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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发展。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企业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社会民间投资关系的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关键词:商业银行;财政业务;机遇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75-02
一、引言
在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将在2009年经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一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二是规范非税收人管理;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力与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从“保工资、保运转”向“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转变;四是创新财政管理方式,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推进“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五是逐步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编工作,加快建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家宏观财政政策调整的分析,预测财政业务市场、财政客户对商业银行业务需求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提出了商业银行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财政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开展财政业务面临的机遇
2009年财税改革内容中有三条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关系密切相联。一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被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加强,各地方非税收入改革的力度和广度还会进一步加大,2009年非税收入将面临较大发展机遇;二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中央将继续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弥补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与控制,加快推进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的改革步伐。三是县级财政实力进一步加强。“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模式通过在部分地区试点,财政部门已取得了相应的经验。从2009年财政改革的方向看,这两个改革的力度都会进一步加大,基层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根据今年财税改革的重点分析,在非税收入收缴业务、转移支付业务和县级财政客户这三方面,商业银行拓展财政业务将有较大作为和突破。
根据对宏观财政政策变化的理解和对2009年财政收支的重点要求分析,总体来看,2009年以财政资金为龙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有效的刺激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商业银行财政业务乃至各项业务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此次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资金投放力度、投放模式和投放方向的变化,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和商业银行业务的拓展空间。
1,从投放力度上看。目前中央明确提出的是两年内拉动4万亿投资,其中中央投资1.18万亿,这种投资规模是从未有过的。按以往年度的财政投资力度和近年来投资正常增长速度估计,正常情况下2009、2010年两年政府的投资规模大概在3-3.2万亿间,4万亿的数字已经超出一般预期20%-25%,可以说,2009年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力度是空前的。以海南省为例,截至2009年3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下达海南省2009年部分新增中央投资15.21亿元(占计划总额18.92亿元的80.4%),这对海南省来说,投资规模是空前的。
2,从投放模式上看。一方面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政府借助企业、个人投资的力度在增加。4万亿项目完全依靠财政独家承担难以实现。所以各级政府都在呼吁包括企业与个人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参与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在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推出项目的决定权上也与以往不同。此次国家首批安排的1000亿元投资,除了大中型项目由发改委审批外,地方项目改由中央切块到省级财政部门,由省发改委会同财政、行业管理部门安排到具体项目。地方财政部门参与政府投资管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审批权下放使省级财政部门在各类地方中小型投资项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3,从投放领域上看。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强,在中央财政2009年新增的1000亿投资中,超过350亿元的投资用于保障性安居、农村民生改善及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占全部新增投资的30%以上,直接涉农资金接近200亿元。
结合以上几方面看,2009年政府业务板块在积极财政政策指引下,显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发挥财政客户的龙头作用,积极捕捉业务合作机会,并为其他部门的业务搭建发展的平台。
(二)商业银行开展财政业务面临的挑战
I_中间业务收入受到影响。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减税力度很大,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由于取消利息税等项目,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受到直接影响。同时,在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面对财政客户中间业务收入的议价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
2,负债业务难度加大。在减收增支的背景下,财政的平衡压力进一步增加,沉淀在银行的资金将被更快的投入使用。同时,按照政策要求,收支两条线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支付通过零余额账户,收入通过非税,使得资金沉淀减少。特别是在各家商业银行提出“存款立行”后,同业对于财政客户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3,不确定性因素。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也存在政策、制度的不确定性,例如4万亿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比例如何分配、配套投资来源、政府融资手段等问题都有待明确。
三、商业银行发展财政业务的对策建议
(一)一条基本原则
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大财政视点,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合力,突出财政业务平台作用。随着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财政资金将会更为高效透明的运转,滞留在商业银行存款的数量和时间随之减少。应该充分发挥财政客户的龙头效应,有效利用财政客户对资金与项目的掌控优势,携手全行相关部门、相关条线,关注下游客户群体,为相关业务提供支撑。同时,要抓住政府投资力度加大的机遇,早期介入相关项目,充分发挥银行在基建资金管理和财政业务方面的传统优势,通过提供对资金来源、资金掌控使用、资金监管审核等全套的服务方案力争资金在银行内部流转,并利用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投资需求,拓展有关负债及中间业务。
(二)两类关注账户
两类关注账户是对国债资金专户和转移支付专户加强关注。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中央国债成为今年弥补财政赤字,保证财政政策得以有效贯彻落实的重点。预计
2009年国债发行规模将会超过1万亿元,远远超过以往年度4000亿的平均水平。在国债资金安排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各地资金规模和拨付方式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地方配套资金的使用,国债资金下划和资金归还所使用的过渡性账户的经济效益会逐步显现,将成为商业银行关注和营销的焦点之一。此外,转移支付额度和种类近两年大幅增长,转移支付专户成为部分县级支行支撑性的存款来源。从今年转移支付的政策趋势看,一方面为缩小地区差距。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为解决各项民生领域问题,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种类会增加,转移支付资金面会扩大,同时管理会进一步规范。因此在今年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要求下,转移支付专户资金的沉淀量势必进一步增加。
(三)三种传统业务
三种传统业务是指集中支付业务、非税收入业务和公务卡业务。从集中支付业务看,自各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初期到各项财政业务领域的拓展延伸,零余额账户逐渐成为商业银行与政府机构、预算单位开展全面合作的基础平台。公务卡的广泛推广就是很好的印证,大部分地方财政部门规定公务卡业务与零余额账户绑定,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市场份额大的分行就具备相当的竞争优势。同时零余额账户也是财政资金走向和预算执行最直接的信息来源,能够为下游客户的相关业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商业银行提早把握市场先机创造条件。另外,以资金来源相对单一的政府机构类客户而言,零余额账户未来很有可能替代基本账户。从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看,积极财政政策推进后,更多的收费项目纳入非税收入管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发展空间放大,对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公务卡业务看,公务卡业务是粘合政府类客户对公对私业务的重要平台,是财政政策中严控支出的有效工具,与国家鼓励消费的精神吻合。2009年将是公务卡推广工作关键的一年,各级政府必将会加大公务卡改革的实施力度。为商业银行公务卡的广泛营销创造市场环境。因此,商业银行要提高对公务卡业务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市场竞争态势和公务卡衍生效益的认识。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实现财政制度改革和银行业务拓展的双赢。
(四)四个重点客户
四个重点客户包括地方发改委、财政专员办、基层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地方发改委是项目的审批者、申报者,第一手的信息来源;财政专员办是重点项目中央拨付资金的监督者、监管者和资金拨付进度的控制者之一,在中央直接管理的项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基层财政部门主要指县级财政部门。它的话语权不断加强,直接成为“三农政策”、“民生保障”政策的落实者。资金实力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在地方债难以正式出台的前提下,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得以实现的关键渠道。以上四类客户都是在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资源掌控能力和业务地位有所提升的客户,商业银行都应引起足够关注。
(五)五项领域有待拓展
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变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且在继续蔓延,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与贸易滑坡,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步加重,国内外需求萎缩、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形势趋紧等问题突出,财税收入明显下降。今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132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265亿元,下降17.1%。
具体来看,影响我县财政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内外需求减弱、资金短缺等因素将严重影响项目投资建设和企业生产,农副产品、矿产品价格难以预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增收困难加剧。二是政策性减收因素多。今年,增值税转型、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出台,将直接造成财政减收。三是上级转移支付增量将难以为继。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减速,省财政增长预期偏紧的情况下,近几年上级转移支付连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将难以为继,这对高度依存上级转移支付的我县来说极为不利。
与此同时,今年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支出新增项目多,资金保障任务重,主要是:落实中央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地方配套压力大,公路建设、病险水库治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大;改善民生新增项目多,支出刚性强,完善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推进城乡保障性住房和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等政策机制性投入明显增加;公务员津补贴改革、“普九”化债等重大改革逐步深化,支出有增无减。初步统计,今年县本级可以预见的新增支出超过2300万元,远远超出财力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