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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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范文第1篇

在海事行政处罚中，通常将船舶也认定为单位，因此，在海事行政处罚中，法人、其他组织主要认定为船公司、船舶和浮动设施。也就是，只要以船公司、船舶和浮动设施为处罚对象，只要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且罚款额度在1000元及以下，便可适用简易程序。

笔者对内河航运常见的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及其法定处罚额度进行了梳理，发现在不改变现有处罚标准的情况下，仅有不遵守航行、避让和信号显示规则的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罚款起点是1000元，可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均是2000、5000元的起点。依据《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违反《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船舶在内河航行、停泊或者作业，不遵守航行、避让和信号显示规则的情形可能适用到简易程序。

在《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中规定的十大类近百种海事行政违法行为中，仅有不遵守航行、避让和信号显示规则这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按最低线处罚才可能适用简易程序。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低额度处罚，普遍适用简易程序的格局大相径庭，一般程序的普遍适用，不能适用适应船舶营运需要，也不符合当事人离岸工作的特点。如上所述，这是交通行政执法行政相对人的特点所致，违法行为发生时相对人正处在营运过程中或者旅途中，如果采用一般程序，那么势必需要当事人停下来配合，整个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这不符合社会经济生产和发展需要。

为此，建议在无法改变现有法定处罚标准的情况下，至少保障不遵守航行、避让和信号显示规则的这十六类情形的违法行为可以按下限1000元进行处罚并适用简易程序。

二、内河海事行政处罚模式的构思

海事执法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内河航运有序、安全、畅通。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保障航运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内河航行的船舶差异巨大，有航行于黄金水道的上万吨的大型船舶，也有航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几百吨甚至几十吨的小型船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那么能承受的违法成本也必然不同。首先，降低内河海事行政处罚处罚标准的起点，满足了内河航运全面平衡发展的需要，也避免了罚而不到的执法困境；普遍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满足了船舶营运的需要和当事人离岸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提高了执法效率。当然，对于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比如未按规定办理船舶签证、违规排放污染物的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必须严格依据法定标准进行处罚，才能起到应有的威慑力。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范文第2篇

今年年初通过的《保护法》（PROTECT　ACT），国会重申了在量刑指南中的承诺，即连续性和有效威慑的原则。通过这次立法产生的量刑上的重要改革措施将有助于确保量刑上的进一步公正，从而消除一些量刑上无根据的不一致。然而，这些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联邦检察官始终一贯的坚持，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此，为了确保所有的联邦检察官在他们、案件处理和量刑实践中坚持《量刑改革法》、《保护法》、《联邦量刑指南》所确立的原则和目标，有必要制定一些明确的政策。

司法部以前了不同的备忘录，强调了司法部在、案件处理和量刑上的有关政策。《量刑改革法》的合宪性在1989年最高法院承认不久，检察总长索恩伯格（Thornburgh）为了确保联邦检察官的工作与平等、公正和统一的原则相一致，向他们了一个指示。几年以后，检察总长瑞诺（Reno）为了强调在一些特殊案件量刑上检察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也了另一个指示。

最近通过的《保护法》着重重申了国会的意图，即《量刑改革法》和《量刑指南》应得到切实地遵守和始终如一地执行。因此要借这个恰当时机来全面审视上述目标，并更清楚地阐述司法部有关、案件处理和量刑的政策。2003年7月28日，根据《保护法》的401条（l）（1）的规定了一个备忘录，我明确、清楚地提出了司法部在量刑建议和量刑上诉方面的政策，这表明作为全面审查司法部政策的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然而，一个适当的量刑决定对一个定罪的被告，只占公正的一半。要想达到国会在《量刑改革法》、《保护法》中所寻求的公正目标，那么司法部在做出关于什么案件和案件怎样处理的决定时，要有公正和合理、连续一贯的政策。被告所接受的刑期的长短不应取决是哪个法官审理这个案件，同样被告所面临的指控也不应取决于哪一个检察官处理这个案件。

因此，这份备忘录的目的就是公布一些全国的联邦检察官必须遵守的主要政策，以确保司法部完成它法定的义务，即忠诚地执行《量刑改革法》、《保护法》和《美国量刑指南》。这份备忘录取代所有以前公布实施的有关这个主题的指南。

一、 司法部有关指控和刑事犯罪的政策

（一）联邦检察官控告和罪行严重和容易证实的刑事犯罪的主要职责。

司法部的政策是：在所有联邦的刑事案件中，除非在以下规定的少数情况下并经过副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履行监督职责的检察官批准的案件，检察官必须控告和严重的、案件事实容易证明的犯罪行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指依照《量刑指南》的量刑范围要从重量刑的犯罪行为，除非是法定最低刑和罪状本身要求的刑期就较长的情况除外。

不容易证明（事实不清）的案件是指检察官认为因为法律或证据的原因对在审判中证明指控仍存有合理的怀疑。因而，仅仅是为了发挥促使认罪作用的指控是不应当提出的。一旦提出指控，除非是下面许可的范围内，犯罪情节严重且事实清楚的案件就不许撤销。

（二）有限制的例外情形

上面提出的主要政策要求联邦检察官在指控和处理所有事实清楚，并且依照所适用的法条和《联邦量刑指南》需从重量刑的案件。上述要求存在以下几种例外：

1．量刑不受影响的案件。首先如果被处理案件的刑期不受量刑指南范围的影响，检察官可以拒绝指控和事实清楚的案件。然而，如果罪行严重、事实清楚的案件涉及到一个法定最低刑，而这个法定最低刑又超出了量刑指南的范围，则在除下面规定的范围外，确立一个法定最低刑所必不可少的罪状必须得到并不准撤销。

2．"快轨"程序（速决程序）。随着《保护法》的通过，国会认识到了早期处理或速决程序的重要性。该法案401条（m）（2）（B）指示量刑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7日颁布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授权"根据检察长和检察官批准的早期处理程序"，降低量刑不能超过4级。尽管《保护法》中检察长批准的要求仅适用于该法有关低于量刑范围的快轨程序的条款，作为司法部的一项政策，同样的要求也应适用于有关"指控交易"的任何快轨程序。例如，政府同意降低指控罪行严重、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理程序。这些程序是为例外情形设计的并且只有在该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有明显的正当理由才会被批准。这种为确立和贯彻这一快轨程序的具体要求也在司法部有关"贯彻快速或快轨程序的一些原则"中最终被确立。在那些快轨程序确立的地区，决定和案件处理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和被批准的快轨程序的其他要求。

3．延期的再评估。在有一些案件中，延期的情况导致检察官因为证据的变化或一些其它的正当理由（例如证人找不到或者因为证人要证明重大案件的被告需要保护证人的身份）确信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事实不清，检察官可以经副检察长、检察官或者被指派履行法定监督的检察官用书面的或其他备有证明文件的批准撤销。

4．实质性协助。承认被告在侦查或他人中有实质性协助的首选办法，就是最严重的犯罪事实清楚的犯罪，然后根据《美国量刑指南》第5条K1.1和《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3条（e），或《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35(b)提出一个适当请求或数个请求。然而，在极少数有必要在一个重要的侦查或中获得实质性的协助的情况下，采用书面或另外的备有证明文件的形式，经副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负责监督的检察官的批准，联邦检察官可以将拒绝控告或事实清楚的案件作为辩诉交易的一部分。这份辩诉交易要适当反映被告在侦查或他人中提供的实质性协助。

5．法定加重情节。法定加重情节的使用要被大力提倡。联邦检察官必须采取积极地措施确保在所有适当的案件中由于有明确的法定加重情节，例如根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1条或《美国法典》第18编第924条（c）提出的指控而增加的刑罚得到提出。只要适当且行得通，检察官就应当确定被告是否符合这种法定加重情节的条件。然而在许多案件中，这种加重情节的提出将意味着被告的法定刑会超过可适用的量刑指南的范围，因此要确保被告将不会因接受义务而得到好处，不会有认罪的动机。在每一个付诸审判的案件中都要求指控这些加重情节可能会对特定地区控诉资源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副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负责监督的检察官可以批准办案的检察官放弃法定加重情节的指控，但仅适用于达成辩诉交易的情况并且符合下面的其他要求：

（1）这种批准必须采取书面或其他备有证明文件的形式，并且要对《美国检察官手册》中第9节第27、420条规定的各种因素认真考虑 。由于以前的定罪而导致的法定加重情节，例如根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1条产生的加重情节，只要对以前定罪的性质、时期、情况和刑事犯罪倾向可能性的程度有特定的考虑，就能获得放弃的授权（2）如果符合以下的限制性条件，检察官可以仅根据副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书面或其他备有证明文件的批准放弃或撤销对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924条（c）的指控。这些限制性的条件是：

A．除例外情形的所有案件或量刑的总和将不受影响的案件，首先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924条（c）事实清楚的犯罪行为应该指控和；

B．在处理的案件中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编第924条（c）三项以上的规定、事实清楚且犯罪性质属于暴力刑事犯罪，联邦检察官除了例外的情形外，应指控和处理前二项的犯罪行为。

6．其他例外的情形。检察官在其他例外的情况下根据副检察长、检察官或负责监督的检察官书面或其他备有证明文件形式的批准可以拒绝处理或撤销事实清楚的案件。这种例外承认追求《量刑改革法》的目标不能忽视联邦刑事司法制度本身的实际限制。个别特殊的案件被批准撤销是因为检方案件明显超负荷，审判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和审判的程序将大大减少检方处理案件的总数。然而，这类例外的案件应当非常少，否则，公正和平等的目标将会受到损害。

二、关于辩诉交易的政策

（一）．辩诉交易要采用书面的形式

在重罪案件中，辩方交易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辩诉交易没有采用书面的形式，那么协议的内容应当录音。书面的交易协议有利于司法部和量刑委员会监督联邦检察官执行司法部的政策和《量刑指南》的情况。《保护法》　特别要求法院在量刑以后给量刑委员会提交一份辩诉交易的复印件。（美国法典）第28编第994条（W）书面的辩诉交易也避免了当事人双方对所接受条款的误解。

2．量刑要公正

我在2003年7月23日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司法部关于量刑建议和量刑上诉的政策和程序。"司法部要求依据事实和法律公正量刑：

"在我国具体案件的任何量刑建议必须公正地反映被告犯罪行为的全体和严重性，务必与量刑指南和适用的法律保持充分的一致，务必与关于被告的犯罪史和行为容易证明的事实相一致。"

这项政策完全适用于包括辩诉协议的量刑建议。7月28日的备忘录进一步阐明这项基本的政策有几个重要的含义。特别是容易证明的事实根据量型指南需要仔细考虑（特别是明确的事实根据量刑指南涉及到计算）检察官必须将这些事实披露给法庭，包括缓刑办公室。同样地，联邦检察官不允许"事实交易"，不允许检察官成为辩诉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从而导致法庭未能充分地理解所有容易证明的与量刑有关的事实。

当前《美国检察官手册》强调了政策，规定了严重程度较轻的指控也是适当的一些情形。这些规定包括了这样一种忠告，即"辩诉协议使用了在这一部分规定的选择权的任何一种都必须让量刑的法庭知晓" (检察官同意低于量刑幅度是适当的，仅仅为了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取消提交给法庭的指控交易是不恰当的，这会导致对低于量刑幅度量刑既没有记录也没有司法审查) 尽管这份备忘录依据它的条款取代司法部以前有关这个主题的指南，"如果辩诉协议涉及到指控交易应该通知量刑的法庭"这仍然是司法部的政策。因此，辩诉协议如使用了第一部分（二）（2），（4），（5），（6）中规定的选择条款的时就必须让法庭在辩诉交易所证会和量刑时知道。例如，在有更重的犯罪事实清楚的犯罪行为没有被或者一个可适用的法定从重情节没有被提出的时候，法庭必须知道。

3．指控交易

指控的范围只有与这份备忘录第一部分提出的原则相一致时，指控才可以拒绝或撤销。

4．量刑交易

只存在二种可许可的量刑交易。一是量刑在量刑指南的范围。联邦检察官可以签订一份有关量刑的辩诉协议，只要这个刑期在一个具体的量刑指南的范围内。例如，当量刑指南的范围是18-24个月，检察官可以同意推荐一个18-20个月的刑期而不是要求一个量刑范围最高的刑期。同样地，如果根据量刑指南第3条E1．1被告承诺接受义务检察官真诚地认为被告有资格对量刑调整，检察官可以同意推荐一个从轻处罚的刑期。

二是超出量刑指南范围量刑。在通过《保护法》时，国会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的观点，即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的案件太多。国会已经指示量刑委员会采取措施"确保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的发生率要大量减少"。司法部有职责确保今后要求和同意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的情况有适当地限制。

因此，联邦检察官不准要求或同意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除非符合这份备忘录明确规定的有限的情况并经到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负责监督的检察官批准。同样，除非在这些情况下并经过批准，当被告提出一个要求低于指南范围量刑的动仪时，检察官不允许仅仅保持沉默。

只有在符合以下的情况下，到检察长、检察官、或指派负责监督的检察官可以批准办案的检察官要求或同意在低于量刑指南范围以下量刑。这几种情况是：

1．实质性的协助。量刑指南第5节K1.1规定，根据政府的请求，法庭可以超出指南的范围量刑。一个实质性协助的动仪必须根据对政府处理的案件有重大帮助。为了获得辩诉交易和避免审判利用实质性协助的动仪作为管理案件的工具也不是不适当的，

2．"快轨"（速决）程序。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与量刑指南和检察总长有关"执行快速或快轨程序的原则"相一致，联邦检察官可以支持。《保护法》曾明确承认这些程序的重要性，并通过要求量刑委员会颁布政策性的声明明确批准了这种低于指南量刑幅度的量刑。

3．其他低于量刑指南范围的量刑。正如我在7月28日那份备忘录中提出的，然而若不是这两种情况，如同量刑指南手册本身认为的，政府默许在低于量刑指南范围的情况应当非常少。见《美国量刑指南》Ch．1,Pt.A,(4)(6)。检察官必须正面（明确）反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低于量刑指南范围的量刑，不准对这种情况保持沉默。特别是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将违反《保护法》的明确限制时，应该坚决反对。

此外，正如上面所阐述的，司法部的政策要求量刑公正。联邦检察官同意支持的低于指南范围量刑的那些案件，应当让法庭明确知道。例如这样一种作法是不适当的。检察官同意低于量刑指南范围量刑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没有向法庭披露这样的协议，导致对这种情况既没有记录也没有司法审查。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范文第3篇

2008年2月1日，某县安监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某村村民王某非法生产爆竹。经调查核实，查明当事人的全部违法事实：王某自2007年10月份起，截止到2月16日，私自制造烟火药80千克，用于生产爆竹。鉴于王某的违法行为已达到追诉标准，涉嫌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2月17日，该县安监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二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九条、《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此案移交县公安局。当日。公安局对当事人立案侦查。2月18日，县安监局对当事人送达了《听证告知书》，拟根据《安全生产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提出听证。对安监局的行政处罚权提出质疑：既然已经启动司法程序。行政机关就不应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由人民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

对于涉嫌构成犯罪的非法生产烟火药案是否应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给予行政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最后，该县安监局采纳了第一种观点。

[评析]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范文第4篇

关键词：行政处罚 刑罚 折抵

一、折抵的适用情形

（一）相对的独立性

首先，行政处罚与刑罚是相互独立的。说其相互独立，是从两类制裁形式所依据的权力性质而言。我国法学界认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依法对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违法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的法律制裁。①可见，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形式，根据行政法律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行使，这种权力是实体性且具有终局性的权力。刑罚处罚，在大陆法系国家又称为刑事罚，指对犯罪行为，作为法律上的效果加给行为者的制裁。②因此其性质应归属于司法权，从国家权力分配而言，是由法院来行使的，集中体现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在我国虽然并不提倡"三权分立"的权力分配，但是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在宪法上仍十分清晰地被表现出来。因此，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行政处罚与刑罚是相互独立的。

但这种独立却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二者有着一定的联系。即当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同一违法行为，既构成行政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又构成犯罪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时，二者就出现了竞合。这是行政处罚与刑罚需要折抵的背景。

（二）折抵的种类：同质性

一般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必须建立在处罚方式同质性的基础上。所谓同质性，是指二者在惩罚的性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剥夺上是相同或近似的。

具体而言， 行政处罚中的拘留与刑事处罚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都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和剥夺。尽管两者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具体期限、期间是否可以回家以及是否参加劳动、可否获得劳动报酬等规定不同， 但二者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同质的。再如， 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刑罚的罚金都是对实施对象课以金钱惩罚，二者也是同质的。

二、折抵的法理依据

行政处罚与刑罚折抵的法理依据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与刑法上的重要原则，也是体现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本文主要从保障当事人的权力不受行政权侵害的角度认识这一原则。从这一角度出发，一事不再罚原则强调的是相对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受到一次处罚。只要是一个违法行为，不论触犯的一个还是多个法律规范，不论该法律是由一个还是多个主体执行，也不论这一违法行为是继续状态还是连续状态，都不能受到两次以上的处罚。它的价值体现在，对膨胀的公权力进行约束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在行政关系或刑法关系中，公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权利容易受到伤害。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罚，其规范和制裁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从一事不再罚原则出发，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体现了法律在追求公正与保障效率的双重法律价值选择上，认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应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追求法律的公平价值，必须使相对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免受多次处罚，这不仅应分别体现在行政领域和刑事领域，还应体现为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在行政与刑事领域免受两次同质的处罚。

行政处罚的与刑罚的折抵制度，正如刑罚中的折抵制度一样，实质上是当代法律所追求的人性基础在社会公正性上的体现。③

三、折抵的法律依据

关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相互折抵的直接法律依据，目前只在《行政处罚法》中有若干零散的原则性规定。《行政处罚法》第 7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法》第 28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可见，上述规定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和流程。因此，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具体的折抵方法。

四、折抵的具体适用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要区分行政处罚在先与刑罚在先两种情形。下文将对两类情形分别予以论述。

（一）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先后顺序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因此从字面看，该法条认为行政处罚应在刑罚处罚之前。很多行政机关也以此为依据，对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先行进行行政处罚，法院在此基础上进行折抵。④这也就是实践中常见的"以罚代刑"现象。

本文认为，第28条的规定，并不代表行政处罚有先于刑罚处罚的优先权。《行政处罚法》第28条的规定，表面上承认了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先罚后移送的情形，但这并不等于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所有的犯罪案件都可先进行罚款然后再移送。从法理上分析，第二十八条规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而言，本条是一个权利义务性的规定。它要解决的是，当人民法院发现了行政机关先罚款、拘留后移送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怎么处理。本条规定对行政机关而言是一个补救性规定，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先罚后移送的补救，对行政机关而言它不是授权性规范。本条规定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优先处罚的法律依据。

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我们也能得出刑罚应当优于优先的结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3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从这三条可以看出，当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

但是，实践中确实存在行政处罚先与刑罚的情形，这也是28条规定的意义所在。一是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又需要及时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而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二是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将行政犯罪案件作为行政违法案件而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三是行政机关明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而故意作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

因此，刑罚在先是原则，行政处罚在先是例外。

（二）刑罚在先时的折抵

对刑罚在先时的折抵，区分为人身罚与财产罚两类。

本文认为，对于刑罚判决了拘役以上刑罚的，不论时间长短，应当全部折抵行政处罚。这意味着。一旦相对人被判处了拘役以上的刑罚，行政机关将不能再进行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理由有三：第一，《行政处罚法》第 7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刑事处罚能够完全折抵刑事处罚。第二，从处罚的内容来看，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与拘役以上的刑罚在立法上互相衔接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拘留的最长期限为15日，拘役的刑期幅度在15日以上6个月以下。因此，从实际执行的效果看，一旦相对人被判处拘役以上的刑罚，其实际执行期限必然长于行政拘留，理所当然的应该吸收行政拘留，不得再进行行政处罚。第三，从处罚的性质上看，刑罚是重于行政处罚的。台湾刑法学家林山田指出：行政罚或秩序罚不像刑事处罚，它不具有"社会伦理的价值判断"的性质或社会伦理上的非难与谴责性。⑤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也指出，刑事不法行为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不法行为在质上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社会伦理的非难内容，而且它在量上并不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⑥因此，从重罚吸收轻罚的一般法理上讲，拘役以上的刑罚是应当吸收行政处罚的。

对于刑罚判决了管制刑的折抵问题，本文认为，管制作为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而交由公安机关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 尽管不实行关押措施， 但是其对犯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了限制， 也是关系犯罪分子自由权利的一种刑罚， 属于行政法领域与刑法领域同质的处罚措施。基于人身自由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的地位， 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权措施应严格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故判决管制刑，也应当全部折抵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

对于罚金与罚款的折抵，也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况。由于对罚金的数额及幅度，除少数单行刑法作了具体规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未明确规定，而是规定由审判人员根据犯罪情节决定。而对罚款的数额，目前部分行政法规范虽有明确规定，但差别极大，如《食品卫生法》规定的罚款数额为500元以上5万元以下；《海关法行政处罚条例》的罚款额可达100万；还有诸多行政处罚规定，是依据具体的违法数额来确定的，因此幅度非常广泛。所以实践中会存在罚金高于罚款或罚金低于罚款两种情形。

当罚金数额大于罚款时，不论从数额看还是处罚的性质看，均应当重罚吸收轻罚，故行政机关不能再次给予行政罚款。当罚金数额小于罚款时，由于罚金性质上重于罚款，数额却小于罚款，因此会出现观点的不一致。在最高院的一则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中，某橡胶公司偷税，并已构成犯罪。市国税局对其作出52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后法院判决了150万元的罚金。在因橡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先前作出的行政处罚因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150万元的罚金已经生效，行政机关是否还有权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指导案例中的法院判决认为，刑事处罚是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并不能简单的按照罚款金额来衡量是否过罚相当的问题，故行政机关不能再次进行罚款。⑦可见，这一判决的精神是从刑罚性质的角度，认为重罚吸收轻罚，即罚金吸收罚款。

但本文对此并不认同，理由有二。本文认为，罚款和罚金之所以能够折抵，是因为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对相对人财产权益的剥夺，其结果是对相对人财产的损害，与人身性质的处罚相比，财产损失数额是衡量轻重的标准，而不是蕴含的伦理谴责；第二，罚金和罚款的目的都是制止相对人继续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当罚金数额小于罚款时，如罚款不再执行，将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立法上规定的罚款数额是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小额）。因此，当罚金小于罚款数额时，应当在扣除罚金的基础上，补缴罚款。

必须提出的时，罚款和罚金数额出现交叉，实际上是立法上行政处罚和刑罚衔接的不当。本文的建议是：罚金额的下限一般不应低于罚款的上限。

（二）行政处罚在先时的折抵

对于人身性质的处罚，由于衔接上的合理，可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一款，予以折抵，在此不予赘述。

对罚款与罚金的折抵，如果罚款的数额大于罚金的数额，折抵后的剩余罚款是否还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没有法律效力，则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事人；如果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剩余部分仍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对此，法律未给予明确的答案。我们的意见是，罚款折抵罚金有剩余的，剩余部分仍应履行。这是因为，罚款折抵罚金是在罚款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行政罚款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则失去了折抵的前提。实际上，折抵必须在两个有效的法律决定之间进行。另外，罚款折抵罚金后，并不意味着原行政罚款决定无效。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折抵问题只是解决两种处罚的"重合"问题，而不是解决两者的效力问题。既然原行政罚款决定有效，那么剩余部分也就应当予以履行。

五、结论

综上讨论，本文得出结论如下：行政处罚与刑罚在同质处罚竞合时应当折抵；适用顺序上，刑罚优先为原则，行政处罚在先为例外；折抵上，依据限制人身自由期限的长短和剥夺财产的数额，采取重者吸收轻者的方式进行折抵。

注释：

①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65页

②参见（日）我妻荣等：《新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③石经海：《论拘留的刑罚折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 年第 4 期

④参见《中国行政审批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71页

⑤参见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109页。

⑥参见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中国法学》1992年8月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行政处罚 行政违法 一事不再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此项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正式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笼统性以及行政处罚实践的复杂性，致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该原则时存在较多分歧。如何正确运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行政违法行为实施有效制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到过罚相当，是当前行政法学界应着力思考的问题。

1.“一事不再罚”原则

要合理运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正确理解其内涵实质十分关键[1]。

1.1“一事”的含义

所谓“一事”，也称“同一违法行为”。这里的违法行为指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而非其它违法或违纪行为。所以“同一违法行为”就是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当事人在客观上仅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事实。如果个人、组织实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即不存在一事不再罚的问题。理解一事这一概念需注意以下几点：

（1）同一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次违法事件，即一个事实一个违法行为。例如，无执照商户贩卖变质食物，形式上是一个行为，但实质上构成了两个违法事实：一是无营业执照进行买卖，违反了工商管理规定；二是卖变质食物，违反了食品卫生管理规定。

（2） 同一违法行为在实施的主体上，是同一违法行为人(含法人或自然人)。如某单位违反消防设施管理规定。

（3）同一违法行为，指的是该违法行为的全貌，如果违法行为人针对该行为向处罚主体作了重大欺瞒，且该欺瞒导致外罚主体对违法行为的定性和处罚产生重大影响，则处罚主体在第一次处罚后可以根据新查明的事实情况对违法当事人追加处罚。

1.2 “不再罚”的含义

“不再罚”即行政机关不得实施两次以上行政处罚。这里的处罚是指行政处罚，但并不排除对违法行为人其他法律责任的追究，因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其中包括不能“以罚代刑”。由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存在差异，决定了两者可以并用，使行政处罚可以弥补刑事处罚的不足，从而消除犯罪的全部危害后果和影响，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2]。

从现行法律、法规看，我国单行法律中大量存在双重适用的条款规定。比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刑事处罚对行政处罚的吸收制度，行政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罚款折抵罚金，其意在限制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重复适用，但该规定所针对的仅仅是能够为刑事处罚所吸收的同种类的人身罚和财产罚。对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不同罚则，如吊销许可证照、责令停产停业等问题，现行法规、法规就如何衔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综上而言，“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这种限制既适用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一行为违反一规范）的情形，也适用于同一事实不同理由（一行为违反数规范）的情形。只要违法行为人在客观上只有一个违法事实，就只能实施一次行政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行政处罚，则其他行政机关不得再罚，而已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也不得再次实施行政处罚。

2.“一事不再罚”原则在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存在行政处罚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以及部门利益争斗等因素，各行政主体就“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实践中的做法与法律理论的要求不以完全一致，这也就导致了行政处罚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3]。

（1）《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未明确唯一处罚主体。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现象。

（2）《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未明确法律法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也就是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3）《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或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的主体资格是法定的，并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这种理由进行处罚，并且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也广泛的存在，而“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3.“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消防行政处罚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部分消防监督人员不能正确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或着某些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导致相关执法人员在消防处罚中出现重复处罚或者不去处罚等情况，因此，消防执法人员应注意以下几点[4]：

1）某些行为由于某些特性容易被误认为“多事”，但实际上是“一事”。如在消防执法中，某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向其下发了《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到期复查时发现其未按要求整改火灾隐患，随即依法定程序下达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复查时发现上次所提的隐患依旧未有整改，且没有出现新的火灾隐患，公安消防机构对这次提出的火灾隐患就不能再处以罚款。因为同一火灾隐患经多次提出仍拒不整改这一行为具有时间上的不间断持续性和侵害客体的同一性的特点，本质上是一事，而非多事。当然如果第一次发现的火灾隐患未及时整改而遭罚款，第二次检查时发现第一次的火灾已整改完毕，可又出现了新的火灾隐患，公安消防机构仍然可以对其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的新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某些行为实为“多事”，但在处罚上却以“一事”对待。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七条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个人，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现有一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企业，无证擅自生产易燃易爆危险品，被公安消防机构在监督检查中查获。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企业，不但无证生产，而且销售了大量的成品，公安消防机构在对这家企业罚款时，不能对其违法的生产、储存、销售行为分别罚款，而只能把这些行为作为“一事”进行处罚，因为储存、销售是生产的牵连行为，三个违法行为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构成有机整体，企业追求的是一个违法意图，只不过在实现这意图时实施多个违法行为而已。

（3）对某一违法行为，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在消防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消防违法行为的罚则都有所规定，在适用时，应强调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由公安消防机构按照《消防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当然公安机关先查处的，有义务将案件移送公安消防机构的，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处理，而不能是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正确理解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消防行政处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保证认真贯彻执行消防法，维护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又可以真正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4.完善“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建议

为了在行政处罚中贯彻“一事不再罚款”原则，有效解决执法中存在的管辖冲突和滥罚款、乱处罚的问题，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处罚的公正性，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以“一事不再罚”原则指导行政立法，将重叠交叉适用的行政法律规范压缩在必要的最小范围之内，并尽量避免具体法规将同一行政处罚权授予不同的行政主体的情况。

（2）要建立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制约机制。现行管理体制本身一些部门的管理范围就有交叉，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一些行政机关的职权也有交叉，当同一违法行为涉及几个行政机关的管理范围，触犯了多个法律、法规规定时，实践中会发生很多问题，不是扯皮，互相推诿就是争相行使处罚权。为此，加强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配合及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3）端正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强化行政处罚的目的教育，根本杜绝重复处罚的主观故意。

（4）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使行政相对人在遭受不合法的一事多罚的情况下，可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补救，从而实现处罚公正。

参考文献：

[1]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周杏梅．也谈一事不再罚[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