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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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作用；局限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的概念

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形态的变化。

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规律，以实现某些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措施。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达到目的或影响，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目标选择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财政中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等，单纯的运用这些政策或者是将其加以综合，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在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中，税收政策是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理论角度来看，税收政策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对经济进行调节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的权利进行筹集资金，以达到为公共投资提高充足资金的目标；第二，引导和刺激私人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公共储蓄的角度来看，税收收入增加的越多，用于公共投资的资金也就越充足，税收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就越明显。

（二）财政支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税收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对公共储蓄的资金重新配置来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还可以同时起到示范效应，使社会上的资源能够朝着合理的方向流动。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还可以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因为税收政策可以让有钱人的收入不断的减少，而财政支出可以让穷人的收入不断的增加。

（三）宏观层面上，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上有不同的导向

根据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的过程中，财政政策有不同的导向，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每一种财政政策都是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相联系的。通常来说，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总需求不足，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时，政府就应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反之，当经济过热时，社会总需求过大，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时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减少财政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时，由于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物价稳定，就应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除了总量政策以外，还有结构政策，宏观层面上来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对结构进行优化来达到效果，即在财政收支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对财政收支的结构进行调整，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转变。尤其是通过对支出的分配，比如直接加大对科技、新能源等各个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或者通过对公共服务的质量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经济增长中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以一定数量的空闲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有效利用，必须依靠国家权力，运用债券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利用。但经济资源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约束早晚会来。如果累计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很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惯性效应无法立即收缩，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过度，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有限的经济资源，确定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长期的执行。换句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需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此外，理论上来说，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最初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总量失衡在短期内进行反周期调节，控制的主要目标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直接的，它直接作用与总量；但是财政政策的调节是间接的，它一般是通过改变总量中的比例和分布来调节。②对经济的调节力度上来说，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而货币政策与市场机制结合紧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比较平缓，不易引起剧烈震动。③财政政策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没有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大，主要是由于它的这个作用过程主要是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机制的，而不是靠经济行为主体竞争作用的。④财政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一个政治决策的过程，还是一个经济决策的过程，它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真正制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1]刘丽.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与淡出[J].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

[2]姜作培.重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J].当代财经，2007年11期

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新晨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现代农业；支持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现代农业建设与财政政策

1.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现代农业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目前我们所说的现代农业可以理解为有世界水平的生产效率、生产工具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和经营体系完备、环境与经济能和谐平衡发展等。现代农业也有着科技型农业、产业化农业、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基础、可持续发展、机械化等特点。

2.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扶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必要性

现代化农业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农业也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从实践经验及权威统计数据来看，农业增长的高度与财政农业投入是一种绝对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运用财政政策来扶持现代农业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3.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主要途径

在不破坏市场对资源配置，政府不会负担过重的前提条件下，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建设时，要有重点有选择，政府涉及的程度和范围也要有所限制。对于农业科技研究、农业基础建设等投资风险较大、收益率低、示范性强的农业投资，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创造一些条件，鼓励社会资金介入。对于农业生态工程、农业食品安全体系等长远宏观性投资，则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而对于一般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市场是完全可以自行调节的。在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方式上，主要有财政农业补贴、财政农业投资及涉农税收优惠等方式。

二、我国现行农业财政政策及成效

1.现行农业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政策虽然存在着一些变化调整，但却始终以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开展。这其中就包括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劳动者提高素质的财政政策等。

2.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成效。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现代农业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我国现代农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发展农业经济的目的。

三、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政支持农业支出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据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财政用于支持农业支出的增长额仅占财政收入约7%，这个数字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非常不符合，这与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在支援农业建设责任上划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不利于全国范围内建设现代农业。

其次，财政在支援现代农业的结构和方式上存在偏差。暗补是我国农业补贴采用的主要方式，即在流通渠道使农业劳动生产者间接的获得补贴，但多数的补贴往往又被滞留在了流通环节。在这种方式下，补贴大多用于了经营亏损的弥补及行政经费上，而农业生产劳动者获得的补贴其实很少，不能体现出补贴的真正本意，补贴政策应该起到的激励作用也不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不合理的补贴方式，使得财政涉农补贴结构也出现了问题。在一定的财政支农规模下，补贴资金被大量的用在了购销环节，而农业基础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保险投入等方面的投入被削减，这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的。

再次，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效率低下。财政支出在管理上不够规范严谨，没有一个完备的资金管理体制，资金投入渠道过多且不能被集中使用。部分领导在资金的使用上也随意性很大，使得支农支出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在资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一种全面大撒网的操作方式，力求能够面面皆到，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不仅未能照顾到全局，还使有的项目因为资金短缺而半途荒废，从另一个方面造成了支农资金的浪费。

另外，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导向机制建设滞后。现代农业的发展单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有多元的资金渠道。但由于农业投资收益水平相对低于其他行业，社会资金的介入积极性也就不高。因此，财政支农支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出导向作用，吸引社会投资。

最后，税收政策力度及范围偏小。企业所得税对于农业行业给予了一定优惠政策，但在农业基础建设及有关现代农业上的税收政策却几乎没有，这必然无法促进社会资金对现代农业进行投入。农业生产劳务和购进物质的减免税范围也较小，在农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中，现行税收政策也不够公允，农产品的各个产业缓解所得到税收优惠不同，不利于整个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完善现代农业建设财政政策的思路与建议

现代农业建设的财政支持应该以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食品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等为根本目标。同时也应该遵循适度性、法制性、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保证现代农业的良性发展。

1.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创建多元化的投入体制。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财政资金扶持也就越大，政府应该在目前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资金投入比例，从而满足高速发展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贷款、给予投资者信贷优惠等手段，使社会资金可以更多的流向现代农业投资。

2.改革农业的补贴政策。一方面，将原来的暗补转为明补，把补贴从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确立以产出补贴为主的补贴方式。调整补贴的结构，增加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研发的补贴比例，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监督管理，按照精细化的管理要求操作，确保应该得到补贴的对象均可得到补贴，没有遗漏。

3.改进税收优惠政策。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要更加完善，优惠范围和力度要扩大，保持优惠政策的持久性。同时为了促进农业组织结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政府应制定出一个专项税收政策体系。

4.财政资金的使用率要提高。首先要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合理的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把资金用到实处。其次要完善农业项目的审批制度，避免贪污舞弊的行为出现、避免重复投资的发生、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家分析，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率。

5.财政政策法制化。政府应从建立完善的农业补贴法、财政投入要依法操作、制定合理可行的农业保险法等方面来提高财政政策法制化。

参考文献：

[1]赵秀丽.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J].经济论坛，2004.

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经货联盟　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 （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 monetary 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即几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 （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 debrun和frank 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 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 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 buti，werner roeger和ian int 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 van aarle，jacob engwerda和joseph 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 lambertini和ricccardo rovelli （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andersen， t.， 2002. “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inflation  targeting. ” ecpr discussion paper no.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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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erjee， g.，2001.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 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3： 45——68.

beetsma， r. and h. uhlig，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 546——571.

dixit， a. and l. lambertini， 2001. “monetray -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9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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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vsky， s.j. and v. d‘ orey， 1986. “monetary policie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stochastic dis turbances： a strategic approach. ” economic journal. 96： 696——721.

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5篇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