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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
一、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
1.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
我国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体运行形势中体现出了喜忧皆有的情况,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回升趋势,全国的总体规模出现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发展情况下对比,基本算持平的状态。这样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中,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渐的回落形式,伴随着国家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在2015年的四个季度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工业经济企业的稳步性发展和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并且和社会融资以及规模型增长之间有着关联性。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对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产对于内需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当前的内部消费增长动力非常弱,很多制造业出现了投资和效益增长都缓慢地情况。因此,说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内动力方面还呈现很多的不足之处。
2.工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
市场时充满着竞争力的市场,具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国的工业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增长了20%,这样和2014年以前相对比,有所回升。在工业发展规模上,出口的交货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长,大约增长了8%,相对于前往几年也有将近两个点的增长力。从出口的目标和目的上看,我国在一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趋势。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长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纺织类、服装类以及鞋类产品,国外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回升性,极大的带动了家具的出口,这样的增长情况让我国的出口业更加完善。
3.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技术革命的深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信息和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3D打印机的出现,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是让人和机体进行有效的智能结合,这些在制造业上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倪端。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在结构上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深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行业的集体化发展。例如,在上海、广东以及重庆等地方,已经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出现了40多个发展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得使用数量上也一直则增长。这样在未来还会有所突破。3D打印机在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行业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预计此项技术在市场的规模上会突破100亿元。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以及创新方面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和国外一些先进的国家相对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产品也集中在制造业的家电和金属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创新力还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对国外的引进,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机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无法突破瓶颈,因此在短期内还需要不断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相抗衡。
4.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因为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对于劣势企业有了淘汰的机制,这样倒闭效应就更加明显,市场的潜在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可能导致银行在贷款方面的风险非常大,当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负债率,这种负债率还在持续的上升。例如,在化学纤维方面,钢铁以及有色金属方面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由于在产的负债率不断的上升,并且产业利润还在不断的下降,这种作用会让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很多的债务违约情况出现,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很多企业除了银行借贷以外,还会使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民间借贷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渠道更多,债务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牵连的债务人就更多。若是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有可能引发负债外逃的情况,这种债务纠纷引发的社会风险会更大。最后,产能过剩对于地方的财务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影响。很多地区因为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接续产业的迟缓性,差能过剩企业的淘汰,让企业的总体数量减少,这样地方税收政策锐减。市场的淘汰性牵动着万千企业,更牵动着万千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这样所引发的失业救治问题就非常明显。
二、工业经济形势政策建议研究
1.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有效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产生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国家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锐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性的作用,以此强化企业的利润受惠面,这样的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可以增加微观的主体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目标,减少一些不科学性的收费,以此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税收的政策要及时的减除,强化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折扣,促进企业技术的强化和改造,让企业利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当作自己前进的梯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对于区域性目标的建设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
2.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杠杆出现,不仅仅能够淘汰落后的企业,还能够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调节。对于产能过剩进行调节是资源优化使用的结果,强化对资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业方面对资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环保以及安全性的生产,制定出完善的科学的行业准入条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产能力的企业进入到市场中,由此也针对市场情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以此引导一些投资者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技术上的结构。对于一些因为产能过剩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实行补偿和圆柱,鼓励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退出市场,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上准确的观察市场的情况,以此减少盲目投资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可以对工业决策以及投资方面进行引导,对企业进行监督,以此给企业指明更明确的投资方向。
3.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连接,让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有效释放,深化体制改革,以此激发出市场对企业作用的潜在能力。对于政府的投资体制进行完善和改变,不断的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的效益,在较大的企业中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业经理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整体创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在提升。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资源要素在价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更加公开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工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工业发展的建议有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春立.中国的放射化学教育与核工业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例[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2015,37(5):381-384.1.
[2]吕铁,贺俊.“十三五”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政策调整[J].学习与探索,2015,22(6):78-83.3.
关键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美国财政悬崖;欧元区统一财政;营业税;增值税
中图分类号:F124
近来,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举措。以下就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进行讨论。
一、当前经济形势基本判断
当前我国的宏观形势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贸易三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
(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个季度连续增幅放缓,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在放缓。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末5个季度中,GDP增长幅度分别是9.7%、9.5%、9.0%、8.9%、8.7%,连续5个季度放缓之后,2012年4月份开始,主要的经济指标急剧下滑,体现在工业增加值4月份增长9.3%,比3月份的增幅下降2.6个百分点,比2011年同期下降4.1个百分点。5月的工业增加值为9.6%,6月为9.5%;第二季度经济增幅进一步下降,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7.6%,比一季度8.1%的增长幅度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为9.2%,达到2012年的最低点。我国经济增长4月急剧下行,二季度到达经济底部。7月继续在底部徘徊。
(二)三大需求面临压力
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这三大需求的指标对于宏观形势数据来说是一种印证。
1.投资
投资数据评估主要不是按月,而是按照1-4月,1-5月,1-6月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为了避免投资指标每月跳跃性较大导致分析有可能不够客观的情况。2012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1-5月为20.1%,1-6月为20.4%,1-7月20.4%。从数据来看,投资增幅较为均衡,1-6、1-7月份均是20.4%,比1-4月20.2%、1-5月的20.1%增幅都有了提高。可以说,投资在底部较为平缓。
分析投资指标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投资按项目划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1-4月投资的下降增幅减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在1-4月投资增长率下降4.1%,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长率为22%,高于总投资增长的平均数,1-5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7.7%,下降幅度比1-4月进一步扩大。1-7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3%,降幅缩窄。总体来说,中央项目的下降幅度较快,但是1-7月降幅缩窄。这说明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幅度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投资下降较快带动的。1-7月降幅缩窄是由于国务院采取了加强中央项目投资的措施。
第二,房地产开发投资。2012年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中央依然没有改变对房地产调控的方略,始终强调对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不放松,主要是指对投资、投机性购房坚决不放松。尽管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对房地产调控在抑制投机、投资性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8.7%,1-5月份是18.5%,1-6月份是16.6%,1-7月份是15.4%,放缓步伐比较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每季度统计,没有月度数据。因此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是通过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得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城镇与农村两类,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80%,可以说代表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列入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里的,不在农村数据中考察。即使农村中有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考察也放在城镇中。固定资产投资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据。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幅放缓较快的因素剔除之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处于回升态势。
2.消费
消费数据是按现价分析,统计局在公布消费品零售总额时还会考虑到扣除价格因素问题。2012年5月份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率是14.1%, 2012年4月份名义增长14.1%,实际增长10.7%;5月份名义增长13.8%,实际增长11%,比4月份提高了。6月份名义增长13.7%,实际增长11.2%,7月份名义增长13.1%,实际增长12.2%,二律背反的情况非常明显,重要因素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从4月份到6月份涨幅明显,4月份3.4%,5月份是3.0%,6月份是2.2%,7月份是1.8%,现在物价较低。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处于回升态势。投资与消费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实际消费增幅在提高,投资与消费这两方面都出现了积极因素。投资与消费实际上是指内需,内需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极变化。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从供给这个角度来说的。经济学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就从供给来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三大产业,而工业是第二产业最主要的主体。如果从需求来看,是三大需求。三大产业与三大需求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经济形势。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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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转型升级是“十二五”期间我们的主攻方向,国家经济平稳运行、建设小康社会,这些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构建新的经济模式,并在我们各个产业领域里塑造出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
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预期
很多国家都在研究经济下行的风险,都想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全世界都期望用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很多国家都制订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计划,但目前看来,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还不够。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既要依赖于宏观政策的调整,也要依赖于我们企业家自身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过去支撑我们经济发展的三大产业都在转型升级。过去20年中,经济的驱动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创新驱动转型。过去的创新驱动比较简单,就是购买设备。但从今天看,买设备还不能完全解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多还是要靠我们在消化、吸收、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持续创新。
第二,向内需主导和消费者转型。全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使我们必须扩大内需。
第三,绿色低碳转型。“十二五”期间,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有明确的规划。绿色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本身也催生出很多新型的产业,比如云计算产业。云计算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节能,云计算带来节能的技术、设备、模式的创新。所以推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过程同时也是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发达国家也是从人均GDP 5000美元开始治理环境,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第四,向制造服务的转型也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第五,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很多行业的重要特征。
工业的转型升级是工业全面优化的过程,两化融合有一些最基本的路径,然而如果仅仅研究这些基本路径,对传统产业升级来说还不够。从工业性质讲,要从OEM向ODM再向OBM转型。中国两万亿元的出口中,50%是OEM产生的,提高ODM和OBM的比重迫在眉睫。
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提升我们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我们现在出口两万亿元,其中出口到美国的就有3000亿元。怎么转型升级呢?我们要从需求链、产业链、资金链、物流和供应链、价格链等多个方向思考,才可以提高我们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高产业附加值。
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面临很多问题。从产业升级的着力点看:第一,要突破核心技术,尽管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因此必须要突破。
第二,打破产业链条。我们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上还有很多缺失,而缺失的环节恰恰是高附加值的领域。
第三,创新商业模式,提高在终端领域的影响力。产业升级就是提升自主设计能力,创造更多自有品牌,自己控制商业渠道,自己创造商业模式。
传统产业的升级体现的是品牌、设计和资源的整合,也体现新的制造模式。从信息产业看,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比如华为和中兴。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产业领域,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些新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时怎样才能领先一步呢?就要靠自主创新。
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提高自主制造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制造基础,无论是基础的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装备还是企业管理,与发达国家比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转型升级也涉及到制造模式、制造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因此转型升级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
加快推进工业转型
我们期望工业转型加快推进,希望通过工业转型来实现我国工业由大到强的历史性的跨越。这取决于每一个企业的努力,要靠每一个技术团队、每一个装备、每一项管理、每一个战略、每一个模式的创新。
转型升级也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在转型升级中,特别是高端产业的转型中,国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再如,发展航空产业,想要发展航空产业的所有环节难度很大,但在某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们要成为出口的大国。
企业无疑是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角色。从政策层面讲,第一要给予产业发展好的政策空间,加大配套设施的建设;第二是营造创新的环境;第三是努力扩大产业需求。在新兴产业方面,政府和企业共同培育和研发非常重要。
完善产业转型的体制机制。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准入制度、价格形成机制、市场机制和运行模式。以节能环保为例,节能环保就涉及到很多机制体制的设计。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如果把电动汽车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电动汽车就将得到很好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