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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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范文第1篇

一、加入WTO后，中国纺织工业取得快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外部因素

加入WTO之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受双边贸易的限制，获得的贸易待遇低，并且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稳定，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各种关税壁垒的限制。加入WTO以后，我国在多边贸易的基础上享受成员国的优惠待遇，为我国纺织品出口开拓新的市场、新的领域，为形成多元化、多边贸易新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在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工业的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纺织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也大大增加了我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二）内部因素

1、产业链综合竞争能力较强

我国完整的纺织产业链和集群化发展模式使我国纺织产业具备了较强的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竞争优势，也是维持我国纺织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地位的重要支撑。

2、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将长期存在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纺织行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3、纤维原料资源丰富多样

我国是世界上纤维产量最大、品种最丰富的国家，拥有棉、麻、毛、丝等多种类的天然纤维原料，化学纤维和化纤原料产业加速发展和升级也将为我国纺织行业在原料获取方面的竞争优势注入新的活力。

二、当前我国纺织工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新挑战

（一）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削弱

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劳动力成本价格的上升，原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印度、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对纺织业的大力发展，我国纺织工业依靠传统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

（二）出口发展方式尚未彻底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纺织行业出口增长方式仍以数量规模型增长为主，出口企业主要以常规产品加工制造为主，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自主品牌出口和具有自主控制力的国际营销网络严重缺失，核心竞争实力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不足以支持我国纺织行业向国际产业链高端全面升级。

（三）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条件也随之改变。相关的法律文件细化了中国纺织业发展在国际贸易中所享受到的权利和义务。与此同时，中国入世几年来，双方的贸易摩擦也从未间断过。据统计，2001―2008年，国外对我国纺织品共发起55起特别保障措施。而2009年全球针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产品的各种贸易保护案件更达到历史新高。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全球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反倾销有关的案件共45起。其中涉及化纤长丝、化纤短纤、窗帘、织带、电热毯、帘子布、棉纱、床单、亚麻、窄幅织机等自原料至终端的一系列产品。

除了政策性的贸易保护外，一系列的技术性壁垒也不断呈现。从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身心健康来说，有些技术性壁垒是合理的。但更多的技术性壁垒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采用歧视性标准，限制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进而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与一般的政策性贸易保护相比，技术性壁垒手段更具隐蔽性。技术性壁垒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设置贸易障碍的主要手段，如欧盟的REACH法案、美国的劳工保护等等。

三、应对新挑战的策略

（一）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纺织行业把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全方位开展应对贸易摩擦工作。加强双边对话和沟通，对于违反世贸规则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做法，在必要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对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宣传培训、法律咨询，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诉。

（二）建立和完善出口监测和预警体系

纺织行业分散程度高，全行业出口企业多达数万家。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纺织行业出口监测以及预警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公共信息平台，及时行业出口重点产品的监测和预警信息，提高我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快速反应能力，降低行业的国际市场风险，保障行业出口的健康发展。

（三）加快标准化建设

标准是纺织行业科技支撑的重要方面，采用先进适用的标准能够有效提高全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而掌握制定纺织产品标准，特别是高新技术纺织品标准的主动权则是我国纺织工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

要根据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加快推进纺织新材料及相关产品、生态纺织品、功能性纺织品的产品质量、检测标准，节能节水环保印染新技术配套标准等方面标准的研究、立项、制定、修订和国际标准转化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加强国内标准制定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强化我国纺织行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组建行业标准化建设专家队伍，提高标准化建设工作效率；加强标准宣传，提高行业标准化信息服务、培训服务能力，提高全行业的标准意识和标准实施的有效性。

（四）加强行业自律

要加强对出口自律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监测和预警体系，鼓励和引导纺织企业自觉减少低档次和低附加值产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预警体系中敏感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市场竞争秩序，不进行恶性价格竞争。继续推进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推广和认证工作，突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纺织行业出口的限制作用，全面提高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五）增强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要围绕高性能、功能性、差别化纤维及其产业链开发应用，天然纤维高附加值产品及先进工艺技术开发应用、产业用纺织品开发等纺织行业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多渠道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加快产业化、工业化进程，全面提高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市场需求，在这些领域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新产品开发，形成具有较高附加值、符合市场需求的家用、产业用制成品系列和能够引领新技术、功能化流行趋势的纺用纤维、面料产品系列。

要加快建设纺织行业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组织发展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纺织生产企业、产品应用企业在内的自主创新产业联盟，建立完善的产学研体系，形成科研机构、纺织产业链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对接，有效解决创新成果转化缓慢、技术研发与市场脱节等自主创新的瓶颈环节，有力推动行业出口产品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效提高行业出口竞争力。

同时，行业组织要积极完善信息、技术、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加有关国际市场先进纺织技术和产品流行趋势的信息供给，组织企业与国际市场需求终端进行对接，帮助企业培养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技术人才，提高企业的创新反应能力；促进国内纺织产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努力开拓多元市场

鼓励出口企业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如东南亚、南亚、中东、拉美等，增加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行业以及相关产业间多种形式的合作，扩大在其国内市场的销售，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缓解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带来的市场风险。

（七）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

鼓励广大企业，特别是面临较大成本上升压力和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东部服装制造企业采取收购、租赁、合资合作等多种投资方式，在劳动力、原材料、地域条件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制造工厂和加工基地。突破纺织企业“走出去”的传统范畴，除在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地区投资设厂外，鼓励具有品牌培育条件的企业在主销市场设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在欧洲、美国等纺织产业技术、时尚集散地设立研发、设计、创意中心，全面加强纺织行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优化跨国资源配置，扩大出口。

新经济政策时期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新特征；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0-02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加入世界WTO组织，我国进一步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不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资本，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贸易项目越来越多，这时，就加强了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周期。在此背景下，我国也逐渐的对其展开了研究，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重视的时间较晚，研究的时间不是很长，使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还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加强对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良好的保证。

一、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走向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增长的重视，不断的对其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的发现了世界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可以应用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世纪初期提出的新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将其分成6次不同的长波周期，第一次为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界50初期年代，主要的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开展；第二次为18世纪50初期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末期，主要标志为钢铁行业快速的发展，以及铁路建设的出现；第三次为18世纪90年代末期到1949年，主要标志为电力大范围的普及，以及汽车行业快速的进步；第四次为1949年到1980年，主表表现为石油化工行业快速的发展；第五次为1980年到2011年，在这一波动周期内，包括了很多的内容，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劳动最组的形式不断的变更等，原本可以使经济的发展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开始逐渐的出现下降的趋势[1]。从2011年开始，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小，世界各国的经济开始缓慢的复苏，从而使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到第6次周期当中。而由于经济刚刚进入到第6次波动的上升阶段，起到了一定的过度作用，使世界经济发展以U型体现出来，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不论是新技术，还是新产业的形成，都还不是很完善，据有关专家估计，只有到了2040年，新技术才能不断的完善，新产业才会逐渐的成熟，才能使世界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2]。

二、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

在当前阶段中，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经济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因此，为了使人们对其具有更好的了解，本文就通过VAR来建立出相应的模型，并应用最小二乘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动性增强，同步性趋势显著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多的传递方式，如贸易活动中的传递，金融投资方面的传递等，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就会出现明显的国家之间联动性增强，同步性趋势显著的新特征。根据相关调查可以发现，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为增长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3.36%，其中又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1980年到1984年的上升阶段，1984年到1991年的下降阶段，1991年到2000年的上升阶段，2000年到2007年的下降阶段，2007年到2011年的上升阶段。其中，从2000年开始，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步性趋势更加显著[3]。并且，根据VAR模型评估中还可以发现，在拟合优度中，除了美国、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都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巴西、南非等国家增长的作为明显，这就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更深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当中。虽然有一些国家的经济联动性有所降低，但是在整体上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

（二）非周期性波动因素的影响变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常常会出现一些随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增加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从而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对非周期性波动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能够对其造成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通常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种类，分别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因素，国家或地区内部的政治因素，以及自然情况下产生的因素。而在当前阶段中，对世界经济周期进行深入的分析后就可以发现，非周期性波动造成的影响在逐渐的变大[4]。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非周期性波动因素，例如在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在2004年，出现了大范围的禽流感病毒，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等，本文就引入危险系数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表示，同时结合世界各国的生产总值与世界生产总值，构建出相应的回归方程，将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5]。在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各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还是世界整体的生产总值，与其滞后性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所，在前一期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下，本期的生产总值也会得到一定的增长。并且，在任何一个模型中，拟合优度都高于0.95，体现出了其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还可以发现，不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因素，还是国家或地区内部的政治因素以及自然情况下产生的因素中，都会通过一定的危险系数体现出来，并且，大多数的危险系数小于零，这就正好说明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非周期性的影响较为巨大，导致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周期。

（三）国家政策起到的作用逐渐增加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策起到不同的导向作用，根据其导向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两种，一种为内部政策，包括了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另外一种为外部政策，包括了贸易政策以及汇率政策，在本文分析中，对贸易政策进行分析时，可以用各国的出口与进口贸易作为衡量指标；对汇率政策进行分析时，可以用不同国家的汇率变化情况来衡量；对财政政策进行分析时，可以用各国的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对货币政策进行分析时，可以利用各国准货币年增长情况来衡量。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在结果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的拟合优度都在0.6以上，而且还有少数国家的拟合优度在0.9以上，说明了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在出口数量、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准货币年增长情况都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对出口数量、汇率变化情况分析时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起到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6]。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应对当前不同国家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

（一）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动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事实施，加强了我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使我国经济发展的类型发生了转变，逐渐的向着以出口导向为主，以引进外资为辅的发展模式，这时，就使我国对外具有严重的依赖性，当外部经济出现一定的问题时，一定会对我国造成严重的影响[7]。因此，增加自身的内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当前阶段中，依然是以生产行业为主，而我国内部的资源数量往往是有限的，需要从国外进行大量的进口，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要积极的加强材料资源市场发展，有效的参与到相应的市场环境中，提高我国在材料市场中的地位。而且，还可以加强科学研究，研究出新的材料，或者是新的技术，减少对传统材料的需求。并且，在我国当前世界贸易活动当中，主要的贸易伙伴多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口的数量超过了一般以上。因此，为了使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就要开拓出新的贸易伙伴，降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将贸易活动进行分散，避免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对我国造成严重的影响[8]。

（二）构建完善的非周期性波动因素安全预警机制

在非周期性波动因素中，包括了很多的内容，如人口的数量、资源的使用情况、科技的发展情况、自然灾害的发生、地缘冲突事件等。其产生的时间无法推测，但是往往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随着贸易与金融活动的进行，逐渐向外进行扩散，从而使世界经济造成影响。因此，为了使经济更好的发展，就要构建出完善的预警机制。在预警机制中，就包括了对经济的预警机制，对政治的预警机制，以及对自然因素的预警机制。在经济预警机制中，要拉近我国与实际之间的联系，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减少负面波动的产生；在政治以及自然预警机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出合理的资源供应链，保证我国材料资源得到保证。而且，其中还要对环境问题产生重视，使我国向着低碳的方向发展[9]。

（三）科学的利用国家政策进行调控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就要科学的利用国家政策进行调控。首先就要将财政体制进行转型，使其向着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对其进行利用，推动了民间投资，使投资更加的科学与健康，有效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且，还要建立出完善的货币政策，不仅要求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企业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更大的作用。其次，是要将政府的智能进行相应的转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新确定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界限，避免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干预活动。而且，在地方政府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将眼光放长，制定出长久的发展战略方针，并根据社会实际的变化情况，及时的对其进行调整，制定出科学的投资与产业政策，为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保证[10]。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前阶段中，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我国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为了使我国的经济更好的发展，本文就从三个方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其具有的新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应对对策，为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社会会逐渐的进步，经济周期波动也还会随着不断的变化，本文的研究就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对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的研究步伐就不能停止，保证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更新与完善，使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效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余韵，陈甲斌，冯丹丹等.基于合成指数模型的中国煤炭行业周期波动研究[J].资源科学，2015，06（05）：969-976.

[2]刘金全，刘达禹，张都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软着陆”态势与持续期估计[J].经济学家，2015，07（06）：48-57.

[3]张兵.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5，12（03）：3-18.

[4]杨杰，叶小榕.世界经济新形势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流量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5，01（05）：52-54.

[5]祁树鹏，冯艳，李京晓等.经济周期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5，05（04）：1-14.

[6]周大鹏.影响新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研究[J].科学发展，2015，10（07）：50-60.

[7]杨树坪.国民经济安全视角下房地产泡沫治理研究[J].管理观察，2015，06（29）：13-73.

[8]孙红.对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6，04（03）：218.

新经济政策时期范文第3篇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 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正趋于白热化，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以指导经济为指导思想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高竞争强度的要求。现代国有企业领导层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如何改进管理模式、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通过分析国企现有的管理模式对核心竞争力的制约性，提出符合企业现状的改进策略，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陈旧管理模式导致核心竞争力偏低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总体水平偏低，除了受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规范的企业制度，员工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不足，技术创新体系还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外，主要还受落后管理模式的影响。

1.管理模式陈旧，企业整体利益受损

传统国有企业采用以关系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其中包括物质至上、论资排辈等方式。此种陈旧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应对市场经济快速增长和竞争压力日趋严峻的需求。在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引导下，国企员工表现出工作效率低、工作积极性低下等现象。

在关系管理的模式下，企业内部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勾心斗角上，从而忽略了企业的整体利益。管理职位的论资排辈扼杀了员工升迁的希望，导致员工的工作热情低下，而不具备相关能力的人员却占据着中高层管理职位，使得企业管理出现决策上的失误。受管理以物为主思想的影响，企业管理呈现出以物为主、忽略人本管理的现象。

正是由以上种种原因直接导致了国企员工把重心放在为自己谋私利上，忽视了工作的职责所在，导致企业整体利益受到损害。

2.核心竞争力受重视程度不足

国企的管理者并没有跟随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变原有的观念，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由于要应对当前的竞争压力，过分强调当前利益，许多国企并未考虑到企业长远的发展。

因此，当前国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通过采纳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改进管理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1.强调整体利益，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国企在面对市场竞争时，需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国企必须将经济效益、企业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目标。而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强调企业整体利益的核心地位是目前国企管理模式改革的首选之路。降低职位混乱、公款滥用等情况发生的概率可以通过强调企业的整体利益得以实现。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以保障所有者的利益作为最终目的的。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公款滥用等情况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确保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因而，通过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制定出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的管理体系，并付诸于实施是目前国企改进管理模式、改善经营状况、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2.联结企业与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员工工作积极性及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联结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的整体利益，让员工认识到，只有企业整体利益提高，个人的利益才会相应的提高，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联结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的最有效方法是采取年终奖励机制，对表现优良、对企业做出特色贡献、已经按时完成工作指标的员工给予不同程度的奖金作为奖励，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提高其工作效率。员工认识到企业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促使自己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企业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直接增强了企业的生产、研发等各种能力，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3.加强财务管理，保障企业和员工的利益

职务侵占、公款滥用等现象在国企现有的关系管理模式中滋长，持续损害着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因此，国企的首要任务是借鉴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模式，通过加强审核力度、领导直接负责制等方式，改善现有的财务管理模式，降低公款滥用等现象的发生，保障企业和员工的利益。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审核财务票据、企业决策者直接管辖财务部门、构建现代化的财务管理体系等。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还能够节约企业的管理成本，保障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提高核心竞争力。

4.加强信息化管理，增强应对能力

是否能够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准确并快速的做出反应，是衡量一个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信息系统引起足够的重视，采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保证企业信息流的畅通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汇总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信息，采用财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发掘其隐含的市场信息，并将信息快速地提交到企业决策者手中，为企业能够针对市场信息做出快速准确的应对提供支持。信息准确做出的决策才能正确，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处于有利的位置。

三、结论

管理模式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低。针对现有管理模式中的不足，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其进行改进是目前国企面临的首要问题。解决了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不足，也就是解决了核心竞争力中存在的不足，从而保障了企业在激励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景怡：现代企业管理目的分析[J].市场与管理，2008.6

[2]陈磊：对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存在问题的分析[J].西南工业，2008.3

[3]张淑云：现代国有企业管理方式改革[J].西南工业，2008.11

新经济政策时期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险资本市场；自主创新；政策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24－03

目前在我国，小企业提供了约66％的发明专利、74％以上的技术发明、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真正实现产业化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5％。我国在1999年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至今共资助了5000多个项目，由于缺乏市场支持，风险资本的成长较慢。即使从2004年中小企业板在深圳成立以来，截至2007年10月底该板块上市公司仅有176家，与我国13万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规模不相称。就上海市而言，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仅有6家，更是与上海市科技创新水平极不对称。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对资本市场融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应该说，这也是现代金融服务业要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科技创新的自身发展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构建一个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是我国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

一、上海市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与存在问题

上海市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前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无论是基础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都是如此。直至1999年8月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成立，上海市资本市场开始逐步服务于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的转化。上海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属于“政府主导”模式，以上海创投为代表。上海创投采取“基金的基金”模式，吸引海内外各种社会资金，并联动科技界、金融界、产业界建立了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体系，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小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但是，从上海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创新型城市”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来分析，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对资本的分类与风险资本对资本市场发展、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推动作用的认识不够充分。资本的形式可以分产业资本、风险资本和金融资本三类，近年来上海市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总量不断增长，而风险资本增长缓慢，在三类资本总量中的比例偏低，与发达国家风险资本的比重相比更是有很大差距。尽管上海创投自身发展迅速，由起初的6亿元到2006年的30亿元，但是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相比，风险资本的总量仍然偏少、增长缓慢。

其次，境内外创投合作以及创司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在上海金融人才与金融环境优势的吸引下，外国风险资本纷纷进入我国，但近年来越来越少地投资于科技型企业，这说明我国现在缺少引导他们为我国自主创新型经济做贡献的对策。同时，上海的很多私企创司是由母公司企业拿出部分资金从事专门投资业务组建而成，组织形式上一般隶属于母公司，对创投业最适用的“有限合伙”制的组织管理制度缺乏必要的共识，真正以“有限合伙”制运作管理的不多。

再次，“政府主导”行为的挤出效应显现，市场化创司发展的“环境边界”僵化，支撑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我们发现上海市政府创立的上海创司以及相关的政策，对私企创司或国外创司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公司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一些研发机构和科技园的合作，基本都是同股同酬的投资收益模式，比较美国政府出资三分之二受益10％的特殊投资收益分配机制而言，上海政府的投资收益机制不合理，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求；第二，根据调查，上海市近年来成立的从事或挂名的创业投资公司已经有50余家，但是这些公司的投资方向大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性创业无关，这说明我国吸引市场化创司投资于科技创新的激励明显不足；第三，政府控制了一些技术资源、信息渠道以及相关政策等，限制了创投资本发展的“环境边界”，产学研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机制不顺，现有中小企业自身的科技水平偏低，而高校的技术由于体制问题也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真正走到前台。

最后，创投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投资和实现价值升值仍然比较困难。“退出难”是国内创业投资机构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应该说，上海创投与金融投资机构、产业机构合作，对退出渠道进行了积极探索，实现退出的项目大多是通过并购完成的，这与国外创投项目退出方式接近。在国内处于技术领先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市场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并购业务的发展。但是，国外大量项目的并购是通过OTC市场实现退出的。相对而言，产权市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投资和实现价值升值的功能弱小，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有限。同时，上海市对于中小企业IPO方式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二、上海近期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支撑科技创新的可行路径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创投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技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都会造成在某个“时段”(如处于种子期的科技项目)私人资本望而却步，出现“市场失灵”，这种现象只能靠政府去填补。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不能以市场化手段激励国外与社会风险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政府在此方面的大包大揽也是不足取的。就上海市而言，“政府主导型”模式需要向市场化方向作出适当的调整，政府目前的可期作为和可行路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推进“有限合伙”制：为境内外创投合作以及创投管理建立有效的机制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有限合伙制是促进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机制，国外创投大多实行的是有限合伙制。这种有效机制能够有利于促进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有利于鼓励创业，并形成创业一成功一成功后再创业的良性循环。

近期内，政府可以宣传上海创投基于“有限合伙”制发展的成功经验，向私企创司推广“有限合作”制管理模式，使之成为国内外创投合作的机制，共同支撑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二)提升动力机制：由上海创司试点，实施鼓励与激励政策，增强国外与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同时，市场化发展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并放松、创造有利于创业风险资本发展的“环境边界”

美国通过向委托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在公开市场

募集资金，以出资三分之二受益10％的特殊投资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组建小企业投资公司，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向科技型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上海市政府可以考虑借鉴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在鼓励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调整中，先由上海创司试点，增强对国外基金、特别是国内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创新的吸引力，以政府较多投资较少收益的激励机制引导创司资金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

与公募市场的发展相比，中国私募市场的发展相当滞后。上海近期内应考虑避重就轻，先从私募股权资本市场着力，以此作为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和支持科技创新的切入点。私募资本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组织管理团队、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这一角度看，私募风险投资公司是一只非常重要的支撑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力量。就政策路径来说，可以让私募股权基金逐步浮出水面，实现公开化、市场化，并以鼓励与激励政策引导其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撑科技创新。(1)在政府配套性融资与出资政策上，如与风险投资共同投资，为企业的融资提供配套服务或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支持性投资等等；(2)税收优惠政策上，如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美国在税制方面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从而使得风险投资税率从49％下降到20％；(3)在政府采购政策上，对一些风险投资企业的产品，为鼓励发展，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政策予以支持。

同时，可以考虑放松、拓宽创业风险投资的“环境的边界”，积极改善创司发展环境的服务性、支持性与规范性，促进产学研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融合，引导高校技术向中小企业转移，也加强对高校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力度，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的一番作为。

(三)强化基础层次的退出机制：整合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升级创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形成区域性OTC市场

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基础层次的OTC市场是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也是大量创投项目为大企业或上市公司并购实现退出的主渠道。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OTCBB可以说是NASDAQ的预备板，大量风险科技项目首先在此市场经受考验。上海市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相对最为成熟，已基本实现了科技成果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2006上半年，技术产权交易增势明显，为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资本动力，实现技术产权交易额68.89亿元，同比增加75.49％；高新技术项目成交同比增加87.14％。这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建设提供了优良的基石和载体，因此上海要积极在产权市场基础上升级创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并以此作为基础层次资本市场，让其承担起区域性OTC市场的重任。

新经济政策时期范文第5篇

摘要：马来亚独立之初，为了保护陷于困境的马来人，政府在以维护土著马来人特权的“马来人优先”原则的指导下，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最初是为了保护马来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1969年的5.13事件为分界点，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势正逐渐沦落，马来西亚社会逐渐从马来人的困境走向华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困境。

关键词：马来人优先原则；马来人困境；华人的困境

一、马来人的困境——马来人优先原则的确立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国家，独立之初，非马来人在马来亚社会中占着近一半的人口。人口比例是马来人优先原则形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马来人和华人间的相互妥协以及历史因素等。“马来人优先”原则是马来西亚政府确定的一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优先考虑马来西亚土著马来人的原则，即所谓的马来人的特权。这项特权由1957年马来亚宪法第89条和153条规定，马来人优先原则在宪法上得到了肯定，并在1963年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得到了继承。“宪法规定，马来人有土地保留权，马来人在公务职位、商业经营及教育机会上有优先权，此项权利之修正与否由最高元首是当时情形而定。”[1]（59）

（一）人口比例。马来西亚主要包括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马来西亚独立之初，马来亚人口比例是49.3%，华人占38.4%，印度人占10.8%。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就集中在土著马来人与华人和印度人上，其中又以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最为突出。这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比例的影响，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占有的较大人口比例，使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马来人感觉到了自身统治的危机，力图削落华人的力量。

（二）马来人和华人相互妥协的结果。马来人优先原则的提出是根源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拥有太多非马来人的公民，一旦没有保护，他们将压倒所有马来人”[2]（18）另外，马来人自认为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但是“华人认为他们已定居马来亚，已成为马来亚人，所以不应受歧视，况且土生的华人已逐年增多。他们都认为既然'生为马来亚人'就应享有一切应有的权利。”[1]（21）但是，“鉴于马来人在现实的经济、文化上较为落后，如不给予扶持，那么就不易使他们成为相同程度的民族”[1]（39）同时，马来人同意给予华人公民权，基于这种考虑，华人对马来人的政治特权做出了妥协。

（三）马来人优先原则的历史传统。马来人的特权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土邦苏丹签订协议，各邦由英国保护，苏丹及其属民保留其。1946年英国的马来亚联邦拟议对马来人的特权全部削除，对各民族一视同仁，遭到马来苏丹及其属民的一致反对。1957年马来亚独立，在制宪过程中，英国人组成宪制调查团同意保留马来人特权，但这种特权应有一定的年限，建议为十五年。[1]（39）这个争论最终以马来人取得完全胜利而结束。

1957年，马来亚宪法依据“给予和获取”及“公平交易”原则，确立了马来人的优先原则，“确定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马来人享有传统的政治统治权，非马来人则享有传统的经济地位。”[3]（50）

此后，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通过国家力量保持马来人的特权来维持其强势地位，并“以马来族为中心”来处理国内的种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这一处理种族关系和国家建构的原则，在独立之后其中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新经济政策——华人的困境

马来人优先原则问题可分为两个时期，独立到1969年属于前期，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给予马来人一些特权，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经济领域仍然是华人主导。从1969年之后，政府不仅在政治上保护马来人的优先特权，这种特权大大扩展到了经济和文化，压制了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缩小了非马来人的生存空间。

使马来西亚政策出现这种转变的是1969年的5.13事件。独立之初，宪法的保护并没有使马来西亚的局面因此得到稳定，各族也未能因此和平共处。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在经济上享有的巨大经济利益产生不满；另一方面，华族与印度族自认为可以优势的经济地位，透过民主形式的选举掌控政治权利。”[3]（155）1971年，总理敦·拉扎克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就是要达到重新分配马来西亚的经济资源，使马来人和其他土著都完全参与到国家各个层次的经济生活中。新经济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给予马来人优先特权。

政治上，在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人员中优先考虑马来人，并以不平等的比例，限制非马来人进入政府部门。“按照各种族4：1或3：1的比例进入政府部门”。[4]（98）1974年，国民阵线的建立，确立了马来人在政治上的占优势地位的格局。教育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强制同化非马来人。1971年，颁布大专法令，1978年出台了“固打制”，使得大批成绩优异的非马来人难以进入本国的大学，而且热门的院系和奖学金也优先考虑马来人，很多华人华人只好选择出国留学。在经济上，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扭转马来人在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限制非马来人经济上的发展。“在此政策下，马来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和特权，非土著公司里一定要有30%的股权是属于土著”。[5]新经济政策是以20年为目标的，很多措施止于90年代，代之以“国家发展政策”，但是马来人优先原则并没有随之结束。

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为马来人带来好处，在新经济政策之下，马来人与华人及其他种族的经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虽然，“新经济政策”中对非土著的歧视一直以来令华人不满，但还是接受了这种结果。新经济政策拉近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差距的同时，也疏远了马、华两族的关系。当马来人的经济实力增加，马、华差距缩小的同时，政府却忽视了非马来人在政治中处于劣势的事实，使马来人享受的特权显得极不合理。这不但没有达到“国家团结”目的，反而由于其强烈的政治意图的政策，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下来。

针对马来人优先这一原则，马来西亚华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很明显是种族政策，它对华人不公平。教育中，公立大学留给华裔学生的名额也非常少，想建立自己的大学也很难。”[6]有人认为，“这个原则只是存在一些行政偏差，马来人优先原则'原先只是因为马来人经济比较落后而产生的优惠政策，虽然可以说后来演变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只是惠及一部分上层的马来人。”[7]

这种差异与他们与马来人的融入情况及其家庭背景有关。有些华人保持着自己身为华人的意识，居住在华人社区，与当地的马来人及印度人接触并不多。有些华人在马来人社会融入得比较好，与马来人及印度人相处，没有族群之分的观念，不以“华族”自称，而是“马来西亚人”。

其次是其经济地位，生活在乡村的华人认识到，在乡村的贫困马来人并没有在特权下得到太多的利益，即使在大学名额、奖学金的申请和政府部门的名额对华人是极其不公平的，但这些优先原则的受益者大多是上层的马来人，而广大下层仍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从事商业的中上层华人能体会到马来人优先原则对华人的不公平，特别是在经济上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而是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行政干预。

从“马来人优先”原则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理应是为了给予在经济上处于困境的当地马来人一些优惠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各族的相处中摆脱落后的局面，与其他各族共同发展。但是这一原则往往被歪曲原本的意义。“在原本的字眼上，这应该是土著的优惠政策，而这个政策是在社会正义下产生。”“若优惠政策被无限扩大就会形成特权，当优惠政策被当成权利来处理，就会伤害其它族群的利益”。[8]

除了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受少生优育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大马华裔人口比率从过往的逾30%，下降到2000年的26.03%，2010年再滑落到24.6%，若以此类推，再多25年或许会减少至15%。[9]随着华人人口的下降，其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力也会相应地有所降低。人口比例变化引起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弱势焦虑。

此前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摩擦的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悬殊，而到了现阶段，他们之间的摩擦转向了政治上的差距，而且其中的角色出现了转变。华人的经济优势、政治弱势转变为马来人占据政治强势，华人经济优势不明显的局面。随着以马来人优先原则为基础的政策的长期推行，华人在马来西亚人口比例的递减，经济优势的衰退，政治、教育受抑制，马来西亚的前景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1]（台）李亦园著.《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6月。

[2]（马来西亚）马哈迪医生著.叶童铃译.《马来人的困境》[M].香港：皇冠出版公司.1981年9月。

[3]（台）张锡镇著.李炳南主编.《当代东南亚政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

[4]顾长永著.《东南亚政府与政治》[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5月。

[5]马来西亚经济政策调整惠及当地华商[ED/OL]，http：//.cn/o/2009-04-23/173015516466s.shtml。

[6]被访者，厦门大学2011级海外教育学院华裔学生，2011.12.2。

[7]被访者，厦门大学2009级人文学院华裔学生，20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