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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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for the economy of the Fuzhou City. In the concept of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area of Taiwan Strait, how to develop the industry would advance the economy of the Fuzhou City greatly. The garment industry actuality of Fuzhou City was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 were provided.
纺织服装业是抚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抚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曾明确提出要扶持纺织业等支柱产业逐步壮大。2009年5月14日,政府在《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发挥闽浙赣等跨省区域协作组织的作用,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机制。这都为抚州市的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纺织服装业在抚州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抚州市位于江西东部,辖 10 县 1 区和 1 个经济开发区。在所辖区域中,除了临川区和金巢经济开发区外,南城、黎川、金溪、崇仁和东乡等 7 个县都以纺织服装业作为支柱产业。2007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上纺织服装类企业 81 家,产值共计 442 176 万元。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单位共 552 家,工业总产值 3 048 392 万元。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纺织服装类企业都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14.5% 左右。
二、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现状
纺织服装业的主要活动包括原料生产加工、成衣制造和产品销售,同时还需要技术、人力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等辅助要素作为支撑。原材料生产加工与当地自然条件关系密切,而成衣制造、产品销售以及相应的辅助要素则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相关。
1.原材料生产和加工
2007年,抚州市棉花产量达 7 398 t,蚕茧产量达 1 785 t。从生产区域来看,每种原材料的生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县。全市棉花的平均产量是 1.53 t/公顷(表 1),其中南城的棉花平均产量约为宜黄的 4 倍,差异显著;全市蚕茧生产区域的平均生产率是 0.52 t/公顷,生产率最低的是金溪,桑园面积为 1 342 公顷,比东乡的 1 206 公顷还多 10%,但生产蚕茧还不足金溪的一半。生产率最高的是南丰,虽然只有 2 公顷桑园,产量却达到 6 t。总体来说,棉花和蚕茧的各生产区域的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从产地分布中可见,主产蚕茧的东乡、金溪、乐安与主产棉花的临川、崇仁、南城各成三足鼎立之势,棉花主产区较蚕茧主产区更为集中。其中,蚕茧的主要产区乐安、东乡也是主要的加工地点,加工地点与高产区基本吻合,全市 80% 左右的蚕丝都产自这两个县。
2007年,抚州市共产棉布 9 434 万m,其中南丰生产 119 万m,金溪 970 万m,临川 8 346 万m。棉花高产地崇仁在棉布加工方面未能占据一席之地,未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2.抚州市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分析
价值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如果将抚州市的纺织服装业看作一个整体,若想增加整体的价值,必须设法增加“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附加值,进而促进产业进步。笔者已经分析了纺织服装业中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接下来选取在国内纺织服装业有着显著地位且同属于海西经济区域的石狮市,借鉴其发展经验,分析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的成衣制造和市场营销等其他环节。
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石狮市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拥有一个庞大的服装产业集群,成为全国主要的纺织面料集散地、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染整基地。成衣加工所需的拉链、商标、衬布等辅料都可以在当地进行生产和配套销售。而且,成衣生产在全市范围内存在明确的市场划分,相对专业的分工,既便于相互协助,又避免了整个市场的恶性竞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专业生产,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目前,石狮市已经拥有富贵鸟和七匹狼等自有品牌。2008年,石狮市有纺织企业 844 家,服装业 5 030 家,纺织服装业产值共计为 2 420 742.98 万元,占总产值的 49.44%。相形之下,抚州市2007年全市服装总产量 5 083 万件已算可观,但和石狮市年产 2 亿多件(套)相比,还相差甚远。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的存在会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如果行业内存在规模经济,将迫使新入企业选择较大规模进行生产。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抚州大多数纺织服装类的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产品成本偏高,缺乏竞争力,必然会削弱抚州纺织服装类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行业利润率,难以引入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导致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偏低。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利润率的降低。
此外,产品较低的科技含量造成进入壁垒低。如此恶性循环,使产品缺乏特色,产业整体竞争力降低。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发挥产业集群优势,通过促进资源有效利用,进而降低成本。但抚州多数企业都各自为战,分散在全市各区县,不能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除金巢开发区存在以明恒纺织、华艺服饰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产业群外,大多数企业没有明显的分工合作,难以体现出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不论是面辅料的生产,染印、成衣加工,都难见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
从市场销售来看,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更主要的是主体市场的建设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整个市场销售仍处于初始分散经营阶段,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缺乏现代商业基础要素。在全市的亿元商品市场中,共有豪德贸易广场、江西轻纺城等 5 个拥有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销售店铺的销售市场,共计摊位 892 个,2007年总成交额 18 674 万元。这与石狮 18 条服装商业街和 8 座专业市场,120 亿的年销售额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资金和人才瓶颈
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是资金和劳动力。产业升级和市场建设都离不开资金。目前,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的资金额并不充裕。抚州市外来资金主要源于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苏四个区域。2007年,纺织服装业共计使用资金 127 065 万元。这远不能与石狮市在海西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上累计 70 多亿的成交额相比,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也因资金的缺乏而难有提高。
从劳动力供给来说,抚州市作为内陆城市,并不缺乏普通劳动力。但是纺织服装业急需的高端设计人才,则相当匮乏。在纺织服装业的整个“价值链”中,服装设计是最容易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在石狮,大部分骨干服装企业都建立了产品开发设计室和服装资讯馆,某些企业还高薪聘请了全国知名设计师作为公司首席设计师。抚州的纺织服装类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资金困难,难以吸引和利用高层次人才,在生产设计方面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和保证。
三、提升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针对抚州纺织服装业现状,结合海西经济区域的特殊性,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1.提高原材料生产率,就地就近进行加工
《意见》中提到,应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抚州的具体情况,可从提高原材料生产率和降低加工成本方面着手。首先应重点帮扶原料产量大户,加强各县区种植养殖生产的交流学习,努力推广先进种植养殖技术,促进棉花蚕茧等纺织原料的增产增收。其次应大力扶持资源产地的加工业,从原料本身出发,应用本身的资源优势,就地就近进行加工。这样有助于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种植养殖户,便于生产调整。同时,还可以节省异地加工费用,降低加工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就业。
2.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在全市范围内重新规划纺织服装业的产业发展,从产业划分、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配套等方面进行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大力扶持纺织服装类龙头企业,将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辐射到其他中小企业。鼓励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整合资源配置;鼓励更多的纺织服装企业进入园区。对于各区县的工业园区,应积极规划引导企业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注意市场划分,促进相互协作,避免彼此的恶性竞争。在技术方面,应鼓励各企业更新现有技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3.加大政府引导力度,促进企业对外交流
从石狮市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意见》中提到将构建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这将为抚州市对外交流提供极大便利。抚州市政府可牵头引导抚州本土纺织服装类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为纺织服装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软硬件支持。从抚州市对外引资的数据看来,福建省是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根据《意见》,将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抚州市政府应充分利用发展海西经济区域的契机,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交流,努力为企业提供和创造融资机会,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纺织行业装备水平。在人才方面,政府可用技术支持的方式,聘请、委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迅速成长。对于有条件引进人才的企业,政府可在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和优惠,帮助企业降低引进成本。企业自身也可以和各专业院校合作,通过委派员工深造学习,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等方式获得合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 竞争战略[M]. 陈晓悦,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36 43.
[2] 抚州市统计局. 抚州市改革开放三十年[R]. 2007:195 218.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1 全面启动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对城市中的水系环境进行全面综合的治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水环境、生态环境、景观环境以及发展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监管，改革和完善其污水处理流程，提高污水处理效率。预计将会投入约110万元来进行379个污水处理工程，到目前为止己经完成了664522万元.
2 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和保护项目
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来保护饮用水源地，开展实施水库型饮用水源地生态修复项目，着重处理水源地的重金属污染、氨氮污染以及有机物污染等问题。对重点的水源运输工程、可供饮用的湖泊水库等进行严格的监管，避免出现饮用水污染的情况，总共进行了9个此类项目，预计投资额将会达到5095万元，目前为止己经完成的投资数目为4741万元.
3 深化工业企业水污染物减排项目
提高对污染现象的治理力度，对于那些污染比较严重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例如食品加工行业、印染业以及化工业等，并且不断促进工艺技术的创新，尽最大程度的从源头降低污染，提高污染治理效率。计划总共投资110560万元来进行54个项目，目前为止己经落实110221万元.
4 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加强流域乡镇的垃圾处理工作，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回收可利用资源，加强城乡统筹规划，尽最大程度的减少生活垃圾，提高利用率，降低垃圾处理时产生的污染。总共进行了123个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477万元，目前为止己经落实了751178万元.
5 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十二五”期间，为全面改善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在持续削减化学耗氧量的同时，将重点转移到氨氮的控源减排上，其中突破了工业氨氮废水治理的关键技术，强化低碳氮比污水生物与电化学脱氮，加强畜禽养殖废水氨氮源头削减及粪污资源化，进行农村生活面源氨氮污染全过程控制。“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推广了饮用水净水、节水城市雨水收集利用、农村面源治理技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适用技术。
辽宁省沈阳市高度重视城市水系统的规划建设，先后编制了《沈阳市城市水系规划》、《沈阳市中心城区雨污分流规划》、《沈阳市中心城区排水(雨水)排涝综合规划》，有效的指导了沈阳市水系统工程的建设，建成了丁香湖、蒲河生态廊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改善了城市水环境。近年来，国务院，各部委颁布多项政策文件，加大海绵城市建设投入。所谓海绵城市，指的就是借助有效的城市规划，加强河流、道路、土地以及建筑物对雨水的渗透、储蓄功能，对雨水径流进行一定的控制，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海绵城市是城市水系统规划思路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的“工程治水”转变为“生态治水”，从建设单一的“灰色”基础设施升级为“绿色一灰色”基础设施并重。自2005年以来，沈阳市加大力度保护原有的湖泊、河流、湿地、沟渠等“海绵体”不受各类工程施工影响。同时，沈阳市新建一定规模的“海绵体”，以城市建筑、小区、道路、绿地与广场等为建设载体，道路、广场采用透水铺装，建设下沉式绿地广场等，城市生态建设初见成效。
6 推进面源污染防治
辽宁省境内辽河流域2014年共有养殖场1384个，养殖小区264个，养殖专业户8164_5个，根据辽宁省污染源普查数据，2014年辽河流域区域内农业面源总氮排放总量5.17万t，其中化肥施用流失量，总氮6_512.6t，占12.60070;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881._56万t，尿液41 _5.48万t，粪尿比2.1:1，畜禽养殖总氮排放量4._51万t，占农业面源总氮排放总量的87.23 070。因此非点源氨氮治理重点为畜禽养殖污水。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文，以下简称“国10号文”）,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北京市于2010年4月30日颁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京政发[2010]13 号文，以下简称“京13 号文”），要求“暂定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2011年2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8号文，以下简称“京8号文”）出台，进一步明确了限购范围,“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二、限购政策对北京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的影响
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如表1所示。
为直观表示北京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的变化趋势，将普通住宅和别墅、高档公寓新开工面积的数据反映于同一坐标系下。在不影响整体趋势的前提下，将普通住宅的数据处理为原数据的1/10，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2010年4月和2011年2月限购政策实施前后，北京普通住宅、别墅和高档公寓新开工面积没有明显变化。从现象上看，限购政策对北京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没有显著影响。
三、限购政策对北京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影响
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如表2所示。
将表2的数据反映于同一坐标系下，以便直观表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变化情况。类似地，将普通住宅的数据处理为原数据的1/10，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2010年4月“国10号文”和“京13号文”颁布后，北京别墅、高档公寓的销售面积明显减少，而普通住宅销售情况没有显著变化。自2011年2月“京8号文”实施以来，北京普通住宅、别墅和高档公寓销售面积减少。总体而言，限购政策实施后，北京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减少。
四、限购政策对北京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影响
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如表3所示。
为直观对比限购政策实施前后北京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化情况，将普通住宅和别墅、高档公寓销售价格的数据反映于同一坐标系下，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在2011年2月“京8号文”实施以前，北京普通住宅、别墅和高档公寓销售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自“京8号文”实施以来，北京普通住宅、别墅和高档公寓的价格水平总体下滑。就初步统计情况来看，限购政策（“京8号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京商品住宅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开放经济；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对冲操作；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2
一、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外汇储备通过外汇占款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外汇储备的增加会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外汇占款增加会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汇储备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调控。
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迫使中央银行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强。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加上大量的热钱的流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对我国货币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剧了国内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胀，只能被动地采取对冲操作，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调控的难度。
（二）外汇储备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成本增加。
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导致货币供应总量增加，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会刺激投资扩张，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因此，中央银行只能不断地采取对冲操作，而中央银行对冲操作需要付出资金成本，随着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次数和金额的增加，对冲操作成本也不断增加。
（三）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供给时滞性缩短，基础货币控制难度加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外汇管理采取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通过商业银行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加速了货币供应量的扩张，缩短了货币供给的时滞，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难度。
二、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说明
实证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外汇储备（FER）作为自变量，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因变量，并对所有的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对实证检验平稳性的影响。样本区间为1994-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FER）、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
（二）单位根ADF检验
FER、M1和M2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我们对所有的变量利用Eviews5.0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时间序列ADF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M1、lnM2无单位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FER无单位根，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利用Eviewes5.0分别对外汇储备（FER）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外汇储备（FER）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进行协整检验，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FER与M1的协整检验结果
表4 FER与M2的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FER与M1的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说明FER与M1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由此，可以得出FER和M1之间的协整方程：
从协整方程系数可以看出，FER每变动1%，M1将变动0.5116%，表明外汇储备变动影响狭义货币供应量变动。
协整检验结果同样表明，FER与M2之间也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FER和M2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系数同样可以发现，FER每变动1%，M2将变动0.5568%，表明外汇储备同样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动。
协整检验的结果还表明，FER与M1、M2之间存在同向的变化趋势，这与前面的统计描述是一致的。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只是表明FER与M1、M2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并不能说明FER变动是M1和M2变动的原因，因此，还需要对变量之间进行因果关系检验。FER与M1、M2之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FER与M1、M2之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lnFER变动是lnM1和lnM2变动原因的概率分别为65.4%和68.5%，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显著，事实上，由于我国出现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中央银行被迫采取对冲操作，降低了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持有量增加的影响程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五）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对FER与M1、M2分别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后，证明FER与M1、M2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通过对FER和M1、M2分别进行的因果关系检验，表明FER是M1和M2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FER与M1、M2是否短期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动态关系，我们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
其中，括号中数字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个系数的t统计值。
其中ECt-1=LNM2-0.5756LNFER。
从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M1、M2受FER的长期影响系数分别为0.52和0.57，对M1的作用稍小于M2。两者的弹性系数虽然都小于1，但FER对M1、M2的影响却很显著，因为FER的基数和变动额很大。
从短期看，FER滞后一期对M1、M2的系数分别为0.021和0.076，对M2的短期影响比对M1短期影响高5%，表明FER对M2的影响大于对M1的影响。同时，模型中的误差修正系数分别为0.01和0.0068，说明FER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对M1和M2短期供给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FER与M1、M2之间分别进行的协整关系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FER对货币供应量M1和M2都会产生影响。
1.从统计描述和协整方程都可以发现，FER与M1、M2具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FER与M1和M2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FER每变动1%，M1和M2相应变动0.5116%与0.5568%。
2.FER变动与M1、M2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因果关系，FER变动是M1和M2变动的格兰杰概率分别为65.4%、68.5%，FER对M2的影响高于对M1的影响，由此可知，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是作用于流通中的现金（C）和存款准备金（BD）。
3.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中介目标，它是货币政策的风向标，由于外汇储备影响货币供应量，因而也就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传导的。
（二）政策建议
1.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
对银行结售汇制度进行改革，降低强制售汇比例，让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同时，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适度增加商业银行外汇周转额度，增加外汇头寸，进而减少外汇占款，减轻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削弱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长。
2.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是要继续完善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降低由于美元升值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而控制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二是逐步放松人民币管制，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3.加强外汇储备的有效管理
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完善外汇储备结构，降低美国政府长期债券的持有比例，增加黄金储备，石油等战略性物资储备，既可以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又可以缓解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谭文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D].湖南大学，2009，10.
[2]徐雁林.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0（01）.
[3]康立.中国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01）.
[4]谭文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