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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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2011年下半年，中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自2010年底实施以来，已经将近一年，政策的内外环境都在不断地变化，这一政策落实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2011年下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也有着新的含义，对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会与以往不同。

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明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该扶持的产业，该保障的民生，都会得到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保障房建设需要资金，民间创业需要资金，战略新兴产业需要资金，生猪生产、农田水利建设需要资金。这些方面都会得到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不断回收流动性，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6月底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甚至加息政策也在今年上半年实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全面收缩，积极的财政政策依然是主要基调，面临通胀的威胁，更主要地只能靠发展生产来满足需求。没有生产的充裕供给，不会有物价的降低。不多养猪，猪肉不会降价。经过近几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尤其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之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市场扩大了，农民吃的猪肉也多了，但生产能力没有跟上来，这是近年来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一个原因。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米饭之外，喜欢吃红豆、绿豆、黑豆、紫米的人越来越多，农田的生产要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农产品价格自然也要上涨，这些需求，只能靠发展农田水利提高粮食产量来满足。解决这些内需，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才能满足，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是刻不容缓的。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实施的各种惠民政策地扩大了内需，现在已经逐步进入了收获内需市场的时期，收获这一市场，主要靠发展生产。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真义。

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问题和国外是完全不同的，国外面临的是内需乏力，而中国面临的是内需扩大推动物价上涨，包括生猪生产、保障房建设，中国面临的都是产品稀缺的问题，这是让国外羡慕的，当国外都在为房价低迷发愁的时候，中国的限价房、经适房却供不应求。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怎么能满足这些真实的市场需求呢？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著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著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柳来河”；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体系；实践机制研究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使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广西地区来说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柳来河”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就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简单的论述。

二、“柳来河”地区使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的现状

1.“柳来河”地区在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可依据的财政政策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为了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实施了“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虽然这个体制的实现已经使广西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政策。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是注重经济发展的状况，忽略了相关政策的发展，导致了“柳来河”区域经济体制在实施额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就会导致有一些人抓着政策的漏洞赚取一些不义之财，严重的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2.“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一些谨慎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冒险实施这种经济体制，因此这种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全部人民的支持，进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现象。要实现柳州、来宾、河池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体制，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打通这三个地区的交通，而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仅仅是依靠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政府的支持很难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进而就不能够实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3.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各个政府之间还没有实现利益的协调

在不同的地区，政府与政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的。为了能够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些政府经常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虽然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同时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但是在实行体制的同时各地的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在推进一些其他的项目，这就会导致在各个地区之间出现争夺资源的现象，过于不理智的资源争夺现象就会导致物价膨胀，并且会影响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进而违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初衷。

三、“柳来河”地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财政政策体系存在问题的方法

1.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出台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依据。为了能够保证“柳来河”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准确的实行依据，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出台一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使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额财政政策的支持体系，推动这三个地区产业的发展。另外，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还能够充分的调动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落后的财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提高。

2.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资金的支持

为了使“柳来河”这三个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体制，这三个地区的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但是仅仅靠这三个地区的资金投入很难真正的解决交通道路的问题。因此，为了能够使“柳来河”地区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一些一般性的资金来补助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还应该要争取中央政府对这三个地区资金的支持。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要放开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让一些民营企业逐渐的发展起来，进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3.要使各个区域政府之间的利益互相关联

如果“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不同地区的政府为了自己所处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会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应该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一定的联系，通过所建立的联系将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抢夺资源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解，各地区之间也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而共同作出努力。除此之外，将这三个地区的利益连接起来还能够使各个地区的政府之间互相合作，不会出现本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作出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在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能够使国民的经济得到有效的保证，就要求相关的政府以及管理人员实施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主要的经济体制是区域化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柳来河”地区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虽然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使用的财政政策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经过相关人员的研究都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区域化经济发展体制是一种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模式，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要对此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柳州、来宾、河池市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R].广西财政厅.2013.

[2]丁芸,张昕.财税政策选择与区域径济协调发展[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02):21-26.

[3]广西财政厅办公室课题组.促进广西“两区一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5(23):14-20.

[4]贾敬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5(05):53-56.

[5]单亚东,郑学敏.区域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选择[J].商场现代化,2015(6)(下旬刊):193.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在杭州市余杭县仓前镇，菜农张得新每周要向城里20多户家庭供应三次新鲜蔬菜，每月收入超过5 000元。

四年前，张得新参与到浙江大学及其下属城乡合作社发起的农业实践中。这项实践项目叫“小美合作社”，以农民增收为导向，一头连接菜农，另一头则连接消费者，着力于解决优质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并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

小美合作社提供了两种构架，一种是以老张为代表的模式A，采取1个农民对接N户市民家庭，以农民为中心，形成一个类似专属社群的菜友单元。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耕作面积在15亩以下，以农民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农业种植，强调的是精耕细作、高品质的农产品，同时也要确保农民的收益。

不论品种，老张的每种菜定价都是30元一公斤，偶尔供应的土鸡蛋、土鸭蛋、自己腌制的笋干价格更高些。每周二、周四、周日中午11时30分，老张的菜会准时在“浙大小美合作社”的微信公众号里上线。因为数量有限，一些卖得俏的品种要靠“抢”。

另一种模式B，则是小美合作社上线的其他单品。比如：来自陕西洛川的红富士苹果、山西榆林的小米……与老张的配送受限不同，模式B的单品辐射到全国，合作农户也不限于浙江本地。

在小美模式里，农人与菜友在平台上建立链接，农人知道给谁种菜、对谁负责；而菜友知道是谁种的蔬菜，并可以向农人提出定制化需求。价格方面，根据农民耕作成本和收益要求、菜友的价格接受程度进行制定，菜友和农人双方都可以在平台上看到每月的花费或收益。

小美合作社的价值在于，通过“农户+市民”的城乡互信合作社群，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具有持续黏性的产销对接。

产业链的想象力

传统农业产业链，上游主要集中在生产和农资贸易环节，中游集中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下游集中在农产品贸易环节。

然而，互联网、人才、资本、技术的集聚效应，带来了整个产业链的颠覆与重构，从“空间、时间、成本、安全、个性化”五个角度全面改变农业生产和消费。

贯穿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改造与创新，在上中下游分别呈现出以下特点：

1.生产的标准化和农资的电商化

互联网和现代科技融入农业，提升了生产环节的可控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标准化，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和供给的精确性。

农资是农业生产中投资最大的一块，电商化大大缩短了农资交易的中间环节，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2.加工环节的数据化

农产品加工商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加工环节的数据化趋势是实现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以肉制品企业为例，通过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打通上中下游信息，每一批次的肉制品都能追溯，从而实现对产品的数据化管控。

3.销售渠道的扁平化

在传统模式中，农产品从田地到餐桌要经过菜农―收购商―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消费者等多个环节，层层加码，价格自然较高。而沱沱工社、菜篮网等生鲜电商将流通环节缩短为农场―平台―消费者三个环节，价格随之降低。另外，生鲜电商还重塑了以往的产销关系，可以通过大数据准确把握消费需求，再据此组织生产，调节上游，打造按需生产的经营模式。

再谈产品

产品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农产品品质，决定了产业链的优劣。除了在生产端控制质量，在消费端打造品牌同样重要。

有品类无品牌，可谓中国农特产品的集体痛点。没有品牌也就意味着农特产品没有溢价能力，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如何做品牌？

1.人人都爱听故事

农特产品的故事性很强，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背景、历史典故、产品知识等都可以把农产品包装得特点鲜明。

比如，农特产品电商“维吉达尼”，组织维吾尔族农户建立专业合作社，销售葡萄、枸杞、大枣、杏干等新疆特色农产品。维吉达尼以当地合作农户名义实名微博，将农产品特征和农户故事进行传播，同时将生产农户的肖像和档案印在产品包装上，结果不仅农产品大卖，维吉达尼品牌知名度也迅速提升。

这种以农户生活为中心的真实故事传递出两方面价值：其一，这些农产品是天然、原生态，安全可靠，可以放心食用；其二，用户品尝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新疆农民脱贫。

2.吃货是个圈

生鲜电商“伯果儿”主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特产品，通过组建“美食俱乐部”和“吃货在线”社群，汇聚资深美食达人。伯果儿让美食达人推荐自己家乡的好产品，并组织人员去采购，然后在吃货群里对新产品测评，达到85%以上的好评率便会上线。

这样一来，每款产品均由达人甄选和推荐，真正做到了“发现美食、体验美食、分享美食”。这种媒体属性将伯果儿的产品和品牌无限扩散，有效解决了美食入口和传播出口的两大问题。

把用户社群化，通过C2B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产品的甄选、生产和传播中，是农产品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方式。

3.母鸡带小鸡

对于区域性农业企业来说，靠单个主体去打响品牌并非易事；而抱团进行品牌整合，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子。

浙江丽水有茶叶、食用菌、笋竹等九大农业主导产业，2 800多个农业品牌商标，但单个品牌的知名度并不高。2014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丽水通过创建综合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将优质农产品进行整合，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方式，既体现了政府背书的权威性，又降低了生产主体进入市场的成本，实现子品牌产品溢价。运作两年，“丽水山耕”声名鹊起，加入其中的当地农业企业超过140家，实现销售逾11亿元，产品平均溢价30%以上。

供给侧相对论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和农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

从2004年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却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相。究其原因，就在于有效供给没能很好地适应需求变化，导致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所以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认为，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在于：

第一，必须使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起作用，让农产品的定价主要由市场决定。

第二，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目前，粮食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豆和玉米。小麦、玉米等亩产迅速增加时，大豆的产量始终不见大幅增长，究其原因还是科技投入过少。我国大豆的品种、栽培技术都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农产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应当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推进科技创新。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