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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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第1篇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第2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第4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土地政策； 国民经济；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13-03

一、引言

土地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配第曾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来概括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不仅具有像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一般属性，也具有其独特的属性。资本、劳动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可再生性，而土地则是固定、缺少流动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尤其是可适宜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再生的，这些特点使土地与其他要素不同，也为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工具增加了难度。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土地政策还未曾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虽然自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扩展阶段，我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并与传统的信贷政策并列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国家一直不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灵活运用，因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是由国家调节控制货币（财政收入）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供给量和需求量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使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与此类似，土地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也应由国家控制土地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土地资源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干预和调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而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进一步探寻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然是深入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工具：基于我国土地政策实践视角

最先把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学者是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配第，以及认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的坎蒂隆。此后，生产要素理论不断发展，直至今天的“生产要素六元论”（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其中土地属于自然力）学说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要素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运行的空间载体，如果能够引导和调节土地要素的投入方向和投入量，就能通过不同的土地政策产生的不同经济效果来调节宏观经济，所以生产要素理论成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我国土地政策实践，土地政策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参与宏观调控。在供给方面，虽然我国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总面积是固定的，但由于土地公有制使我国政府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从供给方面能够进行效果很好的调控，可以从土地供给方式、供给结构、供给价格三方面制定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在土地需求方面，包括农业用地需求、工业和建筑用地需求以及服务业和居民住房用地需求构成了土地的总需求，而土地需求的调节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对住房需求的调节。由于我国农业用地实行，具有稳定性，不符合宏观调控政策所需要的灵活性，而工业和建筑用地以及服务业的用地需求应从土地整体规划的大方向来考虑并与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对需求的调节，因而只有房地产市场适合调控手段的灵活多变。

土地政策的主要调控工具包括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土地收购储备工具以及“道义劝告”工具等。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包括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转让政策等；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包括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出让最低价格、土地税费政策、征地补偿政策等；“道义劝告”工具指中央土地调控部门通过发表正式声明、导向性政策和指导意见或私下谈话，表明对当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地方政府的希望，以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个人用地行为使其符合中央政策目标要求。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对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供应方面。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体趋势为上升中略有波动。如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建设用地供应11.44万公顷，同比增长33.6%。我们可以看出建设用地供应量与GDP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2007和2008年，建设用地供应量明显下降，GDP也明显下降，表明建设用地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重要影响，国家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的数量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

而在土地供应结构方面，我国2010年土地供应结构中比例最大的是工矿仓储用地，占36.6%，其次是住宅用地，占26.7%。这说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从整体上看2012年我国供地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趋势，其中基础设施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45.2%；房地产用地增长幅度次之，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3.6%。这表明土地审批、土地结构制约了我国各项产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土地政策同产业政策相联系，有效地实施了对支持产业的扶持。此外，在土地价格方面。从整体上看，土地出让价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土地出让价格大幅度攀升。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价格几乎是同向变动。由于土地出让价格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房价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土地若能够解决自身的难题，即空间性和不可再生性，则土地政策可以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调控手段。对于不可再生性，可通过技术的进步向空间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增强利用率等方法解决；而对于空间属性问题，则应该通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灵活流动与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相结合，需要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同时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国家应有一个统一的土地调度机构，构建由中央和地方不同级别但同一系统的机构体系。在我国宏观经济实践中，财政政策的总机构为国家财政部，下有各级财政部门相呼应；货币政策的总机构为中央银行，下设不同级别的各级银行；土地政策的总机构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等部门，由于没有统一专门的政策制定机构，往往会导致多部门由于未能提前沟通而使各项政策之间出现矛盾，最终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

2. 土地政策应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使用，如国家在使用土地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对住房的过度需求时可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如上文所说使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使用财政政策征收房产税等措施配合远比单独使用土地政策效果要好；又如使用土地政策的工具（土地规划）时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在土地审批时对于支持的产业放宽限制等。

3.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运用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时不仅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还要从需求方面同时调节，双管齐下，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这同样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等制度配合。

四、结论与启示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原因在于市场调节经济存在失灵现象，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满足调节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入对经济进行调节。土地是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载体，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进行，这就使得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可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时要求市场主体有灵敏的反应度，如国家上调利率期望市场主体能够较少地使用资金，而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很有可能不计成本的进行投资，从而使调控达不到目的，而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优势在于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市场主体对土地供应政策完全具有弹性，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政策调整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参考文献：

[1]郝大江.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11：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