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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沉默 自从2007年二季度以来,在每月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前后,总会牵动货币政策的变化,这已成为央行与市场之间一种微妙的默契。在这种默契下,货币政策的动向很容易观察。“利率政策看CPI,汇率政策看顺差,准备金率看外储,公开市场操作看流动性,信贷看增长”,基本可以概括此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模式。
但是,这种默契在今年7月份被打破了。毫无疑问,“双防”转向“一保一控”是打破这一默契的触发点。从7月份的PPI和CPI数据看,一忧一喜,一方面,PPI创下12年新高,另一方面,CPI却强劲回落。在悲观预期弥漫的氛围下,人们的偏好会倾向于通胀加重而非减轻。于是,在PPI公布的当天和次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央行机关报《金融时报》分别刊文引导市场预期。两文的标题也几乎一致,前者是《正确看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较快上涨》,后者《如何看待PPI涨幅达到10.0%》。这或许说明,管理层希望通过货币政策之外的手段引导通胀预期。当然,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的可能性在降低。
从操作工具看,在央行3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中,目前两个受限(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松动(公开市场操作)。现在,信贷阀门也被冲破。因此,撇除一些无谓的争议,事实上“从紧”已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货币政策的存量效应仍将继续发挥作用。高达17.5%的存款准备金率,升值幅度已高达20%的人民币汇率,都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利润水平的改善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
接下来,货币政策的焦点应该不在“从紧”,而在于何种程度的“松动”上。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松动”将以“微调”和“局部”的形式出现,迅速转向宽松的概率相当微小。 一方面,全球央行的货币决策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偏向宽松(即使是欧洲央行,也已经停止了升息的步伐),新兴经济体则偏向紧缩,而中国恰恰处于双方的交叉点,偏松和偏紧都需要谨小慎微。近期美元和油价的走势向我们表明,一些被人们认识固化的经济问题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逆转。因此,在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诡异莫测的前提下,中国央行的次优选择是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另一方面,国内通胀利剑依旧高悬于顶。虽然CPI的高点已过,但并不代表通胀压力随之减轻,食品价格的回落掩盖了非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目前来看,通胀只是暂时被赶出了CPI。同时,由于我国CPI在权重设置上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能源价格的变化很难反映在CPI之中,因此,仅仅通过CPI很难看出社会整体通胀水平的变化。这一点,人们可以从CPI指数的两个细项数据看出:一是交通和通信类的“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二是居住类的“水、电及燃料价格”。前者从1月份的6.8%攀升至7月份的22.2%,后者从1月份5.5%攀升至7月份的9.1%。从这一点来说,目前货币政策也以底下继续做些小动作,大面上保持缄默为宜。
货币政策重归“稳健”可期
种种迹象显示,央行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重归“稳健”是可期的。在日前央行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通篇不愿提及“从紧”一词,而在一季度报告中,这两个字被报告撰写者一再提及,合计13次。其实让央行表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基本就等于是将“稳健”一词重新拾起。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师出有名,如今通览形势,也不外乎凡事求个“稳”字。国内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涨势已经基本可控,而国际油价也在7月以来出现连续下跌走势,无论本轮通胀是国内因素多一些还是国际因素多一些,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后,央行紧绷的神经是可以暂时歇一歇,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防通胀,从来都不是中国央行一以贯之的目标,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才是要务。
事实上,由于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的存在,中国当前的物价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如果没有2007年四季度以来的“从紧”,通胀压力未必能如此迅速的缓解。客观地讲,在回笼多发货币、控制物价上行这个问题上,从紧无论在方向还是力度上都没问题。
从紧之下,宏观和微观问题的出现,更多在于货币政策之外,包括瓶颈约束、金融机制、外需放缓、产业导向等。这也正是央行二季度报告,开篇不久就对眼下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表达看法。“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并非单纯的融资困难,既是其经营出现困难导致资金紧张等现状的反映,也是现阶段我国乃至全球经济调整中诸多矛盾的综合体现”。央行应该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较为客观的认知。
一、货币政策概述
1.货币政策分类
按照货币政策的具体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划分为积极货币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是指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井来释放大量的货币,增强市场流动性,从而刺进总产出的增加。文件货币政策则是指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情况的产生。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幅度下滑,通缩情况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需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看,各个国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础货币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灵活的调节货币量的供给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则回避回流银行,利率下降则货币从银行流出。银行存款准备金决定了银行可用资金的多少,如果国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则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反之可用资金则会增加。基础货币也被称为高能货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流通中的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等等,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经济目标。
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驱动要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从而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包括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稳定,具体阐述如下。
1.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稳增长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只有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速,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财富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货币政策的设计要有助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只有充分就业,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充分就业的问题,充分就业一般在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充分就业目标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优化中,货币政策作用很大,货币政策需要向国家大力支持产业进行倾斜,举例而言,信贷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等等,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4.稳定汇率水平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稳定性,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被誉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可见每年进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汇率是否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举例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反之则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注意汇率水平的稳定,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5.稳定物价
物价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积极的货币政策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通胀的产生,从而使得物价上涨,稳健货币政策下,则会带来一定的通缩,物价会出现下降。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问价问题,避免物价波动幅度太大。很多时候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就业减少,因此在考虑各种目标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所适从。
上述各个目标虽然都是货币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时间段需要重点考虑稳定物价,某一阶段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化解,从货币政策的类型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类型,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位置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更是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释放出来更多流动性。目前实体经济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因为融资款或者融资成本太高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因此针对实体经济的苦难,国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出,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2.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的,在市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力度依然不够,资金从银行的净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需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发放信贷。
3.稳定人民币汇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是很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情况,这说明了大量的外资正在从国内加速逃离,人民币正在被抛售。鉴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要动用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吸纳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避免因为人民币发生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我国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报价机制,彻底改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所在,提升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
央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政策是在今年信贷和货币供应量超速增长、人民市升值压力骤然增加的背景下,在信贷窗口指导、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操作手段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得不为的一剂力度温和的“猛药”。
一、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法定准备金比率上调后发挥效力的途径有三:一是可以直接减少系统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据央行估计,当前1.6万亿元的存款准备金余额,约减少超额准备金1500亿元左右。笔者对此做进一步估计,据央行有关统计,7月末全部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95521亿元,扣除本次不实施该政策的和城市信用社部分共约22858亿元(估计数),实际受到本次政策影响的人民币存款余额约为172663亿元,上调一个百分点的法定准备金比率,则相应减少的超额准备金约1727亿元。由于9月份实施此政策是根据当月中旬的人民币存款余额来确定,假设8—9月存款月平均增长1%(今年3-7月月平均增长2%,考虑到7月份以来贷款增速下降导致存款增速放缓的因素),则最终减少的大约为1761亿元。
二是通过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规模,挤占信贷资金,降低信贷增长,同时化解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的压力,从而达到减慢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目的。根据2.6的信贷乘数,约减少信贷3900亿元;根据4.6的M2乘数,约减少广义货币供给6900亿元。
三是显示央行决心和政策意图,通过金融系统的心理预期和自动调节,促使目标最终达成。
但此项政策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抵消的因素:一是直接减少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同时提升市场利率的水平,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如要求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来予以缓解,则又会导致提高准备金比率的政策效力大打折扣。细究其源,超额准备金比率下降有促使货币乘数上升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抵消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促使货币乘数下降的效力。二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挤占超额准备金、出售所持有的债券或票据来满足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政策要求,而不用减慢信贷扩张的速度。
二、货币政策的后续演化
综合考虑准备金政策、债券发行和兑付、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国庆因素,估计9月份金融系统的资金将被抽离1500亿元。在宏观形势、存贷差变化、外汇占款增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措施以后,笔者估计此“缺口”仍将会在年内存在。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已经明显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9~12月和明年继续高增长已无疑义。8月份商品价格指数增幅扩大,其中消费价格同比首度出现正增长,估计8月CPI增速可达0.8%~1%,9~12月同比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在目前这种势头很可能被延续的情况下,明年物价走势值得关注。
二是存贷差变化。信贷增长有实际经济的需求支持。由于各商业银行去年以来加强利润考核和信贷激励,信贷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应是必然趋势。8月,人民币信贷在7月锐减到新增约1000亿元之后再度回升到约2800亿元的水平,说明信贷扩张的冲动比较强劲。因此,信贷扩张“偏快”的判断将继续为央行和其他政府部门所接受。此外,由于存款来源短期化、信贷中长期占比抬头趋势逐渐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风险也在逐步积聚。总之,控制商业银行信贷从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今后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仍将是央行和其他政府部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工作。从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年日均贷款能否稳步增加,关键在于贷款能否及早发放。这是造成今年上半年信贷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会带来下半年贷款增幅的有所回落。据有关报道,最近建行行长在行内要求重新重视吸储的重要性。这应该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商业银行扩大信贷的冲动开始受到内部资源的制约,信贷增速继续慢下来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但能否达到下半年新增1万亿元的控制目标还很不确定,因此,货币供应量过快的增速能否如期回落到目标区位也很不确定。但不管怎样,9—12月期间信贷增速估计将比前期有所放慢,由于这些年存款增长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这样存贷差总体上要比前期有所扩大,对债市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三是外汇占款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日美国财长访华,正式要求人民币升值,与之相应的是美国两位参议员提出对出口美国的商品加收关税议案。这是美国两党为明年大选营造声势、拉拢选民所做的举措,但也表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有重新抬头的迹象。尽管我国政府已对美财长说不,周小川行长最近讲话重申人民币汇率稳定,并警告流入中国的游资可能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上栽跟头,但是,由于对中国持续快速增长、加入WTO后市场潜力显现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估计外国直接投资和游资难以在短期内马上减慢流入的速度。
四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由于8、9月是前期操作到期资金规模比较大的月份,此后到期数量有所减少,因此笔者判断,国庆以后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将继续以对冲外汇占款和平抑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主要目的,对9月温和“猛药”政策的效果将会持“保护和爱惜”的态度。公开市场操作将继续保持净回笼基础货币的基本方向,操作力度将会维持在保证实际净回笼1500亿元的“资金缺口”规模不变的水平上,然后依据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情况再做增减的适度调整。
五是其他货币政策措施。根据上述,信贷一方面因商业银行内部因素有减慢增速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外部经济需求仍然存在,央行将会继续保持净回笼基础货币的方向,加强信贷窗口指导政策,但是否还需要动用准备金政策或利率等其他政策则要视操作效果和形势变化而定。
来看,利率方面出台组合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的核心在于信贷增速慢下来是否就能达到新增不超过1万亿元的下半年控制目标,8月新增信贷2808亿元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政策效果有时滞,但该政策是力度温和的“猛药”,存在制约和消减的因素。其出发点是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对信贷需求却难以抑制,提高贷款利率正可以发挥一定的抑制信贷需求的作用,而同时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则可以抑制市场利率过高上涨。由于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已经累计持续了一年,其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已出现衰竭的苗头。6月末超额准备金率为3.88%,9月份政策实施后将下降到3%左右,这已经是历年来最低水平,在我国清算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都还很有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会贸然将超额准备金大量用于信贷扩张的需要,估计将会大量投资债券和央行票据,因为这些工具的流动性较好,可及时变现应付支付需要。此外,从当前形势来看,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健全,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很大的折扣,加上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加大,这给政策执行带来了诸多困难和矛盾,考虑到这种局势很有可能延续,央行有可能出台这样的利率组合政策。
■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微调的含义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性微调的含义,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动因,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微弱变化。由此可见,微调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微调,既不能理解为中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自去年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今年前7个月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今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2009年前7个月接近8万亿人民币。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中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表明,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均为负数,并同比创出新低,与此同时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这一组数据看,CPI和PPI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中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对比,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中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中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 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背景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随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其他国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这可能导致外汇“泡沫”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性也相应降低。
■ 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为此,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一)相关配套政策缺位,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功能发挥乏力。在基层央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基于央行与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政府相关配套政策通过其他途径影响金融的行为仍然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个别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导致企业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经常发生,尤其是部分企业在改制中的失范行为直接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不断增加,加之金融维权的司法和执法环境欠佳、缺乏有效的失信惩戒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功能发挥受到了严重制约。
(二)商业银行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制约了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近年来,各商业银行为争取更好的收益和降低贷款风险普遍上收信贷管理权限,据调查,各商业银行信贷策略普遍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同时向基础设施、消费信贷倾斜,对中小企业信贷投入较少。调查表明:××区金融机构前20名贷款大户贷款余额为22亿元,占贷款总额的23%。此外,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机制较为僵化,权利与义务不均衡。贷款终身责任制要求信贷人员对新增贷款负有100%收贷收息的责任,而相关的贷款营销激励机制却不健全,这种权责不对称的信贷管理制度,严重抑制了信贷人员贷款营销的积极性。××市截至××年6月,国有商业银行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了12.01亿元,而各项贷款比年初仅增加0.087亿元。
(三)部分货币政策工具权力的上收,削弱了基层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是基层央行调控的主要手段,对解决金融机构短期头寸不足、发展票据市场、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2001年开始,我市再贴现的额度和办理权限已全部上收。而央行的“窗口指导”职能作用发挥有限,客观上只是一种道义劝说,缺乏量化和硬性限制,约束力不强,进而削弱了基层央行传导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
(四)金融市场不发达,业务开展缓慢。发展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操作平台,是实现资金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市金融市场发展较慢,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的资金融通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资金解决。商业银行债券市场的准入一般由商业银行总行将准入资格下放到分行一级,市、县支行没有准入资格。商业银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资金管理比较严格,市、县支行的闲置资金主要通过系统内上存。而真正急需资金的农村信用社不能通过有关的渠道获得资金,非全国银行间市场成员货币市场业务开展情况为零。从我市情况看,目前网上拆借业务、债券交易业务、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债券结算等业务至今尚未开展。
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执行绩效的几点建议
(一)重塑新型银政、银企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地方政府要积极支持金融部门维护金融债权,规范企业改制、破产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要牵头建立担保基金,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等问题。基层央行要正确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要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向地方党政及有关部门反映金融债权保全等方面情况、宣传货币政策,加强沟通和联系,争取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金融机构要正确处理好“维权”与“展”的关系,要在保全信贷资产和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增强服务和发展意识,积极参与和支持企业依法改制,加大对地方政府有关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各个领域的企业,不分所有制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发展的眼光去解决金融业存在的问题,形成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局面。
(二)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授权授信管理。要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根据不同分支行的经营环境、业务能力和客户类型,分别授予基层行不同的信贷决策权限,尽量避免信贷权限过于集中和权责不对称,调动基层银行工作积极性。二是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要完善信贷管理责任制,制定信贷标准,废除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如新增贷款本息百分之百收回、贷款终身责任制等,建立促进贷款有效增长和效益提高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信贷员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规范信贷经营行为,处理好增加贷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信贷策略取向要多元化,在支持大企业、大项目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消费信贷等的支持,增强贷款营销效益。
(三)通过加强和改进窗口指导,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根据辖区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确定窗口指导的具体实施方式,加大货币政策的宣传和对金融机构的指导力度,及时向金融机构传达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信贷支持。按照“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思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不断完善扶贫贴息贷款奖补机制,进一步扩大扶贫贷款到户的规模,提高扶贫贷款的使用效率。
(四)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积极支持帮助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联社加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通过同业拆借扩大资金来源,调剂资金余缺,满足其支农资金的需要。辖区商业银行应加快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通过参与全国货币市场操作,扩大融资渠道,加快资产结构调整,使货币市场业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