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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规模持续稳定高速扩大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高速增长。最新统计,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2015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412万亿美元,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三,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较2014年1010亿美元同比增长14.7%。中国已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推动和吸引外资的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加之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计划,2004年至2008年期间,服务业直接投资飞跃增长,从23.8亿美元到2008年的461亿美元。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从财政、税收各个方面支持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61亿美元,服务直接投资占总对外投资额比例达到近十年最高值82%。2008年金融危机小幅下降后,2009年服务业直接投资额实现上涨,服务业投资总额达到698.1万亿美元在2014年达到新的最高点903.7亿美元。
(二)行业结构变化尚不明显
从行业分布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行业的分类,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大致分为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类。
从近三年的服务业对外接投资行业来看,占服务业投资总量比重大致排列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仓储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等。租赁和商务服务(包括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等)一直占据了将近50%的服务业总投资额,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比例也逐渐上升,三年内上涨了8%,几乎与批发和零售业持平。科学技术和信息相关产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产值比例上涨一倍。
整体来看,服务业产业结构近三年没有大的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行业发展虽然有进展,但是速度较为缓慢,这也使得服务业投资发展相对不平衡,同时缺乏创新持续性的发展后劲。
(三)FDI区域差异明显
图1 中国服务业对各大洲直接投资2014年存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604万亿美元,其中流向亚洲地区的投资占据总投资存量的68%,其中香港地区占57%。从分布的区域来看,发展非常不平衡,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有90%以上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而相对发达的北美地区和欧洲投资量相对很少。
二、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投资规模小,发展速度慢
从整体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一直都远在50%以下,中国是金砖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服务业占比不足50%的国家。在服务业生产总值发展的限制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着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仅为698.1亿美元,仅为世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太小,资金限制投资和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欠佳。
(二)中国服务业行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七成集中在知识技术含量不高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到50%和20%左右,而科技研究和服务技术,信息业所占比重很小,行业结构偏向严重,这些现代服务行业却又往往是推动整个服务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可直接应用于生产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服务业FDI区域分布不合理
国家统计局2015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而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仅增1.4%。截至2014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6604.8亿美元,全球排名由第13升至第11位。
从投资地区来看,我国的服务业FDI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而美国欧洲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较少。是在中国投资规模和生产成本的限制下,廉价的劳动力和暂时满足国际需求的差异化产品的竞争力将被削弱,如果不加快开发新的投资区域市场,抓住区居民收入高,消费需求旺盛的发达国家及地区,中国服务业FDI将面临被挤出国际市场的潜在危险。
三、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策
(一)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从政府方面来看,各级政府要充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服务业总体发展的重要性,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抓住国内外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契机,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涉及行业来看,行业较多而且比较分散,使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群龙无首,各个行业乃至各个企业之间无法联合运作起来。因此建立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统一管理机构非常重要,政府将一部分的职能转交给行业协会,并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职能,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体制基础,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调统一的发展。
(二)提高中国服务业企业竞争力
中国服务业企业FDI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经验不足,目前的规模也不大,与发达国家企业水平相去甚远,关键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同时也缺乏创新能力,不断学习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加强创新,服务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取得主动权。企业尽可能的扩大服务范围,挖掘还没有被覆盖的区域,跟上消费者的需求,完善服务措施。创造出与传统服务业不用的形式。
(三)加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督管理
(1)由国家指定会计机构定期对企业进行年审,对企业的资信财务盈利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进行评估,并与企业提交的报告进行比对,如有财务报告作假行为必须严惩(2)加强驻外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对企业情况进行实地的监督,并将报告提交国内相关部门。(3)配合国有服务企业改制进度,外贸主管部门行使出资人权利,委托或者授权相应的经理人进行管理,加强国有企业的投资盈利情况监管,从根本上杜绝滥用国有资产,入不敷出的情况。①
(四)培养集聚人才
发展服务业,人才是关键。营造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环境是集聚培养人才的第一步,政府应当加强对服务业发展起到领军作用的人和企业的宣传,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公民进行相应的教育和熏陶,形成全民向往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学习氛围,营造出敢于创新奋斗,不怕实拍挫折的成长成才氛围。(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关键词:服务业;制造业;互动
中国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085―05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跃推动着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进一步加强,关于这些新动向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拟在21世纪这一背景下,对国外有关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献进行述评。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研究新进展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理论认为,整个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比其他生产部门的要低得多,相应的增长速度也很缓慢。而鲍莫尔模型中则将服务仅仅当做最终消费品来看待。随着科技化、规模化等因素在服务业中的渗透,尤其是脱胎于制造业的生产业的出现,使得该模型中对服务角色的定位受到质疑。
Ouhon(2001)在模型假设中将服务完全当做中间消费品来研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wOm(2007)将两者的模型相结合,研究服务作为中间消费和最终消费品时,对制造业就业转移的影响及最终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对服务业在生产中多样性角色的准确认识,使得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出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越来越深入的互动与融合。
Banga和Goldar(2004)在研究印度148个企业集团1980--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时发现,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18年间,印度服务业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从区区的1%猛增到25%,而且推动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这也再次验证了普遍认为服务业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制造业的理论事实。
Goldhar和Berg(2010)则在研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趋势时发现,在服务业试图通过规模经济获得增长和更多利润空间的同时,其自身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的特征,如标准化作业、自动化服务等;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在不放弃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为了寻求差异化而融入了更多的服务元素,如定制化、弹性化、便捷化等。
(二)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研究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阐述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理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生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主要是通过服务外包体现出来。所以,服务外包成为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下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有利契机。
Francois和Woerz(2007)依据1994--2004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成员国的商品与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服务业作为输入品在制造业中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商品出口带来的服务间接出口,并对服务业的开放与制造业出口的总模式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商业服务业开放度的增强对某些制造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机械制造业、汽车业、化工及电力设备行业等。这也表明,离岸商业服务业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大多数技术和工艺密集型产业可以起到提升竞争优势的作用。
除了研究区域经济中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的影响,学者关注的目光也放在了小型开放经济体上。
Gorg和Hanley(2003)从国际外包和生产率的角度对1990--1995年间爱尔兰的电子行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外包服务能大大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下游的制造企业。
Girma和Gorg(2004)也对1980--1992年间的英国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包的成熟度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三)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探究两者互动关系的一种新方式。
Andersson(2004)对瑞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位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生产业分布是制造业分布的函数,反之亦然。这种联动效应的产生是基于两种产业间存在“供应商一客户”关系的假设。制造企业得益于生产企业的短距离供应,而服务供应商受惠于制造企业带来的接近客户的机会。制造企业的就业区位受制于与生产企业的接近程度,但与制造企业的接近程度并非生产企业区位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生产业是为其他服务业服务的,这一点在经验和实证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另外,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业的可接纳弹性要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
Schwartz(2006)根据1995--2002年以色列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区位数据,研究发现,商业服务业和高科技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大都市,高科技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
(四)基于产业层面研究
近年来,有关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层面的互动研究颇受关注。
南非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黄金、钻石、铂金和煤炭等。Hodse(2000)依据当地石化行业的龙头企业――萨索尔(sas01)集团的发展历程,研究生产业与矿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了生产业在矿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方面的贡献程度,矿业企业的需求对国内经济接纳新型服务业的影响程度,服务业作为技术转移渠道的深入程度,以及生产业外部市场的变化对其组织形式、矿业企业劳动力分布和技术扩散的影响等。
随着全球商业往来的日益频繁,空中货物运输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之一蓬勃发展。Bowen和Leinbach(2003)就对东南亚地区的空中货物运输业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着重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与货运业的关系,结果发现,制造企业的知识密集度、企业规模和国际化程度极大地影响了其对空运服务的需求。
二、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具体影响
因素研究新进展
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影响产业增长的因素有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目前,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和技术两方面。
(一)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因素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溢出效应,而对外直接投资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持续转移更是一个长期现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60%,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持
续减少,从42%下降到34%。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Doytch和Uetum(2011)选取了6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样本在1990--2004年间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比从44%上升到55%,而同期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比则从33%下降到21%。他们还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数据,根据索罗模型,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规模等不同角度来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服务业各产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尤其是中、低收入经济体和制造业发展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绝大多数的产业都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大部分非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却会通过对制造业带来的消极效应来影响经济的增长。
Raft和Ruhr(2001)根据美国1976--1995年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追随下游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此外,生产业的多样性也有助于降低下游企业的制造成本,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更富于吸引力,为当地的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
Gross等(2005)也曾对日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行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制造企业的跨国经营会吸引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跟风效应,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变成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跟着服务业跑,由此,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等途径对下游制造企业产生的拉动效应不仅在发达国家表现突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也表现明显。
Fernandes(2007)对1997--2004年间东欧和中亚国家服务部门的绩效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在肯定以批发、零售、内陆贸易、电信和房地产为主的服务业对劳动就业和产业增长的影响力呈增长态势的同时,也发现服务部门之间生产率的异质性增长。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信息通讯技术使用频繁的服务部门表现出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金融、通信等服务部门的开放对于下游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Femandes等(2011)从智利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生产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拉动本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7%。比外,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刺激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
Wong和Tang(2011)也对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内,对外直接投资的流人和制造部门与服务部门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Javorcik和li(2008)对罗马尼亚的研究也发现,零售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下游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有关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机理,Arnold,Javorcik和Mattoo(2011)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答。他们对于捷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服务业改革成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引进国外的服务业企业是制造业受益的关键方式。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引进更多现代服务业企业可以带来更多的新型服务,如金融管理工具、运输服务模式和信息增值服务等。这些新型服务可以帮助制造企业改变他们的生产运营管理,如网上接受订单和建立网上招投标系统等。
其次,服务业开放可以使得原先只针对特定大客户的标准化服务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如乡村地区的网络覆盖和针对小企业的咨询服务等。这项进程会使小型企业和偏远地区的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Javorcik等(2008)对沃尔玛超市在墨西哥的扩张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通过私有化、竞争和国际成功企业的进入,现有的服务会变得更可靠。如电信和电力行业对于国内外投资者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也会使信贷举措更加果断。这些改进又会反过来减少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耗费和运营成本。
(二)技术因素影响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Barras(1986)就洞悉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技术流动规律。他根据技术波(TechnologyWave)流入服务部门引起其创新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逆向产品周期(RPC:Reverse Product Cy-de)”模型。该模型分为渐进性过程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改善、根本性过程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和产品创新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便是由来自制造业部门的新技术推动的。如制造业中微波炉的发明就为餐饮业扩大了食物准备和加热的可能性,从而引起餐饮业提供服务的方式和速度的变革。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根本性的过程创新,其目的不再是降低成本,而是提升服务质量。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业中自动取款机(ATIVI)的采用和零售业自动售货机的使用。可见,服务创新的第一、二阶段离不开制造业的技术革新。
所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中,技术的影响不可小觑。
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部分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对于生产业的贸易绩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制造业带来的中间需求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是生产业深化国际分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关键因素。
Triplett和Bosworth(2004)以美国为例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飞跃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三)环境因素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环境保护相继被各国提上议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也开始出现这股绿色风潮。
Schulz(2005)对于制造业企业刮起的这股“绿色化”(Greening)风潮对生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发现这为环境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为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品种单一、能力有限,而发达国家在环境产业发展方面的前瞻性使得这些国家的环境服务企业有动力和能力去提供跨国服务,这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也为东道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生产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研究方法
国外通行的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Gorg和Hardey(2003)就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对爱尔兰的电子行业的服务外包现象
进行了研究;二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如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就曾利用投入产出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11个国家的邮政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与商业服务业的数据进行分析,Anita WOlff(2006)也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一些代表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互动进行过研究。
此外,随着服务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创新企业调查数据库,使学者获得更多的微观数据。sohal等(2001)为了研究信息技术(1T)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影响,对澳大利亚前500家大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了81%的反馈,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生产改进和节约成本上,但服务业在产品增值和服务改进方面对信息技术的利用甚于制造业,而且,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企业战略发展的进程中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Fema'ndez等(2008)也是通过西班牙于2000年建立的创新调查数据库,得到了3964家服务业和制造企业的一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制造企业还是服务企业,在决定与研发机构合作时,都会受到溢出效应、研发深度、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普遍认同,对于两者的互动研究趋于局部化和微观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原本只关注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学者开始研究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关系,而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也使研究的焦点更集中在具体的行业上;另一方面,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在理论表达上已趋于完善,在实证检验中也得到证明,部分学者开始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影响两者互动的具体因素。
不过,由于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因素众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涉及的环节会更多,而目前的研究只集中在少数几方面,尚未包含全部因素,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从这方面人手。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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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战略选择
一、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小岛清,1977)。投资国应选择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产业部门(但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本国国内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有利于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增速居世界第一位。从日本海外投资现状看,无不处处显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经济方面的情况和我国目前具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期望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正在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发挥推动作用的客观要求。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产品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农(R.C.Vemon)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弗农将产品周期从该产品进入市场时起划分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假定世界有三类国家,一是新产品的发明国,通常为发达国家;二是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通常为较发达国家;三是落后国家,通常为发展中国家。费农认为,新产品随其产生、成熟到标准化将在这三类国家间进行转移,其转移过程是:在母国生产并出口——转移到较发达国家投资生产,母国减少生产和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生产,母国停止生产,改为从海外进口。
虽然产品周期理论并没有直接讲述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但实际上,该理论通过分析产品在不同阶段其生产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转移的情况,间接提出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根据其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选择不同投资产业的思想。
(三)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威尔斯,1986)。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一旦拥有了这类技术,它们就可以将之推广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东道国拥有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3)拥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产品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力武器。
(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坎特维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特征和产业特征。在地理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基础上,为获取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马亚明,2001)。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很快。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累计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近150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已从过去以贸易领域为主逐步拓宽到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业、旅游等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产业领域。2003年,采矿业、工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继续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聚的领域,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2.6%。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源开发投资占51%(采矿业48%。
农林牧渔业3%),制造业投资占21%,两项合计占72%,其他方面投资仅占28%(批发和零售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0%,交通运输仓储业3%,建设业1%,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1%)。
在资源开发方面,渔业、林业和矿业资源为主要开发对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资源的短缺不仅约束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我国一些企业的快速成长。因此,为了突破经营资源的约束,不少企业纷纷投资于资源开发业。以首钢集团在秘鲁的铁矿项目等为代表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资源短缺的状况,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初级加工制造业是生产性海外投资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部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技术相对简单,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市场需求能力。
2.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低。由于发达国家为保持其技术优势,总是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因而,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和引进外资途径都难以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新产品设计和先进的管理知识等,我国部分企业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设立合营企业或兼并与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
3.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目前,传统的商业、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整个第三产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大大下降,而银行、保险、电信、媒体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大上升,反观中国第三产业对外投资,基本上是低层次的贸易、旅游餐饮等传统三产项目。
4.从业范围出现了交叉进入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与投资主体所在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具体表现在:(1)外贸公司不断扩大境外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向生产领域拓展,在泰国兴办橡胶厂等;(2)工业企业向贸易业和其他行业领域扩展,如首钢集团除在海外兴办钢厂之外,还进入了航运、海产、服装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3)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正逐步向纺织、轻工和电子等行业延伸。这种交叉投资的多角化方式,符合跨国企业的一般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相对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战略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应主要加大以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资源开发业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主要任务
资源开发业仍将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资源开发业应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二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开发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从我国国情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仍处于起步阶段,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资源开发投资占51%,这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三是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针对我国资源缺乏而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我国资源不足的矛盾,相对提高了我国资源拥有量。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源较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例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合资开采恰那铁矿,每年可运回近千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矿石。我国应通过对外投资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不仅可以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应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可以将一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这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50余年的建设,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目前,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所以,这些行业也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适时地转移国内过时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国际转换、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经济寿命、增加利润、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三)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
19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2001年,服务业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2%。与此同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如1997年,服务业FDI流入量占世界FDI总流量比例为47.7%,1999年达到50.3%,2001年则上升到63.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现状分析,虽然我国的服务业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例如在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远洋运输服务、人造卫星发射服务,以及旅游服务方面。200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合计171.49亿美元,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总数达52.5万人。在旅游业方面,2003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174.06亿美元,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由此可见,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领域,它们应作为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
19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一方面,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这一结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将给我国带来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绕过一些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二是可以形成对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即从国际生产的需求或供给方面,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在世界技术创新密集区建立研发机构是取得新技术和提高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跨国并购高科技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快速的获得其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日]小岛清,1977:《对外直接投资论》,日本钻石出版社。
关键词:服务业;服务贸易;FDI,国际投资
一、国际投资及服务业国际投资回顾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际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而FDI作为主要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投资的领域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而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
1.国际投资发展现状。《200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已达到创纪录的19790亿美元,虽然自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FDI出现明显下降。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但从中长期来看,推动全球FDI进一步复苏的因素依然存在。
2.服务业国际投资现状。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但根据联合国对外投资报告显示,到1990年,全球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投资,更是成为了当前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对服务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加剧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最后,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
3.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
三、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WIPS)显示,世界前15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中国位居第一,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抓住机遇利用服务业国际投资将是未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研究表明:在服务业中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最明显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电影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这几个行业没有促进作用;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和社会服务业中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这几个行业的作用也不是很显著。但是教育、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业正是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行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培育要素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成熟行业,未能引导新兴行业的发展壮大,这对于我国服务业的升级转变没有明显的作用。升级转变没有明显的作用。服务业FDI和我国的服务业存在长期均衡,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政府的职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东道国的政策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引导跨国公司的在华服务业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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