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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从营运资金管理方面的文献看,多数以资金周转速度作为效率衡量依据,这一指标虽然能总体衡量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水平,但却无法分别从应收款、存货和应付款不同层次来分别考察各种因素对资金周转的影响;从宏观和中观因素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还存在各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不一致的情况;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央政府会不时调节货币政策以应对,这些都将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研究货币政策变迁和区域市场化程度变动,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国家宏观金融政策以及区域经济体制变革对微观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为此本文分五??部分:文献回顾、理论研究和假设提出、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早期对营运资本管理绩效进行的评价多采用流动资产周转期指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等流动资产内部结构指标。Gilman[ 1 ]将现金周期定义为从采购开始的现金支出到最终产品销售收回现金的净时间间隔。辜玉璞[ 2 ]对现金周期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由于我国实施渐进式的改革,造成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不同地区的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采取的融资策略、销售策略等就会存在差异,导致营运资金周转期的不同。金煜等[ 3 ]研究发现,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民营企业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营环境更好,而民营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相对较高,使得整个地区的现金周期相对较短。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有重大影响。于则[ 4 ]发现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与全国水平的平均反应接近,东部地区反应十分强烈,京津冀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轻微,西部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持续时间较短。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在缓慢改变,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随之变动。林仁文和杨熠[ 5 ]发现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会有所不同。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现金周期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财务管理策略对现金周期的影响,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中观区域因素进行分析相对比较少,这就使现金周期的影响研究局限于企业内部因素,未能拓展研究视阈。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财务学的基本理论,企业存货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1=■ (1)
企业应收账款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2=■ (2)
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周期的公式计算如下:
T3=■ (3)
企业现金周期=T1+T2-T3 (4)
上述公式中:T1为存货平均周转期,T2为应收账款周转期,T3为应付账款周转期;A1为年存货平均余额,A2为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A3为应付账款平均余额;C为赊销总额,CS为年销货成本总额,Cd为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
市场化进程对现金周期的影响有多个维度,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地方政府干预与现金周期
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政府对微观企业的经营行为干预比较少,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采购、生产和销售,使生产经营过程顺畅,减少存货在仓库和生产环节的滞留。这样就会降低企业存货水平,减少存货周转期。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企业就难以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评估,导致销售收入C降低,延长应收账款周转期。因此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越快。
从供应商角度看,政府干预越严重,市场销售越不通畅,供应商需要强化商业信用的使用,增加了企业年应付账款平均余额A3。另外,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一些企业不能正常获得商业信贷支持,需要从商业信用中获得融资,这些都会使市场化低的区域应付账款增加。因此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应付账款周转期越长。
(二)产品要素市场发育与现金周期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运作效率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慢,导致企业库存A1增加,延长存货周转期越多。从应收账款方面看,产品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越低,企业对市场越难适应,销售收入C降低[ 6 ],导致应收账款周转期延长。
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同样会影响应付账款的周转期。当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时,供应商销售渠道通畅,对赊销方式依靠程度降低,导致企业应付账款平均余额下降。另外随着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销售收入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需求量增多,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Cd增加。综上,产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三)区域法律环境与现金周期
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制度环境,这方面的情况在各地很不平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法治水平较高,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法律环境较差,各种权利保护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解决利益双方出现的利益冲突。具体地,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应收款难以收回,企业的应收账款A2和应付账款A3增加;同时法律制度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较高,阻碍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增加了存货在企业的储存时间。总的来说,法律制度越完善,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四)中介组织发育与现金周期
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主要是服务、沟通和监督,在不同地区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很不平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中介组织门类多、数量大、质量高,发育程度高。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中介组织体系不完善,发育程度低。中介组织发育程度高使得供应链中的供应信息和需求信息及时被企业了解,有助于提高产品销售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导致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综上所述,从市场化进程的构成要素政府干预、产品要素市场发育、区域法律环境和中介组织发育对现金周期组成部分影响的分析可知,市场化程度越高,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越短。
(五)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现金周期的整体影响
设销货成本总额CS=kC,Cd=hC。现金周期公式如下:
企业现金周期=T1+T2-T3=■+■-■=365■
市场化程度提高,销量增加,假设销售收入增加?驻0,销货成本增加k?驻0,赊购商品和劳务应该支付的金额增加h?驻0,存货平均余额减少k?驻1,应收账款减少?驻2,应付账款减少?驻3,则:
企业现金周期=365■
(5)
上述公式中khC0,则(hA1+khA2-kA3)-(h?驻1+kh?驻2-k?驻3)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当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现金周期较短。
(六)货币政策、市场化进程与现金周期
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一般包括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 7 ],本文从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
1.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
首先,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引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又会引致利率的上升。当利率水平提高时:一方面,会降低居民消费,产品销售困难,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如果贷款利率提高,企业贷款成本增加,企业就会相应减少从银行获得贷款,转向商业信用,企业间应收账款的使用和应付账款提供就会增加,引起周转期的延长。总的来说,随着紧缩货币政策,流动性收紧、库存增加,销售前景不确定性加剧,融资渠道不断收窄,再融资风险不断加剧,导致企业资金的运转出现问题,周期延长。
其次,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减少货币发行量,会降低信贷投放,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全面紧张,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大幅提高。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的短期融资方式,对银行信用具有替代作用[ 8-9 ],鉴于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供应商会主动或被动地提供商业信用。企业骤然加大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力度,可能会造成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混乱,加剧流动资金的供求紧张状况。甚至出现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造成产品积压,企业资金周转缓慢。此外,货币政策紧缩,企业销售风险加大,产品滞销,也难以偿还供应商的账款。综上所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均会延长。但是应收账款和存货所占的比重大于应付账款所占的比重,因而应收账款周转期和存货周转期变化程度也就大于应付账款周转期变化程度,即现金周期延长。
2.不同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关系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而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因此,除了银行和企业等主体行为外,法律制度、信用和政府政策行为等环境因素也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王东明和黄飞鸣[ 10 ]研究发现在我国法治环境、制度与诚信环境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一直在提高,但是由于受政府梯度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进程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体制变迁的市场激励程度不同,因此政府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干预程度存在不同,成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一个诱因[ 11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也相对完善,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迅速作出理性反应,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企业所处环境较差,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因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货币政策对现金周期的影响要低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现金周期延长;
H3: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现金周期延长幅度较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选择了2008―2015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CSMAR、WIND数据库。为保障分析的科学有效性,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整理:(1)剔除了ST、PT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了样本中的极值,如现金周期大于1 000天的?稻荩?并对样本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3)剔除了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样本。本文数据统计和分析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tata12.0和Excel2007。
(二)变量定义
1.现金周期(CCC)
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2.区域市场化(INDEX)
本文借用樊纲等[ 12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index)度量各省市场化程度。
3.货币政策(POLICY)
本文借鉴靳庆鲁等[ 13 ]的研究方法,采用年度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同比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
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针对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CC=?茁0+?茁1INDEX+?茁2POLICY+ ?茁3STATE+?茁4CGDP+
?茁5LEV + ?茁6SIZE + ?茁7GROWTH + ?茁8SC + ?茁9QR + ?茁10ROA+
?茁11NAGR+?茁12CAT+?茁13PTG+?茁14BPG+?茁15IND+?着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现金周期均值为130.36天,最小值为-57.09天,最大值为672.65天,说明企业间现金周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控制变量中,资产净利率均值为5.99%,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利润率较低。销售增长率平均值为17.22%,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销售增长率总体较高。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是货币政策、区域市场化对现金周期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变量的系数为-0.077,t值为-7.78,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1;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为 -0.037,t值为-3.78,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2。
从表3中子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货币政策与现金周期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显著性水平低于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且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系数绝对值0.047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系数绝对值0.033,验证了假设3,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现金周期延长,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现金周期变化较小。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对于区域市场化指数指标,参照徐承红等[ 14 ]的研究方法,利用樊纲等[ 12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度量各省市场化程度,将每年排名前10位的省份定义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其他省份定义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设置虚拟变量market,当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market等于1,否则等于0。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2)对于货币政策指标,参照靳庆鲁[ 13 ]的研究使用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1)来衡量。回归结果与表3中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版面所限,不再列示。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以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第一,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目标之一,货币政策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因而货币政策并不一定也将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目标。第二,从西方各国的具体经验来看,虽然其货币政策目标在各个时期有所侧重,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也都明确了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作用。
对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我国理论界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1,另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2。由于M1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M1必须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长期看,M2也应当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在中国经济市场过程中,伴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的变动,有规律地出现了M2和M1的增长很不协调的现象。因此,简单地把M2和M1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难以实现稳定币值的最终目标。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必须选择操作目标或近期目标。市场利率不能作为我国的操作目标。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体系很不完善,如果将市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则很难影响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分。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对商业银行贷款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相对而言,我国中央银行传统上所采用的手段,多以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成了最有效的工具,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手段则使用较少。
根据西方国家间接调控及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企业成为完全独立、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的法人组织;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专业银行商业化;价格基本符合价值和供求关系,价格关系已经理顺;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等。目前,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完善;整个金融业负担过重,银行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对利率反应不敏感;银企关系不协调等等。使我国的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受到制约,而必须运用直接控制手段,这势必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公开市场业务;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合理审慎地运用贷款限额等某些直接控制手段。
第一,规范公开市场业务的具体操作。为了充分发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作用,首先必须加强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宏观调控的决策功能。根据《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专门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根据宏观经济最新统计资料作出的货币政策方向选择应具有法律权威和效力:其次,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相当数量的有价证券。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央银行应大幅度改变资产结构,增加国债储备。
第二,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观利率的市场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应尽快实现利率市场化。目前,由于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货币供求领域呈现明显的“短缺型”特征,因而利率市场化可能引起利率水平的普遍撼高,对通货膨胀起促进作用,同时,还可能对金融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应逐步实行,可采取以下步骤: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即货币市场利率,以形成一个短期市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逐步调整对工商企业的贷款利率,使贷款利率略高于存款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推动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使国债市场价格和货币市场利率相衔接;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
第三,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既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又是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盈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对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合并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和支付准备金帐户,允许法定存款准备金用于专业银行的支付清算,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取消中央银行的“准备税”,并逐步收回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增加了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但是,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仍然有许多缺陷还需确定合理的存款准备率结构,对信用创造能力不同的金融机构,可实行不同档次的准备率;改革存款准备金的结构,除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外,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也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逐步降低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存款的付息水平。
第四,增强信贷计划工具的严肃性,谨慎使用贷款规模等直接控制手段。现阶段我国还必须使用直接控制手段,但必须审慎。因为,贷款规模虽然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贷款增量指标必须有科学、准确的数量依据,能反映适度货币供给;贷款规模控制必须同时能保证资金的有效配置,并能影响总需求。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发展,贷款规模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
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并通过金融信用的管理与调节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政策涉及社会产品的全过程,而且涉足到非经济领域,对经济结构和需求总量起调节作用。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同,而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和操作,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的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历程,基本是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指导原则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改革进程包含以下几个重点阶段:
1.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放开。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于1996年1月份启动,当时拆借利率在人民银行确定的上限内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1996年6月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拆借利率由供求双方资助确定,此举被视为我国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步,为后续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后,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在1997年6月,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在1998年9月,国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利率在1999年9月分别得以逐步放开。
2.大额长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尝试。1999年10月人民银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进行存款利率改革初步尝试。
3.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有序推进。2000年9月人民银行宣布放开3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业协会统一制定;2002年3月人民银行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03年7月人民银行放开英镑、瑞士法郎和加元等外币小额存款利率,2003年11月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商业银行可在利率上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4.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1998、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建立贷款内部定价和授权制度;2004年1月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2012年6月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5.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年7月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各项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分析
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当前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本外币贷款和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已完全放开,而且联网金融、企业债券、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的快速膨胀,进一步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实质性提升,金融市场化环境日趋宽松。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进程的推进,给我国的货币政策效应带来新的挑战,传统的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新形势下将面临着转型和重构。对此,政策当局需根据利率市场化形势做好预判及调整措施,建立市场化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以降低短期内的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效应。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操作特点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为代表,其政策效应直接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总量;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以存贷款利率、汇率等为代表,其政策效应大体与资金价格相联系。这些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利率(价格)双轨制,即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近年我国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操作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货币供给和信贷变动的走势影响明显,在传统理论中,存款准备金一般被认为是货币政策效果中,作用效果最强、影响范围最广、使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工具种类,因而在西方国家被慎用。但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却是我国央行使用较为频繁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依赖。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近三年存款准备金余额持续增加,存款准备金余额比重从2011年1月的40%升至2014年11月的63.4%,是近年来央行负债方政策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当前我国经济局势复杂,金融市场不成熟,尚缺乏存款准备金的替代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在货币供给和信贷走势平淡时灵活性会减弱,而且该政策手段并不适合于用作货币政策“微调”的工具。
(二)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近年来已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之一,交易工具主要包括了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其在引导市场利率、调节商业银行资金流、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等方面发挥了较好效果。我国债市场总体规模偏小,交易品种主要是中期国债,流动性和交易活跃程度较差,所以在公开市场操作表现中不尽如意;政策性金融债券性质和国债相似,在我国存在发行规模有限、期限结构不合理现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效果不明显,相对于利率调控无明显优势;中央银行票据是目前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导工具,具有信誉高、期限短和流动性强等特点,在回笼流动性、抑制通胀、调节货币供给、对冲基础货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央行票据发行成本较高。
(三)外汇储备资产积累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2011年以来外汇储备占总资产中比重平均水平超过80%。外汇资产的大量持有,客观上不利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针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调整。应该收,外汇储备资产及其变动是我国现行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一种被动货币政策工具,外汇储备资产增加一般说来伴随着央行对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向使用。当前,随着人民币汇率转向具有更多弹性的体制和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变化,我国外汇资产的增长趋势将呈现逐渐减缓态势,客观上也会为央行使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提供更多的空间。
(四)利率
利率“双轨制”下,我国利率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调整央行基准利率、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制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范围浮动范围、对各类利率结构进行结构和档次调整等。近年来,央行加强了对利率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整逐年频繁,调控方式和调控机制也更为灵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央行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将逐渐回归到调整央行基准利率单一工具,重点聚焦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手段,利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金融调控需要在抑制通胀、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寻找平衡点,所以货币政策总量稳定的目标就在于,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存款准备金调控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公开市场业务将是主要的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选择,从短期看,央行需优化公开市场操作的组合手段,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多种操作工具搭配,如回购、SLO、SLF等,以增强对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从长期看,应逐步扩大国债市场规模,完善国债的期限结构,提升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使国债逐渐成为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导工具。
(二)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在利率市场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央行以往主要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导向也需要逐步转型,应更加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工具的使用。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原来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如信贷额度管理的传导效果会大打折扣,利率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将会显现,加强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对此,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需增强利率决定的需求弹性。同时为充分发挥利率调节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需对利率工具加以细分,以增强金融机构信贷利率的灵活性,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现结构调控的目标。
(三)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多重挑战,单一类型货币政策工具很难实现调控目标,需加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机组合与创新来灵活应对。中国目前初步形成了较为敏感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传导机制,在金融宏观调控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变过程中,央行需灵活搭配两者的政策组合工具,并适度进行创新,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合理增加特定领域的流动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转型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人民银行于1月6日公布了2010年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以下三个层面值得市场参与者关注。
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在通胀管理层面,央行指出“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
11月份以来,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其中蔬菜价格大幅上涨,引起市场对于食品价格乃至通胀的担忧。从12月份商务部和农业部公布的农产品价格指数来看,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也可能超出市场。基于此,我们也上调了12月份CPI预测值到2%。在近期通胀反弹势头较为明显的背景下,央行继续重申和强调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当属情理之中。
更要密切关注的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未来一段时间内生产资料领域价格水平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而中国PPI的上涨,一方面将直接传导到CPI非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将通过通胀预期影响到CPI食品价格。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和非贸易部门的松紧等因素,我们认为中国今年年中左右通胀压力会比较大,在6-7月份CPI峰值大概在4%或略高一些的水平,PPI的月度高点可能在6-8%的水平。
需要补充的是,金融市场正常化过程带来的价格上涨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考虑到2010年全球制造业仍将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以及2010年下半年刺激政策的可能退出,全球PPI连续的可维持的上涨压力很难看到,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中国PPI和CPI在三季度左右将开始进入一个可以维持的下降过程。
控制信贷节奏
在信贷投放节奏层面,央行特别指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切实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尽量使贷款保持均衡,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此前,央行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保证2010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均衡化;此次再次提出,虽然并不会太大的超出市场预期,但正式的以文字形式刊出,并将其放在2010年工作措施的第一条,使得我们需要警惕央行对此的执行决心和力度。
基于往年早投放早收益的信贷模式,一季度无疑将成为央行重点关注的时间窗口。在此背景下,央行窗口指导的力度可能明显加强,我们倾向性认为一季度新增信贷规模超预期的概率将明显下降,大体应当落人2.5万亿至3万亿的市场预期中。
货币政策基调和工具值得关注
在货币政策调整层面,央行指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密切跟踪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情况,适时适度调节”。
去年初笔者曾经谈到全球通胀形势,当笔者论述应对通胀措施的时候,发达国家央行参考的是核心通胀水平。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多谈论的是广义的通胀,也就是包含了能源和食品在内的所有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胀。
这是因为,在发达经济体中,食品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比重远小于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食品类消费的权重在14%至15%左右,而在中国,食品在CPI篮子中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新兴经济体不能把食品排除在政策制定者考虑范围之外。
去年美国和欧洲的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上涨1.6%,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如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样,气候原因和各种灾害影响了农作物供应,导致食品价格普遍上升。因此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一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核心消费指数走势为标准制定其货币政策,而美欧的核心消费指数去年仅上升1%,今年仍大有可能维持在低位,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讲,它们的货币正常化进程仍然可以推迟。
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比如新兴的亚洲国家,我们看到最近一轮通胀达到4.9%的水平,其中食品价格涨幅8.8%。核心通胀尽管有所抬头,但涨幅相对温和,去年12月上涨仅2.4%。如果仅看核心通胀水平,这些国家货币正常化的进程仍然可以保持常态。
中国随着经济增长重拾上升态势,特别是去年四季度GDP再显强劲势头,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已经放在了控制通胀风险上。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非食品与核心通胀在2010年分别上涨了约1%,虽然它们在12月的涨幅分别达到2.1%和1.7%,但这个水平仍比较低。
尽管如此,近期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上涨还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房租,对非食品价格的主要担心还来自于近年来工资的上涨,劳动收入可能赶超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中国促进消费、提升内需的转型过程中,很多人担心工资上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通货膨胀。
如前所述,食品支出在中国CPI中比重很高,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个比重会下降,而其他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支出将相应上升。统计局将会在今年一季度公布新的CPI消费品的权重,以反映更接近现阶段情况的消费水平。
整体来看,中国近期的通胀水平高企只是暂时的,今年中国整体通胀水平很有可能会维持4%左右。由于基数效应的消退,和近一段时间来实施的各种控制流动性和信贷的政策的效果将会逐步显现,通胀水平将在下半年回落至4%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