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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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第1篇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布里斯托 BS8 1TH ）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的社会面貌不断经历着改变，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民众较为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重要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政府可以采用财税政策来进行环境保护，以实现环境优化的目的。本文将对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研究，分析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作用机制，并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对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财税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财税政策；环境治理；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038-03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在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时不断改变着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也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加速发展，社会面貌也不断经历着改变，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长此以往，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治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从财税政策角度出发，探讨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作用机制，并基于当前财政政策治理环境问题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相关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环境治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认为需要政策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理论与庇古税，另外一类是认为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科斯定理。根据马歇尔于1890年提出的“外部性”概念，环境污染是一种负外部性活动，环境治理则是一种正外部性活动。1920年，庇古最早提出在治理环境污染时，征税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机制不能够实现效应时，应采用政府干预的措施。生产者为了逃避被征税，将想办法改进生产技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减少税收，长此以往，环境问题将得到改善。庇古税在20世纪20年代即引发争议，1960年，科斯撰文认为难以对污染带来的损失进行货币化衡量，并提出可通过市场交易来代替庇古税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国内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财税政策研究晚于西方国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宝顺等认为，对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具有滞后性和区域差异性，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将能够有效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卢洪友、祁毓认为，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在整个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财政政策对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须不断得到强化。蒋尉认为，在市场机制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参与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将得到加强。

二、财税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一）财税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的目标

环境是支持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进行一定的干预，一方面可通过财政政策，通过相关投资，增加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可通过征收排污企业税收，提高其排污成本，以减少其污染物的排放。财税政策的目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经济目标，遵循“成本——利益”原则，分析环境对经济的正负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的成本、价格利润率等，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效果；其二，环境目标，指的是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保证污染被控制在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内，保证人体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财政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本质是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投放、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具体方式包括以下几点。

1.污染治理投资

政府直接进行污染治理投资，是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由于环境治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容易导致企业和个人“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不愿主动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此时政府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将发挥直接的作用。并且政府对污染治理进行投资，可平衡不同地域的环境治理水平，平衡区域间的环境差异，并通过建立监管，保证各个主体履行自身的环境治理的职责。

2.财政补贴

政府财政补贴主要可针对三类对象，首先是对积极参与环境污染治理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生产者进行补贴，第二是对进行低污染产品消费的消费者进行价格补贴，第三是对可能进行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人员进行补贴。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将不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并且增加税收及其他方式进行处罚，从而增加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机会成本。通过财政补贴的激励，企业能够积极改进技术、升级产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3.政府绿色采购

政府绿色采购的作用机制为，首先对企业进行绿色生产起到激励作用，企业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将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争取成为政府的供应商。第二，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提高绿色产品的产量。第三，可以提高公众消费绿色产品的意识，进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整时，绿色采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税收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增加对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降低其生产成品，促进其绿色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高排污的企业增加税收，增加其生产成本，促使其不得不进行生产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期减少税收缴纳，提高生产利润。税收机制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1.征收环境税

征收环境税的作用在于激励企业生产符合生态文明的产品，而不是抑制生产。完善合理的环境税制度将实现环境政策目标，促进社会效益最优。环境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针对对生产环节的税收，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成本，生产者最终通过价格机制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减少消费；第二，直接对消费征税，产品价格提高，消费者减少消费。环境税的征收将促使企业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和生态文明。

2.征收排污费

排污费的作用机制与征税相似，指的是对排污量超过规定标准的企业进行收费，当排污费高于边际治理成本时，企业生产者将不得不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减少排污量。排污费标准越高，企业生产者的生产技术革新动机越强。

3.税收优惠

环境税收优惠指的是政府可通过对进行节能减排活动的纳税人进行税收补贴，减轻其税收负担，鼓励节能减排，促进环境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税收优惠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的政府财政支出，政府牺牲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引导和激励企业生产者进行环境治理。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侧重于正面引导和推动，税收政策倾向于优惠返还，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充分发挥作用，将有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中国环境财税政策的实施情况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中，环境可持续指数一直处于末位，在水资源利用、空气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同时，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政府职能，采取强有力的财税政策，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改善当前的环境状况。

（一）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考察政府是否尽职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标志之一即为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近年来，中国关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无论是总额还是GDP占比都有所上升，尤其是总额增速较快。但从GDP占比来说，相比于发达国家的数据，中国的环境财政支出GDP占比一直处于较低位，近年来占比一直低于1%。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小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其他渠道占比较低。总体来说，现目前财政环保支出的总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需要，制约着进一步环境治理的优化。根据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39744亿元，与上年比增幅达到10.9%，其中节能环保支出3 38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增长率处于前列，体现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进一步加深，但不可忽视的是总量占比全年财政支出仅为2.42%，处于国家财政支出各项中的末位。此外，政府促进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还存在地区间不公平的问题，比如河流上下游地区、东西部地区间差距较大。现目前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投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绿色采购等。

（二）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税收政策实施情况

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税收政策包括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费等税种，同时还包括具备税收性质的排污费。最初设置消费税的目标并不是环境治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日渐严重，国家开始通过调节消费税来治理环境，首先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消费税征收范围不断加深，相关项目的税率也有所调高，消费税在节能环保方面进一步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源税主要是针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开采而征收的税种，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的征收目的不仅在于调节各地资源优劣等客观差异造成的级差收入，更在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可用来加强城市维护建设，是环境保护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除了以上税收项目，具备税收性质的排污费也是政府用来环境保护的有力方式。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此后关于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办法不断完善。排污费的收取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征收面窄、执行力不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除了以上税收政策，政府还制定了税收优惠的政策，对于那些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中来。

四、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

（一）财政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面板分析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本小节指出的财政政策是财政支出政策。由于无法单独对政府绿色采购支出进行核算，因而本小节将以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代表财政政策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这三类，其优点是可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据面板数据对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修改。

混合回归模型：（4-1）

固定效应模型：（4-2）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4-3）

混合回归模型在现实中应用不广，其他两种模型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未观测到的个体影响是否随机，而是是否包含与模型中解释变量相关的元素。在本文中，被解释量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向量，本文主要选择工业企业排放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gf）、工业二氧化硫（so2）、工业废水排放量（f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xit表示省i在年度t与工业生产相关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数据主要为2008-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30省或者直辖市（剔除西藏）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hbzc）。控制变量中，uit误差项，与xit无关，且均值为0。control为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αi是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对解释变量的影响，β是解释变量xit的系数，主要选择人均GDP（rjgdp），人口规模(rkgm)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zc)作为控制变量。

2.实证结果分析

对三个方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后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工业废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二氧化硫，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工业固体废物。预先假设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根据实证检验结果，预先假设成立，且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工业固体废物模型中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其他两种模型中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当环境保护支出增加1%时，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0.186%，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减少0.198%，工业二氧化硫减少0.185%。实证结果显示，当国家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时，可以有效缓解缓解污染，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经实证检验结果，人口越多的地区，环境污染排放量越大，且人口规模对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响最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固体废物呈正相关关系，同工业废水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对三者的影不大。

（二）税收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面板

1.模型的构建、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这三类，其优点是可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据面板数据对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修改。

混合回归模型：（5-1）

固定效应模型：（5-2）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5-3）

主要选取中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包括直辖市及自治区，剔除西藏）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解释变量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环境税费；被解释变量为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及工业固定废物的排放量；控制变量为政府竞争及地区人均GDP，其中，选择地方税收占地方GDP比例来衡量政府竞争。

2.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建立混合回归模型，经过F检验发现个体效应不能被忽略，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为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以及工业废水的回归方程。在工业废水排放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得到资源税增加1%，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0.1668%，排污费增加1%。这个结果表明中国环境税费的设计没有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反而促进了排污者的排污动机。在工业二氧化硫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当排污费增加1%时，二氧化硫排放增加0.0966%，当资源税增加1%时，二氧化硫增加0.2234%，二氧化硫并没有受到排污费和二氧化硫的增加而减少排放。在工业固体废物的固定效应模型中，资源税及排污费增加1%时，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增加0.1561%及0.1701%。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当前环境税的征收制度，比如征收标准低、管理较宽松、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等原因，中国环境税费的环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排污费往往低于企业的治污成本，排污费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他税种的效应就更加不明显。控制变量中，各地政府往往因为盲目追求GDP以及在政府竞争中取得优势而放松环境监管，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对财税政治促进环境治理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对财税政策如何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做了阐述，再次运用规范分析对中国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财政政策对环境治理一般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总量及占GDP比重都较低；而当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环境治理并未起到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环境税收制度存在问题，而且存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提高、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完善财政政策

第一，需要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虽然近年来中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明显增加，并不断保持上升趋势，但与实际需求相比，总量依旧偏低，所以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第二，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仅要增加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还要从事后治理转移到事前预防，增加环保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提高环保执法水平。第三，需要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强管理、转变管理理念，提高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环境保护的效率。第四，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对生产和消费进行“绿色”引导。

2.完善税收政策

首先，需要完善现有的环境税体系：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税税率、改变计税依据、扩大征税范围来进行改革；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增加消费税计税的范围，调整消费税的税率，征税环节从生产环节改到零售环节；对排污费进行改革，可以根据当地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来征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激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投入环境治理。其次，可以单独征收环境税，这样环境治理效应将更有力、明显。具体操作过程可以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的经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可以逐步增加税目，初始税率可以低些，根据企业的税负承担能力，再进行税负的调整。

（三）环境政策的优化选择

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各有利弊，环境税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和资源节约，但政府绿色采购、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污染治理投资支出政策的作用较为片面，仅靠这些政策难以满足环境治理的需要；而仅仅依靠环境税来治理污染也是不够的。因而，理想的方式应该是结合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取长补短，综合使用，以发挥两者的最大作用。当环境税税率的标准无法确定时，可以积极使用财政政策；需要对个人或者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调整时，可以通过征税来影响其成本利润，进而改变其生产行为，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兆德.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西部农业上市公司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3).

[2]王玺,蔡伟贤,唐文倩.构建我国新能源产业税收政策体系研究[J].税务研究,2011(5).

[3]李忠,沈宏,陈伟.加拿大环境税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3(28).

[4]毛晖,汪莉,杨志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第2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荥阳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

中图分类号：17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学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应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配合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从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应注意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体，同时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特点和优势，并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前，我国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比市场或商业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为需要国家支持的特定对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具有财政资金“无偿拨付”和金融资金“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机制；既有政府的优势，又有银行的优势，既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巧妙结合体。除了直接提供资本金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借款、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一般要以政府经济职能和政策为依据，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安排其融资活动和资产负债结构。

大量财政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8)。当前，为防止我国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更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来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给，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支持农业生产、生猪生产，以增加农产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1、国债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切入点，国债既直接制约着财政发行，同时又是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国债具有利率低、流动性强的特征，非常适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操作的对象，为中央银行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奠定基础。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把国债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 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其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财政存款领域的配合。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存款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了收缩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对货币政策必然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3、外汇储备领域的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三、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实选择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以来，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由过快走向过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看，政策效果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没有完全得到矫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使得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间接导致投资率不断攀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持续

走高，流动性过剩趋势不断加剧，且过剩的流动性伴生出资产泡沫化问题。显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采取更大调控力度进行总量调控面对目前经济有一定难度，目前很多经济问题对总量调整越来越不敏感，已成为经济趋热难以达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比总量更棘手。这样，要改善调控效果就必须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结构调整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8)。而在目前结构化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将成为未来可能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我国当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在反通胀中担当关键角色。具体来说，第一，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资金实力。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第二，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供应。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民生供给型财政”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重点用于解决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等问题，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补贴低收入群体，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等。

总之，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吴晓灵，2008)。为了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必须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节奏出台政策。

(二)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侧重

当然，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的同时，也千万不能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协调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贾康等，2008)。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毕竟通货膨胀的表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人手，结构治理是根本，总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要在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张晓莹，2006)。

(三)对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具体配合的建议

1、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预期调控目标，加强“窗口指导”，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我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减息的制约，为防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取利差，货币政策宜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考虑到加息又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因此适时适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度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安全。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第4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且收益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产生的社会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与激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购等政策。财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明确并突破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实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的。

第一，财政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现有财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为财政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研究与开发委托费和财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部门对其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通过财政补贴来满足金融部门盈利的需求，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金融融资来满足其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除财政补贴外，税收也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优惠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财政政策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普遍存在成本较高而消费市场认同度低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也相应地成为其自身发展的瓶颈。通过财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购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

第三，财政政策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资源的利用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的现有资源能耗、设备利用等，同时还包括对于人力资源的利用。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促进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流动，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第四，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成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是其发展过程中各组成要素在某一点上发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术要素、创新路径、主导设计、产业规模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投入和产业市场形成，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成熟。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均有推动作用，而这四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四个要素需要多个指标描述，利用多指标讨论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实现:财政政策ξ为本模型的外源潜变量，x表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变量之间的关系，δ表示内源指标x的误差项。η表示内生潜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内生潜变量进行度量，y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项。B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测度与实证检验

1.模型观测变量的设计、收集与效果测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缺乏现成的二手数据，因此，本文的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文献阅读及专家多次讨论的方式，针对潜变量最后确定了21个观测指标。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法通过直面企业、相关会议论坛和网络形式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企业层面管理人员、部分经济科技部门的政府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根据收集的数据，利用AMOS6.0和SPSS16.0对每一组潜变量与相对应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个别指标的信度评估中，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绝大多数大于0.6，建构信度C.R.大于0.6。各潜变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对潜变量的测量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对于建构效度，如表1所示，潜变量因子负荷均大于0.5的接受门槛值，显示本研究量表潜变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过计算潜变量的AVE值，达到0.5的门槛值，这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达到足够的效度。表2对各个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绝对拟合指标来看，χ2/df最大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个指标的GFI、AGFI、NFI、CFI和IFI绝大多数大于0.9，虽然个别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达到要求。从整体上看，各个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本部分将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与求解，并针对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最后对其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结果以后，我们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因子进行验证，并求出因子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其中21个观测变量分别与5个潜变量之间存在关联。财政政策是外源变量，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是内生变量，使用AMOS6.0软件对结构方程进行初步拟合检验，结果如表3—表5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对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后，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除发展阶段中的y45略低于门槛值0.5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大于门槛值，达到可接受程度。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统计不显著即t值比较小的路径，如财政政策市场培育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剔除统计不显著的路径。从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该值小于5，表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拟合参数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门槛值0.08，因此，该模型拟合参数还不是很理想。

总之，从财政政策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情况来看，该模型初步拟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确地反映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理，因此，本文对其进行逐步的改进，从M1到M3共进行了两次修正，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作用机制模型，具体改进如表6所示。在模型拟合过程中，根据修正系数MI(ModificationIndex)，发现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误差相关，因而转向最大的修正因子，发现观测指标y45对于潜变量市场培育和资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别为12.090和10.900，为了保持各描述指标的单因子属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简，决定删除这一指标以替代增加该标识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显著，因此，支持删除财政政策市场培育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3。在M3中各自有估计参数均显著，虽然还存在几个误差相关对应的MI较大，但是因为缺乏依据可以让这些误差相关自有估计，因此，M3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最终模型，各拟合优度指标也比较理想，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大于门槛值0.5，达到可接受程度。

三、结果与建议

本文通过资料搜集和问卷调查进行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并通过逐步修正模型，模拟测度了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终模型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6;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4;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为0.343;而财政政策对于市场的培育层面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财政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营造产业发展氛围，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得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认同与共识，以实现对产品推广和市场培育的目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购买、相应的补贴措施和通过对商品税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等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对于产品的认同与共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且财政政策促进市场培育的政策设计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使得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效果往往并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产业成长等方面也至关重要，有利于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风险，实现产业成长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房地产 供求 价格均衡 调控

1.房地产市场供给、需求和价格均衡

1.1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自土地招拍挂制度实施以来，政府是土地增值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实施总量控制，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土地的供给由国土部通过指标分配到各省，市、县区级政府组织征收、收储、上市。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城市中心建设用地日趋紧缺，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2006年国务院对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纳入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土地的招拍挂出让方式，从市场获得更多的地方性财政收入，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上涨，进而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城市中心地区由于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好的区位条件，竞租能力强的商业、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居住区由于竞租能力较差，一般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城市中心增量住宅的价格普遍较高，大量中低价格的增量住宅位于城市近郊，带动了近郊甚至远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开发成本的日趋增加，房地产价格在不断上涨。

1.2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刚性需求、结构调整、投机和投资性需求

房地产的多种需求是房地产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抓紧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系，健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继续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满意房。今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继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保证刚性需求是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保证，同时抑制投机和投资性房地产的需求。

1.3房地产市场供需均衡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理论，所谓房地产市场供需均衡，即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态，是指房地产商品的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一致，而且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相一致时的房地产经济运行状态。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价格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市场供求。

2.对房地产价格走势的现实判断

宏观经济基本面驱动了住宅价格的上涨，而不是住宅价格的泡沫。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若干种原因形成的需求的叠加形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基础：一是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居民被抑制的住房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人们普遍希望在住宅市场上购买到品质高的住宅，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二是经济基本面的持续看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投资不断增加，许多城市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建筑空间的需求持续增加；三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许多城市中拥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口也有着巨大的住房需求。未来的十年，我国房地产的价格仍然会有一定的稳步增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任然是增长的动力。

3.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选择

3.1政策目标

房地产价格剧烈的波动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应当努力减少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或者低迷带来的风险，避免影响经济政策的稳定。尽量减少宏观经济景气循环的波动幅度，降低对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缩小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幅度。

3.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利弊分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近几年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从1998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GDP增长加上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说明有大量没有实现的货币积累起来。这些货币没有表现在商品市场里，没有表现为通货膨胀，而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资产价格膨胀在2000年表现为股票价格的飙升，后来表现为国债价格的飙升，最近一两年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剧烈上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实刺激了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对房地产市场而言，财政政策的初始作用是在房地产使用市场上，而货币政策的初始作用是在资产市场上，但由于房地产使用市场和资产市场是紧密联系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会同时影响到利率水平的高低。利率和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可以成为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有效政策工具。如果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量供应的增加就会产生过度的货币供给。反映在房地产资产市场上，人们会购买更多的房地产资产，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资产组合的调整导致房地产价格的升高和利率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机制与此类似，效果相反。如果利率水平保持不变的话，较高的财政支出会提高总需求水平，房地产使用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同样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灵活，因为它直接运用利率、准备金率等，而财政政策必须服从稳定和透明的规则，这就会限制其逆周期的调控效果。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消除由于房地产市场过热引起的宏观经济失衡会失效，或者即使有效但是比较迟钝。如当经济由于房地产价格崩溃进入流动性陷阱时，由于货币当局无法将利率变为负值，当通货膨胀接近于零或者出现通货紧缩时，货币政策就失去其逆周期工具的有效性。如果资产价格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泡沫或者崩溃的，并且只是某些类型的物业市场，如商业和居住物业，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就可能是重要的政策工具。

3.3管理政策利弊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政策变动，也会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政策工具可以用来减少或者抑制住房需求，如“限购”政策就可以起到这种效果。但是仍然会遇到辨别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泡沫还是经济基本面驱动的问题。由于经济基本面的驱动引起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需求被抑制，进一步采取抑制需求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损害房地产业，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稳定和报复性的上涨。房地产价格泡沫有可能是在局部地区发生，因此要采取管理政策来抑制住房需求，应当在该地区范围内实行，实行有管理、差别化的政策，而不是全国一刀切。

3.3.1价格管制政策

将房地产价格保持在某一特定水平，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设定一个固定的政策目标，会阻止本来可以通过经济基本面变化来调整的相对的价格变动。这种政策存在着比较大的弊病，在竞争性市场上，价格管制的危害远远大于好处。价格管制并没有使得过量的需求消失，即使在存在泡沫的时候，只是将过量的需求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会直接导致市场增量和存量供应的减少。如果需求是由于基本面原因导致增长的话，增加房地产的供应是价格均衡的有效措施。

3.3.2限制投机活动

房地产市场需要并允许存在一定的投机性质的投资行为，而且在房地产市场的实际运行中，要将投机行为和正常的投资和消费区分开来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直接出台限制房地产交易的政策并不是最合适的，通过税收和管理制度的组合、住房金融体系的监管等措施来限制投机活动。

3.3.3房地产税收政策

房地产税收政策利用税收调节收益、分配的直接手段，对房地产价格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要加快推进房产税等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立法，房产交易税在遏制投机方面的作用优于房产保有环节税。因此，应重点考虑通过房产交易税调控房地产市场。通过房产交易税调控房地产市场，相比征收房产税更易操作，可以将现有的房地产营业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予以简化或合并，整合为一个税种，统一称为印花税或房产交易税。征收对象从个人扩大至公司，打击以公司名义持有住房的炒房行为。按售价全额征收，避免阴阳合同对政策效果的抵消。针对短炒行为推出多级税率。持有时间越短，税率越高。

综上所述，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使房价回到合理区间。

参考文献：

[1]卢冰.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解析及培育合理市场价格机制的设想.聊城大学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