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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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3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东北经济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山海关老龙头，毗邻渤海、黄海，由辽宁省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 6 个地级市所辖的 21 个市区和 12 个沿海县市（庄河市、普兰店市、瓦房店市、长海县、东港市、凌海市、盖州市、大石桥市、大洼县、盘山县、兴城市、绥中县）组成，海岸线长约 2920公里，海域面积约6.8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占全省的1/4，人口占1/3，地区生产总值近1/2，此外地区生产总值、外贸出口总额分别占东北三省的1/5、55.7%。自2005年辽宁省政府提出“五点一线”战略至2009年国务院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有必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

20世纪中期，环境污染问题在西方国家尤为突出。1968年麻省理工学院D.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在其提交的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中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基本关系，研究小组认为随着人口和资本的继续增长并不会让经济持续增长，而是不断地降低地球的承受能力，令全球面临困境，最终导致经济倒退，报告所提出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讨论，它强调了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护其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1]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此后这一概念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共识，并为世界各国广泛的接受。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仍旧不够完整，上述各概念仅是从自然生态和经济学角度出发，属于狭义的定义。广义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战略，以保证社会长久的持续性发展能力、确保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安全和稳定为目标[2]。综合学者们已有的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一种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生存和发展而提出并可实施的发展战略，它强调在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时，要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项资源要素的持续、循环利用。

二、构建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叶文忠等[3]（2002）建立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指标集：S={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地方技术进步水平，地方经营管理水平，地方对外贸易水平，地方就业水平，地方区域发展平衡程度}，结合其所建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以湖南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袁建林等[4]（2008）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制度等5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涵括社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科技和教育子系统。

表1 沿海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所得

与之类似的，狄乾斌等[5]（2009）建立了内涵包括海洋经济的持续性、海洋生态的持续性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概念模型，并基于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等三大特征建立了以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为一级指标，社会发展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以及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为二级指标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杨唤等[6]从区域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出发建立指标。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基于PCA的因子分析（潘志等[7]，2009）、采用AHP、灰色关联度分析及熵值法三种非参数检验的数据分析方法（马辉等[8]，2011）等。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建立应遵循的“科学性、动态性、协调性、相对独立性以及代表性”[9]等原则，同时考虑到评价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情况应该有目标性、分步骤的进行，本研究建立了以沿海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一级指标；沿海经济带城市经济建设、沿海经济带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及沿海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为二级指标以及26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沿海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三、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方法

因子分析包括许多减少维度以简化数据的方法，同时能够找出真正相关的变量以保存初始数据结果所表示的大部分信息。本研究采用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对象，考虑到数据量较大以及数据间普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研究选择因子分析作为数据分析的方法并通过SPSS19.0进行具体的数据分析。

可靠性检验的结果显示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0.981>0.7，表明所选题项间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再看因子分析的结果，表2是因子解释方差值结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原有题项分为了三类因子，第一个特征值的解释变异量为77、085%表示因子1包括了所有题项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时前三个特征值累计的解释变异量达到了96.706%也表示出原题项集分为三类因子是合适的。

表2 解释的方差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结合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可以更明确三因子具体包括的题项。因子1包括C1、C3、C4、C5、C6、C8～C18、C20～C22，结合前述评价指标体系可知因子1主要解释了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因此将因子1命名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因子2包括C2、C7、C19、C24、C25五个题项，主要解释了地方环境保护状况，故将其定义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因子3包括C23、C26，主要是工业废气、废物排放，因此定义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工业废物排放。

表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进一步的通过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及因子解释变异量可以计算出各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因子总得分，具体公式为：

，

其中为因子权重，为主因子的特征值，为各因子得分且可有SPSS直接计算得出。

四、评价沿海经济带6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

辽宁沿海经济带6城市（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相关因子得分（F1、F2、F3）及经济综合得分（T）情况（表4）：

表4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情况

五、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得分值，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在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部分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总得分的结果来看，总得分结果最高的是大连，而大连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综合效益最高，其次是丹东，而盘锦及葫芦岛整体效益最差，营口、锦州综合效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再从单个因子得分情况来看，大连在因子1中得分最高，也就是说大连的经济发展实力是沿海城市中最强的，同时在人力资源建设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同因子1中得分反差较大的是盘锦，盘锦在因子2中得分最高，因子2中涉及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综合能源消费量以及工业废物处理率等题项，表明盘锦的工业治理以及人均经济发展情况都较为理想。葫芦岛的总得分在六个城市中只略高于盘锦，仅在因子3中得到了相对高些的分数；丹东在因子2及因子3中的得分都较低，在总得分结果中，略高于除大连以外的城市；相反的营口在因子2及因子3中得分相对高些，但总得分依旧不理想。最终结果显示的各城市排名情况为大连、丹东、营口、锦州、葫芦岛、盘锦。

从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绩效上存在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比较多，如城市资源的开发及利用程度、城市发展的精神文化及物质基础差异、各地领导政策及发展观念的不同等。以大连市为例，大连市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相关建设都位居六城市之首，这与大连的自身优势是分不开的。大连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以及船舶制造与海洋运输业等方面发展较早且已经形成了可观的规模，再加上政府的积极支持，使得大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成果显著。至于其他各市，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也处于沿海地区，但是由于这些城市市场经济发展较晚，且发展观念传统，再加上政府未能出台扶持政策，导致城市经济与大连有很大的差距。

六、研究结论

通过借鉴诸多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建立了以实现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以沿海经济带城市经济建设、沿海经济带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及沿海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为二级指标，并从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的角度选择诸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人均消费及支出、社会保障及科教支出、工业污染情况等方面的相关具体指标，进一步细化评价及实现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同时本研究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城市为分析对象，采用2012年统计年鉴中得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实现了对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城市中，大连的发展态势较为乐观，其经济形势也是六城市最好的，但是其他城市与大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子得分较低。此外，从整体上看，在前述建立的沿海经济带可续发展指标体系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二级指标B1及B2方面发展情况较理想，但是在B3中，部分城市对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处理效率并不高，但是总体情况还是较为稳定的。因此本研究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可以通过加强港口建设、完善产业结构、加大环保投入并加强对资源循环利用及对环境污染现象的监督及管理势必对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本研究创新性的建立了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及调查研究固有的缺点使得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本研究仍旧较好的实现了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情况的评价，研究结论对于辽宁沿海经济带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廖婧.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下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探索[J].经济与法，2009，3：149.

[2]刘春芝，翟璐.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分析与财政政策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33）：51-53.

[3]叶忠文，李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2）：8-11.

[4]袁建林，王颖.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理论研讨，2008：108-109.

[5]狄乾斌，韩增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28（3）：117-121.

[6]杨唤，陈学中.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J].价值工程，2009，7：18-21.

[7]潘志，李飞.基于PCA的辽宁沿海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8（8）：69-71.

[8]马辉，马慧强，.基于非参数检验的辽宁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87-89.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第2篇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着,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常态；商业地产；经济；问题

在我国的城市经济体系中，商业地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经济中的支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期，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突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新常态下的商业经济有着更多的发展潜力，这已经在韩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很好的验证。而我国经济在调整以后，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产业，这就促使商业地产必然会在城市发展中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因此在新常态下商业地产所面临的问题、挑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解决发展过程中障碍。

一、我国商业地产发展状况

1.商业地产增长速度快但需求相对不足

在前几年，我国的商业营业用房供应量不断加大，增长速度非常快，虽然在2014年出现了短暂的低迷期，但之后依然保持着迅猛的增长速度。进入2015年，由于前期供应量过大，库存积累量较多。而且有很多城市的商业用房新开工面积出现滑坡现象，很多地区的商业地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缺陷，如商业空置面积不断增加、人流不足、商业地产企业资金回收困难等，这些都集中体现出商业物业的供过于求、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行业竞争压力加大等商业地产现象。

2.商业地产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商业地产虽然在供量方面有着一些问题，然而其后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商业地产已经由单纯的购物场所转变为体验式商业中心，在规模、数量、性能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商业地产的迅猛发展也为诸多企业创造出更多发展机遇，促使一系列商业地产企业得以建立、壮大起来。在数十年前，我国的商业地产企业只有万达、华润等为数不多的几家，而现在，龙湖、保利等企业都开始把目光瞄准商业地产。在深度方面，先前仅有一线大型城市才会有商业购物中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都建有购物中心。

3.商业地产的分工越来越具有针对性

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仅擅长于房屋建造，在商业地产经销领域没有成熟的操作模式，需要与商业地产外脑合作，比如说商业地产运营商之类。因此，我国日渐发展的商业地产从原来的资金分配、房屋建造、成品房出售等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逐渐转变成分工更加明确、合理的局面：项目的开发者完成最初的资金集中，项目的运营商则完成项目最初的定位，中期的投资引进，以及开业运营后一系列的管理运行工作。中国第一家专业运行的奥特莱斯（北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指出分工会有助于商业的成熟，使得商业地产更加完整高效。

4.开发成本增加，出租销售模式并存

商业地产在经历一定的运营挫折后，销售量、销售价格都有所下跌，短时间内难以再获取很大收益，而且商业资产也缺少充足的融资渠道，这就促使商业地产出租销售模式并存现象盛行。面对这一形势，有些公司设置出多种形势、不同层次的利润收益渠道与方式，包括短、中、长期等不同目标的解决方法，从而拓展了投资价值。另外，很多房地产企业管理人也对自身手中的项目逐渐由销售模式转变为持有经营模式。这样，如何实现商业资产保值、增值也是诸多房地产企业、开发商所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新常态下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商业地产发展管理目标不清晰，政策连续性差

首先是商业地产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政策缺乏连续性。商业地产在运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有关部门并未进行深入分析，虽然在相关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很多都无法得到有效贯彻，缺乏指导性与前瞻性，从而为商业地产带来诸多起伏，有些房地产商借此机会浑水摸鱼，牟取暴利，严重干扰到商业地产的正常有序发展；其次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商业地产的作用，仅把商业地产当成“摇钱树”，将更多的GDP成绩放在商业地产上，甚至是将商业地产当成淞⒆陨碚绩的工具，对自身政绩有作用的就支持，反之对自身政绩没有太多帮助的则排斥，这样非常不利于商业地产的健康发展。

2.缺少可以保证商业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的法规体系

我国商业地产方面有很多法律法规都比较欠缺，无法有效解决商业地产在迅速扩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有些法律条例虽然已经颁布，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现在，我国商业地产市场发展依然是靠政府出台政策进行调控与管理，很多地方的商业地产发展都陷入泥淖中，导致很多烂尾楼出现，这不但和当地政府执法不严、推卸责任有关，而且也和现存的商业地产法律法规缺失相关，如适用性不足、可行性不强等。

3.政府对商业地产疏于管理

有些地方政府对商业地产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解决时，采取“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缺乏长久有效的管理机制。在近些年来，政府部门在商业地产管理方面的政策不断出台，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对政策无法及时理解并落实，在执行中不到位，无法有效监管，甚至会发生偏差。另外因为商业地产方面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导致职责不明确，出现问题时相关管理部门会互相推诿、扯皮。

4.有些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商业地产，将其当做支柱产业

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把商业地产当做当地支柱性产业，尤其是一些领导以为单纯依靠商业地产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然而却没有认识到商业地产所具有的不稳定性，过于依赖商业地产无法达到长久的效果，使得很多城市的商业楼盘出现烂尾情况。商业地产有着资金投入量大、资金回收时间长、价格易于波动等特点，因此一旦出现大范围的价格波动，将会给当地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三、新常态下商业地产经济发展的对策

在近些年，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商业地产能够得到长期、健康发展，这是政府部门以及当地产开发商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通常而言，对于新常态下商业地产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制定出长期的发展规划

政府部门要深入研究商业地产市场需求，考虑到各种特定因素，提高调控能力与调控质量。一是要正确分析商业地产发展形势，运用好中央出台的政策；二是要理清商业地产发展思路，通过创新的思维体系来分析认识经济新常态；三是要对商业地产发展目标进行分解，创新发展机制，根据我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不同特征，分别制定出相应的发展规划。

2.集思广益，有效控制商业地产成本支出

随着商业地产逐渐走向成熟，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商业地产的管理与引导，在制定政策时要根据商业地产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明确商业地产发展思路，在让商业地产为当地经济GDP增长做出贡献之余，还要为居民幸福感提升奉献力量。房地产商也应该从人民大众角度出发，而非单纯追求短期效益与经济收益，要勇于承担责任，为城市居民提供出更加便捷、舒适的商业购物中心，控制成本支出，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提高自身竞争力。

3.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使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要根据我国国情出发，制定出一系列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商业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的法律法规。在降低商业地产成本的同时，也可以震慑商业地产投机行为，严惩现象。政府部门在制定出严密、规范、系统的商业地产法律法规，并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优化以后，再保证政策制定时的稳定性、层次性，从而才能促使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得到有序运行。

4.深化改革，建立起健全严格的商业地产管理机制

一是要充分发挥出政府所具有的管理职能，对商业地产市场体制进行改革，做到有的放矢。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深入调研商业地产市场形势，从而找到问题的解决措施；另一方面要转变先前大包大揽的做法，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越界也不放松。二是要更加明确责任主体，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业地产方面的职责、权利以及义务，严厉打击商业地产贪污受贿、哄抬市场价格、现象。三是要利用好央行降息政策，加大库存量的消化力度，进行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流入到商业地产市场中，促使商业地产得到健康、平稳发展。

四、结论

总而言之，商业地产自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且商业地产中包含房地产企业以及品牌供销商企业，因此商业地产要想得到健康、有序发展，就需要政府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不断优化商业地产结构，同时还要商业地产企业相互合作，让商业地产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不断实现新的突破，抓住机遇，实现长远发展。相信随着我国的商业地产市场越来越趋于城市，商业地产行业会迎来新的发展春天，取得更多的成绩，在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之余，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所服务。

参考文献：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休闲化；耦合度；协调度；空间差异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2.19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2-0087-05

Study on Quality Assessment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An Inspection i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IU Song1，2， LOU Jiajun1

（1.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2）

Abstract：Based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u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built th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odels， inspected and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then carried 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spatial differenc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was in the stage of antagonism， and turned to the runningin stage quickly. Secondly， the current coordination level was relatively low， but showed a tendency of continued ascension. However， there was a big gap between the cities. Thirdly， the coupling degre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ppeared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Key words：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coupling degree；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1引言

城市休e化是城市基础设施、居民消费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继形成休闲化特点的发展时期。从国际角度看，欧美国家大致在20世纪60～70年代先后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从而逐步推动城市从以生产为核心功能向以生活为核心功能的转变。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点、片到面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率先跨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而在新世纪初，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层面上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城市全面休闲化进程的开启。2015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又为中国城市休闲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提供了新契机。

国外城市休闲化研究起步相对较早，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城市休闲产业与休闲经济发展的理论性分析[1]；② 城市休闲政策和公共服务管理[2]；③ 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和消费以及休闲生活质量和满意度[3，4]。进入新世纪，城市休闲化研究逐步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研究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5，7]；②城市休闲化质量的测度和实证分析[8，9]；③中国城市休闲化影响机理和动态演进研究[10]。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于城市休闲化进行了多学科、多层面的思考和探索；国内研究也由定性评价转向定量测度，并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追踪，然而城市休闲化省际差异比较研究略显薄弱。评估体系主要关注休闲基础环境、居民消费和产业能力[11]以及特色资源[8，9]，城市噪音、空气质量和交通安全等均未纳入，而这些指标关乎居民休闲参与的频次和水平，进而影响城市休闲化的发展质量。

城市休闲化质量是更为复杂、综合且更具阐释力的城市休闲化发展评估标准。城市休闲化质量的提升体现为休闲设施完善、休闲产业发达、休闲环境友好、休闲供求旺盛等，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反映城市休闲化系统要素的耦合互动、协调共生。也就是说，城市休闲化质量可以通过

系统要素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予以测量。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作

为研究样本，基于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模型，测算2003～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从而全面、系统地考察城市休闲化质量，并审视空间差异特征，以期为中国城市休闲化整体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指标体系

遵循代表性、可得性和可比性原则，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构建由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和休闲生活与消费等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城市休闲化评估指标体系，以综合反映和测度中国的城市休闲化质量（见表1）。

22评估模型

耦合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要素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12]。显然，耦合与协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反映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后者更多地强调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和协调状况的好坏。

221耦合度评估模型

（1）功效函数。设Ui（i=1，2）为系统序参量，xij（j=1，2，…，n）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项指标，x′ij为其标准化后的功效函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x′ij=（xij-min xij）/（max xij-min xij），x′ij具有正功效

（max xij-xij）/（max xij-min xij），x′ij具有负功效（1）

系统内各序参量（子系统）对综合系统的贡献为：

Ui=∑mi=1λij・x′ij（2）

式中，Ui为子系统对综合系统的贡献值，m为子系统的个数，λ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项指标的权重，运用变异系数法予以确定。

（2）耦合度评估模型。根据上述功效函数计算的子系统贡献值，构建城市休闲化耦合度评估模型：

C=[（U1・U2…Um）/∏ （U1+U2+…+Um）]1/m（3）

式中，C为城市休闲化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m为子系统的个数。

222协调度评估模型

耦合度评估模型只能反映子系统及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子系统缺乏有序性或稳定性时，仍存在耦合度较高的可能性，显然这并非对城市休闲化质量的真实评估。因而，引入城市休闲化协调度评估模型：

D=C×T

T=αU1+βU2+…+γUm（4）

其中，D为城市休闲化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T为子系统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和γ为待定系数，且α+β+…+γ=1。

23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中心对称原则选取2003、2006、2010和2013年作为评估节点。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确保科学性和客观性，数据均来源于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和省级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公开出版或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均值代替。

3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简化分析，将城市休闲化认定为包含城市休闲外部基础和内部发展两个子系统。评估指标体系中，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体现了城市休闲的外部基础，而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生活与消费则是城市休闲内部发展的重要内容。

31耦合度分析

311耦合阶段

为更直观地反映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发展状况，借鉴相关研究[13]，将耦合度划分为4个阶段。其中，0

①限于篇幅，实证结果未全部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表2显示，2003、2006、2010和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耦合发展均处于拮抗阶段。也就是说，城市休闲化两个子系统间还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有时甚至还会存在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经济的繁荣对休闲活动的全面开展并非总是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城市体量和规模急剧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需结构的非合理化，居民生活成本逐步加大，从而抑制了居住和休闲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城市环境造成极大压力，

交通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利于居民休闲生活方式的养成。因此，城市休闲化的发展需要宏观把控和积极引导，以使外部基础和内部发展耦合互动，方能切实推动城市休闲化进程。

312耦合强度

2003～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耦合发展处于拮抗阶段的较高水平，耦合度区间为[0402，0499]。为便于分析，遵循均匀分布原则，依据耦合度大小将城市休闲化发展耦合强度划分为4种类型，见表3。

表3显示，高强度耦合城市在2003、2006、2010和2013年分别为27、25、30和30个；中高强度耦合城市分别为8、10、6和6个；不存在中低强度耦合和低强度耦合的城市。这表明耦合强度在拮抗阶段的较高水平，同时预示着耦合状况整体上向磨合阶段迈进，外部基础与内部发展的互动关系将越来越紧密。

313空间差异

城市休闲化耦合度测算结果显示，城市间并未存在明显差距。然而耦合度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扩散，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不均衡特点。一般来讲，可以将中国划分为东、中和西三大区域①。将2003、2006、2010和2013年耦合度排名前10的城市进行区域分布分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发现城市休闲外部基础和内部发展间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特征。2003年和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个数均分别为4、2、4，2010年分别为4、1、5，2013年分别为6、1、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城市休闲化耦合度相对较高。一方面，东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为城市休闲和相关产业的l展提供了坚实的条件和保障；另一方面，西部城市在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上具有相对优势，这对于休闲产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关键性作用，同样彰显出外部基础和内部发展的良好互动关系。

32协调度分析

在协调度评估模型中，考虑到内部发展对于城市休闲化至关重要，而外部基础亦是重要保障，因此将α和β分别设定为06和04。

321协调阶段

为更清晰地判断城市休闲化协调阶段，借鉴协调度等级相关研究[14]，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划分协调度等级如下：①0000～0099，极度失调；②0100～0199，严重失调；③0200～0299，中度失调；④0300～0399，轻度失调；⑤0400～0499，濒临失调；以此类推，分别为勉强、初级、中级、良好和优质协调。

①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共12个省（市、自治区）。

②“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结合表2分析2003～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所处的协调阶段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的城市数在2003年分别为16、17、1和1，2006年分别为16、15、3和1，2010年分别为11、21、2和2，2013年分别为5、26、3和2。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中国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整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2003～2013年处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阶段的城市占85%以上，尚未有城市进入勉强协调以及协调程度更高的阶段。另一方面，从时间趋势上看，严重失调的城市数大幅减少，逐步向中度失调转化，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的城市也有所增加。

322协调程度

协调度测算结果能够显示城市休闲化协调度大小及协调发展差距。通过协调度排序可以发现，中国城市休闲化协调度在2003～2013年间呈持续提升态势，同时城市间差距较大。2003年协调度区间为[0153，0408]，2006年为[0152，0408]，2010年为[0169，0436]，2013年为[0171，0439]。不难看出，城市休闲化协调度的极值均为2～3倍的差距，这表明，尽管协调度未呈现逐步拉大的趋势，但城市休闲化的协调发展极不均衡。城市协调度的比较显示：一方面，协调度排名前列的城市主要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以及杭州、成都和重庆等休闲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城市。另一方面，协调度排名靠后的城市大多在中部，尤其是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虽然有的城市在休闲资源、休闲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优势和条件，但由于未能与外部基础实现良好互动和协调，城市休闲化质量仍相对较低。

323空间差异

2003、2006、2010和2013年城市休闲化协调度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中、西部城市个数均为7、1和2，可以看出东部城市休闲化协调度相对较高。协调度在4个年份中虽然排名有所变化，但东部始终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和杭州，中部为武汉，西部为成都和重庆。这表明城市休闲化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稳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休闲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城市休闲化质量的提升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

为更清晰地分析空间差异特征，采用城市所在省份作为制图空间，协调阶段作为变量数据，借助空间制图表达刻画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见图1）。需要说明的是，5个计划单列市与省会城市存在制图冲突，但不难发现，除了福州和厦门在2003年协调阶段不同外，其余计划单列市与省会城市在同一年度处于相同协调阶段。

由图1可知，中国城市休闲化协调度大致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趋势，中度、轻度和濒临失调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②

以东。具体而言：① 2003年除北京濒临失调和上海轻度失调外，其余城市均为中度或严重失调。其中，中度失调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长江和黄河流域一带。② 2006年亦呈现如上特征，然而广州、哈尔滨协调度明显提升，济南和太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③ 2010年中度失调城市进一步增多，但仍主要出现在“胡焕庸线”右侧的东部和南部区域，如长春、石家庄、济南、长沙、昆明和南宁等城市。④ 2013年除太原外，东中部城市协调度均已达到中度失调及以上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协调度上升到轻度失调阶段。在中国西部，仅有拉萨、兰州、西宁和银川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其余城市达到中度失调水平。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选取2003、2006、2010和2013年作为评估节点，通过构建耦合度和协调度评估模型，分析了2003～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耦合和协调阶段、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以及空间差异特征，从而全面考察和评估了中国城市休闲化的质量。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城市休闲化均处于耦合的拮抗阶段，并且整体上处于相对较低的协调水平。然而，从时间趋势上看，严重失调的城市数大幅减少，向中度失调转化，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的城市逐渐增多。第二，中国城市休闲化处于拮抗阶段的较高水平，并且整体上向磨合阶段迈进，同时协调程度也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然而城市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第三，空间差异分析显示，东部和西部城市休闲化耦合度相对较高，协调度大致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协调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

基于耦合与协调双重视角，进行中国城市休闲化质量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城市休闲化的研究范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一是城市休闲化评估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二是应从更长的时间阶段探讨中国城市休闲化质量的演化规律和空间分布差异，这些都将成为下一步继续深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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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胜华，刘嘉龙.城市休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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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广海，刘金宏.中国城市休闲化影响机理研究及动态演进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8）：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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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振双，赵宁，苏昊林.能源―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山东省水泥行业为例[J].软科学，2015（2）：33-36.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用工荒；中职；功能；定位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市场上对技术型、实践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而职业教育却不能及时地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人才，由此导致出现“用工荒”现象长期存在，并严重影响了学生和职业院校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用工荒”现象 

 

（一）“用工荒”现象的本质是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 

近年来，“用工荒”现象持续出现并呈常态化趋势，不仅仅是缺技工，甚至连普工都有很大缺口[1]。从表面上看，“用工荒”现象给职业教育传递了市场上劳动力供不应求、毕业生就业无忧的的信息。实际上，职业院校毕业生高就业率的背后是大部分人对自己工作的低满意度，而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工作表现也存在认可度不高的现象，两者互不认同导致人才流动率、流失率过高，致使出现人才相对过剩的“用工荒”现象。“用工荒”现象背后暴露的是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在转型升级之间的矛盾。 

（二）“用工荒”现象的具体表现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回暖，我国不少地区和行业出现了对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增加却又招不到人的现象,社会上把这种现象称为“用工荒”。“用工荒”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劳动力普遍高于市场能够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即劳动力供应出现短缺。与此同时，社会还存在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所以劳动力短缺不是总量绝对短缺，而是供需错位。“用工荒”在以下两类企业表现比较严重:一种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类企业，主要由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通农民工组成；另一种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缺乏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熟练工人，这些技工应该主要由中等职业教育来提供。例如在2010年江苏昆山举行的机械模具人才招聘会上，多家机械、模具公司开出高薪招聘人才，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有些企业的技术岗位开出年薪8-10万元招聘人才，但是却没人应聘。现在即使月薪10000元也很难找到一名合适的技工。由此可见专业结构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说明两者之间契合性不高，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现象的出现。 

 

二、“用工荒”现象的原因透析 

 

（一）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与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 

通过上述表现可知，“用工荒”除了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严重表现为缺乏高级技工外，还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服务业等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机械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对工人的知识、技能没有特别要求，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利润,以招短期工为主，不能给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员工主要由农民工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构成。在目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受过三年正规专业训练的中职生不愿长期从事技术含量低、枯燥、单调的工作，所以，产业升级较慢、没有心智技能参与、简单重复的工作加上较低的工资待遇是不能吸引职校生的。这种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与人才供给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二）新农村建设及中西部的崛起，与沿海城市对员工的需求形成竞争 

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增加，一系列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陆续出台并付诸实施，加之劳务输出大省也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加速了中西部的崛起，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以“富士康”的内迁为例，中西部优越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使不少投资人选择在内地办厂，为中西部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或在附近打工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到较远的东南沿海城市打工。东南沿海与内地工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加上流动成本的原因，沿海地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不断弱化，外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8.6个百分点。

（三）企业用工环境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我国目前外出打工者60%以上都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不少是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比父辈明显提高，就业观念也不同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而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的务工方式。他们大多怀揣着一个城市梦，渴望融入城市，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与上一代农民工有活就干、任何“脏累苦”的工作都能做不同，他们有理想，敢想敢干，对工作环境要求高，更注重个人喜好、发展空间、社会保障等。而沿海地区不少企业提供的流水线工作时间太长、技术含量低，生活方面缺少人文关怀，娱乐活动不够，户籍、住房、社保等问题没有保障，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不会有归属感和稳定感的。 

（四）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适应是一个生态学名词，意为机体或组织的发展要与其生存环境相匹配，主动按照环境的需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同经济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性，导致“就业难”与“用工荒”。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风向标”。而事实上不少职业学校是关起门来办学，缺乏市场敏感性，没有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设置与调整专业、更新教学内容，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与企业对人才要求差距较大，软技能如工作责任心、心理承受力不强，硬件方面技能不熟练。但他们也不愿意从事技术含量不高、仅靠出卖劳动力的重复枯燥工作。这是职业教育与社会环境的不适应、定位失当造成的。 

三、“用工荒”现象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新思考 

 

（一）准确定位，突出特色 

社会经济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指挥棒”，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办学模式、人才素质结构都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相结合。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社会经济总体上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需要一个过程，技术含量不高的中小企业仍占多数，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提供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仍可满足中职毕业生的需要。在发达地区，中职教育的规模虽然会逐渐缩小，但短期内还不会消亡，骨干职业学校还需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带领中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把握市场的脉搏，搞好人才培养定位，突出中职特色，而不盲目升高职，以培养企业需要的具有综合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 

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在中职教育正确定位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政府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立法和相关政策，对职业院校片面的追求入学率，努力扩大招生规模进行监督和指导。政府应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控，定期对产业需求的变化以及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应对情况进行检查，按照产业结构的需求，对市场需求量大的专业应鼓励职业院校大量设置，对市场需求量小的专业应该加以限制或取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提前对产业结构的发展有所预测，并作好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调整设置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应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职业教育专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突出职业能力培养 

尽管目前职业教育的各种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不可否认，一些改革的视角是狭窄的、孤立的，往往只注意到职业学校自身的“修修补补”、没有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整个职业教育过程中应有的作用。[6]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学校和学科为中心”，缺乏市场敏感性，缺乏社会和企业的强力参与；没有根据工作过程来开发和实施课程，课程内容没有反映劳动力市场及职业岗位的需求，职业导向性不足，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职业能力不强。出现“用工荒”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种单一的、封闭的、以学校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造成的结果。所以，缓解“用工荒”，提升中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必须回归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邀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形成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反映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术知识和工作过程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重技能、更重态度和职业道德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职业学校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终身学习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过分重视学校职业教育，对社会职业培训重视不够；过分关注城市的就业需求，对中小企业和农村市场的潜在需求关注不够，在帮助中小企业培训员工和促进农民工顺利转移方面存在功能缺失。当前，在中职生源日渐萎缩的情况下，企业又面临转型升级，大批农民工和低位就业者迫切需要技能培训。有专家指出：“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7]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农民工等低位就业者才可以提升技能和资质，从而减少“金字塔形”人才结构中的底层比例，促进社会人才结构向更加合理的“橄榄形”转变。为此，职业学校理当顺势而变，在师资、设备、课程等方面未雨绸缪，尽快回归职业教育本来之功能，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长短期培训相结合，给中小企业及弱势群体提供菜单式培训，推行“区间式”学习方式，允许员工根据自身需要自觉充电，促进终身学习。 

（四）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要增加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只有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调整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才能让培养出的人才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是提高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契合性的重要途径。这里提出的契合性，是一个度的概念，就是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配合与协调要合理，专业结构的设置既不能对产业结构影响有过度的反映，也不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没有任何反映，专业结构必须与产业结构保持一定的合理性，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和协调。 

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在这方面的设置还不太合理，如现在需求量大的房地产业、采掘业、服务业以及需求量正在逐渐增加的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现代养殖业和畜牧业、现代医药以及环保工程等专业偏少，尤其是在农业职业教育上，与农业产业化、农业高新技术发展等相关专业的设置实在太少，整个农林牧渔专业只占到总专业大类的3.76%。因此，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根据区域经济的需要，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进行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应与产业结构的方向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人才。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逐渐以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为趋势，因此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应向这个方向进行演进。同时在职业教育加快专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新型工业化社会的建设中，在一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不断涌现及一些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相继上马的新情况下，专业设置要能灵活、及时地对此做出应答；同时在专业建设和管理中，要加强与行业、企业、职业界的密切联系，加大产学研合作的力度，推动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