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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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税收；政策；城市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引言
近十几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但由于“大水漫灌”这种模式造成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出现种种问题，其陈旧的法制体制也是不利影响因素。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多年来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高消耗的粗放型紧急增长方式，已难以适用当前发展方式。为此，改革我国财政税收政策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向。
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我国城市经济虽不断发展改变，在某些地方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发展不平衡，现代化程度低，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制度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项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各项制度不够完善是存在最大的问题。我国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现行体制、制度关联，但以传统的行政命令来安排经济还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很大程度将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生产力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的步伐有快有慢，效果也有好有坏。各种生产要素会表现出各自特征，其中技术、市场及组合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仍作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并影响城市经济向生态化、可持续化科学转型。（3）科技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城市经济增长发展的源泉。虽然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能跟上时展要求，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比重多，也是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4）人口因素。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现阶段农村人口占到了60%以上，总体来说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整体不高，而且城市中发展建设的主力军文化程度、道德素质不够高。公司企业与员工间矛盾频发，不利于城市经济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转变。
三、我国财政税收政策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虽然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能够维持现阶段的政权的安全运转，能够缓解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但由于财政税收体制不够完善，在财政税收管理中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1.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是影响财政税收管理的重要因素。虽然说现今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不断规范，且都在法制化下运行，但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但行之有效监督约束机制还是不够完善缺乏，常常会使部分税收管理人员其他因素的干扰，存在责任心不强、管理过程不规范的现象，甚至有违纪违法事件的发生。2.监管体系混乱，缺乏有效的民主管理不完善。近年来，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虽在被不断改革完善，其监管体系改革也是在不温不火的进行着，但存在监管体系混乱缺乏有效的民主管理不完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使得地方的财政税收管理不能有效执行，降低整了个财政管理体制中的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3.财政税收中责、权划分不清晰，体制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现阶段的财政管理体制有许多过渡性、临时性。许多地方在财政管理中虽说实行了税收和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实际的操作中只将将财政税收的收入资金与支出的资金划分开来，且划分较简单，再加上在申请一些专项的资金的时候程序较繁多，须走很多的审批流程，使得财政税收难上加难。
1.做好财政支出优化来增加投资效益。将财政支出中的投资比重提高来增加经济增长是一种方式，但对于投资重点向教育、科研、基础产业的发展也是重中之重，这些投资是解决由于基础产业处于“瓶颈”病态的良药，可以治愈它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不良波动。须不断提高生产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提高管理者的水平能力，推动企业开始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这种更高层次的增长方式的发展。另外还应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建设，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以不断优化完善。2.优化税收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近年来，我国各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但用于企业生产发展的技术改造投资却没有增加。这种状况使得多数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缓慢。政府应鼓励引导企业进行技术优化，并实施一些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一些鼓励性和照顾性税收优惠措施，并将实行产业性优惠和区域性优惠政策相结合，不断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如产业性优惠为主进行扶持政策，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3.制定人才引进战略转变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又是第一科学技术，政府制定人才引进战略，改革税收政策，可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须出台一系列关于引进人才的财政政策，制定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并将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优化,运用优惠政策吸纳各领域领先技术专业人才来城市，使其在所在城市生根发芽,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例如:某市运用了高科技产业风险的投资优惠政策,不断调动科技人才流向高科技产业的开发，与民间投资走向生产,使之有机结合结合起来,以此加快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该市税收大户,汇集更多的财源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财政状况。4.创新财税对企业的扶持方式,促进招商引资,繁荣城市经济。当前好多城市将增加经济总量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增加经济总量的做法中,吸引投资,兴办实体又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其中减免和缓交各项土地税费是最常用的方式方法，政府通过这种方法将资金和政策对新办企业进行扶持，对一些新办企业中的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酌情给予一定比例的减税扶持，一定时期对其免征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也是一种对部分行业扶持的方式，也可以减免部分地方税；或给予相关企业贷款贴息等，想方设法做好招商引资，增加城市经济总量。例如：某城市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采取安排资金扶持一些实施对兴办高质量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对其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代企业缴纳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对特殊企业的工人工资,在一定时期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扶持兴办实体,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城市经济，并取得良好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发展城市经济工作中重中之重是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离不开国家出台符合当地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既是城市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方式。采取合理财政投资政策改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深度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逐步形成科学、完善的发展机制，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夏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5,(9):191-192.
[2]曾艳,朱琳.关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转变的相关财政税收政策应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7,(10):70-71.
[3]许明.探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J].科学与财富,2016,(12):326-326.
[4]孟秀萍.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J].中国商论,2017,(2):149-150.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本理论；政策建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运行的稳定。国家历来重视农业问题，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扶持农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知识认知局限以及许多隐患和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的高效增长。由此可见，完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与加强政策建议对保证我国农业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 农业经济增长的定义
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是在某个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生产的全部产品和劳务总量，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二是按人口计算的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这两种定义是相互联系的。农业经济增长的定义从不同角度出发，其表述也不同：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产出与投入比的增长；从总量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的全部产品总量的增长；从总产值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增加，是农产品的价值表现。
2 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2.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资本积累率和资本使用率的高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资本要素供给方面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此理论的一大缺陷在于它假定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数量比例不变，并且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视为外生变量。
2.2 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与投资是等价的，投资全部来自储蓄，投资的收益率是递减的；技术为外生的，技术因素的规模收益不变，劳动要素是同质的；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代替，资本的增加促进产出的增加，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最大程度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该模型没有引入投资预期因素，回避了理论上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等性问题，从而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和“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确立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研究总结出一套经济政策能够维持并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方法；该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使规模收益递增，最终使总规模收益递增，这就找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新增长理论还指出了“边干边学”以及知识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厂商可以从自己的投资活动中学到很多东西，增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3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
3.1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多，各个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这些因素具体来说有农业科技进步、政府支农政策、农村金融发展、物质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等。气象灾害因素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其中尤其旱灾、洪涝灾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冷冻灾、风雹灾对农业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影响。另外，各个影响因素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3.2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3.2.1 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央行可实行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对向农户贷款并建立长期合作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确保农业贷款数量持续稳定增加；多渠道的引入农业资金，增加农村资金供给量和投放量，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3.2.2 培养一大批农村实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在人力资源方面，重点是提高农民应用技能和科技水平。大力培养党员、村干部等农村带头人；大力培养养殖户、种植户等农村生产型人才；对农村中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补贴。
3.2.3 加快农业机械化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作业具有的规模化和节约成本的优势，不断拓展农机作业新领域，提升农机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
3.2.4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家应该建立资金支出责任追究制度，对资金支出的流失现象追究责任到个人；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做到对农业直接补贴、补贴到位；另外，还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检查力度，规范资金的使用行为。
3.2.5 对气象灾害要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对气象灾害进行动态观测和预警，同时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定期对最新的气候问题进行探讨。由于气象灾害不能够完全准确的预测，这就要求政府建立一套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气象灾害发生便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3.2.6 发展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的限制，促进资源的充分流通，有效的整合科技资源以达到最大效用。高校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应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改善重成果轻应用、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情况，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陈昭.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分省非稳定面板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08（1）：61-75.
[2]邱福林，穆兰.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协整和灰色关联度的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32（1）：146-150.
[3]黄宗智，彭玉生.二人历史胜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88.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进口贸易 经济增长 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 可以节省时间, 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通过技术贸易, 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 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 帮助当地企业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 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 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 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 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 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 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将进口政策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对有利于产业优化的进口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促进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吸收和创新。要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地位,通过建设多元化、规范化的进口企业, 并对其监管和规范, 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鸿: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4篇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10年的34.2%，少儿抚养比也不断下降，从54.6%下降到22.2%。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1]。劳动力抚养负担的日渐减轻，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红利，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2]。
然而，2010年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中国社会总抚养比开始呈上升趋势，人口红利开始消失[3]。而且最近几年来，幼儿教育和养老问题格外突出。因此，研究中国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对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人口经济学争论的热点。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4]，老年抚养比增加会降低社会储蓄率，提高资产价格，进而减慢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增长[5]。Hashimoto and Tabata（2010）将社会分为医疗保健部门和非医疗保健部门，认为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却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非医疗保健部门向医疗保健部门流动，降低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6]。李魁（2010）、张新起（2012）发现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7，8]；黄赜琳（2012）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分析发现，抚养比下降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9]。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SalaiMartin （2004）通过分析98个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10]；Aisa（2013）等认为资本的有效性是由国内储蓄率内生决定，进而发现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1-15]；钟水映（2009）[16]等发现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能够提高社会储蓄，增加社会投资，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1，16，1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的：Li（2007）通过利用世界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发现，一方面老年抚养比升高意味着老年存活率升高，这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另一方面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当期消费，降低社会储蓄，老年抚养比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类似的，从总体来看，抚养比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19]；Prettner（2013）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对人均产出的增加具有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大小[20]；赵文哲（2013）利用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6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变化，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所不同[21]；穆光宗（2008）、王颖（2010）发现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呈弱相关性和弱因果性[22，23]。
上述文献主要从储蓄率角度研究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进程动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5，26]；而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我国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27-30]。因此，本文试图从资本积累角度，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将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内生化，探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二、理论模型
（一）微观层面
本文借鉴Diamond（1965）[31]的相关理论，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模型。
假设迭代的社会中每个人存活三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三代人，处在青年期的行为人通过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年期的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并用部分收入来偿还上一期的借贷，部分收入进行消费，部分收入储蓄，同时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养孩子；老年期无工资收入，利用中年期的储蓄及利息来养老。
选取1994～201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重庆只有1997年之后的数据，故剔除），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
（二）回归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39]。估计结果均通过了变量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后，少儿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正相关，老年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且少儿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大于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使得总抚养比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2）少儿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总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负相关。（3）人力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0183）要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197），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回报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均负相关，说明少儿抚养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同时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老年抚养比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影响与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影响相抵消；二是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使得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生了改变（即理论模型中的门槛值发生变化），以至于结果不显著。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进一步分阶段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变化，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表2为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仍然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后经历了负相关、正相关和负相关，说明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上世纪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并不完善，人们教育观念不强，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较大，导致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以及中国加入WTO，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有所降低，而老年抚养比上升增加了社会储蓄，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显现出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而近几年来，由于养老基金的空账问题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突出，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大，进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同时，从表1和2也可以发现：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反而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产业主要面向实体经济，而忽略了个人消费金融，我国2013年住户消费性贷款额仅占贷款总额的16.24%；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很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开发我国人力资本的效用。
四、结论与启示
以上通过建立一个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内生化，进而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从而探讨了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我国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老年抚养比先后阻碍、促进、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考虑到逐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逐渐放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少儿抚养比升高的情况，为降低社会抚养比升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的改革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1）完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降低少儿抚养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减少少儿抚养对物质资本积累的挤占。（2）实行更具弹性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将养老金与工龄和退休年龄挂钩，鼓励人们延迟退休，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提高物质资本积累速度。（3）鉴于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学校教育投资回报率[48]，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从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回报率。（4）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5）完善科技投入比例，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在企业等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的比例。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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