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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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宏观政策；房地产；行业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房地产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几何式飙升，特别是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土地价格与住宅价格呈现了量价齐增的发展态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住宅价格也给人民群众居住带来一定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人民群众的贫富差距，带来了一些民生问题。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的转型背景下，深入分析掌握国家发展现状，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宏观政策调节房地产行业，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是我国需不断提升和改进的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1.不断促进民生产业发展

房地产行业涉及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维修、物业等相关环节，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将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住有所居。同时，房屋租赁业的不断规范发展，也将拓宽人民群众对房屋的选择渠道，加之辅助业务的良性发展，人民群众也将享受到良好的物业维修等房屋服务，加之房地产行业对就业形势的不断改进，这些都将对民生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不断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房地产行业涉及的范围广，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销售环节，国家财税政策中涉及财产税、流转税、交易行为税等多项税金，可以有效扩大国家税源，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涉及的行I广泛，如建筑业、装修业、材料销售业、制造业、销售业等，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将直接影响和推进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3.不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房地产行业涉及国家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配置，良性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将促进我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如通过不同政策的引导，土地资源将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同时，在人才的流动中，极具优势的人才也会流入更需要的区域，实现资源与人才的良性互动，不断促进资源有效利用与国家的持续发展。

二、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宏观政策

1.财税政策影响

财税政策主要涉及财政补贴和国家税收政策。目前来看，我国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影响房地产行业较大的税种主要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流转税主要是“营改增”的全面扩围，使得房地产行业从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需要行业不断调整整合上下游行业发展。同时，当前正在酝酿的房屋贷款递减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和房产税等相关政策，也将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与调节作用。

2.货币政策影响

货币政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近年来的发展中，货币资金的流动性往往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往往由于银根缩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住房公积金使用等政策都会通过影响房屋购买的成本，而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3.投资政策影响

投资政策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在这一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2月份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限制一些城市设立基金的投向，特别对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基金不予以备案。这一政策在投资资金方面减少了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放，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控制作用。

4.土地政策影响

土地政策方面，我国一直在不断优化政策制定与实施，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给予不同的土地政策，在单行下发政策的同时，我国也在计划从不同层面加强立法，以规范实施土地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对微观经济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颁布了相关限购政策，明确了不同人群在相应区域的可购房数量，也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三、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宏观政策建议

1.深入体察民情，有的放矢制定政策。

宏观政策发挥有效促进作用关键在于符合国家及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深挖细找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基于此，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要发挥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作用，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对当前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有真实的了解，对不同区域房地产行业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查找清楚，如在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配额政策时，要深入了解实情，适当时应适度将权力下放，让懂民情的部门和人去定政策，以发挥宏观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促进作用。

2.发挥市场作用，有形无形互补发展。

宏观政策是一支有形的手，每一项政策都是公开的，在制定政策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无形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场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需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更需突出的是市场的作用，激发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市场的选择。以此为出发点，在宏观政策制定中，应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掌握市场对房地产经济的作用，以宏观政策助推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市场印证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第2篇

第一部分（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例如心理学从个人的角度，探讨个性类型、个人需求以及个人在群体与组织中的作用含义，管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关注社会和文化影响对语言教育政治学所起的作用。该部分还分析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区别，并探讨了在商业和准商业机构中政治的本质与作用，以及在教育背景下微观政治的本质。

第二部分（第2至4章）描述了不同国家地区语言教育项目中的微观政治学。第2章尝试从微观政治的角度介绍在尼泊尔与西非实施的两个语言教育项目，并通过这两个案例来论述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专业人士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同时，作者认为语言教育专家对于语言政策的理解也必须考虑到决策者个人与利益集团的作用。因为语言教育项目往往是在政治背景下实施，如果专家不能学会适当妥协的话，他们的专业建议很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因此，作者指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语言教育专家应认识到语言政策决策者的重要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平衡好政治约束与专业建议。专家应该学会考虑到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因为虽然政治权威愿意听取专家的建议，但最终会面临艰难的政治抉择。第3章通过对孟加拉的援助发展英语教学项目（PELT）讲述政治与个性如何共同影响语言教育项目的实施。本章首先定义了援助发展项目，描述了在援助发展的背景下，英语语言国外语教学项目化（projectization）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探究了PELT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其次，作者阐述了政治心理学，分析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个性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此外，本章还描述了专家对于项目的作用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对项目实施产生的作用。对于政治与个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本章的重点，教学实例也充分说明了情感因素既对决策产生影响，又是对任何变化进行抵制的原因。作者认为政治心理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利益相关者的种种行为。第4章讲述了在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其英语教学项目中的政治学以及宏观政治决策对项目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影响；本章也描述了经过个人和机构的意愿（agendas）和抱负（ambitions）过滤的英国政府政策如何影响语言教学机构的政策制定。而且，作者通过该项目成员、管理者与主办机构之间的微观政治互动实例来说明语言教学专家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政治现象。

第三部分（第5至7章）阐述在特定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的影响。第5章以有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的爱尔兰为例，阐述了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受移民政策的影响。同时，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又对微观政治产生影响，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尔兰需要建立专业的难民语言支持中心；二是专业原则与政治考量之间需要调和。作者探讨了当政策被视为应对变化的紧急措施而不具有持续性时可能出现的后果。从爱尔兰实例来看，由于严重的微观政治问题，例如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之争等，导致当权者不愿改变现状，或对语言教育专家确认的学习需求提供极少量的资助，这使专家倍感困惑和挫折。第6章分析了受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大学日趋商业化的现象。本章首先描述了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教育现状和英语教学情况。其次，作者报告了来自104个英语教学机构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结果显示随着英国大学外语院系学生数量日益减少，大学把对国际学生的英语教学当成补贴外语院系的“摇钱树”，而“纯语言”教学又因为其学术弱势受到外语院系的轻视。因此，英语教学已沦为学术政治与学术势利的牺牲品。作者提出对现有的英国高等教育的英语教学应予以重视和关注。此外，作者认为成功的英语教学应存在于学术院系中，这样既能为学生提供优质、完整的教学模块，又能使教师把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的各个方面。

第7章以波兰为例阐述了在跨国、高风险语言评估系统中微观政治的作用。作者首先描述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语言政策背景下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分析了在国际背景下推行连贯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困难。其次，作者阐述了在宏观政治发展的背景下，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开发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的尝试，以及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如何交互影响考试的开发。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国际背景下，微观政治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推行。作者认为，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决定教育政策的成败，在不利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可能成为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决定因素。

第四部分（第8至10章）探讨了宏观和微观政治对语言测试开发、改革和考试项目实施的影响。第8章探讨了语言测试开发过程中的挑战与约束。语言测试开发者的专业标准与现实约束之间存在矛盾，而对专业标准的关注往往妥协于语言教育组织的需求或组织内各部门与个人的需求。同时，语言教育专家必须认识到语言教育或考试开发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微观政治层面之间的妥协。因为相比组织需求，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行为更可能基于个体的偏好、态度和意愿。因此，微观政治对考试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开发新的考试或考试体系就意味着变化，但它是一个政治过程，常常牵扯到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和部门；其次，个人往往具有复杂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做出一些不利于项目的行为。作者认为，现实中考试开发都是在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而这种背景又会对考试开发者的各方面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每个项目各有不同，但成功的考试开发者应能够适应各个项目的要求，并在项目的各种约束下开发出高质量的语言考试。

第9章以中欧的斯洛文尼亚与匈牙利为例，讨论了语言考试改革中的政治学。在这两个国家，由宏观政策的改革和语言评估专业化引起的变革遭到了个人与机构的抵制。作者探讨了个人和机构微观政治的作用，指出应充分重视项目决策者的权利。考试开发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与决策者的意愿密不可分，也与项目执行者的个人观点和偏好紧密相关。可见，微观政治可能影响整个项目的革新与变化。测试是社会以及教育的产物，但最终还是政治的产物。因此，考试设计者在坚持自己专业标准的同时，应尽力说服决策者从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以避免决策者因为缺少专业知识而误导考试的开发，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考试设计者。由此可见，不考虑政治因素与决策者的个性因素，任何重大的考试改革都有可能最终走向失败。

第10章作者通过3个考试项目（DIALANG，CEFTRAIN，Speakeasy）探讨了欧盟与欧洲委员会的语言政策。作者指出，缺少具体规划和透明度的政策使语言教育专家对许多项目的目标和本质产生困惑与不解。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语言教育资源，语言教育专家应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并熟悉当权者的行话。此外，决策者的职业、意愿、兴趣等个性特征也对欧洲语言教育政策产生影响，这进一步说明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微观政治虽然可能导致不作为，影响项目进程，使教育政策最终失败；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可能成为达到目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教育决策者应该重视微观政治。无论是整个欧盟还是各成员国，都应该推动积极的微观政治，并尽可能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第五部分（第11章）阐述了研究微观政治并发表相关论著对语言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作者介绍了其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拒的经历。但是，作者坚信微观政治的研究和发表对语言教育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影响语言教育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决定了语言教育的政策、项目、活动及其效果。作者指出，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权力不均衡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权力就很可能会沦为符合当权者利益的工具。

2简要评论

《语言教育中的政治学——个人与机构》是第一本关注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专业著作。综观全书，该书呈现出以下几大特色。首先，该书从微观政治角度来阐述语言教育项目的开发与实施，这在语言教育领域实属首创。虽然语言教育项目中一直有微观政治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著作系统地对微观政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语言教育相关文献虽有专门论述教育中的宏观政治，如Phillipson（1996）和Pennycook（1994）；在语言测试领域，Shohamy（2000）和McNamara（2001）也曾提到语言测试是统治阶级增强和巩固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但是，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关注国家、跨国乃至全球的宏观政治，而是侧重对微观政治，即个人或机构的意愿和动机的系统论述。因此，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这一领域的空白，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对理解决定语言项目成功与否的各个因素也有所突破。由此可见，该书将有助于广大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增强微观政治的意识。

其次，该书结合不同专家、学者对微观政治的定义，论述了在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对微观政治的理解。Alderson（第3页）指出政治不但包括机构政治（institutionalpolitics），也应该包括个人政治（personalpolitics），即语言教育项目的参与者的动机和意愿。因此，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注重个人因素，其包括个人的意愿、个性、偏好、抱负、态度等特征。Blasé（第42页）指出微观政治指的是在组织内部个人或群体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利来达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政治行为是由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所引起，同时伴随着希望使用权利来施加影响或进行保护的动机。虽然这些政治行为是有意识的，但任何行为，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可能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具有政治“意义”。合作与冲突的行为与过程都属于微观政治领域。Pizorn&Nagy（第185页）把微观政治定义为个人的抱负和意愿，对变化的接受度以及对专业主义的态度。

Figueras（第203页）认为微观政治指由个人或机构采取的行为。可以看出，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强调语言教育项目中个人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此外，该书论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使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的内涵。再次，由于该书特邀12位经验丰富的语言教育或语言测试领域的专家及学者撰稿，因此可信度高、具有权威性。同时，针对每一个语言教育与政治的主题，该书的作者提供了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的翔实案例，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对语言教育项目产生影响。同时，该书通过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影响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微观政治是一把双刃剑的重要观点。正如NeusFigueras在该书的第10章中所指出，微观政治可能成为项目实施的主要推动因素，也可能阻碍项目的顺利进行（第203页）。因此，如何在语言教学或考试开发过程中将微观政治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并利用其积极的影响来推动项目的进行，这值得引起语言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深入思考。同时，对于出版商来说，出版该书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作者在书中提到曾经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个人及机构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出版商拒绝合作的经历。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该领域从业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微观政治的思考与探讨。最后，全书的编排脉络清晰、逻辑性强。

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为之后对于微观政治的讨论奠定理论基础。第2章至第10章根据三个不同的主题，每章探讨一个与政治和语言教育相关的具体问题。最后一章讨论在微观政治领域的理论、方法、伦理等问题以及与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出版问题。这样的结构布局使读者从不同角度逐步加深对微观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受益匪浅。该书虽然有诸多特色和优点，但笔者认为还是有以下一些缺憾。首先，从教学实例分布上看，虽然涵盖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但大多集中于亚洲和欧洲。相比较而言，非洲只有西非一个实例，但非洲也是英语语言教学的主要地区之一，如能增加这一地区的教学实例，本书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其次，第二部分的各个章节虽然都与语言教育和微观政治的主题相关，并提出了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由微观政治所引起的各类问题，但一些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或解决方法，如能结合教学实例的成败，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到见解，相信会给读者更多启发。

3结语

综上所述，此书确实是语言教育中的微观政治领域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尝试，它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读者对该领域的重视和思考。结合我国的外语教育现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外语教育应该怎样发展是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探讨的新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语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认识。如何科学规划外语教育，优化外语教学环境，促进外语教育的整体性、全局性、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戴炜栋，2011）。因此，该书将有助于中国外语教育专家提高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岑海兵（2011）指出，在国际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教育传统、社会语言环境和教学实践三者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三者恰恰都涉及微观政治范畴。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第3篇

有分析显示，中国储蓄率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丹麦等国，较高的储蓄率积聚了大量家庭财富，中国家庭财富总量位居世界第三。随着家庭财富值不断上升，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富裕消费群体指日可待。由于当前针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匮乏，民间积聚的大量闲置资金或被迫储蓄，或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致使中国一度出现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

至此，微观投资主体呼吁：尽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放行个人境外投资，完善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投资者手中积累了大量资金，急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当前国内可供个人投资的产品有限，投资风险过于集中。之前中国大妈抢购黄金，部分原因就是碍于中国投资渠道狭窄，急于将闲置资金实现利益最大化，对风险置若罔闻，导致盲目投资。如果从资产配置角度出发，放开个人境外投资，促使居民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配置，那么中国微观投资主体不仅能避免盲目投资，更能有效分散投资国内单一市场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生存环境艰难，暗度陈仓成为微观投资主体转移资本的惯用手段。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利于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政策门槛高、手续繁杂、条款约束较多，致使很多民间资本被挡在政策受益主体，严重打击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对此，民间资本持有者不得不借助地下钱庄、虚假贸易和虚假融资的方式间接转移资本，逃至境外寻求高投资回报领域。这不仅严重扰乱了金融投资的正常秩序，更是逃离监管视线，加大政策宏观调控难度。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第4篇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大，面临自增强式下行的危险。如不打破这一下行链条，则很难在短时期实现市场出清、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有可能进入“锁定”状态，危及长远发展。因此，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打破自增强式经济下行循环，成为当前尤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经济面临自增强式下行危险

“自增强”最早被用来解释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中的局部正反馈机制。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W・布雷恩・阿瑟将这一机制引入经济学中。在经济体系中，系统运行可能存在多个渐近“解”。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系统可能选择一个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演化路径。一旦达到某个“解”，就会产生自我强化和自我实施的驱动力，以后就会被不断地重复选择，从而形成“选择优势”，经济系统就可能会进入锁定状态――将经济系统锁定于这一路径。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因素在不断累积，使经济系统产生转移到另一个潜在演化路径的可能性。不过，能否转移成功，依赖于内外部因素累积的能量，能否克服原有路径所积累的选择优势及作用力，从而使原有趋势和运动方向发生转变。

当前，我国面临经济自增强式下行的危险。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需求萎缩与供需脱节问题，这既有全球因素的冲击，也有我国内部自身问题的影响。全球经济疲弱，外需低迷，使支撑我国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的进出口受到较大影响。从国内看，一方面，原有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无法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致使高级产品供给不足以及产品缺乏差异化、个性化，难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企业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人工成本等成本增加，影响了企业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转型升级。需求萎缩与供需脱节，带来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率上升、债务加剧、企业利润下滑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因素又将进一步引发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投资能力减弱、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受预期、效仿、合作等影响，上述部分企业和行业出现的问题又会传导到整个社会层面，引发整个宏观层面的投资下降、需求不足、创新乏力、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负债表恶化、资产资源配置扭曲、风险增加等问题，从而形成连锁下行链条，产生持续的收缩效应，并由即期影响到下一期，如此循环，经济系统将会陷入一种自增强式的下行或收缩通道，并被锁定于这一路径之中，出现长期下行趋势。

宏观政策力度不足

当前我国自增强式经济下行，是现阶段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不同于我国以前时期的经济收缩或下行，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下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单凭市场自身的力量和现有宏观政策力度，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具体而言，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因素所致：

其一，宏观政策与市场微观主体结构和运行特征的适应性不足。与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在市场微观主体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国有及控股企业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运行逻辑。虽然它们需要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遵循市场规律，但在现实中却会出现“自主性悖论”：一方面表现为“自主性欠缺”，即其行为往往受政府意志的影响较大，并且较为直接;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超然的自主性”，即可凭借其特殊地位，通过相关措施，抵消政策对其不利影响，“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宏观政策与西方宏观政策的内涵和政策效应有所不同。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等相关政策工具，对市场微观主体产生间接影响。而这一调控逻辑和方式，难以适应我国当前市场微观主体结构，也无法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例如，西方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难以消除产能过剩、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

其二，上游产业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收缩将会传递到其他行业，在经济下行时呈现更强的收缩性。上游行业通常具有基础性、原料性、关联性强等特点，对中下游行业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上游行业等周期性产业投资额较大、产出周期长、调整较慢，下游产业的波动对其影响较大。在经济下行时，上游产业因产能过剩而产生的经济收缩，又将会产生放大效应，传递给其他行业。当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的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等上游产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并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收缩。这些行业的收缩又将产生更强的收缩传递效应，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持续的收缩状态。

其三，投资面临诸多“新瓶颈”。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阻止经济下行，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弥补“短板”、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投资遭遇五方面的新瓶颈：一是资金成本瓶颈。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资金成本维持在较高水平，抑制了投资意愿。二是能力瓶颈。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支困难等影响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能力，致使在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相对不足，加之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对经济产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三是结构瓶颈。一方面，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特别是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非常大，影响了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缺口很大，仍有广泛的投资空间。四是预期瓶颈。市场预期不乐观，成为经济陷入自增强式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经济运行中诸多问题以及宏观政策的不清晰、不明确，使投资者信心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五是认识瓶颈。社会上对我国当前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及作用认识不清，并将投资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原有投资模式产生的弊端，归结为我国投资过高，从而片面地认为应减少投资。

其四，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双重叠加，加重了经济下行趋势。我国当前的经济下行，成因非常复杂，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在供求两端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在需求方面，既有因经济周期，特别是新一轮的金融周期引起的外需下滑、内需不振等问题，也有人口结构转变、收入分配拉大等结构性问题引起的需求不足或需求抑制等问题;在供给方面，既有各种国内外需求减少引起的供给相对过剩，也有因无法满足市场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而出现的高级产品供给不足、供求脱节等问题。 打破自增强式经济下行链条，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独特作用。

上述复杂因素决定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自增强式经济下行，仅靠市场的机制和现有的政策力度，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市场出清，扭转下滑趋势。然而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态势来看，缓慢的市场出清，将会使经济陷入长期的下滑和低迷之中，这不仅将危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在去产能、去杠杆等任务加速的情况下，使经济和社会运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此，亟须通过优化当前的宏观政策，抵消经济下行或收缩的能量，快速实现市场出清，使经济运行趋势发生根本性改变。

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破局

当前，打破这一自增强式经济下行链条，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独特作用，使其产生四个方面的特殊效应：一是弥补效应。一方面，政府投资可以弥补企业投资减少而形成的紧缩缺口，保持一定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弥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短板”。二是引致效应。在当前紧缩的条件下，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几乎不存在，恰恰相反，合理的政府投资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可以间接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产生引致效应，吸引社会投资，扩大投资需求。三是资源整合与优化效应。利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整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国民经济恢复活力。四是保障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提振市场信心，改善社会预期;另一方面，在市场出清的过程中“托底”，既避免经济社会引起大的波动，也为扭转下滑趋势积累动能。

然而，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受到财力紧张、收支矛盾尖锐等因素掣肘，实施空间被压缩。如果仅零敲碎打地采用一些政策手段，则很难发挥上述四方面的特殊效应，也很难打破自增强式经济下行链条。为此，应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摒弃狭隘的财政观，实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调整政府资产负债表、优化财政收入格局、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升级、扩大公共投资、健全保障和救助机制等方面入手，破解经济下行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快速实现市场出清。

其一，主动调整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下好资源全局调整这盘“大棋”。资源全局调整，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方面，不仅可以防范风险，而且可以解决因地方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而导致的经济资源配置低效问题，如信贷资源配置上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经济获得新动力，并“轻装上阵”。资源全局调整，须以调整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为重心，抓住三个重点：一是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一定的扩大空间，应灵活运用赤字政策，不必拘泥于欧盟赤字率3%的警戒线。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公债、环保公债等专项或特别国债，增加政府可支配财力。二是清理、消化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加大各地债务清理力度，除债务置换之外，还应采取转换股权、处置资产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压缩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三是调整、优化国有资本（资产）存量结构，激活社会资源。在做强做优的前提下，盘活、处置低效国有资产，使资源在社会整体层面得到优化配置。

其二，统筹财政收入格局与减税清费有机结合，创造有利于工业创新发展的税费环境。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效率提升仍将主要依赖于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创造有利于工业创新发展的税费环境，需要清税减费和统筹财政收入格局有机结合，在大的收入格局上做调整。一方面，减税清费，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为房地产税等开征腾出税收“空间”，稳定宏观税负水平。一是普遍性减税与税制结构调整相结合。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降至15%左右，并合并简化税率结构;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左右;加快开征房地产税、环保税，调整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二是在清费、降费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费改税。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将条件成熟的基金和收费，尽快实现费改税。三是加大对工业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研发准备金等政策，加大投资抵免力度，支持自主创新。

其三，加大差异化紧缺性公共投资力度，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基础和引擎。

继续推进有效公共投资，对于打破自增强式经济下行链条至为重要。但受制于资源环境约束、产能过剩等因素，今后我国亟须改变公共投资的方式和内容，提升投资效率。坚持差异化原则，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生产生活中的短板，加大紧缺性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关系居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公共投资。同时，避免简单粗放、重复性以及脱离自身实际需求的投资。政府需转变投资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采取公私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投资引导基金等多种形式，激发社会有效投资，支持企业的原创技术研发投资，促进投资升级。

其四，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升级。要素的流动和升级，是积聚新动能、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必然之举。

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推动企业创新，促进过剩产能不断优胜劣汰、改造升级、优化存量。例如：设立国家级产业发展与创新引导基金等专项基金，采取市场化运行模式，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创新、发展，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完善补贴、奖励等制度，在继续清理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各类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加大对科技研发、技术升级、节能减排等支持力度，并完善退出机制;加大对技术创新人才的激励力度，实行对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减免等;完善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和“走出去”的税收政策，支持产业优化重组和拓展产能利用空间，等等。

其五，建立健全保障和救助机制，切实发挥“托底”作用。在打破自增强式经济下行链条中，财政的保障和托底作用不容忽视。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第5篇

货币量激增是最主要推手

面对居高不下的CPI，发改委开始动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前不久，发改委给联合利华开出了一张200万元的罚单，以惩戒其“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据有关媒体透露，发改委还与“康师傅”等多家企业约谈，敦促或劝诫这些企业暂不要涨价，明确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中国物价水平。

就在政府部门运用各种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物价水平的当下，不知中国政府决策层是否自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自己的诸多宏观政策和手段，以及当下的政府体制安排，却过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动中国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高的主要因素？

这里且不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机制导致广义货币急遽增加，从而是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亦是中国高物价、高房价尤其是CPI继续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识不到这一点，仅把“严惩通胀”的板子打在企业和厂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价和不公平，反而可能会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向歧途。在长时段中，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在未来有可能陷入“滞胀”陷阱。

中国政府宏观赋税多年来的超常增长，已经是国人皆知的事实了。对此，经济学界和财政学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批评意见。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这轮CPI不断攀高的主要推手这一点。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在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中，当人们论述在任何一场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和扩张性宏观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时，其理论逻辑一般是说，巨额政府财政赤字，会导致央行货币超发，最后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表现为CPI上涨。这也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坚持多年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最近的思考发现，在当今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并不能把明斯基的这一理论简单地应用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实。由于最近两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还不算太大（两年1.95万亿），且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5条和第30条实际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其预算赤字，人们可以认为近两年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央行“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决非就证明了政府的财政不是这一轮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主要推手这一点。简单说来，目前中国内部的宏观动态机制并不是像明斯基所阐释的那样是通过政府巨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通货膨胀CPI普涨这样一个宏观作用链条来工作，而可能是通过一个微观机制链条而直接推动CPI上涨的。

我初步判断，政府的财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链条大致是这样的：政府工薪税、增值税等生产企业种种税收的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产品批发价格上升政府各种运输业和商业的营业税、消费税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间接税之高

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和数据验证这一猜测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实：暂不考虑近些年企业直接税收快速增加对生产企业产品和劳务成本推高的因素，单从2010年全国7.32万亿税收收入的构成来看，不计进口商品的消费税，2010年消费税为6072亿元，占整个税收的8.3％。如果再加上进口商品的增殖税和消费税1.05万亿元，整个与消费有关的税收（不计国内增值税）也高达1.66万亿元了。如果考虑到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费税，那么全部与消费相关的间接税收就达到3.77万亿元，已占全年税收的51.6％了。

正是因为流转环节的间接税是如此之高，导致在中国生产许多名牌产品（如茅台酒、ecco鞋、Samsonite旅游箱等）在中国商场的价格要比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据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一项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另外，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致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一句话，政府税收这样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长，中国的CPI还不会越来越高？

理解了各个环节的政府税收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而是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主要构成和贡献因素这一点，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政策是多么“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对2010年下半年不断攀高的CPI，央行已经11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目前已达21％的历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准利率了，另一方面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却仍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几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约。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5月12日的一则官方新闻稿，今年1到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已高达2.62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2%。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3.7%，国内消费税增长57.7%，营业税增长37.9%，企业所得税增长41.1%，个人所得税增长21.8%，车辆购置税增长63.5%，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长56.3%。这么高的税收增长速率，到底是有助于抑制目前的CPI上涨势头，还是在实际上继续推高现在和未来的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