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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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主要任务。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阐述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会议强调，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三是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五是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强调，在明年经济工作中，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发展空间；把推动自主创新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2011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认为，“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反映出当前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积极”是要继续发展经济，“稳健”是要控制通胀，两者分别对应两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要“积极”、“灵活”：另一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很大，要防止经济过热，所以要“稳健”、“审慎”。
著名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今年经济形势会比去年更复杂。从国内来看，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物价过快上涨，今年能不能收回一部分流动性并控制物价。这是经济复杂性之一。其次，近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在今年可能都逐步衰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4万亿投资计划进入尾声：房地产投资增速今年可能也会下滑：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去年下半年由国外库存回补拉动的出口增速无法延续，因此出口也要下滑：因为通胀。老百姓的消费实际增幅可能也要下滑。推动经济增长的这几大因素在今年都不是特别强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分析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世界各国先行指数纷纷在2010年一、二季度见顶，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在2010年三、四季度开始放缓，这意味着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处于下行区间：其二，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投资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出口竞争力不足、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其三，发达国家通货紧缩的预期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的预期产生直接冲突，从而引发双方在货币政策上出现背道而驰的调整：其四，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短期资本流动加剧，大宗商品资本化趋势有所抬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几个问题：外需可能放缓：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难度加大，操作的空间减小，热钱的大规模流入不仅会对冲货币政策回调的效果，更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的蔓延：通胀治理难度加大。
2011年中国经济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控制物价，一手抓结构调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尚希研究员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特殊的意义，不仅要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做出分析判断，为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好调，而且，还要为“十二五”起好步、开好头，做出部署和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因此，在适度经济增长条件下，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控制物价，一手抓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期望保持在7％～9％即可。不宜偏高；对物价上涨的期望保持在3％～5％较好，不宜追求低于3％的物价上涨率。保持这样的期望值的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重点才不会冲淡。我国物价上涨中的外部因素影响越来越大，一是输入性因素，如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二是国际游资的隐性进入，不仅是房地产，金融产品，而且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也成为国际游资的追逐对象。同时，国内资金的游资化倾向明显。对价格上涨推波助澜。另外，流通成本上升。意味着从“生产量”－“市场供应量”的难度加大。加上生产成本的上升，在上述多种因素影响下，追求过低的物价上涨率是不现实的，而且靠货币供应的紧缩也难以收到效果。
刘元春认为，我们过度强调了3％物价水平目标值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严峻性。一般民众在面对新型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过快上涨时，夸大了这些价格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冲击程度。事实上，恐慌心理不仅是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核心，也使大量资金进入供应偏紧的产品市场，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在货币政策转向、流动性的回收和蔬菜价格回落、预期适度回调等因素的作用下，2011年中国将有效遏制价格上涨蔓延的趋势。对此，央行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物价上涨问题，但同时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造成通胀恐慌，从而进一步促推物价上涨的蔓延。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主要商品物质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商品供求通告制度，以破除民众对目前食品供给的恐慌。
海闻认为，中国正处在投资回报非常高的时段，人们是不会把投资的钱拿去消费的。从很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一开始大部分人先投资，等到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时候，才会去消费。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讲，现在还是积累财富的时候。在积累财富的动机下，有钱他愿意去投资，愿意去更多地赚钱。今年仍然处在这个趋势当中。预计经济出现过热的几率不大，今年通货膨胀大致在3％～4％之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认为，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要在控制物价、控制房价上积极地出台有力的措施。态度要明确，对恶意炒作，投机倒卖的现象要严惩。由于今年恢复性的价格增长因素会减少，这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
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刘元春认为，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与通货膨胀治理是宏观调控最为艰巨的任务。其艰难性在于：第一，流动性是否能够按照央行的意愿进行大规模回收：第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具有强烈的双向风险，政府是否能很好地平衡资产价格回调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冲突：第三，物价上涨的击鼓传花效应是否会持续：第四，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否能够应对多诱因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问题。
在商品银行信贷投放压力较大、信贷投放惯性较强、外汇占款规模上升以及历史存量较高等因素，使中国未来流动性进行大规模回收的难度较大。2009-2010年的信贷投放以中长期项目贷款为主，这样导致了信贷投放的速度和规模被项目投资的进度和规模所“绑架”。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中国贸易顺差、FDI以及热钱流动的规模都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导致外汇占款比重回升，这将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直接面临2004～2007年所面临的困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相冲突，导致紧缩的货币政策被
大量流入的热钱所抵消。
汤敏认为，从国际因素来看，美国可能还会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债务问题还在恶化，财政上不得不削减支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将不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较大冲击，而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热钱，这给我们控制流动性带来很大的难题。
刘伟表示，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通常是7个月到两年，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滞后期可能缩短。因此，2008年年底发行的大量货币，现在演变成为通胀的压力了，2009年新增的流动性可能今年表现，去年上半年的要到2012年。此前，我们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有代价。所以要做好准备，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要做好承受较大的通胀压力的准备。
2011年GDP增速仍有望保持在8％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需求等将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汤敏认为，总体来看，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GDP增速大体会保持在9％-9.5％之间。以下三方面可能是今年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投入。现在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后劲不足，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第二，在今年商品房市场可能不太景气的背景下，国家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应该会有大量的投入。只要这些被真正推动起来，今年的经济就能够保持较快增长。
海闻分析认为，中央现在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指的是收缩，就是说要有一种紧缩的趋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使用了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大量的投资包括4万亿，这种恢复型增长的因素在下降，这会使GDP增速相对放慢。但是，同时也有使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各地的投资冲动可能不可阻挡，各方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十二五”第一年对GDP增长的正面作用是很强的。预计今年GDP可能会出现先低后高的状况。今年年初的时候稳健的货币政策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是下半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拉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估计今年增长可能超过8％。
刘元春预测，2011年整体经济在增速常态化基础上将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而环比增速呈现逐季小幅回落趋势，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6％，季度波幅在2个百分点以内。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何在?不在于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而在于减少就业岗位,造成大规模失业。
由于这次失业冲击与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大学生和农民工等三个群体的就业压力相碰头,形成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同时严峻化的倾向,因而显得特别突出。就业在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发生时常与就业不充分、社保不到位、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等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理解就业是民生之本,形成重视就业最大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原则,是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当务之急。
从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大批外向型企业订单剧减,很多企业停业甚至倒闭,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虽然2009年春节之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已经回到城市,陆续找到新工作,但是,农民工面临更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同时,2008年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一改2003年之后的下降趋势,上升到4.2%,2009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3%。
此外,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遵循国际劳工组织对调查失业率的定义,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城镇调查失业率。受金融危机影响,该指标可能在2007年基础上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6%。
尽管中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逐步显效,经济增长率企稳回升,但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存在“无就业复苏”的危险。厘清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就业。
由于中国存在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必然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一致,因此同样的投资规模、甚至同样的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创造效果。以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为例,我们运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分配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拉动效果大不相同。
第一种组合按照2005年投入产出表显示的实际投资结构来分配全部投资。这代表无金融危机时,固定资产投资的常态。模拟分析结果显示,“4万亿”投资完成以后,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4482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9.6%。
第二种组合采用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做出的投资结构安排,即把灾后重建投资按照一定比例分解到建筑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分别列入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分别列入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及建筑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筑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环境工程都属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属于制造业。分析显示,这种投资组合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135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1.0%。
第三种组合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分配全部投资。我们根据就业拉动系数,给每个产业赋予一个权数。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就业拉动系数最高,排第一位。其他产业按照就业拉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邮电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析显示,如果按照基于就业拉动系数的权重分配投资,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的15.5%。
比较可知,如果按照第三种组合分配“4万亿”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将比第一种组合多61.4%,比第二种组合多40.9%。
虽然制定投资原则需考虑多种因素,且上述产业划分也比较粗糙,分析所用的模型与现实有差距,但模拟结果仍然提示我们,投资计划是否充分考虑就业因素,会令其创造就业岗位的效果大相径庭。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中国政府需要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对中央财政目前安排的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并且运用政策手段,引导地方配套投资及民间投资,使投资结构更多地向第三种投资组合靠近。全面来看,中国政府应当认真考虑,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以下举措,进一步强调促进就业的重要性,把就业最大化落到实处。
第一,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应当直接宣示就业目标。2008年下半年,面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2009年经济增长率力保8%。由于中央强调了保增长与保民生的关系,这个8%的增长速度要求的本意是明确的:对于保就业的要求已经蕴涵其中。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同步扩大,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贯彻中央保增长意图时,难免会忽视就业问题,可能产生增长与就业目标的矛盾。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宏观政策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目标,而不仅仅是GDP增长目标。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的确定,应以最大化就业作为重要考量。政府出台大规模投资刺激方案,以及各种产业振兴规划,固然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同时,起到了扩大就业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明确地以就业最大化为投资领域选择的原则,可以产生更加明显的就业扩大效果。此外,就业增加有利于稳定和促进消费,形成投资和消费内需同时扩大、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虽然主要是从总量上调控宏观经济,如果把就业放在调控目标的突出位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有了共同的基准,从而推动就业、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会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信贷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更多关注,可以使金融更加直接地服务于扩大就业目标。
第三,及时颁布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字。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加注重就业,有关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必须成为宏观经济部门的基本决策信息。因此,符合国际惯例并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应公开、及时地予以。
不过,单靠失业率指标还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全貌,例如,该指标不能反映那些因对就业前景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时间等指标也应该作为调查失业率的补充性信息,予以及时公布。
第四,区域发展战略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避免美国式的“无就业经济复苏”。美国经历1990年至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增长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被认为是老布什未能连任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2001年至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再次出现,并且持续时间更长。不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预计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走低。
美国经济衰退后之所以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原因之一是在衰退期间,大量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导致国内岗位的损失。在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保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份额,有赖于形成一个产业在国内的雁阵式转移。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中国政策指导思想及提法上的转变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针对经济形势制定的。因此,客观准确地判断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应是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和前提。我认为,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应首先明确几点认识。
中国经济必定无法在此次危机中独善其身。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那种一枝独秀或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现实。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贸出口受阻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别连续下降七个月和八个月,其中2009年前五个月下降24.7%和21%。在外贸进出口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实现贸易顺差近888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外贸出口下降不仅影响其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多个方面,也会对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外贸形势何时见底回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危”“机”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首先,这次金融危机帮助我国解决了近几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如自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即是经济增长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出现泡沫、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巨额增加、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等问题,多年来政府频繁出台了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以图控制,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现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从各种途径对我国的冲击,这些问题自然消失了,比如经济过热增长明显放缓,人民币升值暂时告一段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得到缓解,房地产与股市泡沫有所收缩,社会流动性过剩明显改善,等等,这不正是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吗?从我国经济的安全性考虑,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状况可能是近几年来最好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方面是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巨大,经济实力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形象明显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所受的冲击、损失较小,国内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实力对比明显提升。加之中国目前仍然是流动性充裕,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制定经济刺激政策力保经济继续增长,令各国羡慕不已。所以,现在我国虽然在经济增长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在对外比较中却处于较为主动、优越的最好时期。
金融危机产生的将是长远性影响。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预计将难以很快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繁荣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这里我们关键要认识到: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状况下矛盾长期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和总清算。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在近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更会释放出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危若累卵,无论哪个环节破裂,均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不平衡,并难以继续。因此,应从长计议,由于市场环境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并且长期恢复困难重重,所以,需要我们从现在起积极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与需要,适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力争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关注和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
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由于30年来我国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消费市场,因而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而明显。这样,我们在确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而不能脱离这种约束条件,一厢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国经济连续保持双位数高增长,近六年平均超过11%,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约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严重衰退,2009年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银行更是将其预测值由原来的-1.7%调低为-2.9%;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自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可能从外需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两个方面形成负面冲击(造成外贸出口和国内投资需求减弱),从而产生放大效应。目前,从德日等出口大国来看,其经济下滑更为严重,即是一个例证。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尤甚,所以应对之策的关键点是要弄懂该如何在寒流的袭击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灾人祸。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亢奋状态中平静下来,而不能沉迷于那种已逝的幻景中难以自拔。这里要特别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随着应对金融危机思维的调整,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或“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各类提法中,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实,这样才能与相关的政策思维调整相协调并统一起来。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才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即目前仍然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大约6.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并从此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大体平衡。
这种汇率均衡状况的意外出现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市场汇率的均衡点,切不可再度轻易丧失即人民币偏离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收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其背后则造成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因此,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保持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出口并延续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国内资产形成严重泡沫。
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影响明显,甚至可视为晴雨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出台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在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时期又会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正好经历了这么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与刺激政策可谓表露无遗,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如果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见效,那么势必造成房地产市场也随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热。因此,无论是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增长,还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长期分析却未必是对、是好。
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其着眼点应放在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宁可冷一点,也不宜过热。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为此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澳大利亚政府即长期坚持实行此类政策。第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对外公开土地收入的来源与用途情况,实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改进公开拍卖的方法,要学习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开网站上公布所拍卖土地的所有信息资料,由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网上报价与竞价,价高者获得,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为。
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少中外学者达成共识:从人口、地域、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完全依靠境外市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能进行简单的单项调整或转变。现在若我们设法改变这种增长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确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彻的改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倍加困难,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金融危机后我国遭遇出口下滑并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刺激内需,试图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不足,但始终内需难以启动,无法有效弥补外需下降出现的缺口。
许多中外学者把中国内需不足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偏好,而储蓄率过高则与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从逻辑上看这种推理无懈可击,但在上海有位年轻的香港朋友却以他在上海开珠宝商行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分明是社会税费负担过重使然。为此,我们特地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做了一个对比,结果不出所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国则高达82%多,而中国只有46.6%。这说明中国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垄断机构等集中或消耗掉。这就是中国启动内需的困难所在,即基础问题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不科学、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结构性难题,社会保障不健全只是一个其次问题。
因此,如果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需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而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彻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
如何确定改革的着重点
需要确定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取向都必须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尽管本次金融危机也存在市场化过度造成的问题,并在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市场化远远不够,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在组织和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碍市场作用在中国的有效发挥,主要即是行政体系的顽固控制和垄断使然。
因此,在中国坚持市场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缩小和减少政府的规模,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利限制在一个最小的合理范围之内。具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层级和数量;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数量;坚决实行政务公开;明确行政审批权与设置权分离;行政权利的设置必须走公众听证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最大限度地简化财税体制、减轻税赋;各级统计部门可由地方“块块”管理划归中央实行“条条”管理,这可相对减少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市场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突破两个堡垒,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业的垄断行为,在大的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体制下对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垄断经营。第二是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这主要就是上述垄断行业的价格控制。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在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行业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不是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形成的市场浮动价格,而是由行业垄断或行政管制确定的“官价”。这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要求石化、交通、电讯等打破部门管制和行业垄断并实行真正的市场定价,自然不能放过银行利率的市场化问题。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不公平。总体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的早却行动慢,说的多却做的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步伐,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合理的扭曲现象,社会融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便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浮动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说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条件已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勇敢突破的时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社会中的一些扭曲现象才能够得以有效化解。实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若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话。
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7.37万亿元,这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毋庸置疑,在当前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种巨额的信贷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而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来临,必然会重启宏观调控紧缩政策,那时就可能使许多投资项目因抽紧银根而陷入困境,便带出第三个问题:已开工的投资项目难以为继,又将产生一批“烂尾楼”、“半拉子”工程等,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出现类似1992～1993年面临的情况与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资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在前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各级政府热火朝天搞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火热年代”。当中的奥秘所在就是同期兴起的所谓“土地财政”,即随着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导致各级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及其价格成倍猛涨,从而产生暴利,额外为各地经济建设筹集了大笔建设资金。但金融危机使这种状况突然中断,土地出让减少并且售价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从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转变为之后“入不敷出”,类似经济状况,也有一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