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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政策背景 “新经济”
(一)新经济的特点
我们认为,“新经济”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通过创新技术,借助高效率的资本市场,结合有力的宏观调控,在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实现的一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运行形态。纵观其全过程,我们认为美国“新经济”有以下特点。
首先,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9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0.4、2.7%、2.3%、3.5%、2.0%、2.8%、3.8%、4.5%、5.7%。此时美国不仅走出了经济低迷,而且经济增长率上还超过了德国、日本。其次,美国此时的失业率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步下降,从1993年开始,美国就业状况开始改善,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这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更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此时美国的物价水平增长幅度保持在低水平,而没有因为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9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5.4%、6.9%、6.5%、2.7%、2.7%、2.5%、2.3%、1.7%、2.1%、2.5%。
其次,美国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善。由于美国政府此时施行了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弱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并举为特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削减国防经费,而另一方面则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技术型的投资,推动经济的转型。此外,在税收政策上,美国政府有的放矢,对富人增收附加税,全面提高能源税,另一方面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减税,并在税收上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美国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每年还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盈余,使得美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游刃有余。
再次,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新的活力,从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增长。“新经济”是重视技术、重视知识、重视创新的经济。高新技术产业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同时有效利用风险投资,最终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
(二)对“新经济”的简要评价
无疑,美国“新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亮点,一个是实现了稳定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另一个是高新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一组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新经济”中,这对指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似乎被打破了。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下,经济周期是不可以被完全消除的,“新经济”的成功并不代表这个矛盾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经济波动被完全抚平。我们始终认为,“新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全球化的机遇,有赖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有赖于美国政府、美联储推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因此,对于“新经济”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去怀疑当前的经济理论,毕竟它仅在美国的一个国度里实现了,但也不能忽视这种造就特殊情况的原因,因为,这讲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借鉴。
二、“新经济”背景下美国的货币政策
(一)“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首先,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所谓中性货币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让经济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地增长。美联储预测美国自身潜在的增长率为2.5%,于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增长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
其次,以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相机选择调整时机,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方向连续微调短期利率。依据“泰勒规则”的理论基础,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越来越难控制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原来的货币供应量转为实际利率,其政策最终目标是保证稳定增长,同时毫不手软地预防通货膨胀和抑制经济过热。在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美联储调整利率始终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保持谨慎,采用小幅度的调整,一般是每次调整0.25个百分点;第二是保证灵活性,在目标极为明确的前提下,鉴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使货币政策能发挥其短期内迅速作用经济的特点;第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透明性,美联储通过公开政策信息,让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了市场的稳定。
再次,保证美联储在制定及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在“新经济”之下,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变化,高效率地做出决策而不受政府干预。
最后,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投资调整了产业结构,拉动了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为美国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而货币政策则更着眼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二字,通过及时的利率微调和公开市场业务,预防了经济过热,抑制了通货膨胀。
(二)对“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简要评价
首先应该看到,美联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一方面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另一方面调控手段得当,的确值得世界各国的货币当局借鉴。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该时期的经济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体现出来局限性。比如,美联储持续调低短期利率时,并没有使长期利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这将不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再比如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连续的降息,美元的价值反而上升,从而无法实现刺激出口的作用。(三)“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长期发展来看,中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的趋势。中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较高,货币政策还是被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应继续推动利率向完全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充分发挥利率调控工具的作用。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企业和个人对利率的敏感性都相对较低,因此目前我国主要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间目标。
再次,应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同时加强政策的透明度。由于我国权力体制的特殊,央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弱,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不够透明,常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之一,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投资者的预期。
最后,应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的优势,而货币政策有短期有效的优势,在相机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国疆 《从美国“新经济”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1年10月
[2]唐世超 《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 消费导刊 2008年7月
关键词:货币政策 中小企业 融资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对经济中微观主体的融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中小企业作为一类微观主体,其融资行为必然受到货币政策的制约。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面临的特殊经济环境,与大企业相比,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存在特殊之处。
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特殊性根源于中小企业自身状况和外部融资环境。从中小企业自身状况看,它具有规模小、经营风险大、信用能力低、财务资料不完善等特点;从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看,由于民间融资渠道不畅通、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对其开放、财政性资金基本上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金融机构仍然是其主要的融资渠道。此外,部分中小企业财务资料不完善、不详实导致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无法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和防范,致使一些金融机构离开了中小企业市场。这导致中小企业在需要外源融资时不得不求助租赁公司、投资公司、典当公司,支付较高的成本以获得资金。中小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其在融资方面形成了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和融资风险高等特点。
二、前提假设
为分析方便,笔者作出如下假设:第一,企业是资金的需求方,包括两种类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是资金的供给方,也包括两种类型,银行类和投资类。第二,银行类机构只服务于大企业,无论货币政策如何都不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其资金供给的价格较低;投资类机构既服务于大企业也服务于中小企业,但在服务顺序上大企业优先于中小企业,其资金供给价格较高。第三,融资成本越低,企业的融资需求越高,融资成本越高,企业的融资需求越低,所以企业的资金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同时,在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的条件下,外源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中小企业的扩张欲望强烈,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缺乏弹性,即融资价格的变动对其需求量的变动影响不大。第四,由于投资收益越高,资金的供给量越多,投资收益越低,资金的供给量越少,所以资金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同时,投资类机构提供资金所要求的回报更高,投资类机构的资金供给曲线在银行类机构资金供给曲线的上方。第五,银行类机构的资金供给受到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影响,而投资类机构由于不吸收存款而不受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影响。
三、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考虑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对于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的影响。依据假定,银行类机构吸收存款,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银行类机构的资金供给产生影响;投资类机构不吸收存款,不必缴纳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投资类机构的资金供给没有影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类机构资金的供给增加,从银行类机构获得资金更加容易。但是,银行类机构只服务于大企业,所以在大企业融资需求不变下,大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同时,因为投资类机构的资金供给不受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影响,所以投资类机构的资金供给不变。
四、紧缩性货币政策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于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的影响。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导致银行类机构资金供给的减少,投资类机构资金供给不变。根据假定,银行类机构只服务于大企业,投资类机构既服务于大企业也服务于中小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银行类机构资金供给的减少导致企业从银行类机构获得资金变得困难,一些无法从银行类机构获得资金的大企业转向投资类机构。在投资类机构资金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按照大企业优先的原则分配资金,导致对大企业资金供给的增加,这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存在“挤出效应”,导致原本能够获得资金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资金。此外,对于能够获得资金的一部分中小企业,其融资成本也十分高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好处,融资的数量和成本不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大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存在挤出效应,中小企业融资的数量减少,成本上升。
参考文献:
[1]区伟权.“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5个主要因素”.2008年APEC中小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财富论坛.新浪财经,2008年05月31日
利率(本文所指的是银行利率,下同)也称利息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钱所支付的代价,亦是放款人延迟其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由于其与货币政策的天然联系和具有相关性联系紧密、可控性优异、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应当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一、相关性方面
利率同货币政策具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函数关系,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如2009年中国货币政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银行存款利率活期为0.36%;整存整取三个月:1.71%;半年:1.98%;一年:2.25%;二年:2.79%;三年:3.33%;五年:3.6%。2011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为活期为0.50%;整存整取三个月:3.1%;半年:3.33%;一年:3.5%;二年:4.4%;三年:5.0%;五年:5.5%。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格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同时银行存款利率下调为活期:0.35%;整存整取三个月:2.6%;半年:2.8%;一年:3%;二年:3.5%;三年:4%;五年:4.25%。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
二、可测性方面
利率是可测的,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建立在对利息的来源和本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利息是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从借入资本的资本家那里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量的规定性,利息量的多少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平均利润率。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平均利润率与零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这一比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及其竞争,一般来说,供大于求时利率下降;供不应求时利率上升。此外,法律、习惯等也有较大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说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利率决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目前中国现阶段利率的因素主要有利润率的平均水平、资金的供求状况、物价变动的幅度、国际经济的环境、政策性因素。这也就决定了利率的可测性。
三、可控性方面
利率具有相当高的可控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的管理机构,制定并公布基准利率作为的商业银行存款、贷款、贴现等业务的指导性利率,存款利率暂时不能上、下浮动,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至上浮70%。可见利率具有极强的可控性,国家可以控制利率,调整利率,进而调控货币政策。而货币供给量由两个因素决定,即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一般来说,基础货币基本上可以由中央银行控制;这样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乘数是否稳定可测。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又有:居民的经济行为;企业的经济行为;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控制,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可以限定。但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只能进行引导,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也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与利率相比不高。
四、抗干扰性方面
由于中国利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所以中国利率具有极强的抗干扰性。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涉。也不会因为个人行为或者其他种种因素自行改变。而货币供给量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经济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迅猛发展更是使得货币供给量的抗干扰性不断降低。
论文关键词:货币政策转变,有效性,银行经营特点,策略
一、对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几点认识
2011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非常及时和十分必要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过去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向常态回规。因此,稳健货币政策要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与其他宏观政策相互协调,把握好力度。迫切需要加深对货币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再认识,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
(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发挥信贷政策的特殊作用。稳健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进而实现稳定币值、物价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最终目标。信贷政策则是按照扶优限劣的原则,以实现信贷投放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目标。然而,两个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调控内容和目标看,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调控总量,通过运用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性工具借助市场平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规模,促进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从而保证币值、物价稳定、抑制通胀。信贷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结构问题,通过引导信贷投向,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调节手段看,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更市场化一些。而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时还须借助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货币与信贷政策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当前我国在间接融资占绝对比例的融资格局下,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和使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金配置结构和运行效率。因此,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大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稳健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所以,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要正确处理好稳健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辩证关系,不仅要运用稳健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货膨胀,更要擅于运用信贷政策来调解产业结构,积极主动发挥信贷政策的特殊作用,进而实现稳健货币政策目标。
(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以优化信贷结构为核心。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内涵为,“增强金融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实现合理适度增长。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规模。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中信贷结构优化是核心要件。只有切实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等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限制领域的信贷,大力增加国家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才能在控制信贷规模的同时,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信贷需要,才能真正确保信贷总量适度,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只有对不同的部门实施差别化的信贷结构调整,才能避免稳健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偏离目标,从而保证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在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时,对于过度投资、投资低效、风险较大的部门,比如高耗能行业、投机性房地产需求等,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抑制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对于战略性产业、经济中薄弱环节,比如低碳经济、民营经济和农业,则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支持。
(三)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相对稳定。2008年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2008年上半年为防止过热实行了从紧缩货币政策,随着8月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财政、货币政策转为极度宽松,宏观刺激政策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得以实现。到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和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不断巩固,国内出现了通货预期强化和通胀压力上升的苗头,宏观政策开始逐步收紧,转以抑制潜在的过热风险,货币政策也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货币政策。以上宏观政策的不断变化,虽然是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同时却加重了各方面政策执行的难度。在当前通货预期强化和通胀压力上升下,宏观政策当然要因时而动,但更应该保持相对稳定。要从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的问题,摸清我国的实际情况,兼顾眼前与长远,才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才不会出现频繁的、过度化的政策调控。尤其是对一些战略性问题,更要从长计议,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持续的、相对稳定的稳健货币政策。
(四)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有宏观政策部门主动配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特别是优化信贷结构,需要差别化金融调控工具和监管、财政、税务、产业多部门的协调配合。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差别化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定向票据、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选择性地放松或收紧商业银行贷款的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以此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
银行业监管部门要主动协调货币政策目标和监管目标,灵活使用监管工具。在金融结构调整体系中,银行监管作为商业银行贯彻执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外部环节,其职能不仅要在事中和事后发现纰漏和纠正错误,还应在事前有效配合稳健货币政策,积极发挥约束和导向作用。
二、货币政策转变后基层银行经营的主要特点及中小企业面临的新困难
(一)基层银行经营的主要特点。从2010年四季度至今,央行已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三次加息,加快了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步伐。随着宏观调控力度的逐步加大,主要银行经营及风险管理政策出现调整,引发基层行经营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营运资金较紧,揽存压力加大。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的信贷规模适度控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加息和通胀预期,使银行面临信贷规模下降和利润空间收缩的压力,不得不调整业务结构,寻求新的收入和资金来源。2010年10月以来,央行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调高,主要银行系统内部资金集中的力度也在加大,基层分支机构的流动性收缩来得更快、更猛。目前我国负利率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负利率导致的社会储蓄意愿低迷的情况下,仅维持现有存贷比,银行就要付出更多的揽存努力。导致部分银行不断推出带有明显存款性质的各类理财产品,通过基层行吸引市场资金,缓解银根抽紧后可能面临的流动性困难。二是信贷规模压缩,额度控制加强。2010年12月以来,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各银行机构总行普遍对授信规模和信贷增速实施了一定控制,由此导致部分银行分支机构前期签订的一些授信协议、承诺难以按原有额度、期限、利率等条件兑现。2010年底开始,各大型银行已普遍开始收紧信贷,进入今年年初,规模从紧趋势显现。信贷规模收紧,银企博弈格局发生变化,根据借款企业综合贡献状况采取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原先的非核心客户、边缘客户将面临“被压缩”、“被清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基于银行发展战略、风险防控的角度考虑,将紧缺的信贷资源主要投向于目标核心客户、大规模集团型企业,并且要求借款企业落实足值的不动产抵押,提供与贷款规模相匹配的资产支持,进一步推高了信贷政策的准入门槛,原先游离于信贷准入政策边缘的借款企业将会面临“出局”的尴尬境地。信贷规模的收缩导致借款人甚至部分重点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的信贷需求较难满足。三是市场转向卖方,信贷门槛抬升。信贷规模控制,使信贷资金成为市场稀缺资源,银行在贷款风险定价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客户选择上得以实行更严格的行业限制、更高的担保条件、更高的利率以及更多附加条件,有的贷款品种利率不断上浮仍然供不应求,贷款定价中的额度溢价飙升迅猛。信贷市场转向卖方,一方面给银行带来了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为银行调整客户机构,筛选优质客户,特别是发现有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客户创造了条件,对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以有效利用信贷资源配置,弥补因规模受控可能带来的收益减少产生重要影响。四是管理面临压力,潜在风险滋生。随着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银行信贷规模收缩,使银行经营管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各类风险交织的情况下,任一风险应对、处置不力,都可能影响银行形象和声誉,引发声誉风险。此外,在难以正常融资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的资金需求难以适时得到持续满足,在信贷宽松条件下长期依靠借新还旧和滚动贷款维持经营资金链正常运转的个人和公司客户可能面临资金断链的风险。部分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很可能铤而走险,利用银行漏洞获取资金。而一旦发生案件极易使公众对银行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动摇市场信心,引发声誉风险。
(二)中小企业面临的新困难。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后,中小企业将面临三方面的困难:一是供求矛盾加剧,中小企业获取贷款难度增加。总量规模收紧,信贷资金供求缺口扩大已成不争事实。值得关注的是,贷款规模收缩比例在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风险、收益、成本等方面考虑,银行往往采取“保大压小”的结构调整策略,使得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增加。多数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难、资金保障压力大的同时,还面临招收员工难、原材料涨价、汇率波动大等困境,“大单、长单”的接收意愿下降,经营导向趋于短期化、投机化,将对制造、外贸等实体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二是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财务压力明显加大。信贷供求关系偏紧导致借贷利率走高,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上升。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上升,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已呈常态化,个别贷款甚至上浮幅度更大。利率上浮的贷款品种主要集中于与中小企业高度关联的个人经营贷款、小企业贷款等品种,广大中小企业成为融资成本上升的“聚焦点”、“重灾区”,成为货币政策转向、贷款规模收紧形势下的主要“被调控对象”,与政策基调相违背。多数中小企业财务实力弱、盈利空间小,难以承受长期的高息成本,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和案件风险。
三是融资压力传导,行业中游企业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规模收紧下,行业上游企业基于市场优势地位,以延期付款方式,将财务成本转嫁至中游企业。处于行业下游的中小企业基于目前的融资困境,也通过原材料、配件等供销渠道向中游核心企业传导融资压力,致使行业中游企业面临上、下游企业的双重资金压力。
三、货币政策转变后基层银行应对策略
(一)把握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宏观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准确判断后提出的,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一是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社会、文化、民生以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在间接融资占绝对比例的融资格局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地方政府难以抑制的发展冲动,以及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房地产调控、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淘汰落后产能等任务,只有实施严格的信贷政策,才能规范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不符合国家政策支持方向、产能过剩的行业尽管其有信贷资金需求,银行要执行严格的信贷政策,在信贷上予以控制,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宏观政策,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二是坚持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相结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是巧妙运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体现。几年来,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货币政策承担了太多职能,包括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职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市场主体不健全、政府管理经济目标考核不科学,尤其是缺乏像信贷政策这样一只比较严格的“看的见的手”的积极配合,常常出现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的局面。这说明严格的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是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真正的关键,否则,政策设想再美好,实施起来可能只会是徒劳,一定程度上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的成效决定货币政策执行的成效。所以,要改变过去单向调控货币供求的方式,巧妙运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消除由于过紧或过松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确保2011年的银行信贷增长恢复到平常水平又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为基层银行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担保机制,建议各级政府按照中小企业上缴税收的一定比例计提专项资金,注入政策性担保公司,补充“临时还贷扶持基金”,形成以“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税收增加—担保增强”主线的循环互动机制。控制融资成本,在推进财政贴息制度基础上,建议人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上浮幅度作适当限制,防止宏观调控政策“误伤”中小企业。加强财政扶持,加大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收入的税收减免力度,强化差异化核销政策,进一步调动银行信贷支持的积极性。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中小企业在人行、工商、税务、司法机关的各类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加大违约成本,优化区域金融环境。二是加大监管推进力度。加强监管引领,促使银行及时转变思想理念,提高发展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考核力度,将中小企业贷款发展要求纳入监管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与监管评级、准入审批、检查频率等管理措施相挂钩,进一步增强监管激励效果;强化集中度风险监管,进一步加强大户贷款、集团授信监管,加大违规贷款、超限额贷款的处罚力度,纠正银行“垒大户、傍大款”的不当倾向;加强舆论引导,持续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帮助中小企业主增强信用意识,全面了解信贷政策,落实诚实申贷、用贷原则,为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中小企业要强化“自主管理”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中小企业贷款持续、快速、稳定发展需要银企双方共同努力。当前环境下,中小企业要围绕“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着重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摆正经营发展理念。坚持长期稳健经营理念,加强融资风险管理,配合银行落实贷款新规,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方面的合规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增强银行支持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优化产供销运营体系,规范财务核算制度,加强账户和资金往来管理,完善经营管理信息的披露机制,尽快扭转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严格做到三个“不”,即:不提供虚假报表蒙蔽银行,不利用关联交易套取贷款、不利用同名划转挪用资金,增强银企合作的基础。
(三)基层银行要尽快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针对货币政策转向条件下基层银行经营活动的特点,各上级行和银行监管部门必须保持高度关注,帮助基层行尽可能平稳地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在新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平稳健康运行。
一是增加商业银行内部规模调度的弹性。要在统一规模和资金调度的框架下,更多地运用经济资本占用考核等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与调控手段,根据不同机构和地区经济及银行业务发展情况,总量从紧下,分层、分区系统内调控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力度,防止银行系统内部规模管理“一刀切”给基层行资金运营管理和正常信贷业务活动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二是用好卖方市场下银行信贷结构优化的机遇。各级银行要抓住信贷额度阶段性趋紧的机遇,重点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重点满足符合产业和信贷政策导向、综合收益好、忠诚度高的客户的合理需求,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实行专项管理、单独控制,以权限下放、单列考核为重点,大胆尝试供应链融资、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新型融资模式。会同有关政府部门打通存货、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抵质押业务运行链条,加大担保方式创新力度为中小企业贷款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同时,对存在潜在风险和重点调控行业的存量客户,认真研究制定清收和退出计划,以此缓解增量计划不足的矛盾,加大平台贷款、集团客户和房地产贷款的管控力度,加大不良贷款清退力度,腾出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用于补充小企业贷款规模。三是适时开拓新的利润增长渠道。信贷规模的严格控制对基层银行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较大的挑战。要维持近年来利润快速增长的势头,必须加快基层行的金融创新步伐,根据当地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的、新的金融产品,大力发展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理财、基金、国内信用证、国际结算等资本占用较少,收益水平较高的中间业务,提高产品渗透度,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代替单一的信贷支持,推进收入多元化,缓解宏观调控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冲击。
(四)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基层银行需防控声誉风险。稳健货币政策下使银行面临信贷规模下降和利润空间收缩的压力,不得不调整业务结构,寻求新的收入和资金来源。这一过程中,若营销宣传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到位,极易引发声誉风险。为此,银行要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加强声誉风险管理。一是完善声誉风险管控体系。银行要把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高度,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统筹加以考虑,科学制定商业银行声誉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建立健全声誉管理机构,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与流程,适时、全面监测银行声誉状况,提升声誉风险管理水平。加强声誉风险文化建设,强化全员声誉风险意识,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营造声誉风险管理的良好氛围。二是强化市场纪律的自我约束。坚持诚信经营原则,进一步完善服务程序公示制度,诚实、正确介绍服务产品,审慎做出授信承诺和实施授信行为,出现确实无法实现服务承诺情况时,应给予满意、诚恳的答复,避免因盲目承诺难以兑现而产生的声誉风险。注重互利互惠、长远发展,合理简化服务程序,整合收费项目,减少短期行为,并充分履行对金融消费者的告知义务,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完善客户关系管理,完善客户投诉处理工作机制,及时向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提供便捷、快速的协商渠道,防止消费者极端行为,避免负面舆情。三是加强合规管理。以强化合规建设为依托,进一步完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识别、监测、评估、报告合规风险,从而提高合规管理和业务规范化水平,有效避免声誉风险。四是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强舆情监测,关注并及时引导正确的公众舆论。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沟通,积极回应媒体,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避免误导公众。
参考文献
1 胡晓炼,关于准确理解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建议[J],当代金融家杂志2011.02
2 谷秀军,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N],金融时报2011.02
关键词:银行规模;流动资金;资本;银行信贷;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08-05
一、导言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有相当多的研究着重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我们知道,传统利率传导渠道侧重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对信贷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银行贷款渠道则侧重于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银行信贷渠道的一个最重要前提是,借款人没有其他可行办法,只能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对银行信贷渠道还是对银行市场结构的研究都已经大量出现,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银行信贷渠道已经存在或把银行市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而对于“当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拥有不同特点的银行会有如何不同的反应”的研究则甚少,特别是对银行业市场竞争性结构的特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是极少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银行内部特征(银行规模、资本和流动性)与银行信贷渠道关系的相关文献有:Kashyap&Stein(1994)发现在所有信贷中,大银行趋向于更集中对工商业(C&I)贷款,而小银行更多地是对农业、房地产和消费者进行信贷;Peek&Rosengren(1998)[1]和 Stein(1998)[2]指出那些资本量更少或承担着更多的不良贷款的银行可能遭受通向不安全资金市场的机会的减少,他们的信贷行为也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更为敏感;Kashyap &Stein(2000)利用1976-1993期间联邦储备系统中的商业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的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发现,当面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规模越小和流动性越差的银行可能会减少他们的贷款供给,因为他们有能力去提高融资的储备形式受到了约束,由BHCs属下的小银行的信贷比类似的但独立的小银行对货币紧缩更缺少敏感性;Kakes&Strurm(2002)研究了德国银行的信贷市场行为,小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表现地更为脆弱,而大银行做出信贷决策的行为则独立于货币政策;[3]另外,Kashyap&Stein(2000)[4]和Ehrmann(2001)[5]在定量研究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等等。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外真正全方面而系统地研究银行的市场特点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几乎不存在。特别地,国外相关研究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银行体系及资本市场体系作为基础。而对于像当前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转轨时期又极具个性特色的市场体系来说,他们的研究并不一定适用。一是实证部分过于简单,有些也不太严谨。如模型的可靠性、变量的选择等方面,或假设条件过多,等等。二是绝大多数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而很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相关文献,但都处于研究初期阶段,研究也过于粗糙。三是多数研究只是从银行行业本身的特点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其他外部影响因素,如监管、技术变迁等,忽视了市场的整体性和相互制约性。有些或有考虑到了,但却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因此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也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误差:银行市场的特点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或夸大或降低了。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模型有两个原始模型来源:Kashyap(2000)模型和Ehrmann(2001)模型。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方程。
1.Kashyap(2000)模型
Kashyap(2000)模型的核心方程是:
模型中:表示差分算子;L代表各种类型的贷款:房地产贷款、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和居民(消费)贷款;F是由联邦基金利率(FFR)测量的货币政策指标;X代表银行的各种特征:规模、流动性和资本;Y即真实GDP; 是由CPI的变动率测算的通货膨胀率;Qj为修正季度趋势的季节虚拟变量;Vi是指个别银行的影响; 是模型的误差项。
另外,规模、流动性和资本分别由以下方程得到:
这个方程组用公式描述运用了三个银行业比率指标。第一个指标衡量银行业的规模,对商业银行总资产进行对数调整得到。第二个指标衡量银行业的流动性,即相对于贷款而言的银行业可贷资金规模。该比率可通过对比金融机构存款总量与其资产规模得到(D/A)。第三个指标衡量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可以通过计算金融机构资本及储备水平与其资产规模的比率得到(C/A)。
2.Ehrmann(2001)模型
Ehrmann(2001)模型的最初简化方程是:
对上述模型引入动态机制并且进行一阶差分,可以得到最终的模型:
其中,i、t和l分别代表银行、时间以及滞后期数。为了防止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为滞后值。Lit-j、rit-j、yit-j以及pit-j,分别表示i银行t-j期的银行信贷增长率、货币政策变动、真实GDP增长率以及通胀增长率。成员国金融体系特征指标表现为模型中l的Xit-l,笔者将考虑的特征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即银行规模、流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比率。模型还考虑了固定效应,体现为各国具有特定的截距?琢i。?着it为模型的残差,bj、cj、dj、ej、fj均为待估计参数。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即真实GDP和通胀增长率是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的,即假定这些宏观经济变量能够反映相应的时间效应。单一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银行分布效应关键在于交互项系数fj的显著性及其符号上。
3.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银行结构的三个特点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首先将融合Kashyap(2000)模型和Ehrmann(2001)模型的中心思想,并加以修改,得到所需要的模型,再利用GMM方法(广义矩估计方法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对所得到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相对于前面介绍的两个经典模型,这个方程式有了一些修正。模型中:表示差分算子;L代表商业银行贷款总额 ;r是由七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测量的货币政策指标;X代表商业银行个体的各种特征:规模、流动性和资本;Y即真实GDP;?仔是由CPI的变动率测算的通货膨胀率;?着it是模型的误差项。
另外,与前面介绍的模型一样,方程式中的规模、流动性和资本也分别由以下方程得到:
在模型中,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可以通过测量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流动性和资本的银行信贷的不同影响的相关系数符号来评估。规模小、流动性不强、低资本的银行在寻求外在融资时面对着巨大困难,继而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他们可能会减少他们的信贷,相对于大规模、流动性强和高资本的银行来说减少得更多。
三、数据选择和变量构造
本文将利用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做详细分析。特别地,将考察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对于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是否依赖于银行的各种内部特征(规模、流动性和资本)。
为了揭示统一货币政策实施以及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的短期性动态效应,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是年度面板数据,样本期间为1995年到2007年。面板数据中包括的横截面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交通银行(BC)、中信实业银行(CITIC)、中国光大银行(EBC)、中国华夏银行(HXB)、中国民生银行(CMBC)、中国广东发展银行(GDB)、中国招商银行(CMB)、中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SPDB)、中国深圳发展银行(SDBC)、中国兴业银行(FIB)共14家银行所构成的银行业市场。其中有些银行的相关年份数据因为某些原因缺失,没统计在内,但对于本文整体回归结果和意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全部数据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7-2006)、各个银行的年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经网、国研网以及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等资料汇总计算而来。
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数据(pool data)。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从横截面上看,面板数据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3种,即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面板数据散点图中,如果对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截距是不同的,则可以采用在模型中加虚拟变量的方法估计回归参数,称此种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
笔者在面板数据中用名义GDP增长率和通胀增长率来反映信贷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反映货币政策效果的指标。用七天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变量。所有这些数据大多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及国研网等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而成。由于笔者并没有发现信贷具有季度效应,因此本文所选取的GDP增长率都没有经过季度调整的增长率。为了增强数据的可比性和统一统计口径,本文所选取的通胀增长率是以居民消费指数CPI为基础修正得到。以七天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的变量对于所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一致的。至于面板估计数据中各商业银行的信贷余额增长率以及银行内部体系特征变量指标等数据,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银行网站等提供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得到的。
本文对商业银行内部特征的描述运用了三个银行业比率指标。第一个指标衡量银行业的规模,对商业银行总资产进行对数调整得到。第二个指标衡量银行业的流动性,即相对于贷款而言的银行业可贷资金规模。该比率可通过对比金融机构存款总量与其资产规模得到(D/A)。第三个指标衡量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可以通过计算金融机构资本及储备水平与其资产规模的比率得到(C/A)。
表1对回归变量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中第一列给出了预期的参数估计符号。当笔者根据动态回归结果计算长期参数时,GDP增长率与通胀增长率的长期系数预计为正数,反映来自需求方面的作用。七天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长期系数应为负值,反映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作用。至于不同商业银行的特征变量与货币政策交互项的符号,笔者的预期如下:(1)资产规模效应的符号预期为正。众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大银行比小银行在获取外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更容易规避货币政策的影响。(2)流动性效应预期为正。原因是一家银行流动性越高,那么当该银行面临紧缩性货币冲击时信贷供给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越小。(3)资本效应预期为正。与流动性指标相似地,笔者也预期其交互项符号为正,即当面临紧缩性货币冲击时,一家商业银行资本越充足信贷供给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越小。可见,当商业银行个体表现为高流动性和高资本水平时,银行业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吸收能力越强。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不同的模型设定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的模型均为动态模型,即在估计方程的右侧均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其中,模型1运用OLS进行固定效应估计,模型2-5是GMM估计。回归估计的长期系数是根据Putkuri(2003)的方法进行计算得到的,反映外生变量对具有平均特征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的长期效应。Putkuri(2003)认为从长期来看,不论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的增长均可以假设为衡定的,因此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的长期系数为估计得到的滞后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短期影响系数之和除以1减去滞后内生变量对其自身的短期影响系数之和。
从回归结果来看,货币政策七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长期效应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十分显著,且符号均与预期相符合。说明从长期来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处于平均特征水平的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确起到约束作用。不过根据模型设定的不同,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长期效应大小也略有不同。根据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估计,笔者发现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上升100个基本点将导致信贷供给增长下降0.207%-0.44%。从影响信贷供给的需求方作用来看,估计与笔者的预期略有出入。GDP增长率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4中均不显著,不过从所有模型的估计来看,符号均为正,这与笔者的预期是相符合的。在不同的模型中,GDP增长率每上升1%将导致信贷余额增长0.107%-0.379%。而从长期系数回归结果来看,通胀增长率对于信贷的作用在所有的模型中均不显著,且符号与笔者的预期也不符。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到样本截面较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单一货币政策实施后通胀增长率可能并不能够有效反映信贷需求的作用。
在模型3到模型5中,包括了个别商业银行的特征变量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交互项:
1.银行规模与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模型3中,反映银行规模大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十分显著,这意味着与具有平均特征水平的商业银行相比,一家商业银行拥有的规模越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大。这与Putkuri(2003)的估计是一致的。
2.流动性与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根据模型4估计的流动性效应与笔者事前的预期也是一致的,即流动性越高,越能够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且从回归结果来看,流动性效应的规模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银行个体如果在整体流动性上存在差异的话,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不对称效应将是十分明显的。在这里,笔者发现了在中国的银行信贷渠道存在的许多证据。事实上,一个信贷渠道的存在能评估出来,由本文的经济计量结论表明,流动性更好的银行并不对货币政策紧缩反应表现得比流动性差的银行更强烈。确实,他们利用他们的流动性去补偿货币政策紧缩的效果,流动性的相关系数是积极和十分显著的。银行似乎把他们的短期银行间资产降低,导致他们信贷供给上的一个利率上升。
3.资本与银行信贷渠道关系。最后,笔者对包括反映银行个体资本充足率的指标交互项的模型5进行了回归,结果十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商业银行个体资本充足率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并不能够对信贷产生约束作用的缘故。这说明商业银行个体在资本充足水平上的差异将不对单一货币政策造成不对称效应。总的来看,可以发现单一货币政策对于银行规模大、流动性水平低的商业银行效应将更为明显。
五、结论
本文在宏观层次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一个简化的单方程回归模型对国内不同商业银行个体的特征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下的银行信贷市场行为产生不同作用进行了考察。经过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是存在并发生主导作用的,并且各个商业银行个体在银行内部特征上的差异的确会对单一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不对称影响。特别地,笔者发现商业银行个体的规模将加强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的作用程度;而银行流动性程度则有助于削弱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力。换而言之,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个体规模越小、流动性越高,则银行信贷供给行为越能够吸收政策引致的货币冲击,货币政策的效力越弱。相反,还发现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并没有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显著影响。不过,从对长期系数的估计结果来看,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作用规模并不大,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发挥作用遇到一些阻碍,并不是很畅通,而另一方面则可能反映了数据样本较小的局限性。不管怎样,研究表明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经由商业银行体系的作用可能将对各类商业银行个体产生不对称的影响,从而加剧统一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本文探讨了银行内部结构在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得承认,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无疑是现代经济中一个最具开放和充满活力的问题,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和问题的解答并没有一个完全能够量化或说绝对对与错的答案。
第二,本文尝试着去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银行业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别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利用VAR和GMM等相关计量方法,对我国银行近三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银行规模、流动性及资本在货币政策发挥作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发现,银行业越集中(通过兼并和收购),货币政策的效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越差。
第三,本文还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并发现小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的反应较大银行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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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ek,Joe and Rosengren. Bank consolid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lending: It’s not just bank size that matters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22.
[4]Stein,Jeremy C. (1998), An Adverse Selection Model of Bank Asset and Liability Management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