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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出现了五次较大水平的经济周期,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2012年,中国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俯视全球,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国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政府在这场经济华丽转变的舞台上扮演者什么样角色,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着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分析,因此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经济指标,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经济指标。选取样本期(1978年―2012年)的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把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计为Y,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为M,把财政支出计为F,价格指数计为P。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同时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3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mson协整检验方法时,本文运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趋势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协整似然比(LR)检验法显示LNY、LNM、LNF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关系,采用LNGDP、LNF、LNM这三个变量作为VAR系统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值的原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此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图的上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的变化量对GDP自身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的脉冲响应。下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自身的增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对GDP的变化的贡献度。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GDP增加一个标准误差,会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达到最大,而后趋于下降趋势,而在第二年内,货币供应量则会增加0.02,财政支出会增加0.008,二者分别在第三年,第五年达到最大。同样,在方差分解的图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贡献,货币供应量做了17%的贡献,财政支出做了3%的贡献。从上述的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比较明显。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关于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不仅消除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研究分析关于财政支出(F)、货币供应量(M)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把第一个模型独立出来: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从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国内生产总值(Y)之间不但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短期内,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0.159,表明误差修正项对GDP的一阶差分值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而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20,由于数值较小,这表明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而货币供应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365,大于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较明显。从估算的长期均衡关系看,政府支出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具有正影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更能推动GDP的显著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更加明显呢?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从“大财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财政”转变,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更加注重金融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了金融货币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据资料记载,平均来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就会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
从上述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结论,说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从作用力大小来看,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财政政策来说更显著些,由此中国政府更注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进入2015年,在世界经济调整分化和国内发展“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中央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协调配合,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和“十三五”顺利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为使宏观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求进态势,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灵活性,使货币条件松紧适度,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区域政策应协调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等下行压力,宏观经济管理层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初步抑制住了2015年初经济增速较快回落势头,经济运行缓中趋稳,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1.经济运行缓中趋稳,主要生产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同比增长7.0%。从环比看,一、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4%和1.7%,环比增速触底回升。(参见图1)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结构优化。2015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8846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2%,增速比1-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参见图2)
3.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幅度减缓,市场销售继续回暖。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62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比1-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6月份减缓0.2个百分点。(参见图3)
4.社会消费品总额企稳,价格指数相对平稳。2015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916亿元,同比增长10.4%,较1-6月份累计增速提升0.02个百分点。(参见图4)
5.进出口总值降幅扩大,贸易顺差同比下降。2015年1-7月,全国进出口总值累计为22244.47亿美元,同比下降7.2%,降幅较1-6月扩大0.3%。其中,出口12648.23亿美元,同比下降0.8%,较1-6月同比由升转降;进口9596.24亿美元,同比下滑14.6%,降幅较1-6月继续收窄;贸易顺差累计3051.99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
宏观经济前景研判
经济数据及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基本态势没有变,结构优化和改革深化的基本趋向没有变,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没有变。但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实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仍需政策加力增效,即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放活,充分挖掘潜力,着力控制风险,稳步重建新平衡。
1.投资增速下滑与产能过剩并存。2015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4%,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6个百分点。同时,伴随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下半年投资回升的支撑依然不足。
一方面,投资下滑。表现在:一是房地产投资仍未见底。房地产业与金融服务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产业关联密切。015年以来,各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回落幅度逐月缩小,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企稳迹象,在经历了一年半的下行之后,住宅投资增速开始回升。但是受购房峰值人口出现、住宅新开工面积峰值已过、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等规律性因素决定,多数城市房屋空置率上升,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二是基础设施有望在政策带动下小幅回升。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中国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以往逆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财政减收和债务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基建投资资金动员能力明显不足,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三是制造业投资保持低增长。制造业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短期内难以好转。而且,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限制了制造业扩大投资能力。另外,服务业等其他类投资,在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后,增速也明显降低,上半年仅增长 13.8%,明显低于过去 5 年的平均增速。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2015年1-7月,产能过剩行业生产都处于下滑状态,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如平板玻璃、煤炭、水泥、钢铁,分别下降了7.4%、5.3%,、5.0%和1.8%。
从企业效益情况看,2015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0.7%,其中煤炭全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6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下降了68.4%,冶金行业利润下降了22%。说明这些行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产能过剩。
从先行指标来看,采购经理指数(PMI)每项指标均反映商业活动的现实情况,综合指数则反映制造业或服务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5年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仍位于枯荣线以下,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表明经济能力存在一定下行压力;新订单、出口订单指数小幅回落反映出市场吸收不足;采购量进口和产成品订单指数下降,反映出企业信心不足,其库存行为仍在继续。
2.流动性充裕与通缩并存。当前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扩张速度史无前例,但释放的流动性非但没有引发预想中的通货膨胀,全球主要经济体反而均面临通缩的压力。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月、5月、6月、8月四次宣布降低存贷利率和定向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然而,充裕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市场的繁荣和消费的增加,2015年1-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1%-1.6%之间徘徊,通缩压力不减。
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带来结构性的通缩压力。2015年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5.4%,已经连续41个月下跌,通缩风险加大。此外,PMI为49.7,跌到荣枯线以下,创下自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究其原因可见,世界经济增长疲弱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滑与高投资、高出口和高流动性的旧增长方式带来的产能过剩并存;再加上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中国工业产品价格下跌,CPI增速结构性下跌。
二是全球性的去杠杆压力造成宽松环境下通胀率偏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会提高全社会的流动性,货币总量增加,导致物价上涨。但近年来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胀水平却一直处于低位,货币政策对通胀水平的影响趋于弱化。
三是资金“脱实入虚”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概率增大。虽然经历了几次较密集的降准、降息,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降低,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紧张,资金价格高企。同时,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变化、地方债务重组、风险控制加强和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部门吸收资金的能力明显收缩,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资本市场。事实上,在实体经济逐渐降杠杆、降风险的同时,虚拟经济则不断加杠杆,特别是通过场外配资、融资融券等方式,不断推高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3.国际经济复苏与进出口贸易增长乏力并存。2015年,国际经济分化态势逐步缩小,复苏较好的美国和英国增长略低于预期,而欧盟和日本则有所改善,发展中国家增速继续放缓,各类经济体间的增速差异有所缩小,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出现回升。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并没有给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中国带来进出口贸易的全面改善。2015年1-7月,进出口总值累计、出口累计、进口累计等指标均为同比下降,且低于全年预期目标,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减弱。
虽然经济运行中存在较多困难,但是,也要看到积极的方面。如果这些积极因素能够延续,则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有所缓解,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趋稳向好,有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
第一,新型基建投资的关键作用逐步发挥。2015年以来,围绕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政府不断推出改革和政策举措。如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新兴产业、绿色制造业、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四类新的工程等。如果在开拓投资领域、优化投资主体、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对经济运行将会有关键性拉动作用。
第二,消费拉动作用趋于强化。201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较快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五年快于城镇居民。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消费,向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新型消费业态增速迅猛,网络消费正逐渐成为推动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
第三,世界经济呈现缓慢复苏。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经过持续的再平衡调整,经济前景有所改善。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保持稳定,特别是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私人消费支出正在以近六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下行风险有所缓解,出现部分复苏迹象,对中国的出口需求构成正面支撑因素。
第四,增长动力转换势头良好。2015年以来,供给面的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较为强劲,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出很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部分地区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初见成效,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强。
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传统的发展模式遇到阻力,不可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快推进改革进程,实现经济内生增长。
1.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发挥好“自动稳定器”作用。财政政策具有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下阶段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发挥好“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如果地方财力有限,中央可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中央可为地方融资平台转型设定明确过渡期,对债务率总体偏低的省区市,适当放开地方债务规模上限。
一是推动重大工程建设。自2014年9月以来,国家发改委组织推出了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包;接下来,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四类新的工程包也即将推出。这些工程项目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
二是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更多采用PPP投融资模式,改变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局面。国家发改委已着手建立PPP项目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及运营。PPP模式可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
三是拓展资金来源和降低资金成本。为拓宽资金来源,2015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解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通过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不断盘活和统筹使用存量财政资金,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设法满足重点领域和大量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此外,发改委还逐步降低城投债发行标准,允许发新债还旧债,以弥补在建工程现金流未产生之前形成的流动性缺口。
四是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应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稳步提高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各类社会保障和社会优抚对象待遇水平,继续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步伐,加快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从源头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五是稳定出口。抓好已出台的支持外贸增长措施,发展和鼓励新型的出口营销模式,如国际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综合性的外贸服务公司,稳定人民币实际汇率,为稳定出口创造条件。
2.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稳定市场预期。2015年以来,经过连续多次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已经降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不大,金融资源“脱实入虚”情况比较严重。
一是疏通和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杠杆率放大效应下的股市“过山车”,以及股市大跌后的救市行动,都暴露了中国在监管体系、风险管理、信号释放、预期管理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不足。从已知数据看,本轮股市下跌,银行系统受冲击尚不明显,场外配资主体损失也有限,主要是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下一阶段,需要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避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系统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
二是进一步强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基本稳定,适当扩大贬值空间。扩大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的直接交易,降低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提高人民币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风险的前提下,让违约事件自然发生,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强化市场纪律,消除市场扭曲。提高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加快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转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鼓励第三方分析和评级机构的发展,在强化监管中防范P2P、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风险,稳定资本市场。尽快摸清股市融资盘底数、尤其是银行理财资金参与股市的底数,加大国家直接干预股市的资金规模和力度,严厉查处做空机构违规操作行为,尽快稳定市场信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以及对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的交叉传染。
3.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功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国幅员广、地区差异大,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政策,对协调地区发展有重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出台大量涉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区域政策事实上承担了宏观调控职能,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下区域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如何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尤其是跨省域、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发展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区域政策的实施,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扭转了长期以来区域增长“东快西慢”的格局,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区域增长极。
2014年以来,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频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015年又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新疆、福建2个核心、18省份、7个高地、15个港口建设、2个国际枢纽机场,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安排,以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作为支撑,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形成全球化发展新格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空间、新的动力和新的成长极。
4.配套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激励创新。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从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开始,提出深化企业改革,推进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民生保障相关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七个方面,共39项具体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统筹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和国企等多方面改革,旨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具体表现在:一是继续推进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范围;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疏导审批通道,全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加强服务;加快建立政府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规范性。二是把推进改革和盘活存量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深化土地、资源和金融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要素生产效率。
【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20
一、2003―200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一)政策实施背景
从1993年6月以来,针对1992年前后的过热经济状态,中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轮适度从紧的政策使得商品价格从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 %。
进入2003年,中国政策保持着以积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资过热和粮食供不应求问题。
图1 2000-2006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实施措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2003――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国家采取了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等多项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较大幅度调高电解铝、房地产、钢铁和水泥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3.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实表明,此次的宏观调控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维护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判断和决策,会与某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政策实施背景
2008年,次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总体经济形势趋于严峻。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制造”遭受重创,我国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同时股市跳水,对外金融投资出现亏损,投资信心下降。我国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
(1)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4000亿拉动内需);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2)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过劳动法的调整等减少企业负担。(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5)产业振兴计划。(6)促进对外贸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2008年7月份开始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2)2008年9、10、11、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三)政策效果
此轮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导致货币流动性严重过剩,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物价如同“过山车”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4.9%的月度同比涨幅一路上涨,进入5月之后,CPI涨幅迭创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6.5%,创下37个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紧缩性政策
(一)适度紧缩性政策
1.压需求,央行连续十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收紧货币流动性。2.增供给,尤其是粮食和农产品上表现突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补贴农民,对农副产品流通环节进行清理,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上加大投入。3.减环节,为了解决一些大中城市农产品流通环节和成本增加、“卖难买贵”等问题,以加强产销衔接为重点,建设高效、畅通、有序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同时降低流通成本。
关键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美国财政悬崖;欧元区统一财政;营业税;增值税
中图分类号:F124
近来,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举措。以下就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进行讨论。
一、当前经济形势基本判断
当前我国的宏观形势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贸易三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
(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个季度连续增幅放缓,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在放缓。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末5个季度中,GDP增长幅度分别是9.7%、9.5%、9.0%、8.9%、8.7%,连续5个季度放缓之后,2012年4月份开始,主要的经济指标急剧下滑,体现在工业增加值4月份增长9.3%,比3月份的增幅下降2.6个百分点,比2011年同期下降4.1个百分点。5月的工业增加值为9.6%,6月为9.5%;第二季度经济增幅进一步下降,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7.6%,比一季度8.1%的增长幅度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为9.2%,达到2012年的最低点。我国经济增长4月急剧下行,二季度到达经济底部。7月继续在底部徘徊。
(二)三大需求面临压力
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这三大需求的指标对于宏观形势数据来说是一种印证。
1.投资
投资数据评估主要不是按月,而是按照1-4月,1-5月,1-6月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为了避免投资指标每月跳跃性较大导致分析有可能不够客观的情况。2012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1-5月为20.1%,1-6月为20.4%,1-7月20.4%。从数据来看,投资增幅较为均衡,1-6、1-7月份均是20.4%,比1-4月20.2%、1-5月的20.1%增幅都有了提高。可以说,投资在底部较为平缓。
分析投资指标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投资按项目划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1-4月投资的下降增幅减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在1-4月投资增长率下降4.1%,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长率为22%,高于总投资增长的平均数,1-5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7.7%,下降幅度比1-4月进一步扩大。1-7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3%,降幅缩窄。总体来说,中央项目的下降幅度较快,但是1-7月降幅缩窄。这说明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幅度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投资下降较快带动的。1-7月降幅缩窄是由于国务院采取了加强中央项目投资的措施。
第二,房地产开发投资。2012年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中央依然没有改变对房地产调控的方略,始终强调对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不放松,主要是指对投资、投机性购房坚决不放松。尽管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对房地产调控在抑制投机、投资性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8.7%,1-5月份是18.5%,1-6月份是16.6%,1-7月份是15.4%,放缓步伐比较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每季度统计,没有月度数据。因此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是通过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得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城镇与农村两类,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80%,可以说代表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列入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里的,不在农村数据中考察。即使农村中有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考察也放在城镇中。固定资产投资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据。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幅放缓较快的因素剔除之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处于回升态势。
2.消费
消费数据是按现价分析,统计局在公布消费品零售总额时还会考虑到扣除价格因素问题。2012年5月份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率是14.1%, 2012年4月份名义增长14.1%,实际增长10.7%;5月份名义增长13.8%,实际增长11%,比4月份提高了。6月份名义增长13.7%,实际增长11.2%,7月份名义增长13.1%,实际增长12.2%,二律背反的情况非常明显,重要因素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从4月份到6月份涨幅明显,4月份3.4%,5月份是3.0%,6月份是2.2%,7月份是1.8%,现在物价较低。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处于回升态势。投资与消费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实际消费增幅在提高,投资与消费这两方面都出现了积极因素。投资与消费实际上是指内需,内需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极变化。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从供给这个角度来说的。经济学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就从供给来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三大产业,而工业是第二产业最主要的主体。如果从需求来看,是三大需求。三大产业与三大需求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经济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