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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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和比例进行调节，以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宏观调控目标：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通过各自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进而影响经济运行。
一、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涵义。财政政策是政府针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依据特定的财政理论，为指导财政工作和调节财政关系，所制定的基本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较强的法治性、相对的稳定性、关联的系统性。财政政策工具：国家预算、税收、国家公债、财政补贴、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等。
2.财政政策的主要种类及其应用。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少收入、扩大支出来增加总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赤字预算和发行公债等。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来压缩总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率、缩小投资规模、减少财政补贴、实行盈余预算等。
二、 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涵义。货币政策是指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的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2.货币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应用。货币政策可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应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其中任何一项措施都会产生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则效果更为显著。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即缩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势头。相应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道义上的劝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手段。这些政策措施的运用都会产生紧缩性货币供应量的紧缩效应，多种政策措施的联合运用会对总需求的膨胀势头产生强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有着特定的调节领域和作用机制，基本功能也各有侧重，它们对社会供需平衡的作用点调节力度存在着差别。如果强调用一种政策代替另一种政策，简单强化一种政策而忽视另一种政策；或者是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会失去政策间的互补作用，难以发挥协调、制约的整体功能，甚至于出现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客观地决定了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宏观控制的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调节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过程，它对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而传导出去的。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流通领域，它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动而促使社会供需总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调节作用的机制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种的设置、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高低、预算分配、财政补贴等工具，明确国家、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等工具对社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银行对货币资金的集中与使用，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通过有偿方式进行的余缺调剂，保证社会资金在有效运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经济总量调节上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经济结构上，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四、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按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扩张性）、紧（紧缩性）类型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有四种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松”政策，其配合的结果能够比较迅速地激发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它往往带来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的组合效应，会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长过猛和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势头，但可能带来经济的滑坡，失业增加。
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2篇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主要由政府有计划安排进行，这决定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必然要相互配合来完成经济调节的使命。那么，当我国经济步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有其必要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会帮助调节微观经济的平衡，让微观层面的经济朝着最佳状态发展。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宏观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失灵。这是，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诸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使用时必然选择。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的是不同的职能，两者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结构，从而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发展速度以及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其主要是中央银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从而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周期短，时效性好，它主要是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机会不具有对结构进行调节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其不同的职能与特点，两者缺一不可，为达到完美的调节作用，两者必须相互协调。
第三，从经验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学派观点众多，但大部分学派都承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不少西方国家的重要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银行的经济行为较少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大部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行为都没有与政府财政政策一刀两断，相反与财政政策是相互搭配的关系。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众多，也有其局限性，但他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搭配还是承认与支持的。因此，不仅是从经验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和必然要求。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途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正确结合也是有其方法的，要深层次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确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时空界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要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精确的计算。在两政策的运用中要合理地掌握空间以及时间的界限，这样两政策才能相互补充将效用发挥到最大。在时间界限方面，为判断两政策是否做到真正协调，应该要设立一系列指标来进行判断。一是通货膨胀率，最好以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以年通货膨胀率来判断很可能无法得到反映市场动态的及时信息。观察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的数值，与预期通胀值进行比较，判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二是工业生产增长率。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空间界限方面，我国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都是中央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后适用到全国。但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经济的地区性失衡特别严重，直接造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在有些地方效果明显，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见任何效果。因此，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做到差别对待，这样才能让两政策的协调发挥最大的效用。
(二)摒弃财政赤字政策，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赤字与市场经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为保证稳定的通货膨胀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财政收支要力争平衡。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部门要改变传统心态，在制定财政预算时要摒弃财政赤字预算的做法，采取平衡财政预算；二是从理论上摆脱赤字有用论的影响，彻底远离赤字；三是首先从政府部门下手，控制支出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了,可以减少实施紧财政政策的水分,减少财政对赤字的依赖,有利于财政银行关系的改善及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
(三)改革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3篇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