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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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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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字串5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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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

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新时期中国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

1.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和刚性财政支出增长、政府债务累积的压力下，财政政策调控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伴随着新时期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增速下台阶，税收增速也将下降，呈中低速增长态势。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加强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可能继续下降。与此同时，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刚性支出继续快速增长，环保支出也将因环保压力增大而扩大。这样两头夹击之下，要保证财政收支跨年度平衡，并逐渐消化已有政府债务、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并不容易。这可能意味着新时期经济下行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将大大压缩。按照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和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的要求，中国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的年份应保留财政收支盈余、纳入预算调节基金，以供经济下行周期年份调用。这会加大对财政收支及实行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的事前预测难度，还需要与中期预算相结合，并进一步提高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精准性。

2012年以来，中国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与“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相比，已下了一个台阶。如表1所示。而财政支出增速相对下降较少，呈现一定刚性，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13年达1.2万亿，赤字率增至2.1%。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实行赤字财政（除了2007年略有盈余）；近些年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进行大量建设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膨胀。据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共206989亿元，约占GDP的38%；直接和或有公共债务规模共达30.27万亿，占GDP的55.5%（详见表2）。虽然目前该债务负担率尚未超过60%的警戒线，但近年来政府债务负担率的升高，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仍然令人担忧，如不能及时化解，可能潜伏着未来的债务压力。这些情况决定了未来中国在面对经济负向冲击时，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空间将会大大压缩。

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速集聚，新时期可能使中国财政政策面临挑战。如上所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虽仍处于可控空间，但近几年其规模一直快速增长，且管理尚缺规范，导致风险集聚。由于其内在增长机制中暗含着财政和投资体制及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长期问题，新时期其有可能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这无疑将进一步放大财政风险，并可能在未来将政府拖入风险处置中。这将进一步挤压未来财政政策的灵活调整空间。

近两年来，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信用违约风险预期上升。2013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估算，2012年底到期的中国地方政府贷款约有人民币4万亿元，而中国国内银行已经至少将其中的3万亿元贷款展期。在中国目前实行的中央地方债和试点地方自主发行地方债框架下，均采取了中央财政地方支付本息的办法，而地方政府未能即时还本付息、由中央财政暂时代还的情况已有发生。城投债方面，2011年，“云投债”和“申红债”违约风险骤升导火索引发的债市黑色7月已敲响了城投债违约的警钟。今年年初的超日债违约打破刚性兑付后，市场虽然预期近期城投债尚不大可能违约，但风险厌恶情绪明显上升。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中存在如下问题：债务与项目收益期限错配、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公益性项目和半公益性项目、部分项目收益率较低而融资成本较高、约三成多的债务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而后者高度依赖于土地市场情况，随着未来三年还债高峰的来临，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大大增加，违约的概率也在上升。

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产生和膨胀不只是诱发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地方配套资金要求，而且有其长期体制性原因。其中包括：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不合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政府治理存在缺陷、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和通过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融资体制不完善等。而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需要一定时间，最少是五年以上。而且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对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和卫生环保等服务的需求将增大。这些因素决定了新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和债务很可能继续扩大。由于此类债务的债权人或投资人囊括了银行、信托、券商、基金、保险公司等类金融机构，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一旦爆发，将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为此，中央财政可能会即便不情愿但考虑到宏观影响不得不出手帮助部分地方政府度过难关，这很可能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的局面。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将难以应对。如若出现滞胀，则将加大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新时期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1.资金脱媒和金融创新加速发展，降低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新时期货币政策提出挑战。近些年，为了规避金融监管和利率管制，中国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而其结果最突出的反映在“影子银行”的大发展上。影子银行体系加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资金加速脱媒。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一个估算是2012年3季度末达28.3万亿元。而穆迪的测算是广义影子银行体系2012年底的规模达29万亿元，比2012年底的17.3万亿元上升了68%。标普的测算是2012年底22.9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雷薇（2013）的测算则是2012年底中国影子银行总规模约15万亿左右，占当年GDP的29%。

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通过两方面影响货币政策。

一方面，它加速了资金脱离传统银行这一信用中介或脱离其表内而流通，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递，影子银行对正规银行的冲击和替代以及其自身不受央行管制的特点就大大破坏了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和效力，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力大大降低。由于其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限制，货币供应量中漏出增加，货币乘数增大且不稳定、调控者难以预测，因而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会遭到弱化。借助不受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控制的“优势”，一些影子银行将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等央行不鼓励银行借贷的行业和领域，干扰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成为影响新时期中国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充当银行表外信贷通道或表内非信贷融资通道的，且将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地方融资平台中，行业风险集中，如果房市泡沫破灭（不管是局部地区还是全国性的），其信用风险将大幅提高，且在影子银行体系和正规银行体系间快速传染，形成系统性风险或危机。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募集与投资的期限错配风险和整个体系的流动性风险都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触发点。如果新时期影子银行体系产生的风险影响到中国金融稳定，将迫使货币政策追随救助需要。更麻烦的是，这些风险已经将央行放在了实施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逐渐挤破房市泡沫、防止经济过热和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保证地方债务风险不爆发、“钱荒”不蔓延和金融稳定的两难中。尽管2014年1月国办颁发了107号文，全面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5月，一行三会和外管局颁发127号文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但影子银行体系的存量部分问题要消化需要一段时间，预计以上效应在新时期仍会延续一段时间。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新生的互联网金融要规范引导其良性发展、化解风险更是需要较长时间探索。

此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促进了资金脱媒并降低了货币政策效力。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它们融资，然后通过存款回流银行体系，增加货币创造。货币政策的变动只能通过利率和资金供应间接影响其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筹资难度。在市场资金充裕时，这种影响力可能很小。近年的地方债筹资容易，这是部分原因。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债券市场筹集资本金，应对资本管制和规避货币政策调控，更是影响到央行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难度。

资金脱媒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还表现在金融统计上。M2的可测性和可控性已大幅降低。过去用等式新增M2=新增（外汇占款+国内信贷+存款类机构购买的直接融资工具-财政存款）来预测M2准确度很高，而近三年来偏差越来越大。尽管央行已发现了同业渠道这一重要的新货币创造渠道，并有针对性地将同业存款纳入M2统计，但因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易受季节性因素、流动性水平和监管政策等影响，波动较大，M2的稳定性也受到影响。近两年来，M2超前6个月与CPI当期之间过去保持的高度相关性（即周期超前性）也不再稳定，反映出M2的可控性受到显著影响。这显示了货币政策调控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能力下降了。作为控制货币供应量重要手段的信贷额度限制的作用也在降低。而替代性的社会融资总量控制还未施行，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尚需质疑。新时期货币政策的调控方法亟需改变和探索。

2.新时期中国将加快推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面临转型。改变金融市场的扭曲现象，尤其是上文所述的当前影子银行畸形发展怪相，突破资金配给等金融压抑状态，让价格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利率市场化是必行之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要求。新时期，随着三中决定精神的贯彻，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将深入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已在1996年实现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市场化，之后又先后放开了金融债、国债、企业债的利率管制，2004年底彻底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并取消了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封顶和存款利率下浮限制。2006年后，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逐步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2013年7月全面放开人民币贷款利率管制（不含个人住房贷款），10月建立贷款基准利率集中报价和机制。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并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健全市场化利率宏观调控机制。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微观上，将加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自主定价能力、改变盈利方式、实现业务和管理转型。在宏观上，会加速资金脱媒，要求货币政策转型及配合。

新时期在逐步放宽存款利率上浮限制时，需要选择和营造适宜的宏观环境。一般来说，在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时放宽存款利率上浮管制，不易产生利率急升、损害金融机构健全性和经济增长的局面。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保持较宽松的环境。而中国银行和影子银行的期限错配造成流动性紧缺，近两年来，“钱荒”和市场利率暴涨多次发生。今年6月的钱荒中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甚至一度攀升至13.4%。央行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注入流动性才平抑了利率。未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首先要解决金融机构流动性普遍缺乏的问题，要求其加强流动性管理，然后才是在物价较为稳定时期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其营造合适的宏观环境。

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2012年4月取消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非美元货币的日波动幅度限制，今年4月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日波动幅度扩大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当日中间价上下2%，将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扩大至3%。以后的汇率市场化改革还需逐步放大波动幅度限制、提高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中间价透明度、央行逐步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并使汇率市场化改革与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改革和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相配合。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定理，新时期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必须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汇率的浮动幅度。而在汇率处于非均衡状态下推进利率市场化，会造成货币升值或贬值预期，诱发资本流动。因此，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汇率相对均衡或者贬值时推动利率市场化，这样货币政策相对较为主动。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到2013 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3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8.6%。总体来看，目前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而未来随着美国QE的逐步退出和美元资产收益率的上涨，短期资本可能转为流出中国。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将是利率市场化的好时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也趋于增强。

但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需要淡出。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更依赖于其他价格型工具（包括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加速转型。

新时期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上面临的挑战

1.新时期外部冲击和内部经济矛盾叠加，将加大中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难度。新时期，中国很可能将继续面临外部需求低迷，而内需中消费短期难以提速，政府主导型投资难以为继，经济增速小幅下滑的局面。随着美国逐步退出QE，新兴经济体多遭遇资本外流冲击，货币贬值，经济减速。而欧盟经济除了德国和英国缓慢复苏，其他经济体增长停滞。美国经济也只是微弱复苏。日本经济受限于未来财政改革和因多种因素造成的出口低迷难有大幅改善。IMF预测2014年世界产出将增长3.6%，其中发达经济体增2.1%，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5.4%。预计由于发达国家不可能再维持本次危机前的透支消费且需继续财政紧缩以消化高债务负担，世界经济难以维持危机前的模式，中国将面临远低于危机前的外部需求增速，贸易顺差增速收窄。而内需中当前依赖政府债务支撑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将难以为继。这些因素决定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只能保持中速增长。而国内经济矛盾或将渐渐变得尖锐。过去的货币超发可能导致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随着风险升高或局部引爆而必须化解。

2.新时期中国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暴露，要求协调推进财政金融改革与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新时期，中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初期中国施行强刺激积累下来的问题与风险已经开始逐步暴露，例如，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能过剩、与这些相随的金融系统风险（尤其是影子银行和银行的风险）。应对和减少这些风险暴露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需要积极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而非依赖短期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进行总需求调控，以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及以上几类风险暴露和系统性危机爆发。经济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例如，当房价超出住房需求者承受范围限度时，住房需求会自然回落；当地方财政不可持续时，有限理性的债权人的贷款行为会趋于谨慎，政府的预算约束同样要遵循非蓬齐博弈。因此，短期的宏观刺激性政策并不能最终阻止这些风险爆发。要化解这些风险还需遵从经济规律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政策。在财政改革领域，主要包括推行政府预算改革、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税制、重构地方税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金融改革领域，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影子银行和银行的监管，督促金融中介完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和公司治理等。

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

（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HTtP//: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经济增速或创近年新低 保增长成首要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切实把握好各项目标、任务之间的平衡，稳中求进。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再加上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长下降及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并存，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据《新京报》报道，多机构预计明年GDP增速将放缓，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软着陆”，预计GDP增长8.4%。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则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将实现8.2%的同比增长。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预计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全年GDP同比增速预计在8%-9%之间，或创近年新低，保增长有可能成为2012年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稳物价仍是调控重要任务 CPI涨幅或降至4%以内

2011年上半年物价涨势比较“凶”，下半年物价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社科院的2012年经济蓝皮书认为，2012年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随着秋粮丰收，粮价和蔬菜价格涨幅都将趋于放慢，从而拉低CPI涨幅；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空间有限；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温和调整，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减轻，从而对物价增长有所抑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国家发改委于12月16日召开了2012年工作会议，同期全国物价局长会议也举行。上述会议均提出，2012年稳定物价总水平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在12月14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8%左右，CPI总水平涨幅4%左右。资深价格专家徐连仲预计，2012年CPI涨幅将保持回落态势，全年CPI涨幅或在4%以内。由此，预计明年物价水平将维持稳定，CPI涨幅或控制在在3-4%之间。

国内外环境复杂 外贸增速或回落

2011年中国外贸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不过出口压力已开始显现。有专家指出，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进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为零。商务部方面也曾表示，中国今年四季度和明年至少一季度的进出口形势会相当严峻。

近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认为，2012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下行风险增加，将对中国外贸稳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保持中国外贸平稳发展既具备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也面临成本上升等压力。预计，2011年中国外贸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全年进出口约3.5万亿美元，增长20%左右。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可能有所回落。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预计，2012年中国商品进出口增速为14%-15%，比今年要下降7到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13%左右，进口增速为6%-17%。面对新的一年，中国外贸将面临比较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不足，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加上贸易保护主义频发，进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明年国内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压力仍较大。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短缺成为常态，工资上涨不可逆转。预计明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会保持在15%-20%之间。

货币政策定调稳健 新增贷款或超8万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2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央行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外汇占款较上月环比减少279亿元，这是中国外汇占款继上个月出现减少后，连续两个月出现净减少。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中国外汇占款达254590.31亿元，较10月末减少279亿元。此前央行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外汇占款净减少249亿元，是近四年来外汇占款的首次月度负增长。外汇占款是近年来影响流动性的主要渠道之一，外汇占款的减少有可能会进一步打开央行货币政策微调的空间。

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以及CPI的回落，明年货币政策可能有所放松。交行金融研究中心12月23日报告，预计2012年全年新增贷款在8万亿到8.5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4.5%到15.5%，新增贷款量将出现3年来首次回升。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称，今年底到明年，存准率至少还会调整2-3次，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调到18%。

房价保持继续回落 房产税试点或扩围

截至2011年11月，大部分已限购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大幅下滑，且“限购”执行严格的城市成交下挫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的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可以看出，在70个指标城市中，房价环比平均出现了下调，环比房价下调超过0.5的6个城市中全部为限购城市，限购的40个城市中有30个城市出现了房价环比下调，7个城市房价停涨。在楼市调控的持续作用之下，房价回落已是大势所趋。

按照中央关于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决策部署，限购政策不放松不动摇。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政策持续，要坚持实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表示，随着房价涨幅回落、通胀预期发生变化，预计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在持续多年房地产投资高增长之后，投资增速的适度回落，有其内在合理性。

据《京华时报》报道，链家地产首席分析师张月认为，全国房价已进入下行区间，明年房价仍将进一步回落，但房价深调也会存在一个降幅上限，降价节奏以稳为主，避免购房需求集中迸发对于整体宏观调控的不利影响。预计明年房价仍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调控仍以打击商品住宅投资投机为主，限购政策不会放松。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微调。据《钱江晚报》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由此可见，明年很有可能推出第二批房产税试点城市。

财政政策将力保增长 结构性减税成重头戏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很大。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必将拖累中国经济。从国内物价形势看，CPI涨幅逐步回落，但中长期通胀压力依然不小。明年经济稳增长的同时，需要财政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意味着结构性减税将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贸所所长高培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结构性减税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增支，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证券时报》分析，2011年10月以来，中央已经陆续出台包括上海营业税试点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门槛提高等各类结构性减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从过去的“落实结构性减税”到“完善结构性减税”，这意味着明年结构性减税的工作将更加制度化、系统化，即从过去的单项税收减免为主逐渐过渡到税目或税制改革的方式更系统、更大规模地推进结构性减税，而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手，2012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真正踏入转型快车道的“元年”。

A股或在明年一季度触底 具体走势需看实体经济

回顾2011年，“跌”成了A股最明显特征。截至12月16日，上证综指全年下跌超20%，收盘点数不仅创三年半来新低，更是让股指“一夜回到十年前”。面对一路下跌的A股，众多中国股民直呼“看不懂”，中国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优异，而股市表现却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在经济下行、政策放松空间放大的前提下，部分投行认为，A股或将在明年一季度触底，二季度或将迎来一轮震荡上行的行情。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表示，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目前正在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股市流向债市，此轮调整尚未完结，明年二季度，A股可能往上走。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也认为，明年一季度股市可能触底，股票市场的投资应该侧重防御性板块，2012年股票市场特别是亚洲股票市场以及中国市场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专家认为，短期内对股市影响偏中性，有一定支撑，但长期走势仍有赖实体经济情况。

提振经济扩大内需成亮点 收入分配改革是关键

据《半月谈》报道，当前，美国信用降级、欧债危机等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外部经济环境趋于复杂。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发展情况良好，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在外部经济环境不乐观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将成提振经济的最重要手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目前，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正在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继续扩大和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收入分配问题是造成中国长期以来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很多民众有消费意愿而无消费能力。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表明中国正力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专家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酝酿多年且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之下重新提及此点，意味着明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会出台。

人民币升值幅度放缓 国际化引关注

十一月以来，随着美元在国际市场大幅走强，人民币即期汇率出现少见的调整，其回调幅度几乎创年内之最，中间价也稳中有降，暂别了此前迅猛的升值势头。建银国际12月23日研究报告指出，短期的波动不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维持2012年人民币将升值3%的预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内地资本账未自由开放，人民币继续走向国际化，预期明年人民币升值3%-5%。综合以上分析，预计明年人民币仍有升值空间，升值幅度将放缓至3%左右。

进入8月份，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国经济数据持续萎靡不振，仰仗出口的亚洲各国纷纷放慢了增长的“脚步”，大部份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人民币离岸汇价首先在9、10月份“倒挂”，在岸汇率更是罕见地出现“十连跌”。市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取代升值成为2012年的关键词。

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12月20日表示，首相野田佳彦访华期间，两国将讨论互购国债事宜，日本可能最多将购入相当于100亿美元规模的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日本首次购入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将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人民币首次成为发达经济体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展。

经济放缓成共识 结构调整机遇时刻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根据倒逼机制，往往是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已成共识，为利用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同时，经历了危机之后的再平衡，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有所下降，内需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和作用有进一步提高趋势。

《望》新闻周刊分析称，虽然2012年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就2011年的实际表现来看，中国经济的增幅依然高于预定指标，这些都为明年进一步容忍因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增速放缓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