾向于依赖廉价要素的使用来获得利润，并倾向于将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而不是进行技术研发。要抓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要素需求放缓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

三是进一步放松管制。尽管各部门在6月末陆续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但距离真正可操作的规定还有不少距离，民间投资对于进入这些领域还存在不少顾虑，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给民间资本真正的平等地位。

（二）把稳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商业、饮食、家政、修理、搬运、托幼、养老等服务业，采取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扩大优惠项目和免税范围。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二是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对在岗员工进行培训，对培训费用给予税前抵扣。推广部分地区发放“农民工培训券”经验，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补贴培训机构的做法，而是将培训券直接发给农民工，并让农民工自行选择培训机构。

三是完善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失业保险政策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处理机制。当出现区域性重大事件，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失业人员明显增加时，临时延长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提高待遇标准。

四是强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减免学费，扩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鼓励校企合作培训，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

（三）完善以鼓励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

一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得税方面，可采取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办法。流转税方面，对中小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是注重培育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对提供节能服务，生产、销售高效节能新产品实行优惠税率，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

三是加强对传统产业创新的支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制造业仍是我国实体经济最主要的部门，也应当是自主创新的重中之重。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对于传统产业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优惠政策。

注：

①求人倍率为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该数值如果大于1，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人数多于求职人数。

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第5篇

与此同时，全球FDI的流动规模不断增长，FDI的增长速度是同期贸易增长速度的5倍。据UNC-TAD统计，1990年全球FDI流入为2090亿美元，流入存量为19540亿；而到2002年，全球FDI流入为6510亿美元，流入存量为71230亿。FDI既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也大规模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现在FDI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融资的主要来源。FDI的流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动力，FDI的流动促进了技术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同时FDI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又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一体化的程度。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激励政策吸引FDI的流入，发展本国经济。但是，当今全球FDI流入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亚洲，流入中国的FDI规模最大，截止到2003年底，流入中国的FDI存量达到5014.71亿美元。近年来，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FDI也大幅增长，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和新加坡。在拉丁美洲，流入FDI最多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立促进了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中、日、韩与东盟经济正在加速融合，拉丁美洲的南锥共同体（MERCOSUR）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也正在迈向美洲自由贸易区。

近年来，FDI在区域间流动也出现了加速增长之势。东亚金融危机后，这一地区的国家政府调整了各自的经济政策，并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要保持这一地区的高经济增长水平将取决于这一地区的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各国根据各自产业的发展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市场链中一环。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根据各自的区位优势，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利用政策导向调控本国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分享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发展

当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业务功能的发展趋势是实行区域专业化、本土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安排，跨国公司经营要素以价值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虽然收购与兼并仍是FDI流动的主要形式，但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外包形式操作呈迅猛增长之势，这表明了跨国公司要素价值链的延伸。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从2003年的贸易额和FDI的流动看，亚太地区贸易额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同时美国和日本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又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日本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盟和中国。从2003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看，东亚经济增长最为突出，尤其是中国实现了9.1%的高增长，日本也摆脱了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状态，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区域内贸易的快速增长。

根据2003年中国海关统计，截止到2003年12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额达到8512亿美元，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进口4128.4亿美元；进出口顺差255.4亿美元。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263亿美元；中日贸易额达到13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783亿美元，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创造了一个新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带动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也逐步显示了自身的活力。

2000年以来，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呈持续大幅增长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东亚经济正在融合，资源正在重新配置，并逐渐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产业分工体系，日、韩制造业正在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其首选地是转移到中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重新集聚的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产业的集聚效应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中国在国际市场链中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

签署自由贸易区后对一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体化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利益―――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因为区域内成员国间消除了关税壁垒，成员国间制成品贸易的成本大幅降低，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的增加。另外，从长期看，单一市场形成后，实现了制成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贸易的自由化，成员国能够从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潜能中获益，这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内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竞争力的培育和拓展市场链的能力。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公司的行为也日益国际化，公司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也不断深化，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公司面对的是购买者、供给者和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链。与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水平链；与购买者和供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垂直链。水平链是指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垂直链是指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形成的市场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积极拓展垂直链，即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促进中小公司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国际产品市场增殖链中的一环。

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之间形成垂直链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因为垂直链的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并且中小型企业在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中，也分享了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新的经营策略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应当设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的计划和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成为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产业链中的一员，从而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体化。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合作的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纺织品、电动机械、电视机、通讯设备、计算机和汽车零部件等。这些产业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机加工工序较多的产业，适宜于中小型企业专业化生产零部件为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配套。

因为当今全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主要集中在东亚国家，所以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调整发展战略，中小型企业要积极参与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合作，拓展垂直链；区域内大型企业之间，以及区域内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也要展开合作，积极拓展水平链，共同促进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仅仅是对国际产业链的补充（中国有些优势产业是例外）。因此，只要东道国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引导其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FDI的流入不仅不会导致东道国民族工业的萎缩，还会壮大其发展，并促进东道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政府行为

FDI大量流入东亚，促进了东亚经济的一体化。面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东亚地区的各国政府应当根据各自国家的比较优势调整产业发展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融合。

首先，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的经济政策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将有助于公司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调整产品结构，达到经济资源充分利用。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倡导货物、服务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对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再进行保护，转而积极扶持那些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东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具有大量的高素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转型到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中国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相比而言，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则更为突出。

其次，强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发展中国家要制定促进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修改那些与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的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家要善于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要善于利用在WTO框架下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借助于贸易、产业和金融政策培植优势产业，并确立其竞争优势。通过投资促进的政策引导驱动FDI流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使FDI的流动和技术转移与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相统一。

第三，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98%以上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担负着解决就业和消除贫困的重任。然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却比较缓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准入条件高、可获得的资本成本高、高风险的商业环境（管辖重叠）、市场信息搜集成本高，以及执行政府制定的推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缺乏一致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应高度重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政府应制定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计划，在税收、融资、市场准入和信息交换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促进机构要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开放市场条件下的有效地竞争，帮助中小型企业融入大型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市场链中，提升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四，制订投资促进政策，利用比较优势吸引FDI。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出口加工区（有的国家称为对外贸易区、特别经济区和自由经济区），在区内吸引了大量的FDI，区内的中小型企业的潜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些出口加工区的设立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了就业和技术转移。有些发展中国家颁布了《投资促进法》，规范了投资促进的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寻租行为，避免了项目选择上的无序竞争。为了深化产业发展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应不断拓展和强化外向型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形成的市场链（国内企业提供各种投入和服务）。

第五，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开发。

发展中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是通过FDI的流入、许可安排和中间品进口。据估计全球支付的技术转移费中的80%发生在公司间，因此FDI的流入是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FDI是技术转移的载体。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积极吸引FDI的同时，也应重视自我创新能力的培育，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提升国内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的互补性。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技能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更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计划，针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建立不同层次的培训体系，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自我创新能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六，打破基础产业部门的国家垄断，向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

基础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电力、能源、交通、通讯和供水等公共品产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部门传统上由国家控制，不允许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在这些基础产业部门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部门发展缓慢、效率低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了基础产业部门，并开始鼓励国内私人和外国投资者投资基础产业。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的开放，促进了基础产业部门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