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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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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第1篇

通货膨胀是当今社会一个高频词汇,各个场合都能够听到通货膨胀,究竟什么是通货膨胀,通过膨胀与人们所说的物价上涨有什么联系以及区别,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通货膨胀,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内容,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加深自己对于通过膨胀的认识。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物价;政策

通货膨胀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通货膨胀很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通货膨胀在我国成为一个热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年我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比较突出,严重的通货膨胀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其所带来问题。本人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中,对于通货膨胀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很多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因此在课堂之外继续查阅通货膨胀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的了解体会写作了本文。

一、什么是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有经济常识的人的第一回答就是物价上涨,这一个概念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对通货膨胀确实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从通货膨胀的具体概念来看,通货膨胀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从概念可以看出,一种或者几种商品的涨价,商品某一时间段的涨价,都不能够称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物价长期整体水平的提升。通俗来说就是,在一段既定的时间内,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衡量通货膨胀最常见的一个指标就是CPI,即消费价格指数,这一指数的获取主要依赖于从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各个地区选择的数十万个家庭,这些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消费数据给统计局,然后统计局依据这些数据计算CPI,一般来说,CPI超过3%就意味着严重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通货膨胀的影响,无论是有钱人也好,还是穷人也好,无论是城市人也好,还是农村人也好,都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1.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将会带来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可以买的东西却变少了,举例而言,本人对于物价上涨深有体会,原来街边卖五毛钱一杯的豆浆,现在都卖到两三元了,原来十几万元一套的房子,现在都超过百万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物价的持续上升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感到了生活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物价上涨还会导致一些不理智的抢购行为,扰乱社会秩序。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2.财富分配。财务分配效应也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同时财富的分配效应还体现在私人以及政府在财富重新分配方面,通胀会有利于政府而损害私人,政府会获得通胀税。通胀利于借款人而不利于放款人,举例而言,一个人10年前欠你100万,10年后才还你,这肯定对于借款人来说是一个大便宜,毕竟10年之后的今天,10万元的购买力是远远无法与以前相比的。

3.收入下降。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对于大部分工薪家庭来说,收入有名义收入以及实际收入之分,名义收入是指收入的绝对数则,实际收入则是剔除通胀以后的收入,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时代其购买力完全不一样,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同样金额的钱通胀条件下,所能购买的东西将会大大减少,举例而言,一个月薪3000元的白领,在前些年,可以过的很不错,但是这些年,将会感到生活相对吃力。一般来说,工薪阶层的收入很难与通胀保持同步,收入固定的情况下,他们工资的购买力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不过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无是处,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轻度的通货膨胀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总是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重要原因。其实回顾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会发现,物价也呈现出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也是为什么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

三、通货膨胀的原因

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对于这些原因进行一个全面的探讨,希望能够明确究竟是什么状况带来了通货膨胀,这样才能够通货膨胀的应对方面做到对症下药,最大限度的降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直接原因。从直接原因来看,任何通货膨胀其实都是货币太多,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在固定的时间段内,社会总产出是相对固定,同样产出下货币越多,物价也就越高,通货膨胀也就会越是严重,举例而言,同样1套房子,当标价10万或者100万的时候,房子还是那套房子,但是价格已经不再是那个价格,这实质上就是货币增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央行有货币的发行权,如果实施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来了太多的流动性,必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会出现全面的上涨。

2.深层原因。从深层次原因来看,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实质上深刻体现出来了供求层面的一个变化,具体情况有以下几种:其一就是供求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即产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导致物价的全面上涨;其二就是需求拉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即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实质上也是常说的供不应求,供给难以有效的满足需求;三是成本增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劳动力、原材料各种成本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成本增加最终将会通过商品的终端售价反映出来,因此这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

四、通货膨胀的应对

温和的通货膨胀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导致的经济陷入衰退,社会也会出现不稳定,因此针对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进行加以应对,避免通货膨胀失控。

1.稳健货币政策。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采用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即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投放,典型的做法就是提高利率,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将市面上的流动性进行回收,同时发行国债来回回收居民、企业手中的货币,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少市面上的货币供给,从而逐渐削弱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根基,实现恶性通货膨胀向温和通货膨胀的顺利转变。

2.紧缩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的应对还需要用好财政政策这一手段,实施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方面不能够过于激进,而是要保证一定的盈余,尤其是公共投资项目方面,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必须要谨慎投资,花钱不能大手大脚,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需求。

3.严格控制物价。通货膨胀的有效应对需要用好物价控制这一手段,经济手段的效用往往具有滞后性,而行政手段则是立竿见影,针对物价过快上涨的问题,需要采用行政措施进行干部,避免一些不良商家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徐艳.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J].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11期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第2篇

综合研判,可得两点:①经济已在回稳之中,但劲道仍明显不足;②物价形势值得关注,至少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已普遍出现。这对于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一定困扰,在继续扩张与适度冷却之间不免出现分歧与争议。类似情况,美国亦有,奥巴马在最近一个月对于应不应采取第二轮刺激经济方案,三度改变说法。

究竟应如何观察及研判此一复杂形势?以下两个角度或值得参考。

(一)由于外需(出口)受挫仍大,在政策上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内需拉动是有必要的;换言之,继续实施稳健扩张的财政政策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属必要。

(二)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确实存在,例如:①通涨预期心理正在形成;②股市、楼市再度出现泡沫化征兆;③中小企业贷款不易,民间投资意愿不强;④就业形势严峻;⑤一些国企产能过剩;⑥金融机构坏账风险增加……

那么?究竟该如何面对因应?理论上,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多半正是在现有的宏调政策下出现的。如果继续现有的宏调政策是必要的,又如何能同时去处理并改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呢?

首先要点出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一句话:问题不出在总量,而是出在结构。如果以年初设定的政策目标为例来讲,“保增长”问题不大,估计虽不中亦不远;但“调结构”进展效果却相对有限,仍有很大努力空间。

那么,又如何理解“保增长”既无问题,“调结构”却又效果有限呢?原来,在“保增长”方面,只要把握到宏观政策中所拉动的“总需求”的规模就可以了,但,“总需求”的规模无论大或小,基本与结构的变化无关。换言之,“调结构”不能期待以宏观政策追求“保增长”的目标时能同时自动实现;“调结构”必须另有两套能与宏观调控政策配套的政策设计,可分别称之为“中观调控”与“微观调控”。可举例说明。

前述新情况、新问题要如何面对?作为第一步,基本政策思路应该是推动两个“优化”:

(一)优化政策投资结构。即加大对民生、公共产品、科研教育、环境能源及创造就业机会等的资源的投入;(二)优化银行信贷结构。即加大对民企、中小企及三农相关融资的信贷支持。

这两个“优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怎么落实,这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中观”及“微观”调控政策了。

就“中观”政策而言,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住房问题解决、就业形势改善等分别研拟提出全国性及地区性的对策,其中包括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后者就可以而且应该同宏调中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结合。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第3篇

流动性过剩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战略选择上的因素,又有制度安排上的因素,也有政策上的因素。

首先,流动性过剩是由外汇储备增加过多过快引起的,而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又是由战略和政策没有及时调整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生产优先,出口优先,因而战略和政策导向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制订和执行,如支持出口基地建设,对出口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实行免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后,人民币实际紧盯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不明显甚至还贬值了,这也刺激了出口。出口增长过快,导致顺差不断增加,最终使外汇储备堆积如山,外汇占款额直线上升。

其次,流动性过剩是由各级政府过度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增长造成的。相对生产和出口而言,我国鼓励消费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消费的政策远远没有鼓励生产和出口政策的力度大。在现行财税体制支配下,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不计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下一代福利成本,大办各种产业园区,大上各种工业项目,大力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可是,当大量工业品生产出来后,由于消费激励不够,城乡居民的消费增长跟不上工业品供给的增长速度,于是就造成了国内工业品大量过剩,在此背景下只有“被迫出口”,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出口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增加。

再次,流动性过剩是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刺激消费的政策不力引起的。在内需和外需失衡的情况下,国家曾多次上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想尽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并扩大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低收入人口保障力度太小,加之我国收入又过度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因此造成了收入增长越快,储蓄增长也越快于消费的增长。政策设计本是想通过调整工资刺激消费,可是最终导致储蓄大幅度增长。比如200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3457.8亿元,而当年人民币储蓄却比上年增加了15025.5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4710.6亿元。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9233.4亿元,而当年人民币储蓄却比上年增加了48271.1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20536.3亿元(见表1)。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措施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仅靠一两项政策措施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方能见效。

其一,必须尽快调整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要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利用外汇储备增加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进口。例如,从7月1日开始,财政部将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的37%,其中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檫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将对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放款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鼓励持汇、用汇的多元化;改革外汇结算制度,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加快完善浮动汇率制度,要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让人民币按照市场力量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以增加用汇规模,如6月20日基金、券商系QDII业务规则出炉。同时颁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及《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使得国内基金公司、券商能够大规模开展全球资产管理业务,也为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可能。

其二,从根本上转变“生产越多越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适度发展工业;改革现有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政策,将政策重点转向支持工业调整结构,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耗能、少污染甚者无污染的产业方向上来,支持工业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坚决限制一些不顾后果、不计社会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工业。要加快资源(石油、天然气、土地、水等)价格改革,在产业发展中引入资源环境成本,将资源环境成本强行纳入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成本之中。同时,在全社会强制实行劳动力全成本进入企业成本核算制度,劳动工资要包括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再培训等全要素人力成本。总之,产业和企业发展不能为了降低自身生产成本,而将资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的社会成本转嫁给社会和政府。

其三,改变现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相结合。一方面,要继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紧缩基础货币供给,比如适当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并加强对流动性的风险管理。同时,要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不断拓宽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渠道,扩大股票、基金、债券等的供给,继续改善银行的金融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理财产品。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积极消化“财政存款”,不断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为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创造条件。从2003年至今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均高于居民存款增长66.4%和企业存款增长59.5%的水平。在现阶段增加政府储蓄未必是好事,最有效的政府,并不一定是最能存钱的政府,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存钱越多,意味着他的效率并不一定最高。当前,必须将财政资金用到能改善消费环境、刺激消费方面来,而不是用到增加工业品供给方面。对此,公共财政政策应该向能增加消费的群体倾斜,向穷人和低收入者倾斜。向弱势群体增加公共投入或直接向弱势群体补助收入,都能带来国内消费的大量增长。举例来说,从2002年开始,农民通过中央政府改革获得的直接收益每年大约是16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06年农民比上年增加的消费额是2785亿元。这意味着国家每增加一元钱给农民,农民会出现1.74元的消费,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消费效应呢?这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农民每增加一单位的收入,将绝大部分用于消费。而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者不同,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边际消费倾向低(见表2),如果给高收入者增加一单位收入,他们用于消费的只有64%,而将36%增加了储蓄。因此,公共财政资金应大量投向农村,增加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继续支持农民增加收入,以此带动国内消费。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第4篇

中国经济正在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在2014年经济成绩单上,7.4%的GDP增速印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质量比速度更重要。今年3月5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了7%左右。

7%,这是自2008年GDP回落至9.6%(2007年GDP同比增长11.4%)后,又一个颇具“分水岭”意味的经济增速。

7%,对于“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

中国经济降速早已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趋势,这既有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与世界整体经济环境有关。但是,在这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转换中,始终有两种担忧围绕着中国经济:一个是“硬着陆”,另一个是“通缩”。

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2012年GDP实际增速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4%。7.8%和7.7%的GDP增速打破了对于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的预言,但是7.4%的增速则让“通缩”的担忧增多,尤其是2015年前两个月CPI和PPI数据的走弱,难免会引起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

其实,2014年在经济增速换挡和产业升级的双重要求下,既不要让经济过于失速,又要在此目标下将更多精力用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上,并且实现了1300万的新增就业,7.4%已实属不易。

在2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加快部署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公共产品投资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这次常务会议还进一步确定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经济的下行风险,政策扶持的力度重点在实体经济上。近期连续的降准和降息,也是在用货币政策放松来给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

从2008年的9.6%到2014年的7.4%,经济增速换挡是一个从被动降速到主动降速的过程,中国经济所经历的这一阶段转型是艰难而痛苦的。经济增长目标从7.5%降至7%,则是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在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的同时,经济的“底线思维”更加清晰,就是要保证经济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应该说,今年7%左右的目标充分考虑到了就业需要和增长的可能,并且留有一定的弹性余地。

经济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需要

从经济的实际运行来看,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多,并且很多是互相交错关联的: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入还债高峰,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些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有所加剧。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企业库存大幅增加,财政和金融风险开始暴露。

面对7%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现实经济环境中的诸多问题,还有一种担忧,那就是7%能否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显示,2005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吸纳就业80万人,而2013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140万至160万人。2014年前9个月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就业可以提前完成目标,这说明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在发挥作用,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给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因此,7%左右的经济增速,应该就是保证1000多万新增就业和经济换挡过程中不出现过快下行的一个“底线”。当然,经济在7%左右出现波动都是正常的,只要不出现过于猛烈的下行,就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增速。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2014年9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561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增长1.0%。这一数据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产业升级和淘汰过剩产能,还更多地实现着人的居住和发展的变化,新型城镇化正在让产业和就业都发生变化。

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要在保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增速前提下,也给经济结构调整留出一定的空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这场转型,除了经济自身调整的必要性,实际上也给了中国告别高速经济增长政绩思维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前那些高库存、高过剩的行业很多都与过去的高投资以及背后的“唯GDP论”有着密切关系――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和城市问题。

2013年以来,在中央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中国多个省份已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据报道,全国31个省份,有29个省份主动降低了GDP的增长目标,上海甚至取消了GDP的增长目标。在整体经济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不再是惟一的绩效指标,但也不是单纯地将经济增速慢下来,而是在用降速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也就是经济换挡不失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要实现“换挡不失速”,就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的引擎。总理多次提及要打造经济的“双引擎”――创业创新的新引擎和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企业要升级和技术创新,就需要资金,除了企业自身的投入外,还需要在金融特别是贷款支持,以及加快落实企业研发费用、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也要继续扩大,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企业创新十分必要。

正在转变和创新的,还有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届政府的调控已经有了三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一是政策定力增强,二是提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三是逐渐适应经济放缓“新常态”。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明确,2015年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加了句“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近期连续的降准降息,让货币政策的“宽松”表现得愈加明显。

2015年经济要达到7%左右的增速,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发力肯定是不够的,“稳增长”更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央政府2014年财政盈余实际上超过了2013年,财政收入的增速仍超出财政支出的增速。

除了减税,财政支出的增加显得也很紧迫。特别是对稳增长来说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在发力。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发改委己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7大基础设施项目中,2015年投资超过7万亿元。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包括重大水利工程在内的公共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民生证券最近的一份研报预测,维持2015年GDP7%的增速也需要近13万亿元的基建投资,而预算内的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和预算外的融资平台等渠道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资金需求,估算2015年基建投资缺口大约为4.5万亿元。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4年12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2015年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力度,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确保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

7%背后的含义

其一,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还在微调过程中。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而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是7.5%左右。GDP实际增速的变化,是本世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性变化之一。

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实现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金融危机的2008年,经济增速从上一年的14.2%回落到9.6%,2009年再降至9.2%。2010年由于采取大力度刺激政策,增速回升到10.4%,但这种回升明显后劲不足。2011年经济增速回落到9.3%,2012年和2013年继续回落到7.7%。

这种变化说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应新时期国内国际经济运行环境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在调整中。同时,增速回落幅度的日渐缩小,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合理的增长速度轨道。

其二,经济调整的战略回旋空间仍然充分。

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连续降低预期目标,除了决策者的果敢和胆识,关键在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强大而坚实的战略调整空间。

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闯入10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而且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度的五倍有余。

例如,2007年是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水平最高的一年,较上年增长14.2%。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全年GDP中新增GDP约合7944亿美元。2014年虽然是新世纪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7.4%的增速,大约只是2007年的一半,但GDP的新增量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为8665亿美元。这说明,目前规模的中国经济,即使按照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也能达到或超过7年前14%左右高速增长的规模效果。

在中国经济进入经济调整的新阶段,尽管人均水平仍然偏低,但中国经济在总规模上已冲入并稳居全球国力竞争的“第一方阵”,还掌握着3.8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大缓解了国内外各种压力对中国经济战略大调整进程的干扰和冲击。这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化中其他竞争对手所无法拥有的巨大物质和心理优势。

其三,7%是可以期待但仍需争取的新常态“中高增速”。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按照全要素生产力分析测算,在今后大约10-15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潜力。举例说,按照未来十年电力、交通和城镇化需求的指标预测,仅2013年至2022年间中国新增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75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的1.2倍。

再比如,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发展不平衡。即使国内人口相对较少的西北五省份,其人口总规模也相当于两个韩国、半个日本和三分之一个美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能够贡献的增长空间和机会非常可观。

当然,7%的增速仍然只是潜力,这种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实现多高的增长水平、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未来改革演进的变化和影响。直白地说,就是如何将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成功践行到底。

其四,改革创新释放的制度红利,是7%的根本保障。

过去30多年,“中国奇迹”得以实现的普遍共识就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比前30多年更加重视持续不断地创造制度红利,以保障源源不息的增长动力。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货物贸易国。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需要改革的领域任务繁重。而且,一些过去高增长阶段可以仰仗的手段和措施,例如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深度行政干预,已经很难符合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要求。而中国经济类似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依赖等趋势,变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可见,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中国经济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不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成败关键,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周期平稳向7%左右中高速增长水平转换的根本保障。

其五,要实现7%,需化解新常态增速转换期三大风险。

在经济新常态的增速转化期,由于预期不稳、前景不明,容易出现短期快速下滑或剧烈波动。因此,宏观调控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在避免“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调控倾向中,恰到好处地拿捏准确合理的增长速度,并确保调结构转方式取得切实成效。

当前国外局势瞬息万变,国内需要化解的问题不少,必须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速调适的进展状况。这个过程中,如果预判和调控全局的警惕性不高,政策应对不力或者不及时,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

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处理好三大风险:其一,经济发展下行调整阶段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其二,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的社会风险;其三,增长转换期无法顺利实现增速对接所导致的落入增长陷阱风险。

7%究竟意味着什么

处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有所放缓,但仍运行在合理区间。看待一季度7%的增速,需要克服转型焦虑,保持理性客观,方能洞悉中国经济冷暖,辨清中国经济前行大方向。

诚然,GDP在经济指标中最受关注,反映了一国经济总体表现,也是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奔跑,许多人习惯性地把增速当成解读中国经济的唯一符号。

但是,经济发展不仅是增长速度和总量扩张,还要看其他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效益提高。如果观察中国经济只看增速,就可能一叶障目将部分数据增速减缓误解为经济发展全面低迷,甚至得出中国经济衰退等错误结论。

用比较眼光看,7%的增速并不逊色。横向上,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保持7%的增长,年度现价增量达8000多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纵向上,中国经济增速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居前列,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更是独占鳌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发展方式上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发展动力上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改革和创新成为最强劲的引擎,迈向更高级的形态、更复杂的分工、更合理的结构。

这种变化清晰反映在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上――投资增速回落,但消费增速保持稳定;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主要内需指标仍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增加值表现疲弱,但服务业占比又有提高。降与升的鲜明对比,恰恰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正逐渐增强,新的竞争优势正逐步形成。

从心理感受看,增速的调整并未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如果说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被动下滑,带来一定范围的恐慌和迷茫,那么新常态下追求转型升级而选择主动下调指标,彰显的则是从容与自信。

一季度增速下滑的同时,就业、物价等底线指标保持平稳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连续跑赢GDP;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飙升41.3%,消费欲望保持旺盛;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下降,旅客发送量却阶梯上升,更多人选择出行和旅游。可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向好,人们的心态依旧积极,市场保持繁荣,活力更加充沛。

理性看待增速并非不要增速、轻视增速。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让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如果经济因降速过快、过猛而失速,发展和稳定就无从谈起。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第5篇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