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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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叔虞 封地之说 晋文化 地域 年代

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288-02

近几年来,关于唐叔虞和晋文化的研究再度兴起,其中关于唐叔虞的封地始终是各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扼要的回顾并探讨叔虞封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浅论唐叔虞和晋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西周初年唐叔虞始封地之再探

周初唐叔虞所封唐国究在何处,已成为史学界一个引致多年争议的议题,基本的观点有二:其一,不少史家、学者认为唐叔虞始封之唐地在今山西翼城一带,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泰《括地志》、顾炎武《唐晋辩》、徐继《晋国初封考》、王轩《山西通志》等;其二,认为在太原晋阳县的,如班固《汉书》、郑康成《唐风谱》、杜预《左传注》、郦道元《水经注》、朱熹《毛诗选》、阎若璩《释地余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日知录集解・唐注》、朱《重修唐叔虞祠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均为此论。前者的主要依据是《史记・晋世家》:“周公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晋阳在汾河之西。因此断定唐叔虞的封地在山西翼城。后者的依据《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宗国都城记》云:‘燮父徙居晋水傍,’《毛诗谱》云:‘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则谓晋水在晋阳,《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顾亭林只引了“一在绛翼城县西二十里平阳之唐城”,而不引“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的太原之唐城”,因此认为顾氏说法欠妥,而决定了晋国始封地在晋阳。

如果追述这一问题,最先提到唐叔虞分封的当是司马迁之《史记・晋世家》。但是对于唐叔虞的封地概括较为笼统:“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仅此而已。之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中较为详细地提到了分封问题:太原郡所属二十一县中,“晋阳县”列在第一位,并自注曰:“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地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班固说晋阳“故《诗》唐国”,是因为《诗经》有《唐风》。班固认为,《诗经》中的《唐风》诗就其来源来讲应是班固时代晋阳县的民间乐曲或歌谣。

再之后的郑玄、皇甫谧、杜预、范晔等人都对唐叔虞的封地有过论述,但是论述最为详尽的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其《水经注》卷六“晋水”条中对“唐”之地名及“晋水”做了解释: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春秋左传》称,唐叔未生,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吕氏春秋》曰:“叔虞与成王居,王援桐叶为,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请曰:‘天子封虞乎?’王曰:‘吾戏耳。’公曰:‘天子无戏言。’时唐灭,乃封之于唐。”县有晋水,后改名为晋,故子夏叙《诗》称此晋也,而谓之唐,俭而有礼,有尧之遗风也。《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绌山,在县西北非也。《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晋川中最为胜处……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入于汾。

唐代李泰的《括地志》对故唐城的考辩直接导致了唐后对于唐叔虞封地的分歧。其书在“并州”条所属的太原县与晋阳县曾作如下的论述: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常《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

然而其书在“绛州”之翼城县条又这样写道:

翼城县: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传]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彖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所云“在周为唐杜氏”。

清代顾炎武根据《括地志》的叙述,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故唐地在翼城而非晋阳的论断。顾氏只取《括地志》关于的唐叔虞封翼所,而不取叔虞始封晋阳所,实在是断章取义不能令人信服。王增斌先生在《西周初年唐叔虞封地的再考辩》一文中对此做了相当篇幅的驳斥,笔者也较为认可,在此不再赘叙。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唐叔虞封地始问题的讨论又开始升温而被反复讨论,究其原因较为重要者便是陶寺文化的发掘,而这一考古发现又再次把叔虞封地的讨论推向了前沿。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不愿再做过多的考辩,在此仅想引用《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唐叔虞封地问题的探讨》一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文中引用《左传》定公四年条云: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

“夏虚”者,杜预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另外,《毛诗・唐谱正义》云:“皇甫谧云: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于晋阳”。

禹都过晋阳,所以晋阳称为“夏虚”,但禹没有都过翼城,翼城当然就不能称为夏虚。如果唐叔虞封在了翼城,还怎么能说唐叔“封于夏虚”,此为唐叔虞封地不在翼城,在晋阳的一证。

其次,“启以夏正”,“正”通“政”。因为唐叔封于“夏虚”,因此他才会用夏政育民。如果封在了翼城,怎么可能“启以夏正”?此为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第二证。

再次,“疆以戎索”,索,法也。杜预云:“太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就是说唐叔到封地,除了用夏正外,还以戎法治戎。翼城距戎颇远,如果唐叔虞封在翼城,也就没必要“疆以索戎”了,这是唐叔虞奉于晋阳而非翼城的第三证。

朱在《重修唐叔虞祠记》中也如是这样记载道:

大夏之虚,龙山之阳,实启唐国,自班固、郑玄、杜预以来未之异说也。疑者曰:太原,故戎也,赵氏始有其地,去翼城六百余里,势不能迁。然则咸林之郑,曷迁乎虢、郐?且翼阳,而太原为大卤;《传》曰:“疆以索戎”,则叔虞之封于唐也,何疑?

二、唐叔虞和晋文化的关系

要搞清唐叔虞和晋文化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晋文化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晋文化,曾有多位学者对其概念作过界定,代表性观点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晋文化是文献中晋国的考古学文化,所以,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叔虞以前为唐或其他某种文化,桓公以后则分属韩、赵、魏三文化,统称三晋文化。但考虑到韩赵魏三家均出自晋,他们对晋君的取代不同于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并未因晋君被废而发生本质变化,这有如田齐代姜齐一样。因此,广义地说,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这个原因,可把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後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第二种观点认为,“考古学上的晋文化,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地域性和国家性的地域文化,……在时间上,从二里头夏文化东下冯类型开始,至东周韩、赵、魏三晋为秦所统一,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可谓几乎与整个先秦时期相始终”。

狭义地讲,晋文化是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止、在晋国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韩、赵、魏三个政治实体皆出自晋国,且三晋文化只是晋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晋国虽亡,晋文化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随着三家政治势力的不断壮大而继续走向繁荣。因此,根据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原则,三家分晋以后所形成的三晋文化仍应纳入晋文化的范畴。晋文化的年代当然应始于周初封唐而终于三晋之亡。因此,晋文化的概念,应指从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晋被秦所灭这一时期内,在晋国及三晋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及三晋国民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

以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晋文化的发端,始于周初唐叔虞的分封。虽然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晋国、三晋等时空的变化而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晋阳作为晋文化的一处发源地,因唐叔虞分封于此而确定无疑。

唐叔虞“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他从晋阳当地多山不适于实行井田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一套有别于周、鲁、齐、卫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他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礼乐制度;按照戎狄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暂不实行周朝的井田制。他鼓励民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水利,使唐国民众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这样,唐国的疆土日渐扩大,在邻国中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叔虞进献嘉禾,成王与周公转相馈赠,并为之赋诗唱和以颂祷志庆,对叔虞治唐给于充分的肯定。太叔治唐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执行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既博得了唐国夏后氏遗民的认可,也尊重了周围戎狄民族的生活习惯,是一种比较宽容和务实的政策。虽然有悖于以周礼井田制为基础的周王朝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但这一政策成为晋国后世治国的传统政策,对晋国乃至韩、赵、魏三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晋文化。晋文化中具有的兼收并蓄和宽容博大的特色,成为能够不断融合周边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强大动力,不得不说同这一政策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作为晋国立国创业的始祖,作为三晋文化的开创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近年来省内外学者对于唐叔虞封地和晋文化的研究又再度兴起,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各界对于三晋文化浓厚的兴趣和不断探索求新的欲望。笔者在晋祠工作虽仅十多年,但对晋祠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早年当地人盛传在晋祠附近牛家口村有唐叔虞的墓穴,但对古墓的发掘欲行又辍,成为遗憾。到底墓穴下埋藏着怎么的秘密?这一发掘能不能夯实叔虞封于晋阳的论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发现。

参考文献:

1.郦道元.水经注,中华书局

2.李泰.括地志,中华书局

3.张友椿.晋祠杂谈,北岳文艺出版社

4.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5.刘绪.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季刊,1993

6.王克林.论晋文化的传统性和综合性.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7.王增斌.唐叔虞封地考辩・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8.王增斌.西周初年唐叔虞封地的再考辩

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周易》；文本流传；《易象》；西周；春秋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59―06

Abstract：Due to the long history and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people differ greatly in their opinions on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and development of 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paper mainly talks about two problems：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triggered by “Yi Xiang”.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text of Zhouyi should be already sprea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i Xiang” was the results of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and the words of Mu Jiang which recorded in “Zuo Zhuan” should also be one of its content.

Key words： Zhouyi； text spread； Yi Xia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诸子出于王官说”自此成为论述诸子起源时的重要观点。章学诚提出，“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1]章太炎亦主“九流皆出王官”[2]。准此，则西周时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之学由王官世守着，那么《周易》只在周王室以及“有天子礼乐”的鲁国可以见到，在其他诸侯国是没有资格拥有的。时及东周，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3]，六经之学方才渐次流入各诸侯国及民间。这种认识是否准确，在今天看来是颇成问题的。笔者即着力于对西周时期《周易》文本流传问题和由《左传》所言《易象》引发的鲁国史官易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 西周时期《周易》非仅止于周、鲁有之

讨论这个问题，有两点需提前说明。第一，此处的“西周”意指自武王灭殷至平王东迁之整个历史过程而言，因此，说“西周时《周易》非仅止于周、鲁有之”包括《周易》在整个西周时期伴随着各国之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可能流传在内。第二，关于《周易》成书问题，目前尚无精确定论，笔者亦不认为西周初年既已有我们今日意义上之成型《周易》，而只是以之代指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言《周易》的一种早期文本。这一点，于《诗》、《书》、《礼》、《乐》、《春秋》亦然。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及殷周鼎革之际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巨大变迁时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4]（P451）其时，“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4]（P453）《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灭殷之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6]（P480）“更始”二字，意味深长。西周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制礼作乐，封建亲戚，变殷商方国联盟制度为封国联盟制度，联盟之主由诸侯之长变而为诸侯之君。据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所记，到春秋时代，“见于《春秋》、《左传》的封国和与国尚有一百四十余国”。[7]可见西周分封之盛。

西周之分封，最重要的两个封国即为齐国和鲁国。而二者相较，又有本质的不同，即鲁为周之同姓封国，齐为周之异姓封国。这种不同也造成了二者当时所受封赐、历史任务及更重要的日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左传・定公四年》对周公封鲁有详细的记载：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纾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湮铩⒌洳撸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启以商政，疆以周索。[3]

这段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祝，指大祝，《说文》谓“祭主赞词者”；宗，指宗人，掌宗庙、祭祀等；卜谓太卜，为卜官之长；史谓太史，掌记载史事，兼理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备物”，根据杨伯峻的研究，“备物”即“服物”，不仅指生与死所服、所配之物，且指所用之礼仪。典策即为典籍、书册。而官司、彝器则为百官有司、宗庙祭器之属。

鲁国为周公之封地，属姬姓“宗国”，其被封于殷遗势力强大的商奄旧地――曲阜一带，本身就带有镇抚诸侯、推行周文化、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任务。从引文可见，周王于鲁之封赏可谓隆盛，而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封以“祝、宗、卜、史，备物、典策”，这在其他诸封国是无此殊荣的。司马迁称“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葆周公之德也”[5]（P1523），于斯见矣。《礼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7]也绝非空穴来风。

由此，若说鲁国在西周初分封时即已得《周易》之书，确实应当是合理的推测。但若说整个西周时期《周易》唯周、鲁有之，则笔者以为不确，理由有四，叙之如下。

1.由礼乐之繁兴论《周易》在西周的流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阐述西周分封之目的时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孔颖达疏曰：“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因此，各个封国对周而言，是负有朝贡、拱卫等职责的。

《史记・周本纪》载：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於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5]

“《书》记先王之事”，从上述引文可知，《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佚》诸篇皆为以周公为代表的主政者教导、申饬各方诸侯、王室子弟之作。与之类似的，徐复观研究认为，“由周室之史所编的《诗》，都含有教戒的意义”[8]。《乐》则与《诗》相互配合，而《礼》即在二者的不同组合中展现。

所以，《诗》、《书》、《礼》、《乐》在西周之现实政治、社会关系中，是时时用之而不可须臾分离的，这正是宗周社会之礼乐文明的体现。且《伯禽》、《康诰》、《唐诰》诸篇，即为分封伯禽、康叔、唐叔时之册命文书，他们对于自己的册命文书难道会一见之后便不复再见吗？《礼》、《乐》、《诗》三者更为一体而不可分，诸侯若不有之，则朝聘会盟、时享岁贡诸礼如何正确施行？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孔颖达《正义》疏称：“周公制礼作乐，用之乡人焉，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国焉，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9]

《礼记・王制》更言及西周时之教育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诸侯若不有之，则如何教育国子、兴起人才？所以，在当时这种礼乐文明的笼罩下、浸润中，如果说臣服于周王室的各个封国没有《诗》、《书》、《礼》、《乐》之“典策”的只言片字，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到《易》。《易》言卜筮，语涉天人之秘，言之似乎较《诗》、《书》平添了诸多忌讳。但是，笔者认为“文王演《周易》”，使易学系统发展、进入了传统文化视域中的“三易”阶段，这是周文化于《易》之巨大贡献。在当时而言，文王将“忧患”意识、德性精神灌注于其所演之《易》中，这一点与周定天下之后所的诸多诰命文书相较，是一致的，是体现文王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天下的精神要旨所在。因此，若说周王室于此宝而藏之、秘不示人，甚至同姓兄弟封国亦不得与闻，笔者以为，是不合理的。这一点，若与下面“由‘三易’系统论《周易》在西周的流传”一节合观，会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2.由“颁度量”论《周易》在西周的流传

《礼记・明堂位》载：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14]

此处，“颁度量”三字至关重要，孔颖达疏：“度，谓丈尺高卑广狭也。量谓豆、区、斗、斛、筐、_所容受。”这就涉及到了西周之制度统一，具体而言是经济制度的统一问题。“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表明各国均接受了周之新度量标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封鲁公、康叔、唐叔时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也是指征收赋税、丈量土地的经济政策而言。经济上的管理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则文化上的推广普及程度就更不待细言了。

如，李学勤曾言及西周文字的统一性问题，以之论证西周为统一国家：

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响到了相当广大的地区。就西周来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西周时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器，其铭文的字体都一样，如出一手。如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燕国青铜器，与陕西、湖北、江苏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一样，这就反映了西周王朝的统一性。这种西周青铜器统一的局面，到了东周便不统一了，由于东周时王朝政教的势力弱了，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也是千奇百怪，反映出它的分裂。[15]

再如，张正明通过对已发掘之秦墓和楚墓的研究，发现“春秋早期以前，无论楚墓、秦墓，其墓坑形制、棺椁结构和随葬器物都与周墓近似。”[16]

通过这些发现，我们看到西周礼乐文化之统一性所深入的程度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谈西周礼乐文化，谈包括《周易》在内的文化典籍的交流，才是真正合乎历史实际的。

3.由“三易”系统论《周易》在西周的流传

“文王演《周易》”是传统易学视域内的大事件，诸多典籍皆有记载。《系辞下》：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史记・周本纪》：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h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5]

《汉书・艺文志》：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10]

文王演《周易》，所演者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有争论，如有重卦说，作卦爻辞说，演德说[13]，演数说[14]等，但对于文王与《周易》有关系则观点尚比较一致。但笔者在此所关心的并不是文王所作的具体工作，而是在传世文献视域中，其演《易》的文本依据与时间问题。

首先，文王演《易》的文本依据问题。

《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注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我们知道，文王演《易》之前，肯定是没有《周易》的。那么文王借以演《周易》的材料只能是当时存在的《连山》与《归藏》。《连山》我们暂且不说，从出土材料看，《周易》与《归藏》在文字上确实是有着某种关联性的。如李过《西溪易说》即言：“今以《周易》质之《归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辞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师》之‘帅师’、《渐》之‘取女’、《归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旧文。”[15]

如此，则文王演《易》在文本依据上，一定是（至少部分地）参考了、继承了其先的殷易《归藏》的。比如，林忠军师曾言，“殷周之际，虽然诸种筮数盛行，方法趋向多样化，但已有了现成的《归藏》阴阳符号。作为商王朝西伯侯的文王，拘于h里而演《周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舍近求远、再做重复劳动……”[16]姜广辉亦言，“h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13]，这应该是合理的猜测。

其次，文王演《易》的时间问题。据《史记・周本纪》：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h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5]

如引文所述，文王演《易》在其囚h里之时，而以太师疵、少师强为代表的商王室职官携其所司之礼器奔周，时已当武王即位后之十一年。其时文王早已作古，若待此时方得见殷商典籍《归藏》而参考之以演《周易》，是不可能的。因此，文王定是在殷商职官抱器奔周之前，即已有其书。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文王以一备受猜疑之方主，何由得见殷人筮占之书――《归藏》？而且还是在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之“尊神文化”大背景下？

因此，笔者以为，古者“学在王官”，固也，但若说“学”只限于“王”之“官”，而必不及于诸侯之“官”，则未必然。殷与诸方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抗衡、交流之外，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也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推想西周与诸封国臣属之间，特别是与诸同姓兄弟封国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甚至单方灌输，应是更为深入而显明的了。因为殷商时代，殷与诸国是方国联盟关系，殷为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各国于殷而言尚属“友邦”。但西周时则不同，周公分封，明确了周与诸侯国之关系，周为诸侯之君，而诸侯则皆为周之封国臣属。

另外提出一点可作为旁证的，是近些年对考古发现中卜法，特别是殷末周初时卜法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殷商甲骨与西周甲骨的研究，人们发现二者确非同一种卜法，不具有直接继承关系。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在周原即曾发现有祭祀殷商先王、文例接近殷墟晚期卜辞的甲骨，在殷墟也曾发现有文例、字体酷似周原早期卜辞的甲骨。据李学勤的研究，推测前者为“周文王时期的，系周人在商朝所卜，后来携归周原。”[17]而后者则为“无疑属于周人系统的甲骨”。如此，笔者以为，虽然成熟的西周卜法与殷商卜法具有不同的特质，二者非直接继承关系，但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周人确实知晓并曾运用过殷商卜法进行占卜活动。在筮法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也是这样的情况。[17]统而言之，在卜法、筮法上周于殷商皆有所借鉴。

所以，在“三易”系统的视域内，我们可以说于殷未坠厥命、其职官尚未抱器归周之前，文王作为一异姓方国之主，即已得见殷易《归藏》。三代文化交流之景况，有可能远较今人之猜测为深入而广泛。推而及《易》，我认为也应当是这种情况。

4.由“观书周室”论《周易》在西周的流传

传世文献有春秋时人“观书于太史氏”、“观书于周室”之记载。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氏，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公羊传》徐彦疏引《闵因叙》云：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致《春秋》之意，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再如，《墨子》亦不止一次称：“吾见百国《春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而且，《庄子・天道》更言“孔子书于周室”，要把自己所整理的书藏于周之府藏，还见到了周的“征藏史”老聃，并与之进行了一番交流。

孔子“西观周氏”而得“百二十国宝书”，其时虽当春秋，周室衰微，但于周室可观其藏书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深有历史渊源的。

与此问题相关，我还想到孔子“之宋得《坤乾》”一事：

《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礼记・礼运》：

孔子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武王灭殷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大禹之后于杞”，因此，杞国为夏后裔之封国，而得以保存、延续夏礼及夏之治国之道。宋国则为殷后裔微子之封国，保存有殷礼及殷之治国之道。《坤乾》，郑玄注云：“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称：“《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

作为足以反映一国之礼义、大道的根本性典籍，孔子竟然能之其国即得之，且能如是者再。杞、宋两国，于孔子时固已“不足征”夏、殷之旧礼，但制度虽缺而典籍尚在。而且，相较于周室而言，杞、宋两国之在春秋时期与在西周时期，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因此，西周时《连山》、《归藏》即可于诸国间流传，此当为可接受之猜测。

更进一步，春秋时，人们可以之周室观其礼仪、求其旧典。但彼时周室虽微，而名义尚在，如果外人入府观书为周氏制度所不许，那么孔子、墨子肯定也是无缘得见的，更不用说能“得百二十国宝书”、“见百国《春秋》了”。既能得《春秋》，则《易》亦当可见。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制度上的障碍，则西周时人，至少诸侯国主、职官，若入周观书、求书，也应当是可行的，则《易》于西周当不仅止于周、鲁有之，亦很明显的。

上述四点，若分而观之，则各各或只为无确凿证据之猜测；但若合而观之，笔者认为应该足以成为合乎逻辑的推测。首先，宗周政权的政令制度与礼乐文化之深广普及程度是远远超过今人一般想象的。其次，当时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普遍性程度也是远远超过今人一般想象的。因此，在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及出土材料佐证的视域内，得出“西周时期《周易》非仅止于周、鲁有之”的推论，我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二 《易象》试探

本节所论，为鲁国史官（本文所谈之“史官”为包括“筮人”在内的广泛意义而言，意指掌握一国学术文化的整个职官群体）对易学的研究。文献不足，只能就相关问题尽量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测。

清代学者汪中认为，“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记，及列国之官世守之，以食其业。官失而师儒传之。”[18]那么，在列国史官的手中，《周易》是否随时代演进而有其新变？关于这一问题，于史无征。但在“官将失而未失”、“师儒将起而未起”的春秋早期，所幸尚有蛛丝马迹可供推寻。

《左传・昭公二年》（前540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3]

关于这一段文献中涉及的《易象》，前辈时贤多有论及，其中以李学勤的研究为最具代表性。李先生的观点，大要有三：一、《易象》非《周易》；二、《易象》为“鲁人所作所传”，是“若干世代筮人知R的综合”。[17]三、《易象》为讲卦象的书籍，类似于今本《易传》中的《说卦传》等篇。笔者基本同意前两点，将于下文有所补充论证；第三点则稍有异议，兹分别述之。

1.《易象》非《周易》，为鲁人所作问题

杨向奎认为鲁国实为“宗周文化之嫡传”，“宗周文化之正统”[19]，而此处之“周礼”是指广义的礼，即依杨朝明所划分之“礼义”、“礼仪”、“礼俗”三层含义中之“礼义”，或曰“礼之本”，礼之根本精神。“周礼尽在鲁矣”，重点在“在鲁”二字，意谓在鲁人所作所传的文献中完美体现了西周的礼乐文化精神。而且，文中以《易象》与《鲁春秋》并列，如若《易象》真是传世文献视域中贵为周邦之旧典、文王周公之制作的《周易》，那么，这种排列是不合适的，因为《周易》与《鲁春秋》二者绝非平行并列的关系。而且，诚如李学勤所说，“《周易》经文当时为列国所俱有，韩起没有必要到鲁太史处观览，也不会为之赞叹。”[17]

“春秋时代，《易》流行于各国……以《易》为筮，由各国史官所主管。”[8]因此，《易象》定非《周易》，应是鲁国“筮人知识的综合”，是鲁史官易学的成果。

2.《易象》内容问题

关于《易象》的内容问题，结合《左传》、《国语》中的诸多筮例，说其必为言卦象的书，类似于《说卦》等篇，肯定是不错的。但笔者以为，这里似乎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即：我们看《左传》、《国语》所存诸国筮例，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卦象分析的方法来断卦吉凶，而问题就在这里。徐复观认为，春秋时“《易》的卦辞、爻辞虽各国所同，但对卦爻的解释则多各自为说。”[8]诸国占筮，皆以“观象”而断吉凶，则鲁《易象》之区别性何在？如果《易象》所述与他国断卦方法、致思趋向完全一致，何以能独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结合《左传》中不占而只引《易》象、《易》辞言理论事的例子，可以看到当时人们之于《易》也并非全言卜筮，也有像引《诗》那样引《易》阐释思想的。由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个猜想，《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论“元亨利贞”一节，或许也应为《易象》内容之一。兹述之如下：

《左传・襄公九年》（前564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随而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何许人？《列女传》说：“穆姜者，齐侯之女，鲁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以一妇人，而能够在对《周易》的理解上与鲁国史官度长e大，且紧扣时代思潮，属辞比事丝丝入扣。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已极为全面而深入，且《周易》必定包含其中。

观穆姜生平行事，我们可知这段议论必非穆姜自己“有德之言”，必定渊源有自，而这个渊源，笔者以为即为或齐、或鲁之史官易学，而以鲁国史官易学可能性为大。原因即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5]

《吕氏春秋・长见篇》：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尚恩”。[20]

《汉书・地理志》：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21]

鲁国作为周王室同姓封国，其治国原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要用周制度、周文化主导、控制、改变当地原有旧制度、旧文化。而齐国则不然，作为异姓封国之结盟式分封性质本身，决定了在治国原则、制度、文化等方面，齐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所以才能有姜太公“简礼”、“从俗”之言。二者之间的这一不同，也造就了之后鲁国成为“宗周文化之嫡传”，“宗周文化之正统”[19]，而齐国则能多元融合，“泱泱乎大风也哉”[5]。

从齐鲁文化之间的“举贤而上功”与“尊尊而亲亲”这种根本性之不同推想，穆姜之言的思想内容无疑更接近于纯正的鲁国文化。因此，笔者推测穆姜所言或许即来自鲁国史官易学。如果说《易象》体现了周公之德与周之王业，那么穆姜之言与《易象》的德义取向之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们知道穆姜所讲的这段话，后来被稍作改变收入了《易传》之《文言》。杨伯峻研究认为“此八语皆见《易・乾・文言》，惟两字有不同。穆姜非引《文言》，乃《文言》作者袭用穆姜语。”[3]结合“儒学产生在鲁国，儒家的思想理论基础也都在鲁国”[22]这种根本性认识，我们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家易学与鲁国史官易学之间肯定也是具有继承性关系的。

[参 考 文 献]

[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2] 章太炎.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汉]司马迁撰，[宋]裴S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清]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李学勤.李学勤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1] 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4）：52-58.

[1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兼谈境遇与意义问题[J].哲学研究，1997，（3）：64-72.

[14]邢文.“文王演《周易》考辨”[J].哲学研究，2011，（3）：47-56.

[15][宋]李过.西溪易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林忠军.试论易学象数起源与〈周易〉文本形成[J].哲学研究，2012，（10）：43-49.

[17]李学勤.周易溯源[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8][清]汪中著，田云汉点校.新编汪中集・周官征文[M].扬州：广陵书社，2005.

[1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0][战国]吕不韦撰，关贤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