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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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第1篇

【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斗殴的;

(二)追逐、拦截他人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控制；求助需求；调解；依法干预

一、搞清基本问题，抓住培训切入点

（一）认清家庭暴力的本质

警察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一方爱唠叨，因为一方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琐事，因为一方对外处理问题方法不得当，因为对一方对自己家人态度冷淡或忽视自己家人的利益，因为施暴人喝了点酒控制不住自身行为，因为施暴人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回家后没有得到良好的释放，因为施暴人在经济大潮中出现了意外……这些暂且还都被认为是暴力存在一种理由或有导致暴力发生的诱因，但也有警察发现，施暴人对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或几人实施暴力时，没有任何理由。

培训前，有些警察很困惑，除了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家庭内部暴力行为的习得性外，引发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其中何为共性因素，导致家庭暴力屡禁不止？换个角度设问，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深刻认识家庭暴力的内涵，从而使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涉更为切中要害，这是培训课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家庭暴力的施暴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受害人，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达到对受害人的控制，这就是家庭暴力的实质。因为施暴人与受害人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不一致，无论施暴人对受害人可以采取殴打、残害、强制限制人身自由等传统的暴力方式，还是采取对当事人而言自认为是相对和缓的精神控制、经济控制等手段，均使受害人处于被占有、被管理、被影响的地位而无法真正表达本人的意志，甚至只有放弃或牺牲了本人某些利益才能换得婚姻家庭内部的暂时和平，也正是这种放弃与屈从，使得施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越发导致家庭暴力中施暴方的控制不断强化，受害人的身心受到更严重打击、产生屈辱、无助、恐惧、极度痛苦、自我认同度降低等，对施暴人的种种无理要求最终以满足而告终。通过对家庭暴力控制本质的分析，使民警更深刻地认识家庭暴力，理解家庭暴力行为的多样性，体会受害人的受害境地，为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奠定基础。

（二）了解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需求

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遇到最尴尬的情形就是在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中，当警察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施暴人实施必要的法律惩处后，受害人又苦苦为受害人求情，要求宽处施暴人，除了因为施暴人在家庭中拥有的经济地位外，更多的受害人表示对施暴人的宽恕。受害人的这种理由使得一些警察很茫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警察在干预过程中尚未准确地了解到受害人在寻求公权力救助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根据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与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部中国项目办公室合作支持的7家机构联合调查后编制的《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主导机构中“派出所/110”处于第二的位置，受暴妇女希望得到的具体服务主要有：“制止对方暴力，但不离婚”（16.9%）；“对施暴者进行矫治”（16.5%）；“情感支持”（14.8%）；“离婚”（12.6%）；“得到经济赔偿”（8.7%）；“法律援助”（7.4%）；“住房”（6.8%）；“取得孩子抚养权，拿到孩子抚养费”（4.4%），“制止对方在离婚后继续暴力”（4.2%）；“找工作”（3.2%）；“医疗服务”（2.1%）；“其他”（2.3%）。受暴妇女在如何对待施暴者的应答中，选择的答案按比例依次是：“说服教育”（24.3%）；“心理辅导”（15.1%）；“离婚”（14.2%）；“警告”（8.8%）；“强制治疗”（7.6%）；“拘留”（7.5%）；“治安处罚”（7.1%）；“判刑”（5.4%）；“社区服务”（3.1%）；“罚款”（2.6%）；“媒体曝光”（2.3%）；“行政处分”（1.4%）；“其他”（0.5%）。这些数据是7个合作单位深入不同区域、采访不同对象所得出的综合数值，这些数据是警方很难从得到的，但却具有很强的参考性。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受害人往往更需要将挽救放在第一位，将处罚放在较为靠后的位置，“离婚”反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选择。警方应了解受害人的这些需求，了解她们在求助公权力时仍然将劝阻、教育矫治施暴者以及自身的情感支持放在较为靠前的位置，因此对于具有特殊亲缘关系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在予以救助时，首先要将说服教育施暴人，对受害人给与情感支持，这些法律因素之外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抓住处置中的难点，提高培训的适用性

（一）家庭暴力行为是否适用调解问题

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在现实执法实践中是许多警察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受害人、施暴人双方同意，公安机关可以治安调解。其中包含着：（1）起因条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2）行为条件（发生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3）情节条件（情节轻微），（4）意愿条件（双方当事人均要求调解），（5）认定条件（公安机关认为可以调解），只有当上述五项条件同时具备时，方可适用治安调解。

但对于雇凶伤害家庭成员、结伙殴打家庭成员、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含多次伤害他人身体）或在治安调解过程中又挑起事端的情形均不属于“情节轻微”的情节条件， 故不适用调解。这是在调解中需要把握的基准。

此外，在实践中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不敢适用调解，害怕因家庭暴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绝对不平等，适用治安调解可能会导致公权力没有使施暴人对受害人的侵害行为付出应由的代价，反而在公安机关调解下完成了受害人对施暴人的谅解和宽恕，无形中帮助施暴人达到了继续控制的目的；另一种是随意适用调解或强行调解，一味地“抹稀泥”，甚至以调代罚，导致干预家庭暴力的效果不佳。这两种做法都错在对家庭暴力导致治安案件性质定性不准，将调解这种“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有效手段弃之不用或被滥用。

实践中，警察对家庭暴力导致行为的结果，应按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责任承担分级、分类的方式予以判定，而不应将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的结果一律归结于犯罪行为。在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中，公权力的介入只是进行家庭秩序修复和重整，公权力的干预必须适度，这是公权力对私权利救助在本质上尊重权利主体意愿的体现，此种调解的目的旨在使违法者在真诚悔悟的基础上，达成与受害者和解的协议，这种调解的功能重在教育和慰藉。而滥用调解的行为，侵害了受害人对公权力救助的自主选择权，这与设立救助措施的法律初衷相悖，警察应综合执法实践经验，可结合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方法、行为的时机、损害后果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 加以确定，从而尽量做到认定的同一性，为救济权利的平等实现创造条件。

（二）轻微伤害案件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适用问题

家庭暴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它通过殴打、捆绑、威吓、强制限制人身自由、遗弃、虐待、破坏财物等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以殴打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家庭弱者形式出现的家庭暴力行为，在受害人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许多警察感到适用此条有一定难度。

家庭暴力行为破坏家庭和睦，导致家庭中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严重的家庭暴力还可能导致女性以暴抗暴，以犯罪手段进行报复，危害社会安全。因此对家庭暴力行为需要依法采取有效手段予以惩治，使施暴人为施暴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有效制止暴力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对施暴者予以教育和处罚：对于持续、经常性但情节轻微、且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家庭暴力行为，可按虐待行为处罚，对遗弃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行为，对遗弃行为，不需要被遗弃人告诉，公安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处理，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处罚；但对于非经常性、但一次暴力行为情节较重或情节恶劣的，可以按故意伤害他人来处罚，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处理。特别家庭暴力施暴人具有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殴打、伤害家庭中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情形，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加重处罚。

在适用第43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伤害问题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求具有客观上表现为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再要求具有“轻微伤”的行为后果，以尽量减少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人案件定性对伤情鉴定结论依赖，不再规定伤情的下限，对明显不构成轻微伤的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在采集相关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无需伤害鉴定，即可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当然，对于伤情处于轻微伤上限与轻伤下限相对模糊的程度时，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仍需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

（三）处置中注重自身权益的保护问题

警察在现场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往往会遇到以下情况：

第一，对施暴人的施暴行为进行阻止，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如一个正阻止欲用茶杯攻击受害人的警察，由于自己的阻挡行为使施暴人手中的茶杯没有打到受害人的头上，相反却打到了施暴人的眼眶上。施暴人在几天后对该警察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警察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警察想让受害人出庭作证，当受害人不愿意，一直未出庭。

第二，2010年3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特警窦勇因处置家庭暴力报警而遇害，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警察们面临着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自身安全的问题。

遇到上述情况，警察提出“应如何办”？

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会遇到不能确定的危险，一方面它会导致受害人承受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另一方面，它还会导致处置者在不留意的情况下被施暴人施致以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因此，对警察家庭暴力案（事）件的培训，应当增加风险意识教育。

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提醒警察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取证意识问题，即当茶杯打到施暴人眼眶上时，警察当场就应当向施暴人确认眼眶上的形成过程，且记录在出警记录上，由施暴人签字，此时你的一时疏忽，便会造成日后工作的被动；其次，固定现场证据，即施暴人、被害人以及处警警察三方的位置，及时将茶杯作为证据调取，结合现场位置和茶杯上的指纹、茶杯触碰到施暴人眼眶后掉到地上的走向等综合情况分析，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证明。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适当借鉴、吸收美国警方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处置每一起家庭暴力案件，都应当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评估过去曾有过的暴力，预测在干预中施暴人、受害人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警灯/警笛会对嫌疑人情绪激动程度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且在现场处置中，警察尽量将施暴人控制在相对宽阔的地方，避免在卫生间、厨房等相对狭小的地方，还应注意观察现场当事人的情绪，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好在到达现场前提前做好预案，一定在有同伴的情况下处置一个现场。

三、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培训效果

（一）处理好公权力干预与保护私权的关系，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的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责任，是做好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工作的基础。而公安机关干预的公权力性，家庭暴力处置中涉及到对各种私权利保护，都是需要公安机关慎重考虑的问题。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是实现私权利的手段；私权利要有公权利来保障实现，是公权力存在的目的。” 在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充分满足受害人对自己生活领域自主权完全行使的要求，尽量不因公权力的依法介入而导致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家庭关系趋于冷漠；当惩罚、预防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价值与尊重婚姻家庭关系当事人自主权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施暴人的施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破坏到整个社会秩序时，国家公权力必然要履行职责，强制某些受害人放弃其对生活领域自主权的选择，以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须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行为，做到依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首次及其后的干预行为，以执政为民为宗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平和、文明、公正为理念，处理好保障人权、惩处违法犯罪的关系，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与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有效融合，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二）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用足用好现行法律

随着我国法治化程度的加快，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调控不断健全，公安部在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正）、《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等，其中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从总的原则、对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治安案件、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七部委的规定中直接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外，其他的法规均从家庭暴力具体行为导致后果的层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之《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较为全面，仅在各机构相互合作问题上欠缺相关规范。

通过对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法条归纳集合不难发现，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全国尚未出台统一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规范时，警察应加强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学习，深刻理解法律宗旨所在。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从立案调查到案件处理、再到惩治和教育施暴者、救助受害者等一系列程序，对于从公民要求的一般救助行为，到处理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都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适用条件以及处理方式严格、规范进行，不得创制、超越或违背法律的规定。警察一方面需要依法办案，同时在法律框架下考虑受害人的求助需求，本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提高依法干预的效果。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第3篇

1、行政违法与刑事法律的概念

1.1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是个较为模糊概念。执法通常是与立法和司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以近代国家权利力的立法、执法、司法分立为基础，而所谓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①。本文所说的行政执法采用的便是该通说的定义，但有两点需要补充：第一，由于本文研究视角所限，本文所涉及的行政执法行为主要集中于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特别是公安机关对于行政违法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第二，本文所指的行政执法，并不排除在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时所进行的执法活动，如对案件性质的认定，移交案件或撤销案件的决定等。

1.2刑事法律

刑事法律并没有统一的概念，诸多所谓刑事法律法规的汇编中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主要指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包括以下法律法规：刑法（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法规规章、请示批复、司法业务文件等②。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刑事法律不仅包括了书面上的文字规定，还包括其基本理论、理念、原则等。

2、目前我国行政法律存在的缺陷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行政法律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违法和犯罪界定不清，与刑事法律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重合。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来说，据统计，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共4节54个条款中，有42个条款与刑法70个条款存在重合或冲突，占该章条文总数的77%。如《刑法》第359条第1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治安处罚法》）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只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二者在表述上基本一致，从而造成司法实务中不易区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行为作为违法和犯罪的界限，给法律实践带来困惑和茫然。我国行政法律存在的另外一方面缺陷是，诸多规定和制度在行政法中有待规定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法起步较晚，尚有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看，该法所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仅50余条，对于大量的违法行为未作规定，更重要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司法解释对于大量的实体性概念没有明确解释，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里的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并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一些类似的行为，如盗用是否属于其中并没有专门的行政法律对其解释。除此之外一些重要的制度，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在民法和刑法中都存在的规定，行政法中也没有涉及。

3、行政执法可适用的刑事法律的范围及根据

3.1我国目前在行政执法中已经适用的刑事法律

刑事法律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不能也不可能包含全部刑事法律，也就是说，在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并不是指适用全部的刑事法律，而是部分适用，或者说选择性的适用。如上文所述，我国目前在行政执法中已经适用了部分刑事法律，这也为适用更多的刑事法律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已被适用的刑事法律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时适用刑事法律。所谓衔接就把两种分离的部分结合成连贯性的有机体的关系、环节，但对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这一概念，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提出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指的是“在查处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前提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确保依法追究涉嫌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②。本文所指的二者的衔接并非是指各机关的协作，而是指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被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将违法程度严重到已经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及其相对人从行政案件中分离出来，移送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它的核心便是对于案件的审查和移送。在这一过程中适用刑事法律是一个早已公知的事实，适用刑事法律对案件进行审查，根据刑事法律对案件进行移送或者不移送的处理，同时在相关公文中也会注明对于刑事法律的引用，因此，这便说明在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并非不可为。

已被适用的刑事法律的第二个类是适用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中相交叉的概念。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概念的统一性并不明显，如民法中占有的概念与刑法中占有的概念是否相同便存在较大争议，同样，行政法律也与其他法律有着较多的概念上的交叉，特别是与其关系最密切，调整对象有着诸多重合的刑事法律③。如上文提及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中规定的盗窃、诈骗、哄抢、抢夺等概念便是完全重合的，而相关的行政法中并未对这些行为有着明确的界定，只有在刑事法律中存在大量相关的司法解释和理论，在实践中采用的也是刑事法律的规定和理论去界定的。又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非法持有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的；（二）向他人提供的；（三）吸食、注射的；（四）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同时刑法中也有关于走私、制造、贩卖的犯罪，两部法中都出现了“”这一概念，但刑法规定及理论中有着大量的对于的界定，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相对，行政法律中对此的界定则难以寻到，在实践操作中也只能参考甚至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早已大量的适用了刑事法律及其理论，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可以适用刑事法律的情形（主要针对在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即：当由于刑事责任年龄不适格而免于刑事处罚时和当两个部门法规定的行为相同只是程度不同时。下文将对这两种情形进行详细论述。

3.2刑事责任年龄不适格情况下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是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所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显然从定义上我们就可得知，刑事责任年龄，只是行为人免于刑事责任处罚的根据而已，并非是对于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犯罪性的排除。在刑法理论上，目前的通说认为犯罪的实质是对于法益具有侵害性或威胁性的行为，这也是犯罪的实质概念。这里的法益包括各种重要的生活利益，如个人的生命、身体、财产2以及其他有助于个体人格发展的个人利益，以及支持这些利益的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我可以推断，一个15岁的少年盗窃别人价值2000元的财产，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属于实质的犯罪。刑事责任年龄与实质犯罪的关系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在犯罪三阶层理论中，刑事责任年龄往往放在最后一个阶层即有责性上去认定，这便对于行为人起到良好了的教育作用，即明确告知他，其行为并非不是犯罪，而是属于犯罪的有损于法益的行为，只不过由于刑事责任年龄未达到而不予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也是对于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从该条款后半句我们可以看出该年龄指的也是责任年龄，这与刑法中责任年龄的作用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显然并未对于14至16周岁的行为人进行特殊规定，也就是说当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未实施诸如杀人，抢劫这八类行为，仅进行其他犯罪行为是要接受行政处罚而不是接受刑事处罚，即这时一个实质的犯罪行为要根据行政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罚，本文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同时适用相关的刑事法律，原因有二：第一，如上文所述，刑事责任年龄只是排除了对于刑罚的适用，因此该情形下的行为符合刑法有关刑罚以外的其他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该行为进行确切的界定，以补充行政法律的不足，如刑法中关于故意和过失的规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等；第二，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也就是说该行为对于法益的侵害是存在并且巨大的，因此对该行为进行处罚时应当参考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或者说犯罪程度，以便更准确的进行处罚，更好的达到处罚的目的。

3.3所规定的行为相同程度不同情况下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规定的违法行为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相比，大多数都是所规定的行为相同或相近只是程度不同，如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在刑法中有相关的故意伤害犯罪，只是一般在轻伤以上伤害时才立案；第四十六条“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在刑法中有强迫交易罪，只是要求情节严重；第六十八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信息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在刑法上有相关的关于物品的犯罪，只是要求一定数量。诸如类似上述情形的法条还很多，这些竞合或者表现于法条的直接规定，如情节严重，重大损失，数额较大等，或者来源于司法解释和相关的部门规章，如对于轻伤和数量的规定，但不论是法律条文还是相关的解释和规定，都未对行为进行明确的区分，即可以认定它们用相同或者类似语言所描述的行为是一致的，并且在主观上也并无差异。上文提及过，我国行政法律目前并不算成熟，对于很多行为 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本文认为，对于那些与刑事法律在行为规定上相同，只是程度不同的情况，可以适用刑事法律中关于客观和主观的规定，直接运用刑事法律中对于该行为的界定去界定行政违法行为。

4、总结

本文仅以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衔接为视角对行政执法中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研究，总结已有经验的同时加以创新，归纳出四种在行政执法中可以适用刑事法律的情况，分别是：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时、适用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中的概念相交叉时、由于刑事责任年龄不适格而免于刑事处罚时和当两个部门法规定的行为相同只是程度不同时。行政执法出去公安机关执行的行政处罚外还存在大量的执法形式，而刑事法律也不仅仅指刑法，由于研究视角所限，本文所归纳的行政执法中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仍有相类似甚至新的情形可以适用刑事法律，希望学界同仁一起努力，将该论题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鄂振辉.执法权研究[D].山东大学，2007.

[2]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J].犯罪研究，2009（9）.

[3]窦汝辉.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D].山东大学，2008.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第4篇

您好！我的孩子小虎（化名）在某幼儿园上中班，班主任姓秦。今年11月，我发现孩子眼皮上有伤痕，经多次追问，孩子才说是老师打的，拽他的眼皮。我第二天就去幼儿园理论，秦老师不在，后来听孩子说秦老师跟他道歉了。此事发生后，我很不放心，我就将一支录音笔放进孩子的书包。12月1日，我在听录音时，录音内容让我没法忍受。录音中多次传出叫嚷、“啪啪”的声音和孩子的大哭声。除了扇孩子耳光的声音，还有“报复性”的斥责：“你不是回家能讲得很嘛，让我跟你道歉，你胆子挺大的！”同时也听到了秦老师打其他孩子的声音。12月2日，我和其他几位家长一起来到幼儿园讨说法，要求园方提供监控视频。园方所提供的一周监控视频显示，秦老师不仅对我的孩子扇耳光，还揪着另一孩子的两只耳朵使其悬空。有一个孩子因午睡时调皮，秦老师就用针扎他的手背。有的孩子因话多，就被用胶带封嘴。请问，秦老师的这种行为属于何种性质？该受到什么处理？

家长 万慧颖

万慧颖家长：

您好！秦老师虐待、体罚多名孩子，不仅仅是师德师风缺失的问题，也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你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

我国《刑法》早就规定有虐待罪，但只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对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近些年来，学校、幼儿园老师虐待学生，养老院、医院、福利院等单位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员虐待老年人、病人、残疾人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将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残疾人、患病的人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行为。犯该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谓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所谓看护，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进行护理和照料。

这里的“虐待”，是指行为人违背监护、看护职责，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形式，对被监护、看护人进行殴打、捆绑、谩骂、恐吓、冻饿、强制限制自由、人格、强迫吃安眠药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摧残的行为。就虐待的时间而言，虐待行楸匦刖哂芯常性、持续性、一贯性的特点，偶尔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虐待行为必须情节恶劣，才可构成犯罪。“情节恶劣”主要表现为：虐待动机卑鄙，手段残酷，持续时间较长，虐待频率高，虐待患病者、残疾者，先后虐待多人引起公愤，造成被害人轻伤害、精神抑郁等。

本案中，秦老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本应认真履行教育和看护孩子的职责，却在看护孩子时，虐待幼儿，而且是多次虐待多名儿童，可以认定是情节恶劣，已涉嫌犯虐待被监护人罪。一旦法院认定秦老师的罪名成立，除判刑外，幼儿园应当辞退秦老师，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撤销其教师资格。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与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基于此，必须确立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明确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规范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 

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既是对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立，又是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基础，因为该条仅仅将行政主体对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处罚的种类限定在罚款这种单一处罚种类上，即是说，两种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可以合并使用。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给予广泛关注,[1]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系统研究。 

一、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

所谓行政处罚并用，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种以上罚则的行政处罚。首先，行政处罚并用发生在行政处罚的适用中，即发生在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实际处罚的过程中。只有当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与行政违法行为结合起来处置时才会发生处罚并用问题。进一步讲，行政处罚并用不是一个立法层面或者行政处罚制度层面的问题。《行政处罚法》有行政处罚适用的专门规定，但在对行政处罚适用作规定时没有针对行政处罚并用作出规定，这便为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运作带来了麻烦。其次，行政处罚并用的违法行为是“一”，而不是“二”或更大的行为数量。即是说，一个违法行为和两个以上违法行为是区分行政处罚并用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事人在同一状态下的两个违法行为适用两种处罚不是处罚并用。由于违法行为中的“一”是处罚并用概念的前提，因此，行政处罚并用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行政主体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再次，行政处罚并用是两个不同罚则的合并使用，而不是一个罚则的重复使用。罚则本是行政处罚理论中的一个较为原始的概念，它是就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而论的，《行政处罚法》将行政处罚罚则的概念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概念予以取代，这种取代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2]两个以上不同罚则的混合使用是行政处罚并用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人处置的力度。最后，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为为标的的，而不是以违法行为人为标的的。换言之，行政处罚并用是一个违法行为中的并用，而不是针对一个当事人的并用，行为是并用的基础，行政相对人的数量、行政相对人的形式都与并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上列诸点是行政处罚并用质的规定性。那么，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究竟为何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理论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对此，笔者将从以下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从违法竞合的角度解释。所谓违法竞合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3]一个违法行为触犯了两个以上行政法条款的情形。行政违法行为比刑事、民事违法行为在法治实践中的表现都要复杂一些，这既由行政处罚规范事态的复杂性所决定，又由行政违法行为发生概率相对较高所决定。前者是说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设定是最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设定的社会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4]其所设定关系的复杂性使介人其中的行为所触及到的关系亦相对较多。例如，一个违反广告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到产品质量法关系、消费者权益法关系、文化行政法关系等等。后者是说行政违法在所有违法行为中发生的概率是最高的，要比民事、刑事违法率高出上万倍。行政法本身就是一个类的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群，在这一类的概念之下，有诸多具体的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亦设定了诸多具体的禁止性事项。行政违法行为人一个行为常常置于无数行政法规范的包围之中，而包围这一违法行为的行政法规范都可能没有相应的处罚形式。在行政法适用中，每个行政法规范都可以对行政相对人的某一行为说不，这便决定了一个违法行为通过多个法律设定的不同处罚种类予以处罚的情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第一个行政法理解释。在行政法适用中，一个法典中的不同条文、几个规制同一事项的不同法典、一个规定两个完全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5]都可能导致处罚并用的发生。

第二，从过罚相当的角度解释。过罚相当或称过与罚相适应是从刑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移植过来的。刑事法律中的罪刑相适应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必须负责任，而所负责任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本身的危害后果要一致起来，不能出现罪与刑的脱节。“当然，这种把惩罚的严厉程度和犯罪的严重程度加以联系的方式要受到许多难题的困扰，假如我们想要严格地按字面来理解它的话。这些难题中最首要的难题是相当平常的：即使可能把所有犯罪都按相对的严重程度加以排列，我们进行比较的出发点或基础也必须是一种犯罪，对这种犯罪的刑罚是法定的而不是通过同其他犯罪的比较而予确定。我们必须从某一点出发，而且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倾向于是对某一特定犯罪的传统或通常的惩罚。其次，什么东西介于犯罪导致的客观危害和引起该犯罪的主观恶意之间而成为‘严重性’的尺度，是不明确的。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我们可以在故意伤害和非故意伤害之间作出几点大体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承认诱惑和软弱的标准之类型，并且使用这些标准的类型来减轻或加重对一特定种类犯罪的标准之惩罚的严厉程度。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样一种大体的传统之标准的社会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它只是大体上的。” [6]行政处罚中过罚相适应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实施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要与其最后承担的处罚责任对应起来。此处所讲的对应既包括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质相对应，又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量相对应。质的对应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精神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精神责任，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物质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国将当事人违法行为分为营业性与非营业性并分别给予不同处罚的制度就充分考虑了行为的质，即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在质上的适应性。量的对应则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程度如果能够用数量计算或者能够作出非常间接的量上的估算，其所负的责任应当与危害的程度在量上对应。行政处罚的责任形式即罚则是非常有限的，《行政处罚法》仅仅将处罚种类限制在六类，这与刑事处罚的责任形式不可比拟，尤其与行政处罚制裁的量无可比拟。以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行政拘留为例，最高期限亦仅仅为15日，但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状况以及法律关于行政处罚适用范畴的状况却是另一种格局。质言之，我国行政处罚的罚则与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类型和违法行为的性质基本上是对应不起来的，即罚则的量度低于违法行为的量度，这在单个行政处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那么，处罚并用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即此一违法行为只有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用才能做到过与罚相适应。

第三，从执法体制的角度解释。行政法的适用与行政执法体制的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执法体制会使行政处罚的适用呈现不同的状态。这中间的关系原理基本上是这样的：执法体制愈分散，行政处罚适用就愈分散，导致行政处罚并用的状态愈少。因为分散的执法体制将导致各个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管理权，对于了一个行为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形可以不予过问；执法体制愈集中，行政处罚适用就愈集中，反之，行政处罚的并用则会增多，因为，集中的执法制度常常将违反两种不同法律的违法行为并而处置，合并处置的结果便是行政处罚的并用。《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该条为我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依该条规定，在多年尝试的基础上，[7]2002年8月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使我国行政处罚机制相对集中，集中以后一个行政执法部门能够行使多个部门的处罚权限，其有权利对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情形作出全面判断，对一个违法行为所触犯的多个行政法条文的情形了如指掌。如城市管理领域的执法主体集中了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若干方面的处罚权，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上列规定的情形便可导致处罚并用。

第四，从违法主体的特殊类型解释。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对象的，即并用是针对一定行为的并用，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当我们分析违法行为时不能不联系到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即违法行为的主体。主体是行为的发动者，是行为过程的决定者，是行为结果的受益者或承受者。因此，当一个行政主体针对某一个违法行为确定并用时，它将并用的罚则与违法行为的责任人结合起来。事实上，违法行为的“一”并不必然代表行为主体的“一”，即一个违法行为的行为主体常常有多元化的倾向，要么两个主体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要么作为组织的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作为组织中的个人则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决定者。处罚机关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责任分担，也就是说，行政主体针对一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并用两个以上的处罚，对于每个主体而言，处罚种类可能是一个，但对于违法行为而言处罚种类则是一种并用状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9条规定，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部门除由相应的企事业单位承担责任外，相关的责任人员亦应承担责任。事实上，环境保护机关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对于一个违法行为常并用两个以上的行政处罚形式，一个是针对违法行为中的法人，另一个则是针对直接责任人。行政相对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亦可能带来在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

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具有深刻的行政法理。

二、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类型

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有诸多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这些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我们研究行政处罚并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一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共同行政行为，而共同行政行为本身还有诸多的具体类型，如行为主体为两个以上，行为对象是一个的称为积极的共同行政行为；行为主体为一个，行为对象为多个的称为消极的共同行政行为，两方都为两个以上的则称之为混合的共同行政行为。共同行政行为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分析行政处罚并用，尤其在行政处罚并用类型的划分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对一个行政相对人作了两个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而这样的处罚就存在于共同行政行为之中。第二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复合式行政行为，即一个总的行政行为之中包括了若干不同层次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一个主行政行为中包括了若干从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主行政行为由一个从行政行为支撑等。行政行为类型理论在我国是需要予以完善的，由于本部分主要是针对处罚并用类型的研究，行政行为的类型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予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行政行为的分类理论对行政处罚并用的类型有决定性意义。综观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下列类型。

其一，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所谓一个单一违法行为，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一种单一状态的违法行为情形。在单一违法行为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单一的，或者是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违法行为中的自然人或法人是唯一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如在法人违法的情形下只有法人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法律没有要求法人中的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负连带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此条的处罚对象是法人，而对其进行的处罚形式是三种处罚的并用；在单一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违法行为也是单一的，即当事人所违反的是一个法律规范的规定，而不是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规定。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7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8条规定，擅自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该条规定对一个当事人、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了三种类型的处罚形式，即驱逐出境、罚款和没收。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羁束的行政行为，即处罚机关必须将两种以上的行政处罚合并使用，没有裁量的余地。

其二，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没有复合违法这个概念， [8]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诸多共同行政诉讼，尤其被告为两个以上的积极共同诉讼就是由行政相对人的合并违法引起的。所谓复合违法，是指一个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但这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在复合违法的状态下，行为主体是一个，即或者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行为人的行为也是一个，就是说行为人只有一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一个，但其所违反的行政法规则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相当于刑事法律中的牵连犯，就是行为人为了实施一个犯罪而触犯了另一个罪名。 [9]一个复合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中的并用不是由某一单一法律规范框定的，只有当行政主体对某一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时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复合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当予以处罚并用。如违法行为人为了从事医疗行业的活动，在没有办理卫生许可、工商许可、税务许可的情况下便开展医治活动，并在医治中造成了事故。当事人这一违法行为对于当事人来讲主观故意只有一个，危害后果甚至也是一个，但是，该行为却违反了工商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税务行政法、治安处罚法等四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显然，对于当事人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用复合式违法进行定性，而这样的复合式违法所带来的必然是合并式行政处罚。进一步讲，行政相对人要承担各个部门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形式，或者被取缔、或者被没收财产、或者被罚款、或者被治安拘留。上列诸种都可以同时用于行政相对人此一种违法行为上。

其三，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依据共同行政行为理论，一个行政主体常常对多个违法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在一个同一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到了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同样行政行为是共同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在这个共同行政行为中有多个当事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虽从诉讼理论中将这些行政行为称为同样行政行为，但就整个行为过程看则是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因为引起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是一个，这一行政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基本上是一个，只是权利义务主体中的行政主体为“一”而相对一方为“多”，这种“一”与“多”同时存在于一个法律事实之中。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而行为的具体形式则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行为形式的不相同性使行政处罚合并有了存在空间。同一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中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不可分割，而在同样行政行为下权利和义务则可以予以分割。例如，五个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上违法联合建起一栋楼房，行政机关可以作一个行政处罚行为，其中的权利义务对五人都有利害关系，这便是一个同一行政行为，而当事人则是多个。再如治安违法中，若干肇事者共同实施一个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对若干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行政行为，其中各个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分离开来。这两种情形的复合主体都可以带来行政处罚的并用。如上述后一例子中，公安机关可以对五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并用罚款、行政拘留、警告等不同的罚则，在这种情况下，并用是对一个行为而言的，不同主体可能承受了不同的处罚种类。在上述前一例子中，土地管理机关可以并用拆除违章建筑、罚款没收一定财物、警告等不同的罚则，但这几个不同罚则所面对的主体是相同的。

其四，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行政违法行为的复合性与行政违法主体的复合 性没有必然联系，而二者也没有理论上的可比性。即是说，复合性违法行为可以是一个主体实施的，也可以是多个主体共同实施的。反过来说，多个主体即可以实施一个单一的违法行为，又可以实施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违法行为。二者虽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但是，复合式主体实施复合的行政违法行为都足以构成行政处罚并用的一个独立类型。具体地讲，在一个违法行为的状态下，从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看是多个违法情形，即这一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而在这一违法行为中，主体是多个当事人。例如，在某一林木违法的行政案件中，三个当事人为了通过从林区运走木材获取非法利益而纠集在一起，并作了适当分工，由甲负责从林区收购木材，由乙将收购的木材转移出山，由丙将木材从林区运往销赃地。这三个人实施的行为分别违反了林业管理的三个法律规定，即非法收购木材、无出山证将木材转移出山，无准运证运输木材。这三个违法行为人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共同实施者，但三个人的行为却触犯了三个不同的行政法规范，而且三个规范中的处罚形式亦有所不同。林业管理机关只能将该案件作为一个违法行为来处理，而这一违法行为的主体和行为状态都是复合性的。此种情形引起的处罚并用非常复杂，即可以并用于每一个不同的当事人，也可以分别并用于三个不同的当事人。

其五，处罚对象二元型处罚并用。我们知道，在行政法律责任理论中，存在连带责任的理论。所谓连带责任，是指在一个违法行为中，由一个行政责任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他相关责任人将主要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予以适当分配的责任形式。连带责任中责任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而它们共同对一个违法行为负责。一般的法律条文对于这种连带责任都有所反映，当然，前提是具有连带责任存在的条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7条规定：“违反本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74条也有一个类似规定，在这一规定中，处罚对象是二元型的，即既要处罚作为法人的组织，又要处罚作为法人中的自然人，一般是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我国有关环境违法处罚中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而行政机关在制作行政处罚书时将二元写在一起， [10]并用不同的处罚种类。

三、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指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要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的各项规定，保证全面、正确地实施行政处罚法，促进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严格依法行政。” [11]《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由此可见，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和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笔者对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提出下列建议。

（一）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适用作了不少原则和制度上的规定，就制度规定而论，规定了行政处罚中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制度、行政处罚责任追究的年龄等等。就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而论，如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处罚与纠正违法行为相结合原则的规定，尤其规定对于行政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罚法》在规定罚款不得并用时，对其他形式处罚的并用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罚款与其他行政处罚可以并用；另一方面，其他行政处罚相互之间可以并用。由于诸种行政处罚形式几乎都可以并用，这必然使行政处罚的操作遇到诸多障碍。在笔者看来，由于《行政处罚法》是在我国行政处罚实施的规范化程度和行政处罚制度化程度还不高的背景下制定的，因此没有对行政处罚并用的原则作出规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处罚并用的制度规则甚至原则，但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寻求相应的原则，正如杰尼索夫所指出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得借口立法的不完备而不解决案件。他们应解决在法律中寻找不到直接答案的问题。在某些案件中立法如不完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采用类推的方法—法律的类推与法的类推。这种方法即是对于某一事物引用规定最相似之条款或就该国立法与政策之总精神而引用适当的条款。如法律中对于如何解决该具体案件如无直接的指示，就应该根据与该事件最相适合的法律来解决，或根据国家立法的总原理与政府的政策（法的类推）来解决。” [12]即是说，行政机关必须依相应的原则实施处罚并用。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公平原则、公正原则、过罚相适应等原则应当是第一层次的原则；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第三层次的原则应当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独有原则。笔者认为，质量对应原则应当成为处罚并用的特有原则，即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种类、确定处罚中何种处罚为主、何种为辅。如果某一处罚使一违法行为人的过错和责任对应起来了，此时就不应当再选择新的处罚种类，即应当排斥并用。

（二）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我国目前行政法规范中除了罚款不能并用两次外，对其他并用似乎没有限制，主要体现为：一是我国法律在规定处罚并用时，几乎都是羁束性规定，即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必须将两个不同的行政处罚形式共同使用，而不是选择是否合并使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规定的三个处罚形式似乎是处罚机关必须选择的。二是我国相关法律文件虽没有规定处罚并用，但也没有规定禁止并用的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20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35条的规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书、维修许可证书而从事生产维修活动的，违反本法第92条、第147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取得公共航空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通用航运经营许可证而从事公共航空运输或者经营性通用航空的，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生产、维修或者经营活动。”该条虽只规定了一种处罚形式，但并没有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手段。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就常常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并用其他处罚形式。上述表明，国家应当通过法律规范对行政处罚并用作一些禁止性规定。首先，可以规定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这样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并不多余，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立修正案的方式、或者制定单行法典的方式确立这样的制度，换言之，该制度的确立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其次，法律应当禁止两种处罚种类接近的处罚形式的并用。例如罚款、没收财物、退还原物等基本上都是经济性制裁，若干种经济性制裁同时使用既可能让行政相对人无法承受，又有可能无法执行。再次，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并用的种类，如可以禁止在经济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精神处罚的并用，或在精神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经济处罚的并用。

（三）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原由多个部门行使的职权。” [13]显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行政处罚的主体由原来的相对分散化变得相对集中化。行政处罚并用是基于一个违法行为而论的，依行政法理论，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由一个主体追究责任，如果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确实违反了多个行政法规范，对多个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造成了阻滞，那么，多头部门应当具有追究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是，这样的追究同样不能分散进行，而应当集中以后进行，即若干行政机关可以针对当事人的这一行为实施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在这种共同行政行为中，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而不是多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形将会增多，正如前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了多个领域的处罚权，必须将一个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规范的情形予以集中和统一。由此而论，行政处罚并用的主体应当通过法律手段限定为一个主体。

（四）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一个有关行政处罚的程序法，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的程序条款，如行政处罚设定的程序，行政处罚管辖、行政处罚适用，尤其关于行政处罚的决定规定了三个相互联系的程序规则，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等。当然，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其中一些程序规定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该法对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了四种情形，包括应受处罚的情形、不予处罚的情形、不得给予处罚的情形、案件移送的情形。这些规定从表层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若从深层分析则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没有涉及到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问题，而我国的一些部门行政管理法在规定行政处罚并用以后亦没有规定并用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外资金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有关分行有权责令纠正、调整业务或者补足有关资金，并可以处以五千元至三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这一并用的行政处罚依何种程序操作我们无从知晓。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应当有独立的程序规则，而目前行政处罚并用中并没有主次之分，可以参照刑法中主刑与附加刑区别运用的方式在行政处罚中将主罚与附加罚予以区分，然后，可以规定若主罚能够达到制裁目的的就不能再适用附加罚。 

注释:

[1]对于行政处罚竞合，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是，行政处罚竞合与行政处罚并用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处罚竞合是针对行政处罚行为人的违法性质及这种违法性质在处罚过程中的职能交叉而使用的，它主要不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处罚中的种类，二者可能有部分重合关系，但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2]行政处罚的种类在传统教科书中主要指行政处罚所分布的行政管理领域，如工商行政处罚、税务行政处罚、物价行政处罚、土地行政处罚等。而处罚的责任形式是罚则，这与刑事责任中的罚金一致起来了。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将罚则改为种类欠妥当。

[3]在刑事法学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称谓一般用行为人，笔者为了将刑事法律中的行为人与行政法中的当事人予以区分便使用了行政违法行为人概念。

[4]行政法所设定的关系形式对其他部门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法治实践中，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常常要以行政法关系为基础。如2006年9月11日，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火车轧断少年左腿案，就是依据行政法规范作出的民事调解。案情如下：陈秋就读于栖霞区尧化门一所外来人口流动学校，距校门口60米就是一条铁路。校门口的石梯可以直通到铁路旁。2004年11月26日中午，陈秋放学回家，见铁路上停着一辆火车，就与几个小朋友一起通过石梯走到铁轨上，爬上火车车厢玩耍，这时火车突然启动，陈秋慌忙从车厢跳下，结果左脚被拖入车底，被火车轧成6级伤残。2006年3月17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律师当庭出示两张照片，证明陈秋受伤，铁路部门存在严重过错。一张照片是学校门前的石梯没设防护措施，上了石梯就是铁轨，石梯的不设防让小学里的孩子们能轻易走上铁轨，极易发生危险；另一张照片是紧邻铁路两边是一座村庄，证明这段铁路不在荒郊野外的无人区，人口众多的村庄到铁路的最短距离不足50米，附近还有小学，但铁路两旁却不见护栏等隔离设施，显然违反了2005年4月起实施的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立标桩，并根据需要设置围墙、栅栏等防护设施”的规定。2006年5月11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铁路部门在直通铁道的石梯处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赔偿陈秋各项经济损失20.5万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南京市中级法院调解，铁路部门同意赔偿陈秋10万元，并承担一、二审案件所有的受理费、诉讼费。参见孟亚生：《左腿被火车轧伤少年获赔10万元》，载新华报业网：ever. xhby. net/content/2006 -09/19/content_1404596. htm，时间：2009年9月19日。

[5]行政法典与行政事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行政事项常常有多个行政法典进行规制。例如，我国有关城市建设的行政法规范就有多部，它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立法层次之中，但在规制事态的适用中两个以上法典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合；有时，规制两个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在适用过程中也有可能重合，例如，调整土地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有可能与调整税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在适用中重合，而这两个行政法规范调整的事态并不相近。一个典则中的多个条文之间的重合更是十分常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时就有多个条文之间会形成对事态调整的重合关系。

[6][英]h．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56页。

[7]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起初尝试是与行政综合执法结合在一起的，这都基于《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后来在施行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似乎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其不再与行政综合执法相等同。究竟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与行政综合执法放在一起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对它单独进行制度设计是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8]复合违法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问题，这种复合违法的状况要比犯罪中的一个行为触犯多个罪名的状况常见得多，只是我国行政法学界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层次而已。在行政法学理论中构设复合违法的概念和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9]“牵连犯就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而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参见邹瑜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

[10]参见谢发友、李萍主编：《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

[11]《行政法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