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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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业集聚；基尼系数；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发展的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计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除了1978～1985年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对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弹性占主导地位。范剑勇、朱国林(2002)做了类似的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地区间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后均出现了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地区差距扩大背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倾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生产集聚是由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创造的，交通运输成本、产品的差异性和产业的规模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Krugman，1991a,b；1993)。规模效益递增和前向后向联系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那么生产的集聚本身就将会导致地区差距。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认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工业集聚。虽然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但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工业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向反馈效应而使集聚经济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黄玖立(200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将会打破空间分布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心一”结构的形成，而在不对称的情形下，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往往会成为中心。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
在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问题，其结果是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并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Gao(2004)实证研究了技术外部性、自然优势、当地市场条件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种经济力量对工业集聚均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做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但却均是将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服务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处于政府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同时，受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布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型工业布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当时中国工业的集聚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工业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其自身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此时各种经济因素开始对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此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2)，政府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力依然明显。因此，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种经济因素在国有工业生产布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国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对于缩小我国的地区差距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区域聚集特征
虽然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中国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存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保障了工业集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并由于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使得工业集聚得到加强。范剑勇等(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日益显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梁琦(2004)、吴学花、杨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刚(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将衡量收入差距的洛伦咨(Lorenze)曲线和基尼(Gini)系数用于衡量行业在地区间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和sj分别是省份i和j的工业在全国工业中
所占的份额，s为是各省份在全国工业中所占份额的平均值，n为省份的个数。本文计算出了1987~2003年中国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同时还分别计算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见图1)。
图1显示，1987～2003年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是逐渐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当我们将工业进一步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后，图2显示，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较国有工业更为显著。1987年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为0．559，远远高于国有工业的0．385。此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虽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从长期看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0．666；而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内的变化则较为平缓，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国有工业比国有工业出现了更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还表现为，1987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省份有江苏和浙江，二者分别为18．1％和10．3％，而没有一个省份的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到2003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已有四个，分别为江苏16．5％、浙江12．6％、山东11．5％和广东19．8％，国有工业比例则只有山东接近于10％，为9．6％。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均表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比国有工业更为明显，说明中国地区间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国有在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结论(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导致工业生产空间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地理条件的差异则首要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金煜等(2006)计算的工业产值排名显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属于沿海地区，更具体的讲这些地区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环渤海地区。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产值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在图2中我们描绘了1987-2003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直观看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地理分布均表现出上述特征。1987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2．85％，此后该指标趋于缓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现缓慢攀升的势头，到2003年其值为55．11％；而中部地区则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间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虽然有过短暂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为17．75％。而三大地区间在非国有工业生产上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内东部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区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区则由8．09％下降到6．29％。
三、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以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集聚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各项政策的变更对工业集聚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强调了政策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各项政策变量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因此，我们建立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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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x为随机扰动项。SOEit和NSOEit分别表示国有与非国有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这是借鉴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为一组经济地理变量，New-Geography为一组新经济地理变量，Policy为一组政策变量。
(二)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变量。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的方式来捕捉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金煜(2004)125I使用层次线性模型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认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自然条件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工业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这一变量来控制地区文化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2．新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1)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企业数量(Enterprise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工资水平(Wage)。一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
会吸引劳动力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工业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由于工资上涨而使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时，将不利于工业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区人均职工工资作为衡量一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4)人力资本水平(Hc)。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运输费用。Krugman(1991a)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该地区内的运输费用，也降低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而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促进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生产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应和分散(dispersion)效应的比较(Wen，2004)。若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工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工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历史与预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强调了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预期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选取了一地区1987年国有工业(SOE87)和非国有工业(NSOE87)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该地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条件。
3．经济政策变量。(1)对外开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了产品的出口，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总额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2)金融发展(FINDEV)。金融发展由于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工业集聚也会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的金融发展水平。(3)财政支出(FISC)，我们定义其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将可能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不利于工业的集聚。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别说明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海南和两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较严重或没能得到，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样本删除；另外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直辖，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将其归人四川省。本文最终得到28个省级单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模型(1)和(2)进行拟合。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变换以将偏误消除，同时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通过Hausman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由于我们还关注地理区位以及其他一些随时间不变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将会将这些变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时我们将用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并以LM检验来判别随机-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对所有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进入回归模型，使得这些变量在成为被解释变量之前已经被决定，以减轻模型的联立性偏误。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I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Han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地理变量，此时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而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存在随机效应，在变换了估计方法后，除去变量Urban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Ⅲ中我们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两个反映历史因素的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该两个变量与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严重的共线性而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在模型Ⅲ中删除了Coast，同样采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LM检验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我们将影响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因素。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国有工业的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因素导致了其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变量Minority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SOE87和NSOE87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高度显著，表明历史因素显著影响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具体来说，历史上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将显著影响此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历史上具有发展非国有经济传统的地区则不利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地市场需求(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显著促进了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梁琦(2004)认为当劳动力可流动的时候，公司倾向于定位在接近较大市场的地点，承受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反过来又吸引劳动力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从而吸引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是一个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并不满足，因而工资水平与国有工业集聚之间正向关并没有足够理由说明高工资将导
致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我们更愿意认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滞后，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因而其生产的布局并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人力资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与国有工业集聚的负相关关系也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解释。(3)经济政策变量。金融发展(FINDEV)和财政支出(FISC)分别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国有企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对国有工业集聚作用的不显著似乎只能以国有工业自身效率的低下来解释；经济开放(FDI、Export)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其经营效率也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虽然经过了20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布局的影响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这三个模型的估计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变换了估计方法和删减了变量，但这三个模型中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其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将影响非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变量。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三大直辖市由于其作为城市经济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务职能，因而不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响非国有工业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历史因素也显著影响着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历史上某地区具有较高国有工业存量不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集聚，而非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聚集。本地的消费水平和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点同Wen(2004)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这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对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但一地区法律体系、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3)经济政策变量。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集聚，虽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给上存在严重的偏向国有企业以及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开放后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资源由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漏损渠道(卢锋、姚洋，2004)，这保证了非国有工业必要的资金融通，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政府的财政支出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由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上升，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由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地区工业生产布局的差异，而工业生产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布局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对外开放等应该是可以被重点考虑的政策手段。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第3篇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经过几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东亚各国已现“新经济”曙光。本文论述了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并对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新经济”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实，对东亚金融危机形成根源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经济”正在兴起这一时代背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各国未能对产业结构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升级和转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祸害的国家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许多应对危机的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强化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
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开支不断增加，大量资金投入到从计算机到芯片制造设备的最新技术。《美国商业周刊》
(2000年11月27日)刊发的题为《亚洲的前途》一文中写道：“东亚在行动。从新加坡到上海，各个公司和各国政府正以多种方式寻找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技术。从中国香港特区因特网带动的服务业繁荣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高技术生产力发展可以看到，东亚正处在一个跃进期。”
为了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日本将信息技术和产业确定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制定了“E日本”的国家信息技术和产业战略、要在5年内将日本建成信息通讯业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研讨会拟定了信息技术领域的最终草案，想以此作为重建日本经济的指针。这项草案是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的支柱。
日本近年因特网规模急剧扩大，上网人数大量增加，日本国内因特网使用人数1997年末已达975万人，较1996年增加了355万人，增幅达75％。1998年以后，因特网利用人数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长，日本在数据压缩技术、影像技术、笔记本电脑显示技术方面则居全球领先地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目前的状况看，日本的信息产业总体水平落后于美国4-5年，日本争取用5-10年的时间赶上。
韩国也对科技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4个政策性转变。同年，还修改了“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设立了地方科学技术振兴协会，加速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为发展知识产业，1999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氛围”的知识经济产业政策，其中知识制造业有14个；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未来核心技术开发五年计划，该计划包括7个领域，共101个研究课题，其中信息通讯19个。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韩国计划至2002年，将政府研究开发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计划，如特定研究开发计划、信息通信技术开发计划等。
韩国将信息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目标是将信息业产值占韩国GNP的比重，从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后的20％。韩国为了实现数字强国，拟要提前5年即到2005年构筑超高速信息通讯网。韩国政府草拟了一份关于耗资1260亿韩元，在未来3年中发展电子商务的计划。1999年，韩国有约5000家风险投资公司，其资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预计到2005年，这些公司的数目将增至 4万，产值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韩国政府计划2000年投资795亿韩元，支援大学尖端设备和教授人力，以培养基础技术人才。近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恢复，从1998年的6。7％提高到1999年的10．7％。IT领域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成为韩国经济恢复的原动力。
为了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也着手制订了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计划——“21世纪科技企业家计划”，计划投资基金首期10亿美元，其中25％将投资国外，用于开拓国际市场；50％用于吸引外资在新加坡设立风险投资基金(1：2或1：3与外来投资匹配)；25％投资于种子期的创业公司；投资的重点是因特网，信息与电信、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政府还推出了多项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战略计划，如：以将新加坡建成知识型工业全球枢纽为目标的“21世纪工业计划”，以培养大批适应知识经济的人才为目标的“21世纪人力资源计划”，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的“21世纪生产力行动计划”等。
新加坡经济也受益于高科技。在过去的一年里，科技进步带动了复苏不久的新加坡经济以9．5％的速度增长，促使新加坡经济转型和结构重组，并改变着新加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新加坡去年接连掀起兴办电子产业，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3股热浪，其中电子业在促进新加坡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电子业是支撑新加坡经济3大支柱中的顶梁柱，产值约占新加坡工业总产值的44％。多年以来，新加坡大力发展以电子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先后建立起多个高科技园区。如今，这些高科技产业相继进入收获期，去年前3个季度，电子业产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平均增长22％，24％，36％，是国民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领域。电子类产品出口值占非石油类出口总值的54％，以电子业为主的高科技企业股票成为股市生力军。电子业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新加坡经济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泰国1999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讨论制订今后2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研究和统一管理，1999年，泰国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NITC)办公室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并更名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划归国家科技发展署，给予该部门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NITC于1999年下半年启动了创建信息技术办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网，并批准子目前正在实施的软件园发展战略，重新启动微电子研究中心工程，拟拨款15亿泰铢。科技发展署还决定将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软件企业，拥有1亿泰铢的创新基金也将主要用于支持软件开发。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还制定了泰国电子商务发展计划。预计到2005年，泰国互联网用户将发展到900万个。
中国的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在快速发展，在某些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提出，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在中国，因特网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的有关因特网情况的第五份报告，1998年12月31日前中国使用因特网的人为210万，到1999年12月31日就有890万人从因特网上获取信息。
自香港经济结构调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明确阐述了政府推动香港发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创新科技委员会”。另外，信息科技部门的官员也组团访问澳洲、加拿大，而以色列、加拿大也均有高层代表团来港考察，商谈开展高科技合作事宜。数码港投资项目的落实也是港府从中全力支持、推动的结果，已签署意向将会进入“数码港”的8家公司绝大部分是国际上信息科技界的顶级公司。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曾有人断言，“亚洲经济奇迹已经完结”；还有人预测亚洲经济恢复不会是V字型，而是一个L型的长期过程。但经过几年的改革调整，事实证明，东亚经济不仅全面复苏，而且发展前景看好。
二、东亚“新经济”发展特点
1、
由于科技与经济发展背景不同，东亚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差别较大。新加坡、日本、韩国处于亚洲的领先地位。新加坡在全球网络化程度排名中居于第二位，因特网使用率为29．3％，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发展迅速，而越南、老挝、柬埔寨相对落后。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新经济”都还处起步阶段，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东亚因特网的发展状况要比美国落后3-5年，当美国开发第二代因特网时，东亚地区的第一代因特网还在建设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电脑普及率较低，美国的电脑利用率为44．8％，而日本、韩国，作为东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电脑利用率也不过为17％和26％。美国在公共场所因特网的利用率为27．8％，日、韩则分别为9．4％和10．2％。东亚网络交易及服务的规模与欧美等地区相比差距也非常明显，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量的90％以上是在美国等发达地区进行的，东亚网络交易额(不含日本)仅占美国的40%左右。
2、
虽然经济及科技水平参差不齐，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环境也大不相同，但从整体来看，东亚“新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明显，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新经济”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东亚的因特网用户最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7％，高于欧洲的140％和北美的51％。当前亚洲各国的计算机销售用户增长率为23％，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计算机普及率已升至全球第四位。马来西亚在过去5年中的信息技术投资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日本从1990年到1996年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占整个民间企业总投资的比例上升了0．7个百分点，大大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期日本信息通信产业值增加了22．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42％，大大超过日本整个产业1．68％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的因特网主机数量比5年前增加了40倍。亚洲的电子商务额从1998年的3亿美元升至今年的9亿美元。
3、
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潜力巨大。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拥有一大批相对廉价的软件专业人员。在软件行业中，人工费用占成本的40％以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亚洲特别是东亚具备了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条件。世界主要电脑制造商及网络供应商将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当作一个重要的市场进行开发。世界主要评估机构也纷纷看好亚洲“新经济”的潜力。据初步预计，到2001年东亚的因特网用户将从目前的1100万户增至4200万户，网络商务活动的年收入将在3年内从9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未来5年东亚网络经济市场年均增长率将达22％，高于全球14％和美国11％的增长率，与之相关的一批产业的潜力也被看好。另外，日、韩及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均产值已高达数千美元，具有普及网络及电脑的物质基础，而且东亚的计算机硬件生产能力发展很快，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东亚发展“新经济”面临的困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各国经济水平较低，力量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都很缺乏，发展“新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勿庸置疑的。
1、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软环境不够完善
与美国相比，东亚国家在建立与网络经济相关的配套软件设施方面还相对落后，在与网络管理和网络交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方面还相对处于空白。在如何界定技术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保护个人权力及防止网上犯罪等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造成网络经济运行环境方面存在漏洞，使人们产生不信任感，阻碍其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
2、传统产业相对落后
“新经济”是建立在传统产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的传统产业非常发达，美国才能由传统经济进入“新经济”，只有在传统产业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之后，对传统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需求已基本稳定，投资回报率也趋于稳定，已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才会寻找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率的新产业；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了成长期所需的市场容量，使投入和市场能够紧密结合，从而使新兴产业能够顺利成长壮大。因此，“新经济”将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中实现。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不是此消彼强，而是一个增量调整的过程，对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推动信息和网络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协调发展，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
3、人才缺乏
高素质人才是发展信息产业的必要保障。美国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以大量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基础的；可以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利用技术人才的结果。与美国相比，亚洲网络技术人才相对较少，从网络硬件的建设到网络公司的建立，都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再加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人员待遇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低，多年来苦心培养的人才纷纷流向国外，人才缺乏已成为亚洲网络经济腾飞的重要阻碍因素；
在新加坡，由于人口太少，每年信息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500名左右——远不能填补每10000个信息技术的新职位。韩国每年需要10万名新的知识工人，但国内的大学毕业生只有48000名，日本工业目前需要20万名信息技术工人，但非官方的统计表明这一数字高达50万人。
四、东亚“新经济”前景展望
在“新经济”的带动下，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而且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复苏，通货膨胀率降低。外汇储备增加，股市价格上扬。投资重新活跃，工业生产明显回升，出口持续增长。受危机影响较严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东亚经济总体上已走出危机阴影，除日本经济还处在疲弱困境，菲律宾和印尼因国内政局动荡影响经济恢复外，东亚“四小”和马来西亚、泰国都呈现出明显的转机，这表明了东亚各国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稳妥性和东亚经济的潜力。尽管近年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增长有所减缓，高科技股价重挫，然而，由于东亚“新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东亚因为低起点而会从“新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综上所述，东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现有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够。由于传统产业相对落后，在这样一个阶段，面对“新经济”出现的机遇，东亚各国事实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紧跟新经济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传统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因此，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由于传统产业的落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对固化性，使得“新经济”在东亚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同时，东亚“新经济”发展也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技术：庄经济落后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创造奇迹。它们有可能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发展“新经济”，而不必再走发达工业国家曾经用100多年先工业化后知识经济的老路，这是一大飞跃，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注释：
[1]何炜：“东亚网络经济探析”，《亚大经济》2000年第2期．
[2]《参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
参考文献：
[1]李铁映：“球化条件下的东亚经济与中国”，《世界经济》2001第7期。
[2]马洪：“东亚有可能成为新经济的沃土”，《开放导报》2001年第7期．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简述中国的新经济时代的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新经济时代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第三部分：论述如何在新经济时代下，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一些创新的建议，希望能够给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新经济时代的发展。它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以及新的经济政策相互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增长持续增速。中国近十年也悄然发生着一场新经济时代的革命，它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整个社会。从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互联网的普及开始，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已经开始被人们所认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快速发展，知识的触手可及也引发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现状下，中国的传统企业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变革来迎合和适应新经济时展的需要，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自主创业的企业主也迫切需要在人力资源上打破常规，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下，减少人员的流失率，增加企业的效能。
二、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
（一）互联网的冲击带来新岗位的层出不穷
纵观整个人才市场和互联网招聘网络，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名词，特别是在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三大领域，出现了十年前根本没有的新岗位。这些岗位很多都是出现不足一年，岗位由新的工作需求决定，但无详尽具体的分工要求和岗位职责。人力资源岗位往往无法对一个新岗位进行岗位职责说明，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绩效考核，对岗位的职业规划和人员架构都要重新开始认识。而往往公司的管理层也无法详尽说明这些内容，需要人力资源部门从平时工作中去收集观察，和对外学习，这对于管理来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二）知识经验的高速淘汰和迭代
以互联网岗位来举例，十年前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如果是初级的，那么在五年之内已经发展成为中级水平，下一个五年之后已经发展成为高级水平。整个行业每五年进行一次洗牌，更新迭代，相应的岗位知识经验也要随之不断升级。五年还是最宽泛的时间，一般来说，半年左右就要重新进行岗位培训，而小的工作内容的调整几乎是每周，每月都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固化的知识经验无法适应需求，老员工固有的经验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新员工需要不断的学习，知识不再是长时间不变的，只有快速迭代才会具有价值。这样也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三）入职人员的年轻化、个性化
步入2010年后，90后员工进入到工作年龄段。90后具有特别明显和特殊的个性化特征，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能再以陈旧的，命令式，统一化的要求来管理和束缚他们的工作行为习惯，同时也要警惕和防止出现工作中不明原因的失误和突如其然的离岗离职行为。这些虽然说并不一定全部出现在90后身上，但是也说明了整个社会对于工作的依赖性和定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太在意做一份工作是否能做得持久，是否安稳，而是更加在意工作环境是否舒适，老板和同事是否和谐，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同样也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感受，越来越追求自由。年轻化和个性化的员工，在管理上势必会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
（四）人力资源日益匮乏
在这个时代里，人力资源的匮乏已经变成了常态。几乎是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招不到足够数量的员工，所有的传统企业都面临着各阶层人才的流失。因为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才对于自己的成长和估值要求就越高，再加上学校机构对于新岗位的岗前学习，培训跟不上时代，新岗位出现断档，需要企业自己进行培养。与外界链接的渠道越多，信息越透明越公开，传统企业越不敢把员工送出去学习提升，很怕自己的员工被同行企业以高薪挖走。这都说明了人力资源的匮乏，人是生产的主力，企业如果没有员工，无法支撑运营，更无法完成效益。人力资源的匮乏，有人无法用，人才留不下来，都是很大的问题。
三、新经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策略
（一）以人为本的个性化管理
企业的招聘成本越来越高，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已经不是招聘人才，或者怎么去挖别人的人，而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果千方百计大海捞针般招来的人呆不了几个月就要离职，前面所花掉的时间精力成本，和中间给予的适应期，培训等成本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力资源管理上特别注意如何留住人。留住人无非是几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薪水是否能够满意，在市场同等岗位中，薪水水平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体现一个员工的劳动价值；二是企业是否能够让员工有价值感，员工在企业工作每日是愁眉苦脸，还是每日精神饱满；员工是觉得自己的劳动价值被压榨，还是觉得自己每日在不断进步，没有虚度光阴；员工是否对企业有“家”的归属感，是否能够和其他员工相处和谐；其竞争机制是否是正当竞争，公平合理；是否能够得到上层管理的鼓励和支持；能够定期有团建活动，定期有培训提升，定期有聚会，经常有受到表扬，奖励的机会；员工提出的建议或意见是否能够得到关注和重视。具有人情味的人力资源管理比起传统古板的制度来说，往往更能够拉近与员工之间的联系，真正让人力资源变成一个服务型的部门。
（二）鼓励员工的创新、总结、分享
新员工在入职期间一般是通过“老带新”这种模式进入到工作中的，这种形式好处也有诟病。
1.不够规范：每个师傅的水平和标准都不同，带有个人主义和个人经验，教出的徒弟也不同。
2.老员工会有所顾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思想，能够主动做到共享知识的人不多。
3.老员工容易固守个人经验和知识。对于需要不断迭代的知识，固守经验会降低老员工的价值。
4.老员工离职，这些个人经验也随之带走，团队的经验并未得到传承和巩固，很多经验的积累又要重来一次。因此我们要提倡员工的创新、总结、分享，特别是主动分享自己的知识，形成一个健康，积极的学习分享圈子，避免知识的固化和私有化，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知识的红利。并且调整员工的价值观，使其拥有更开放的心态，这样不仅有利于团队的成长，也有利于员工的稳定性。
（三）高速迭代经验知识
高速迭代意味着需要定期组织学习、培训，不间断的进行工作中的效果跟踪，一轮又一轮地完成迭代，才能跟上知识更新的节奏，并让它运用到员工工作中去，服务于企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挖掘员工的智慧，分享之后还要进行沉淀，提高培训部门的能力，形成系统的培训课程，不断滚动培训，不断更新修正，这样团队经验知识才能有所获得留存，并不断发展，形成高速迭代。
（四）带入互联网+思维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也要去向外学习。现在和其他企业的交流较前几年更为便利，人力资源的培训课程和分享也很多，以互联网企业最为突出。互联网企业在员工流动大的问题上更为棘手，因此他们的管理几乎可以说是最有创意，最具有人情味的，如阿芙精油的“员工幸福感”管理模式，阿里巴巴的“企业味道”，淘宝的“武侠文化”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四、结语
作为新经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一些新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向外链接，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可以向内去探寻自己，增加经验知识积累的可能，自身完成小步迭代，不断试错不断调整，追求适应自身企业发展的知识经验。同时，增加更新频率，做更多的工作效果追踪，制定更个性化的绩效。结合别人的先进经验，探寻自己的管理方案，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企业的生产需要。
作者:肖啸 单位: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周邦慧,黄志群.柔性管理:新经济时代的新人力资源管理[J].经济师,2001(04).
[2]李思凡.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问题研究[A].北京中外软信息技术研究院.第四届世纪之星创新教育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外软信息技术研究院,2016.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第5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