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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摘要: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有效地防范财政政策的风险:一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上来;二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