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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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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DSGE模型经济波动宏观政策分析

作为主流宏观数量分析工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以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各行为主体(家庭、厂商等)的决策,即在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厂商最大化其利润的假设下得到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程。一般性的DSGE模型中通常还包括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行为决策(标准RBC框架不包括货币政策)。具体地,DSGE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行为的当期影响,以及未来的后续影响。因此,各行为主体在对未来预期(建模时通常采用理性预期代表)的前提下,动态地考虑其行为决策的后果。其次,现实经济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DSGE模型中引入了多种外生随机冲击,并且这些外生随机冲击与行为主体的决策共同决定了DSGE模型的动态过程。由于DSGE模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结构参数、冲击的设定和识别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而可以避免卢卡斯批判。此外,DSGE模型考虑经济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行为主体的决策。

一、构建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

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RBC理论,然而RBC理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现实经济环境不符而受到众多的批判,因此众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

1、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

基于RBC理论的DSGE研究较多,如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Ireland(2001),黄赜琳(2006)等。RBC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不存在外部性、信息是完全的以及行为主体具有理性预期。在这些假设下,RBC理论认为来自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因此,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都不包括政府部门(即货币当局)的行为决策。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理性预期、垄断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刚性(粘性)的假设下,认为不仅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对产出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主流的DSGE模型大多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并将货币政策和(或)财政政策纳入其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DSGE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引入了价格和(或)工资粘性,而粘性的引入方式有两种。

一是Calvo(1983)采用“调整信号”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中接收到随机的“调整信号”的经济主体(企业和或家庭)会将其价格和(或)工资调整到最优,而没有接收到该信号的那部分经济主体则不最优化其价格(工资)。Yun(1996),Gali & Gertler(1999),CGG(2002),Horvath(2009)等运用该方式将价格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而Erceg et al.(2000),Kollman(2001),CEE(2003),Smets & Wouters(2003),李松华(2009a,b)等不仅将价格粘性,还将工资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中。

二是Rotemberg(1982)采用“二次调整成本”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主体调整其价格(工资)存在着成本。Ireland (1997,2001),Kim(2000),Atta-Mensah & Dib(2008)等采用了该方式引入价格粘性。而Chugh(2006),Dib(2006),Ratto et al.(2009)等运用该方式还将工资粘性引入DSGE模型。

二、DSGE模型的估计方法

由经济主体优化行为得到的行为方程及各个均衡条件所构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数据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因为大多行为方程都是非线性的。因此,通常要在模型变量稳态值处将其进行泰勒展开,以得到线性化的DSGE模型。

1、校准法

校准法的主导思想是通过使模型的理论矩尽可能与观测数据一致而得到DSGE模型参数的校准值,即根据经验研究来确定模型的参数,进而对实际经济进行经验型模拟研究。DSGE模型的先驱Kydland & Prescott(1982)就采用了校准的方法。由于校准法的矩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且研究者可以更多的关注DSGE模型的数据特征,因此Yun(1996),Gali(2000),Kollmann(2002),陈昆亭、龚六堂(2006),Blanchardy& Gali(2006),Horvath(2009)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该方法。

尽管校准法具有显著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个别参数的校准未必准确,而极大似然和贝叶斯方法可以提供观测数据的完全信息,从而较多的文献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的结构参数。

2、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操作分四步:首先,将线性理性预期的DSGE模型用其前定变量表示为缩写状态方程形式;其次,用观测方程将前定状态变量与观测变量联系起来;再次,用Kallmann滤波得到关于模型参数的似然函数;最后,最大化该似然函数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运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DSGE模型的文献有:Ireland(1997,2001),Kim(2000),Dib(2006),Christensen&Dib(2008),Chung et al.(2007),李松华(2009b)等。

3、贝叶斯估计

贝叶斯方法则是结合似然函数和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prior distribution)得到后验分布的密度函数,通过将该后验分布关于模型参数直接最小化或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方法加以最优化即可得到DSGE模型结构参数的估计值。这方面的文献有Smets&Wouters(2003),Sugo&Ueda(2008),Ratto et al.(2009),李松华(2009a)等。

由于受可得观测数据个数的限制,DSGE模型中的参数不可能全部通过估计得到,部分结构参数需要校准得到。因此,无论是极大似然估计还是贝叶斯估计都结合了部分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

三、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

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波动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1、经济波动研究

DSGE通常运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分析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

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等运用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因素。Ireland (1997,2001)运用粘性价格的DSGE模型肯定了RBC理论中技术冲击是产出波动主要来源的结论,并认为通胀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黄赜琳(2006)运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波动,认为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大部分,但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效应较小,从而就业波动较为平缓。Dib(2006)运用包含名义(即工资价格粘性)和实际(即资本调整粘性)刚性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和偏好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与上述“技术导致经济波动”的观点相反,大量文献的研究表明,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经济波动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如Calvo(1983),Gali&Gertler(1999)等通过引入粘性价格从货币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货币政策冲击及价格决定行为在理解经济周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Gali(1999)也认为技术冲击并非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需求冲击是产出和劳动波动的主要因素。Chari et al.(2000)等认为真实摩擦而非名义摩擦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Smets&Wouters(2003)认为劳动供给和货币政策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价格加成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来源。Adolfson(2007)运用开放经济DSGE的研究表明,技术、偏好、劳动供给冲击解释了产出波动的大部分;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因素。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研究表明中短期中外信贷冲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产出、通胀、名义利率的波动。Sugo&Ueda(2008)认为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和技术冲击是日本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上述不包含金融市场摩擦的DSGE研究相反,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以及Christensen&Dib(2008)等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DSGE的框架(即金融加速器模型),考察了金融市场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认为金融加速器显著地放大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和持久性,而Christensen&Dib(2008)认为金融加速器对产出波动不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最优货币、财政政策;三是用于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1)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几乎没有争议,均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等实际经济具有真实效应。

Gali(2000)认为在粘性价格模型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显著而持久,粘性对货币政策的非中性非常重要。Huang&Liu(2002)等认为在粘性工资和垄断竞争情形下,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持久性。Kim(2000)在内生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认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是否存在。Kollman(2001)采用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表明正的国内货币供给冲击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名义和实际汇率贬值,产出增加,说明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具有真实效应。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考察了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认为如果货币当局采用前瞻性通胀目标的政策规则,则即使价格是完全灵活的,货币政策仍通过信贷传导,即货币政策有效。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mets&Wouters(2003),Beetsma&Jensen(2005),Ratto et al.(2009)等,认为财政政策即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具有真实效应。Beetsma&Jensen(2005)运用粘性价格、开放经济的DSGE考察财政稳定政策(即政府购买)的作用机制及其决定因素,认为产品的替代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小则越要求越积极的财政政策。Ratto et al.(2009)沿袭Smets&Wouters(2003),并将金融摩擦纳入其模型,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有效。

(2) 最优货币、财政政策。对最优货币、财政政策的研究是通过在DSGE模型中增加基于效用的福利分析即损失函数来进行的。

传统的最优货币政策强调对通胀响应,如CGG(1999)认为最优货币政策要求名义利率对通胀敏感,即其对通胀的响应系数要大于1,而对技术冲击保持不变。Gali&Monacelli(2000)认为在完全汇率传递即一价定律成立的开放经济中,最优货币政策要求通胀为0或接近0,且名义利率不为0,无需考虑汇率波动。Kollmann(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最优泰勒规则,认为最优泰勒规则可以保证通胀稳定,但导致汇率大的波动。Smets&Wouters(2002)考察了不完全传递汇率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意义,最优货币政策应最小化国内和进口价格通胀的均值。CGG(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设计,认为在纳什均衡下,一国货币当局仅对本国通胀响应,最优货币政策与封闭经济一样;而协作的货币政策还要对外国通胀响应。

Chung et al.(2007)检验了小国开放经济(韩国)的最优货币政策,认为即使汇率不完全传递和存在成本推动冲击,通胀目标的货币规则仍是最优的,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非最优。

与上述研究不同,McCallum&Nelson(1999)考察了名义收入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认为保持名义收入接近其增长(等于长期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加通胀率),则最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通胀目标并减小真实经济的波动。

Chugh(2006),Arseneau&Chugh(2008)认为粘性工资对最优货币政策设定有较大影响。Ravenna&Walsh(2006)认为信贷市场即成本渠道的存在,导致了最优货币政策受到限制。Blanchardy&Gali(2006)用包含劳动市场摩擦即失业的粘性DSGE模型,表明实际工资刚性导致严格通胀的货币政策非最优,最优货币政策应稳定通胀和失业变化的加权平均,即名义利率对通胀和失业响应的泰勒规则是最优的。Faia(2008)也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失业和通胀响应。Faia&Monacellib(2007)则在包含粘性价格、不完全信贷市场的DSGE模型中考察最优利率规则,认为最优利率规则应对资产价格响应。对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iu(2004)、Schmitt-Grohe&Uribe(2004)、Horvath(2009)等。Siu(2004)认为粘性价格下的最优财政政策与灵活价格下的有很大差别:最优通胀率与价格粘性程度正相关,而税率有较大的波动。Schmitt-Grohe&Uribe(2004)认为最优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和税率随机游走。Horvath(2009)用财政货币政策合作、不可分偏好的新凯恩斯模型,检验了最优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私人消费下降。

(3)货币政策传导。Barth&Ramey(2000)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美国企业产品价格上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Ravenna&Walsh(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Hulsewig et al.(2009)运用不仅工资价格存在粘性,信贷市场同样存在粘性的模型表明,金融市场摩擦通过使货币市场利率不完全传递贷款利率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成本渠道使通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更为持久。

相反,Rabanal(2007)用贝叶斯方法的研究认为美国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文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仅关注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即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并且主要采用了校准参数的方法。而李松华(2009a,b)用中国的数据、分别采用贝叶斯和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供应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并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渠道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

此外,Meh&Moran(2004)认为银行同样面临金融摩擦,其资本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Devereux(2004)则运用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表明汇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切实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计量方法,运用DSGE模型研究经济问题具有较多优势。随着中国开放度的增加,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及政策设计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徐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数量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2008.

[2] Kydland,F.E.,E.C.Prescott.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 Econometrica,1982(50).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大约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有效利用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则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有关文献资料表明,经济学出现于奴隶社会产生以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的《经济论》一书问世,表明了西方开始出现了早期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部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的著作。色诺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经济学虽然出现于奴隶社会,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取得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名称,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代表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且涉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重商主义经济学还不能算做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因为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流通过程。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完成这一转变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本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由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建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创立。在这本著作里,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亚当•斯密写到: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经济学批判和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和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古典经济发生了危机。

第二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宣告解体,形成了以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歇尔等为代表人物的传统经济学派。其标志是马歇尔在1890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传统经济学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传统经济学走入困境。

第三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表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总是实现充分就业,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常常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他主张,要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有效刺激总需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帮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也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面,西方经济学的众多流派纷纷出现,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货币学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税率;理性预期学派则试图用信息的不完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波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形成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理论形成经济学。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即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

1、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的英文为“Micro”,意思是“小”。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经济单位是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即家庭与企业。家庭是经济中产品的需求者(消费者)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企业是经济中的产品的供给者(生产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临的问题是,在既定收入的约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投入一定生产要素条件下,如何使利润最大化。既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单个经济变量包括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利润,单个消费者的效用,单个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价格等。第二,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都要受到价格的影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内容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价格经济学或价格理论。价格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就是经济资源的不同用途的选择。解决资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其原理如下:如果每个经济单位都实现了最大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2、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微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均衡价格理论。研究某种具体商品需求、供给以及价格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价格如何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这一部分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第二,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家庭或个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条件下购买各种商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需求方面决定了价格。第三,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条件下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从供给方面决定价格。第四,市场结构理论。研究厂商在不同结构市场上的行为特征与市场均衡。前述的均衡价格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场结构中均衡价格的决定的理论。第五,分配理论。研究社会产品按照何种原则在集团或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即研究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如何决定。在一部分是运用价格理论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第六,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等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第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严格的假定条件: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现实生活中,这些假定条件很难同时满足,这是因为存在着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调节经济会受到影响,并不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被称为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可能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但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除此之外,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还非常广泛,如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例如,像国企、私企、外企等根据市场要求组织生产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按什么价格出售等等每一环节,都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学定义

“宏观”的英文为“Macro”,意思是“大”。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总量如何决定及其变化,最终说明经济资源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单位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如果把各个经济单位比喻为一棵棵树木,那么由它们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就好像森林。宏观经济学就要研究整个经济运行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总消费、一般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汇率、货币供给量、货币需求量等。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这些经济总量的决定、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的运用。第二,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中心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经济理论则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整个经济中心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宏观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解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已经配置到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途径以及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决定问题。

2、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基本指标。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问题,如物价水平、就业状况、经济周期问题等。第二,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失业反映一国资源的闲置状况。通货膨胀是指一国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过程。失业与能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的途径。第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周期是指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由衰退与繁荣交织而成的波动状况。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国民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等问题,以求实现较小波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开放经济理论。现实中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在开放经济下,商品与要素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理论分析国家间经济过程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提出调节经济的措施。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在分析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下,由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主要研究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国民收入、财政、税收、失业通胀治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动内需等等都属于国家宏观调控,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政策;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99-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外部经济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经济变化的影响。外部经济因素能够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目标,扭曲政策的作用机制,从而改变政策效力,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有效性。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要构成的财政政策,在其执行中也面临着外部经济因素的扰动,笔者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检验,概括出了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原则。

一、开放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的走势分析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增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统一性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从计划经济手段向市场经济手段的过渡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在1998年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在其制定和操作过程中始终是自主的,尽管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越来越考虑到外部经济影响,但是从财政政策本身而言,其立足点和调控目标始终是以国内经济平衡和稳健增长为目标。这一阶段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下,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克服了1989年和1993年两次宏观经济大的波动,并在1994年对自身架构体系和运作规程进行了整体性的改革。

1998年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上值得关注的一年。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外贸环境和金融环境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内经济政策第一次缘由外部冲击而进行调整。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由中国政府自主进行的,但是政策本身已经完全具备了反“外部危机”的性质,而且表现出较强的国际一致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开放经济推动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或者说积极财政政策也是开放经济下中国财政政策的一次重要战略抉择。

但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外贸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开放程度显著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由开放经济推动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转而表现出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为由外贸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大量累积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扩张性冲击和通货膨胀幻觉上,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从平稳一下子走到了过热的边缘,经济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放纵美元贬值,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产业调整问题,在美元贬值和国内流动性累积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总供给能力和总需求都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一方面累积的流动性引导国内资本流向那些易变现、高收益的产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上来,导致国内总需求的急剧升高;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攀升,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市场稳定带来明显的压力。国内经济同时面临着“供给冲击”和“需求拉动”的两种威胁,行走在危险中间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必将转型,要从为供给扩张和需求拉动加油加速的积极型政策框架中退出来,执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及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已是当务之急。[2]

2005年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工作报告中,在“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方针的指引下,稳健财政政策在维持整体国民经济形势稳定和避免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进一步深化,来自于外部冲击的影响力愈加明显,财政政策能否适应经济开放度不断深化下的考验,能否在宏观调控中作为主导力量维护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成为本文对其进行有效性检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模型变量与样本的确立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影响总需求或总供给,其中,政府支出包括: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出。[4]理论上,根据四部门经济产品市场均衡条件GDP=AD=C+I+G+NX可知,政府购买性支出G直接影响GDP,因为它购买和直接消耗了经济资源形成的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而它的数量变动会对经济总量产生直接的、明显的影响。在生产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实际GDP少于潜在GDP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增加总需求,增加实际GDP。政府购买性支出对GDP有一种乘数效应,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5]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单方面把一部分收入的所有权无偿转移出去的支出,包括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各项财政补贴支出以及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或补助等。在转移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实际上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阶层,以促进公平分配。财政补贴是转移支出的另一种形式,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补贴,一类是消费性补贴。生产性补贴主要是对生产者的特定生产投资活动的补贴,其作用等同于对生产者实施的减税政策,可直接增加生产者的收入;消费性补贴主要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补贴,其作用在于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需求。在理论上,由于转移性支出直接影响消费C和投资I,因此,转移性支出间接影响GDP。政府转移性支出大多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它形成国民经济产出再分配过程的一部分,它对社会总供给、社会总储蓄以及经济总量和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6]

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把民间的一部分资源转移到政府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税收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其一是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其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7]税收主要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而间接税负在市场供求弹性的影响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别承担,因而,税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可支配收入,影响他们的消费和投资活动,根据上述方程可知,它也会间接影响GDP。然而,税收作为一种调控手段,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对其作用存在疑义,由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线性机制,使税收手段的调控效果分析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证变量选取如下:(1)工具变量。包括税收(T)、国债(D)和转移支付(S)。(2)中介目标变量。包括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I)、挖潜及技术改造(TE)、支农支出(A)和科研投资(RD)。(3)最终目标变量。包括消费(C)、基本建设投资本处的变量选择使用“资本形成总额”项目更为妥当,但由于1996年以前我国统计资料中并不包括这一统计指标及数据,为保证数据内涵前后的一致性,在此仍使用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数据。、净出口(NE)和国内生产总值(Y)。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

在接下来的检验分析中(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http://www.pbc.gov.cn)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样本区间为1978―2005年。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研究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检验

对于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检验本文采用四个检验程序予以完成。首先采用平稳性检验确立变量之间的数列严谨有效;其次通过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再次通过因果检验,确定变量间的互动原则和预测关系;最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说明变量的变化取决于滞后变量的变化和前一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

1.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变量平稳性检验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变量序列税收、国债、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挖潜及技术改造、支农支出、科研投资、消费、净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I(2)序列。这种变量间良好的同阶性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因果关系检验

在平稳性检验基础上,为确定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本文在此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增加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说x是y的Granger原因,类似地定义y是x的Granger原因。

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因此本检验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首先根据AIC和SC准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根据内曼―皮尔逊(Neyman-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充分反映了工具变量、中介变量及目标变量间层层推进的因果关系,并获得了通过单变量变动带动其他。首先,税收的变化明显影响基本建设投资,但对科研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国债的变化能显著影响转移支出、基本建设投资及科研投资。其次,转移支出变化能显著改变消费额及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支农支出及科研支出的变化能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3.协整关系检验

在确定变量同阶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确立财政政策相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确立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相关变量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的前提下,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变量(税收与基本建设投资、科研投资之间,国债与转移支付及基本建设投资、与科研投资之间,科研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等)之间在1%或5%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以上的协整关系。

然而,税收与转移支出、更新改造之间,国债与更新改造、支农之间及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则不存在理论上的协整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

为说明滞后变量的变化和前一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对变量变化的影响,本文在此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回归函数进行误差修正。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且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根据表2、表3可得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从修正模型的效果看,滞后变量影响下的财政政策变量间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变量之间发生影响的深度却出现了变化:基本建设投资受到税收和国债的影响比较复杂,当期税收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影响为负向,而前一期税收的影响状况为明显的正向,在年度税收超收较大的情况下,税收对基本建设的正向影响在逐步减少;国债年度变化的影响效果非常相近,稳健型财政政策下的国债综合影响呈较弱的正向趋势;滞后变量对当期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科研投资受到滞后变量的正向影响;当期税收增长对科研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年度国债变化对科研投资的影响为正。在政府转移支出上,滞后变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也与中国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而年度国债变化对转移支付的影响非常微妙,在当前稳健型财政政策的框架下,国债对转移支付呈较弱的正向影响。在消费上,当期变量受到滞后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转移支付则对消费呈典型负向影响,形成了替代关系,说明我国当前转移支付的水平并不高,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领域的补贴行为。虽然在函数关系上的表现不同,但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GDP存在的巨大惯性,滞后变量对当期GDP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从其他因素来看,当期、前期技术改造和挖潜投资都对当期GDP产生明显正向影响,年度科技投资和农业投资的增长对GDP有正向作用,政府的当期和前期补贴与转移支付支出都对GDP具有负面影响,而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分增长开始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形成阻碍。为更好地判断财政政策工具的具体效果与影响,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做进一步的说明。

2.财政政策相关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本文首先假定具有符合要求的均衡经济环境,并保持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确立两个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对于税收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科研投资反映较为迅速,在第3期达到最大(0.006),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基本建设投资则对此反映相对缓慢,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后,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说明中国税收政策的效果是长期的和较有效的。对于国债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基本建设投资和科研投资的反映最为迅速,其中科研投资在第2期即达到峰值,随后进入波动期,说明我国科研投资的主体相对单一,政府投资占有较大的比重。基本建设投资则长期受到国债冲击的影响,且影响效果在逐步加强,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国债发行的建设投资的性质,也反映出我国国债发行的机制和结构中滞后变量存在显著影响。转移支付制度受到国债冲击的负面影响,且持续时间较长,说明我国国债发行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性的,投资地区的重点相对集中于发达地区。消费受到国债不明显的冲击,但持续时间较长,说明中国的国债开始成为居民重要的财产性收入,并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GDP受到基本建设投资冲击时反映较快,且在较长的时期内效果在不断加强,说明我国建设投资的主导地位仍较显著。GDP对转移支付的冲击反应较慢,效果也比较弱,在第6期达到最大后,迅速消退。面对农业投资的新息冲击,GDP表现出反向的变动,并且反向的效果逐步增强,说明我国的农业结构和农产品的市场结构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投资效率缺失。GDP对技术改造投资和研究投资的新息冲击总体反映不明显,细分来看,技术改造和挖潜投资对GDP的冲击效果较大,持续的时间较长,而科研投资则在5期达到最高值后迅速的衰退,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技术市场的发育水平不高,技术应用开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力度不高。

四、开放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上文对1978―2005年中国相关变量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开放经济下的我国财政政策表现为如下的效果和原则:

1.开放经济下中国实施财政政策总体是有效的

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相互之间因果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在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环境下,为了熨平经济运行的波动,可以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2.财政政策存在时滞,经济开放对时滞的影响并不明显

研究表明,无论是中介变量对于工具变量的反映,还是目标变量对于中介变量的反映,多数存在时滞。这明显增加了相机抉择的难度,从而也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

3.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存在明显挤出效应

在理论上存在相关性的一系列经济变量之间,实证结果却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如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等等均不存在理论上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在中国现实经济运行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这对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效果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控制挤出效应,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应是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中需要着重注意的课题。

4.财政政策主要适用于经济周期性的波动

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对于基本建设投资和科研投资的作用都较为持久;国债对基本建设投资和转移支出的影响持久,但对消费的影响不明显并对转移支出有着负面影响;GDP与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投资有着明显的持久影响。其他工具变量对中介变量及中介变量对目标变量的作用均较为短暂,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具有脉冲作用,如果措施适当,介入时机准确,则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平衡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改造投资和科研投资两项重要的长期支出对GDP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应着手解决技术研发和技术市场中的深层次问题,目前不宜将财政政策作为开放经济下经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

5.财政政策的具体结构有待优化

中国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施行多年,因此,此时配合经济运行调整的需要,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然而,即使对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证结果表明也存在施行空间。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税收与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之间,国债与更新改造、与支农之间,转移支出与更新改造、支农、科研、净出口之间均不存在理论上的协整关系。这一方面是受到挤出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施行稳健财政政策的结构可以进一步调整,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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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埃瑞克•G•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71-75.

[8] 刘溶沧,苏充琴.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63.

[9] 苏明.论中国转型期的财政政策[J].现代财经,2006,(1).

[10] 李森.关于财政职能理论的反思[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3).

The Analysis of Validity of Chinese Fiscal Polic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pen Economy

ZHAO Guo-xu1,WU Hua-ming2

(1.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2.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hesivenes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work performance .Data collected from 532 employees from 123 different service work teams were analysed us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eam-level variables by Rwg.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OCB of work teams are related to work team performance positively.Further, work team cohesiveness can be used as an antecedent of OCB.Chinas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pen, and the implication of external economic factors on domestic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validity test variables of the fiscal polic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pen economy, this article insp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verall fiscal policy and the measures constituted using cointegration and causation test methods, and makes a conclusion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principle at this s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间,物价水平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持续走低,出现负增长,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到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理论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间,两大政策都能对经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要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配合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协调机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总结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第六部分评述性结论。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1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资金运动、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在社会资金运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与企业资金等一道构成社会总资金的整体,每一方的资金运动都会在另一方引起某些连锁反应;在政策目标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都是要实现充分就业、高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政策手段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互补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率和财政支出水平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在政策实施主体上,既有区别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是财政部。两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实施主体,但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调控的主体都统一于国家。

2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性 首先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活动将引起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将对货币供给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或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给结构;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支结余和财政收支赤字这三种不同的收支状况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财政资金的运行方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构成,另一方面取决于积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赤字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弥补。因一国弥补预算赤字主要分为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两大类,而不同的融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各种融资方式会增加货币供给。其次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与银行的信贷收入来源、信贷支出方向、信贷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有关。总之,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运作特点和作用机制决定了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对经济应有的调控作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将哪一种政策作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方面来看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财政政策来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轻税负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经济膨胀时期,则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避免经济过渡膨胀。但在现实中,财政政策的运作常因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相应地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现实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货币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所抵消。

2、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来看,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更有协调>!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逆向格雷欣法则;良币驱劣币;爬行带状汇率制

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经常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良币驱逐劣币,价值相对低估的货币(良币)代替价值相对高估的货币(劣币)在市场上流通。比如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经济美元化,是指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元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并逐渐取代该国货币,成为该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美元化分为政府制定的美元化政策和民间自发进行的美元化,本文所指的是后者。这种现象与格雷欣法则(Gresham''''sLaw)完全相悖。一般将这种现象统归为货币替代范畴,但笔者认为货币替代的定义过于宽泛,货币替代中的对称性货币替代与良币驱逐劣币现象有本质性区别,对称性货币替代中无所谓良币与劣币,所以有必要将这种现象单独讨论。为了区别起见,我们暂且将该现象命名为逆向格雷欣法则。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劣币汇率高估,人们对劣币存在贬值预期,不愿意持有而以良币代之。笔者认为此种解释虽有道理,但是没有揭示出根本原因。笔者以为信用货币、开放经济条件下反映货币真实比率的商品流通市场取代复本位制下反映货币真实比率的货币市场,从而导致逆向格雷欣法则。

一、良币驱逐劣币成因及运行机制分析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初由16世纪的英国铸造局长格雷欣发现。他指的是在复本位制度中,两种金属货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当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不一致时,市价比法定价格高的金属货币(良币)必然被收藏、熔化,在流通领域中数量逐渐减少直至退出流通领域,而市价比法定价格低的货币(劣币)在流通中的数量不断增加直至充斥整个市场。劣币驱逐良币过程可以用图1简单地表示这一过程。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反映劣币和良币真实比率市场的存在是整个机制运行成功、劣币得以驱逐良币的关键。笔者认为在信用货币条件下,正是因为这样的市场不存在,原有的运行机制被隔断,才使得与原来完全相反的现象——良币驱逐劣币占领流通领域的现象发生。现假定有甲国货币A和乙国货币B,甲国规定两国货币兑换比率为1单位A货币兑换10单位B货币,而两国货币的真实价值比率为1单位A货币兑换8单位B货币。A货币价值相对高估为劣币,B货币价值相对低估为良币。如果格雷欣法则继续生效的话,则须存在一个反映两国货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市场。先将1单位A货币兑换成10单位B货币,再将10单位B货币到反映两国货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市场上按8:1的比率兑换成1.25单位A货币,净赚0.25单位A货币。重复这一过程,A货币将被B货币逐出流通领域。但是,这样一个能反映两国货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市场不存在。有人说外汇黑市就是符合条件的市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外汇黑市之所以为黑市,是因为它是非法的,受到政府的严厉管制,黑市上的交易量非常小,相对于整个外汇交易量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由于严厉管制的存在,黑市上的外汇交易成本增大,这种成本的加大必然反映到外汇交易价格上,这样黑市市场上两国货币的比价必然偏离其真实比率。如此看来,除了按照官方的比率再换回去,其他好象没有什么道路,真那样做的话,只是徒劳无功,法定比率与真实比率之差所带来的收益依然无法实现。但这种利益确实存在,此路不通,再觅另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它遵循着另外一种机制来实现这种利益:1单位A货币可以在甲国商品市场上购买4单位C商品,现在将1单位A国货币按照官方比率兑换成10单位B国货币。由于A国和B国都是开放经济,商品互通有无,购买力平价基本上能得到反映。这样A国居民持有这10单位B国货币直接进入本国商品市场,由于购买力平价基本上成立,10单位B国货币在商品市场上按照真实比率购买5单位商品,比持有A货币多购买1单位C商品。人们通过持有B货币而获利,结果在甲国流通领域B货币取代A货币。原来在复本位制下反映良币与劣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市场由信用货币下反映良币和劣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商品流通市场所代替,格雷欣法则也相应地变成逆向格雷欣法则。

通过上文分析,现在对我们称之为逆向格雷欣法则的概念作一总结。法则生效前提条件:(1)信用货币;(2)开放经济;(3)固定汇率,且法定汇率高于真实汇率;(4)汇率管制,但外汇兑换能在官方市场上进行。法则内容:被低估的货币(良币)取代被高估的货币(劣币)在劣币发行国流通领域流通。通过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我们对法则的前提条件进行具体论述:先说第3个条件,这一前提是法则生效最根本的基础,正是由于与真实比率的偏离才导致套利机会。现实中拉美国家历史上大多数实行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且长期不作调整;再说第一个和第4个条件,这两个前提保证了类似复本位制下的反映货币真实价值比率的市场不复存在,原有的传导机制被隔断,格雷欣法则失效;第2个条件保证了购买力平价的近似成立,也就确保了能够反映货币真实比率的市场——商品流通市场的存在。之所以拉美国家会出现美元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而且地理位置接近,运输成本低,购买力平价基本上成立。

二、良币驱逐劣币给国家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1.通胀税减少。在税率一定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会使国内经济主体的名义收入增加,从而缴纳的税收增加。这种以通货膨胀为手段,以牺牲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为代价而增加政府税收就是通胀税。它是税率和通货膨胀基数的正函数。现在国内居民增加外币持有而减少实际持有的本币,这使得通货膨胀的基数减少,而通胀率的提高是受到限制的,于是政府通货膨胀税收入减少。

2.铸币税收益丧失。一国政府利用货币发行获得一种独特的税收,这就是铸币税,它的大小等于所发行的货币的面值减去发行货币的成本。由于本国居民放弃本币而大量持有外币,本币回归货币当局,本国铸币税的收益丧失。但只要持有货币,铸币税就存在,只是这种收入由本国转为外国所有。

3.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货币替代使得定义一国国内的“货币”概念更加困难,由于其中包括了无法由本国央行把握的货币供给构成部分。因而本国货币当局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由于本国外币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和频繁地流动,本国的实际货币需求变得难以控制,因此央行也无法通过原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国内的实际货币余额施加有效的影响。这意味着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外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很难容忍良币驱劣币这种情况发生。正是由于两国货币名义兑换比率偏离真实比率这一根本原因,逆向格雷欣法则才得以生效。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消除这种偏差才是根治之道。为此,笔者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1.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是逆向格雷欣法则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里举一个典型的政策冲突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在拉美国家乃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美元的信誉,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起到一个货币锚的作用,给本国居民一个良好的预期,增强了本国居民对货币的信心。但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一般采取比较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就引发了矛盾。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使得本国货币的价值下降,在原有的钉住汇率水平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本国货币成为劣币,钉住货币成为良币。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协调对于治理逆向格雷欣法则的意义。汇率政策必须同其他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样才能有效地防范逆向格雷欣法则。

2.第2点涉及到汇率制度选择,笔者以为爬行带状汇率制度更为适合解决此类问题。所谓爬行带状汇率制是指中心汇率变化较为频繁,同时确定一定的围绕中心汇率的波动幅度的汇率制度。中心汇率由国家的基本经济指标决定,根据这些指标的变化作相应调整,用一个函数表达式表示如下:

e=f(Y,M,B,P,R,…)

其中,e是中心汇率,Y代表国民收入,M代表国内货币供应量,B代表经常项目收支,P代表通货膨胀水平,R代表金融资产收益率等。实行这种汇率制度,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调整中心汇率以反映两国货币真实比率,消除偏差。同时,一定的波动幅度以反映市场供求,保证了汇率的灵活性,弥补政府调整的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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