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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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第1篇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0JZD0023）

作者简介：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应用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浅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认识 浅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 中性财政政策透视 财政政策必须转型 财政政策转向在即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稳健货币政策 坚持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动及效果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潜在风险 货币和财政政策可期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0-3-12。。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9月底，我国的地方融资平台数量达到10468家数据来源：平台贷展期新政硬着陆，到期还款方案4月底前上报[EB/OL].第一财经日报，http：///120319/101，1277，12000976，00.shtml，2012-3-19。，增长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从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上来看，2009年末，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估计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当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此后还将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达到最高值，约为98万亿元。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第一，地方政府偿债率迅速攀升，还债压力激增。中金公司预计地方政府偿债率将会从2009年的120%迅速攀升，到2012年将达到266%，超出安全警戒线66个百分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般以三年内的短期贷款为主，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将迎来还本付息的高峰，据估算2012年仅地方融资平台这一项债务，还本付息额可能将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50%，其中有50%的贷款要以政府收入作为还款来源，23%的贷款为不规范贷款，风险高，由财政兜底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基层地方政府成了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军，因此财政风险在基层政府爆发的可能性增大。据相关统计，有近70%的投融资平台集中在区县级，其中的绝大多数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收入承载能力。

22 货币政策或可引发的财政风险

221 通货膨胀风险

2009～2010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银行放松了贷款限制，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2009年货币供应量（M1）和货币供应量（M2）分别增长了3323%和2842%，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843%，这表明了2009年货币供应量已经超出市场需求量，2010年通货膨胀风险逐渐显现。加之2010年下半年外汇占款迅速增加更进一步助推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的通货膨胀可能会诱发财政风险。第一，诱发收入分配风险。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对货币持有者征收的一种税，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货币是持有的主要财富，他们无法通过调整资产组合来规避通货膨胀税。而相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就可以通过调整资产组合来规避通货膨胀税，这样就引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风险。第二，加速财政赤字风险。面对物价的持续上涨，低收入居民生活将会变得困难。作为公共主体的政府，需要通过增加大量财政支出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物价补贴，这样就会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加速财政赤字风险。

222 金融风险财政化加速

金融风险财政化是我国通过财政来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方式。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风险财政化会更加频繁，财政压力增大，进而推动财政风险上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直接增加了显性财政风险。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银行流动性，1998年国家通过发行2700亿元国债注资国有银行；1997～1998两年动用700亿元财政资金冲销国有银行呆账；1999年帮助国有银行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其中大部分损失都由财政来负担；2003年末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中央财政以放弃3000亿元人民币权益为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欠债“埋单”；2007年国家为农业银行重组改造注资1300亿元。这些财政资源的流出会直接增加政府支出的压力，向上推动财政风险。第二，间接增加了隐性财政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放款质量，放大银行风险偏好[14]。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银行会主动降低贷款门槛，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其次，银行贷款有相当一部分贷给了有政府背景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信用过度膨胀；最后，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信贷集中风险突显。上述这些虽然都属于金融类风险，但是，政府和银行的关系决定了金融风险最终还是得由财政来兜底，金融风险增加，财政兜底的风险就越大，进而推动财政风险上升。

3 样本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31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目的在于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财政风险指标变量、财政政策指标变量以及货币政策指标变量进行选取。

财政风险指标是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关键变量。本文借鉴吴俊培、张斌[15]财政风险指数的构建思想，来构建本文的财政风险指数。财政风险指数=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内、预算外支出，记为FR。选取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公共投资支出、宏观税负率来作为财政政策的变量，分别记为GC、GI、t。根据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政府公共消费变量包括支农支出和文教科卫支出；政府公共投资支出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预算内财政资金额来代替；宏观税负率=税收收入总额/GDP来代替，体现税收政策。选取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无法获取在改革开放以来M2或MI的数据，因此，本文将以M0来表示货币供给量水平。将选取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变量。最后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分别记为M0、DR、RR，其中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进行了年度加权平均。

上述指标变量中政府公共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数据都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用名义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得到实际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不改变数据统计性质的前提下，对政府公共消费、政府公共投资和货币供给量指标都取了自然对数。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样本区间选取为1980～2011。各指标数据分别来自高校财经数据库、国研网数据中心。

32 模型的选取

财政风险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的形成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将以VAR模型为基础，分析两种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是基于统计数据性质而建立的，这种模型能够反映出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变化关系，模拟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将构建两个VAR模型，基本形式为：

4 实证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

通常情况下一些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不平稳的，直接用于方程估计可能会导致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发生，本文将使用ADF和PP两种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定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的一致性都表明了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具备稳定性和可靠性。变量财政风险指数（FR）、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DR）原序列即为平稳序列，而公共消费支出（GC）、公共投资支出（GI）、税率（t）、货币供给量（M0）、存款准备金率（RR）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下文将使用FR、DR的原序列，GC、GI、t、M0、RR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接下来的分析。

4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以FR、DGC、DGI、Dt以及FR、DR、DRR、DM0为基础构建两个VAR模型，根据LR、AIC、FPF、SC和HQ准则，最终确定两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阶。下面以2个2阶VAR模型为基础，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10%和5%显著水平下，财政风险的变动是贷款基准利率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除此之外，其他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不显著，但从检验结果的概率值还是能够粗略判断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弱因果关系。从概率值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工具当中政府公共消费的变动、政府公共投资变动、税率变动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弱格兰杰原因，其中政府公共消费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强，政府公共投资次之，税率最弱。货币政策工具中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动、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弱格兰杰原因。其中，货币供应量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强，存款准备金率次之，贷款基准利率最弱。总的来说，财政政策变动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强度略高于货币政策。

43 脉冲响应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揭示的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的静态关系，下面本文将应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动态关系。将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避免因变量出现次序不同而导致脉冲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431 财政政策冲击引起财政风险的响应

给定财政政策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的响应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工具政府公共消费、政府公共投资以及税率的冲击，都引起了财政风险的变动。①给政府公共消费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年引起财政风险增加01758个单位，之后这种冲击效应逐步减弱，到第四年脉冲响应基本稳定在00282的水平上。这说明政府公共消费增加在当年就会产生很大的挤出效应风险，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民间消费增加一定程度降低了挤出效应风险。②给政府公共投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年引起财政风险增加00718个单位，随后缓慢上升，在第二年达到最大值为00989，之后冲击效应呈现出小幅波动，最终稳定在00515水平上。这意味着，当年公共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和挤出效应风险的增加，随着公共投资的铺开，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地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为配套资金融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增加导致财政风险在第二年增加，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③给税率一个标准差冲击，当年仅仅引起财政风险微弱的增加为00166，在第二年财政风险略微增长，并连续3年保持基本稳定，在第五年导致财政风险略微的负增加，但这种效应也仅仅维持一年，之后税率的冲击致使财政风险二次增加，但幅度比第一次小得多，在第九年基本稳定在00106的水平上。这表明减税政策当年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赤字风险增加，可是在接下来的年份减税政策却出现了增税效果，进而部分抵消了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增加了税收风险，财政风险的增加后期可能是税收风险增加所致。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脉冲响应函数值虽然都是正值，但3个脉冲响应函数95%的置信区间都横跨了正负区域，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脉冲的显著性。当横跨的正区域面积大于负区域面积时，脉冲的正向效应显著，反之则脉冲的负向效应显著，如果二者大致相等时，脉冲响应就不显著。因此，从短期来看，政府公共消费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后是税率；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消费和税率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却对财政风险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

432 货币政策冲击引起财政风险的响应

给定货币政策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的相应结果如图2所示。

①由于地方融资平台都有政府的背景，相对于一般企业来说信用度要高，信贷风险低。所以前期增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从总体上就会稀释信贷风险。 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冲击也都引起了财政风险的增减变动。①给贷款基准利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当年就使财政风险降低00770个单位，但之后有利影响在第二年减弱为00129，随后有利影响再次得到强化，在第五年有利影响二次达到最大，然后逐渐减弱并稳定在-00284水平上。这说明宽松货币政策下，增加贷款规模有利于财政风险降低。可是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放贷门槛的降低致使信贷风险逐渐增强，一定程度部分抵消了对财政风险的有利影响的作用效果。第二年之后，由于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迅速增加部分降低了信贷风险①，所以财政风险再次降低。不过后期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过大，融资平台风险增加，隐性财政风险增加。②给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当年提高了00495个单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趋于平稳。这表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当年会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必然引起金融机构存贷利差变动，进而导致以存贷利差为主的金融机构利润大幅变动，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增加。不过从长期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程度并不高。③给货币供给量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在当年就会降低00934个单位，随后降低幅度逐年降低，最后基本稳定在-00318的水平上。这表明，短期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刺激了经济增长，财政抗风险能力增强，财政风险降低。但长期快速增加货币供给量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风险而必须扩大政府支出，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等等，财政的吃紧必然一定程度上抵消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因此，后期货币供给量的冲击效用出现了缓慢降低。④由脉冲响应的置信区域可以看出，短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变动能够显著地影响财政风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影响较弱；长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财政风险仍然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基本消失。

433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主要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变动时，财政风险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但现实中财政风险的变动是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其影响程度有多大，本文将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方差分解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从整体来说，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1183%，高于货币政策的解释能力206%。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工具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最强为公共消费支出，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弱为税率；货币政策工具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货币供给量、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财政风险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的运用影响着财政风险的变动。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着弱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发现，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比较显著。具体来说，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和税率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都会引起财政风险的增加。其中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引起财政风险增加的最多，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弱的是税率政策。但长期来说，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变动都会影响财政风险，而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和税率政策对财政风险的变动影响非常微弱，甚至可以忽略。

第二，货币政策的运用同样也会影响到财政风险的变动。相比较财政政策而言，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着更弱的因果关系。从脉冲响应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财政风险也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在短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会引起财政风险的降低，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则会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比贷款基准利率变动更有利于财政风险的降低。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工具和贷款基准利率工具对财政风险影响仍然比较显著，但效应已经减弱，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基本消失。

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效力均不强。从方差分解结果发现，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仅为1183%，货币政策更弱，平均仅仅为206%。这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主要原因，但政策实施所产生的财政风险也不容忽视。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关注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以及这些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避免政策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财政风险扩大化，但又不能过分夸大由此而产生的财政风险，进而降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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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蓉，劳川奇，徐荣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吗[J]宏观经济研究，2011（2）：36-41.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研究综述

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没有挤出效应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出台稳健的财政政策后才有所缓和，笔者通过回顾，认为大概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则否认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一、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

章晟（2003）认为，一方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部分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总之，大规模建设项目主要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承担，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也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中小城市、城镇、中小企业的资金匮乏由此就不难理解了。

吴俊培（2004）认为，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因此政府增加支出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同时还分析了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私人部门市场失败的情况；二是取决于政府支出资金的来源情况，如果是从国外借款的话，那么对私人部门的排挤会减少一些[1]。

庄龙涛（1999）和梁学平（2003）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1）我国政府采用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的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其结果是将原来由企业和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增加了政府对资源的占有规模和控制程度，减少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使企业和个人没有能力参与市场投资的竞争。这实质上等于把企业和个人“排挤”出市场。（2）为了保证对资金的占有和控制，我们对企业和个人投资市场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严格限制发行企业债券和直接融资，限制股份公司上市，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金融歧视等等。这些限制阻碍了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市场，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能力大打折扣。（3）我国目前处于市场饱和，失业人员增多，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时期。此时的“排挤效应”虽有所显现，但并未释放出来，当经济形势好转，市场启动，资源充分利用时，这种“排挤”效应将快速释放出来，并对未来经济运行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

于天义（2002）则把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民间投资的排挤效应。政府投资增加，相应的把民间投资挤了出来，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暴增，就是这种排挤效应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对消费的排挤效应。政府用于建设的资金的增多，必然导致用于吃饭即消费的资金的减少，从而直接地减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庞大作用。

孟祥仲（2006）认为，挤出效应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考察，存在两种形式的挤出效应：需求型与供给型两种；一方面认为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第一，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第二，由于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所占的比重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定存在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

项怀诚（2001）认为，可以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

贾松明（2002）的观点同项怀诚的观点基本差不多，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的。第一，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几年的情况来看，没有出现利率的上升，而且按照我国目前的利率制度，也不应存在赤字抬高利率的因果关系。首先，我国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它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理；其次，1995年以来我国其实际利率持续上升，但这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我国资金供应是比较宽裕的，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来源于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并不会对资金供给产生压力。第三，国债资金主要投向的是公共领域，这都是一些民间资金一般不愿意涉及的领域，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徐明华（2003）依据我国经济实际运动的规律和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进行对挤出效应的定量研究，测算出我国的宏观IS—LM模型，综合起来得到我国的利率的一个模型：

计算出：净效应=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近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大体相当，净效应趋于0，认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没有抑制效果，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这样一个方程式：

I=33.766+0.372(Yt-Tt)-62.814Rt[2]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随机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5）-0072-04

一、文献综述

财政、货币政策的研究比较广泛。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研究，杨子晖（2008）分析了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并考察政策工具在传导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其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货币到信贷传导环节的断裂，使得“信贷渠道”自身存在较大的政策局限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徐亚平（2006）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说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盛松成、吴培新（2008）运用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更应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来调控经济。这种货币传导模式存在缺陷，只是阶段性地起作用，从未来的发展模式来看，要采用包含更多信息的利率作为政策中介，其前提条件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有关财政、货币政策的效率研究，王智强（2010）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使用要更为谨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余利丰、邓柏盛、王菲等（2011）认为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孙伍琴、朱顺林（2008）认为不同区域金融体系资本供给、风险管理和回报激励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也不相同，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的平均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效率研究的方法一般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将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以经济增长为产出，信贷投放、财政支出为投入建立超越对数函数，对2000-2010年广东21市面板数据进行效率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随机前沿分析（SFA）是由Meeusen和Broeck（1977）、Aigner，Lovell，和 Schmidt（1977）与Battese和Corra（1977）分别独立提出的。随机前沿分析考虑了随机因素的影响，把既定条件下投入可实现的最大产出的偏离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随机扰动。在解释技术效率的决定因素上，先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再利用得到的技术效率指标与选择的影响技术效率的变量进行回归，来确定这些因素对技术效率影响方向和程度。而这种两阶段估计技术得到的参数常是低效的和有偏的。本文使用Battese和Coelli（1992，1995）提出的适用于面板数据并同时能对前沿函数和技术无效率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如下：

y■=βX■+（v■-μ■）i=1，∧，N； t=1，∧，T ； （1）

式中，y■为第i决策单元第t期的产出（或产出的对数）；X■为第i决策单元第t期的i×1阶投入向量；误差项由两部分构成，一项表示随机误差，另一项表示技术无效性（Technical Inefficiency），v■为随机变量，假设其服从独立同一分布N（0，σ■■），且独立于μ■；μ■为非负随机变量，表示生产的技术无效，通常假设其服从在0处截断的正态分布N（m■，σ■■），技术无效的表达式如下：

μ■=μ■exp（-η（t-T）） （2）

η为待估计参数。当η>0时，μ■将以递增的速度下降，技术效率提高；当η

m■=z■δ （3）

其中，z■为可能影响决策单元效率的p×1阶向量；δ为1×p阶待估参数向量；反映变量z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负值表明该变量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正值表示有负的影响。虽然上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具有参数线性特征，但由于回归方程的误差项不同于最小二乘法的古典假设，故不能用此方法估计有关参数。

为检验结果显著性，设定统计量γ=σ■■ / （σ■■+σ■■），如果γ=0，则不存在技术无效，无需进行SFA技术分析，直接运用OLS方法估计即可。对上述模型的参数估计，Battese和Coelli（1992）建议使用最大似然法，对γ=0这一原假设使用似然比检验。

（二）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Translog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估计方程如下：

Lny■=β■+β■Lnk■+β■LnG■+β■（LnK■）■+β■（LnG■）■+β■LnK■LnG■+（v■-μ■）

其中，Ln为对数符号，y为国民生产总值GDP，K为信贷投放，G为财政支出。相应的效率函数，估计方程如下：

u■=δ■+δ■Z1■+δ■Z2■+δ■（Z1■）■+δ■（Z2■）■+ε■

ε■与其他变量相互独立，服从正态分布，Z1为金融中介效率，用银行贷款/存款表示，Z2为财政自给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支出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2011广东省统计年鉴》、《2007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广东省统计信息网，数据区间为2000至2010年，分析软件采用FRONTIER4.1软件（Coelli，1998）。

（二）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SFA模型估计结果（表1），具体分析如下。

1、从估计方程的检验参数看，γ、LR在1%的水平下显著， Log似然函数值比OLS的估计方程的Log似然函数值大，说明误差项包含无效率因素。γ=0.933，说明随机误差的主要是技术无效引起的，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可以接受的。参数η=0.021，大于零，随着时间推移，技术无效将以递增的速度下降，效率提高，即广东21市的效率不断改善。

2、从超越对数生产方程看，各变量对应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且信贷投放K、财政支出G的一次项系数均为正，二次项系数均为负，存在最优经济增长，说明在一定规模下的信贷投放、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过度的信贷投放、财政支出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3、从效率产方程看，在10%水平下，财政自给率Z2的一次项系数均为负，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财政自给率提高，财政支出除了满足行政费用等“吃饭财政”的支出外，有更大余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效率提高，而金融中介效率Z1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这与预想的金融中介效率的一次项系数应该为负矛盾，可能与变量选取有关。代替金融中介效率的变量存贷比提高，存款转化为贷款比例越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越有力，但存贷比过高，既可能导致地方过度投资，也可能蕴含较大金融风险，不利于技术无效的改进。

4、从信贷投放、财政支出的效率看（表2），2000-2010年全省21市的年均值由2000年的0.739逐年提高至2010年的0.782，这与η>0的判断相一致，各市的效率均值也逐渐提高，效率值最大的是东莞0.989，效率值最小的是河源0.543，而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汕头、揭阳、湛江、茂名等11市的效率均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有7市属于珠三角区（图1）。可见，广东各市信贷投放、财政支出的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明显。

四、政策建议

建议提高区域金融中介效率，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均衡发展。经济发达地区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制度创新，使信贷资金流向利润率高，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支持的行业，提高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经济发欠达地区要借产业结构转移升级的契机，实施金融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功能的发展，留住信贷资金为地方经济服务。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财政支出。要积极推进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提高落后区域社会福利水平，建立多层次的社会福利服务投入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投入的金融支持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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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Banking Credit under the Economic Growth Goal

NIU Runsheng

（Shanwe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Shanwei Guangdong 516600）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第4篇

据此，人们通常可以把财政风险划分为两个大类：内生性财政风险和外生性财政风险。我认为，内生性财政风险具有理论意义上的风险属性，而外生性财政风险实际上属于财政活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财政过程中人们最有可能有效防范、化解的财政风险也就是内生性风险。只要找到诱发内生性财政风险的比较具体的原因，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制度手段、技术手段，特定财政活动受内生性风险影响的程度完全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

上述风险提法不一定准确，但内生性财政风险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对于我国来说，急需规避的风险是前五项，相应的避险工作可以通过发展财政技术手段予以支持；而长期的体制改革则有助于规避后四项风险，这项任务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建设才能完成。

二、财政风险的基本特点与性质

第一，任何财政风险，只要发生，国民都要承担程度不等的福利损失。这意味着国民在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并获得正效用的同时，也要消费可能伴随而来的副产品——财政风险——所带来的负效用。作为一种规则，要求消费的公共产品与劳务越多，可能承担的因财政风险带来的负效用越多。

第二，财政风险具有公共福利再分配效应。对政府官员来说，财政风险，即使发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福利损失，至多不过对他们形成进一步活动的外部约束。更严重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活动导致的财政风险，不仅把本应由大多数国民享有的公共福利转移给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少数利益集团，而且还把财政风险造成的福利损失转移给大多数国民承担。

第三，财政风险在经济生活中属于客观存在，但并非不可克服。与私人在其各自的经济活动中常常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样，政府与国民面临的财政风险本质上也是客观存在，这主要源于经济生活里大量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不过，财政风险属于可能性范畴，这类风险不是必然要发生的；相反，理论上讲，如果事先采取了有效措施，所有风险都可以防范，或者予以规避。如果政府在财政活动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且长期置风险于不顾，那么财政风险就会真地发生并给政府、国民和社会带来灾难。

三、财政风险的定性分析

最简单的对经济活动风险进行定性分析方法，就是所谓的专家制度。比较典型的专家制度较早地产生于商业银行对潜在借款人进行信用风险的评估活动。根据专家所做的风险评估，商业银行主管最后决定贷款对象、贷款规模以及贷款条件等。就商业银行活动来说，信贷风险与用款单位的管理水平（包括管理者的道德品位）、经济效率和基本避险手段（最低数量的担保品）呈负相关关系。据此，人们设计了能够体现上述基本关系的商业银行专家制度的评估指标。这种评估指标可以有多种类型，较常使用的有“5C”，即品性（Character）、资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Collateral）以及条件（Condition）。

这一评估指标虽然简单，但内涵丰富。它在诸多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潜在风险的因素中，挑选关键的代表性变量，再根据这些变量的性质，来大体反映每笔贷款的风险程度。上述评估指标还体现了专家制度对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控制好关键因素（或敏感因素）是有效控制系统风险的基础，而在所有关键因素（或敏感因素）中，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直接当事人的人品与能力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鉴于用于信贷风险评估的专家制度所具有的科学性、实用性，以及简单易行等特点，在财政风险分析、评估活动中引进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这种量度风险方法用于财政风险评估时可能产生的局限性，建立和运用专家制度还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进行财政风险分析、量度时，专家制度强调历史经验的意义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以往经验则会误导风险评估者把一般性经验当作一般性经济关系、经济联系看待，使以后连续的财政活动可能产生的风险或被高估或被低估，而与实际风险程度发生更大的误差。

第二，虽然政府官员在其财政活动中，特别是在制定重大财政政策时注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治国方面，“超越常识、打破常规”的决策有时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尽管有些成功是暂时的）。由此导致评估者难以在政府财政活动与财政效果之间建立一种比较明确的联系。同样道理，评估者也难于在政府财政活动与财政风险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

第三，一般情况下，政府主持的财政活动或推行的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对这些活动、政策的反应。鉴于特定财政活动、政政策不可能给不同社会阶层的国民带来相等的福利效应，各阶层国民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对各自经济预期所做的调整，实际上有很大差异。因此，无论建立怎样的量度财政风险程度的指标体系，这个问题必须予以考虑并加以妥善处理。否则，财政风险程度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就要大打折扣。

四、财政风险的定量分析

根据测定的赤字规模和国债规模，可以计算出财政赤字率、赤字依存度、国家债务负担率、国家债务依存度、外债偿还率、外债负担率，以及外债借人率等（5）具体指标。将这些具体指标值与理论上的安全值相比，就大体可以说明目前政府财政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应该指出的是，在计算政府支持上述四种支出责任的政府财力时，是否应该考虑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的变现能力。特别是对于我国国情来说，如果考虑到这种特殊能力，我国政府财政活动的财政风险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不过，考虑到国有资产的变现能力而低估财政风险，不仅无助于约束、规范政府的财政行为以降低财政风险，而且不利于加强政府内部的，以及源于国民的属于" 外部的风险控制活动。当然，利用上述方法量化财政风险，也可能会出现高估风险程度的情况，它可能会诱导政府转而急于采取比较保守的政策调整，进而给社会经济活动带来额外的波动。（7）总而言之，就指导政府活动而言，对未来财政活动的风险程度及其变化进行量度，普遍地怀疑其有效性是不对的，但对其科学性也不能估计过高。

五、对我国目前财政风险程度的估计及避险思路

最近几年里，我国财政风险程度，总的来讲，具有某种不断提高的趋势，应该引起有关各界的注意。我们曾在《财政政策风险分析》一文中，结合近年来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特点和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般效果，对可能涉及到的主要政策风险进行了初步分析。

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财政不允许出现赤字，但在实际预算中，种种原因导致地方财力不平衡，许多地方政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尤其是中西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一般年份里全国地方预算扣除中央补助后，赤字均保持在千亿元左右；更为严重的是，可能还有大量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难以统计。从赤字结构上看，赤字主要出现在基层，特别是县级财政。这与县级经济基础薄弱、资金调剂余地小有关。不言而喻，这类赤字构成中央政府财政的“直接隐性支出责任（债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负债过重，结构调整缓慢等问题，在尚无良好对策情况下，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不过，早有学者计算过，如果仅把企业的负债率下降20个百分点，政府就需要给国有企业补充20000亿元资金。如果再考虑解决诸如妥善安排近4000万富余人员，把因企业办社会形成的各种附属设施完全从企业方面剥离下来并予以妥善安置，以及按照90年达国家的技术标准改造国有企业的技术装备等问题，政府还须拿出约40000亿元资金予以支持才行。除非在短期内就国企改造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否则这类支出实际上就是政府财政的“或有显性支出责任（债务）”。

人们曾经普遍认为，精心设计并谨慎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能够做到周期性地平衡政府预算——政策设计中必须考虑到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各种具体的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错误的开支计划、意外的经济波动、与其他经济政策的不协调、突发的外部冲击，如此等等），这个目标有时难于自动实现。因此，结合以上分析，有理由要求政府，在未来的几年里，应该为有效控制各类债务规模而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就一般性的财政风险规避的基本思路而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应在财政经济领域努力处理好以下各项工作：第一，有效控制、规避财政风险的关键，在于政府下决心削减规模过大的财政赤字。对此，政府除了要慎重选择合适的赤字削减措施外，还必须事先对（在巨额赤字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情况下）削减财政赤字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难题予以充分考虑，并且制定妥善应对方案。

第二，理论上，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财政赤字是国民收入的函数，即按相反方向随国民收入变动而变动。这表明，在不改变现行财政政策情况下，任何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都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

第四，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在我国适度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利润和降低产品价格，既有助于提高投资需求，也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进而共同提高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

第五，政府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它的利率政策，会从不同方面影响政府赤字削减计划。低而稳定的利率将有效地刺激私人投资与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这种低利率政策也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券发行的成本，从而降低政府财政开支中的公债利息支付。虽然国内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有可能使国内利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但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常常会破坏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在削减财政赤字工作中，政府不能过度依赖它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实施。

第六，在削减政府财政赤字方面，一些特殊措施也应予以必要的重视，如加速国有资产变现，适当重新评估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以及强化对（新增公债部分用于偿还历年到期债务后的）剩余债务收入，作为公共投资基金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赤字削减手段之一。

注释：

（1）鉴于政府各类财政活动（或财政行为）均是在其相关政策指导下做出的，财政风险实质上是政府财政政策风险。

（3）当年财政赤字对GDP的百分比。

（4）当年财政赤字对财政支出的百分比。

（5）计算公式分别为：当年财政赤字规模/当年GDP，当年财政赤字规模/包括债务支出的财政总支出，年底政府债务累积余额/当年GDP，当年债务收入额/包括本息支出在内的当年财政支出额，年度本息偿还/年度出口外汇收入，外债余额/GNP，外债余额/年出口外汇收入。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机制缺陷；完善机制

一、公共财政与公共财政预算的概念

公共财政是指国家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由财政收入和支出组成。公共财政预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政府针对公共财政收支问题进行计划，具有计划性、透明性、全面性、法律权威性及政治程序性等特性。

公共财政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对不能由市场提供的产品，政府通过国家预算政策来提供，这种活动会对整个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产生影响，如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等手段来进行配置。二是收入分配职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来调整高低收入差距，同时通过各种补贴和失业救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三是经济稳定发展职能。通过对公共财政进行精确的预算可以保持经济在正常轨道上发展，消除经济中过大的波动，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二、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框架

预算决策机制包括正式决策机制和非正式决策机制。这些决策机制引导和规范预算参与者的行为，形成了预算决策的基本框架。

整个预算决策的制定主要涉及收入、支出、过程、执行、平衡五个方面，各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1）收入。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部门，要获得生产资源，就必须花钱购买，这就形成公共财政支出。而公共财政收入是公共财政支出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政府各项职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2）支出。对支出的预算是对政府决定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总量的计划，根据经济效益原则、公平原则和稳定原则制定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使得提供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3）过程。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制定涉及政府各部门。谁来定制预算决策、谁来监督预算决策的制定、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工作如何分配等问题构成了预算决策制定的过程。（4）执行。在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之后，政府则执行预算计划，同时运用法律等手段保证预算计划与现实经济发展情况相符合。（5）平衡。预算决策的目的是使经济平衡发展，减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不稳定现象。因此，在预算决策实施之后要随时对计划进行调整完善，从而保证与现实经济状况相符合。

公共财政预算涉及众多政府组织部门和盈利集团，甚至公民也在预算过程中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由于各个参与者的出发点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因此要对各参与者进行协调。（1）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是预算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主要是指由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授予财政审批与监督权的决策与权力机构。（2）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是政府预算的实际提交者，需要通过预算来实现自己的执政纲领，履行职能。（3）核心预算机构。 核心预算机构主要是指政府序列中专司预算的部门，主要职责是审查各主管部门的预算申请，协调资金分配，并且一旦发现浪费或其他不合理现象就取消或削减相关预算。（4）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是管理政府项目并提出最初预算的机构，在预算决策过程常处于预算申请和为申请辩护的境地。（5）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决算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成为推动预算增长的驱动力量。（6）公民。公民常常起间接的作用，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来收集民意，从而制定财政预算，满足公民需求。

三、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只有在预算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预算参与者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分配状况。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预算决策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行政主导的预算。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同，存在立法主导、行政主导、立法和行政相互制约的三种最基本的预算过程。在立法主导的预算过程中，各个行政机构是立法者的协助者。在行政主导的预算过程中，各个行政机构直接对政府负责，立法机构只是简单地批准行政部门的预算要求。（2）多元分散的预算权力。我国的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主要有两个负责人，即政府和党委书记，此外还存在很多通过非正式渠道影响资源分配的参与者。（3）自下而上的控制预算。在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中，预算编制是从每个机构的预算请求开始的，然后由政府负责人及其预算部门或立法机构审查。从根本上看，我国预算是一种自下而上为主的预算程序。（4）封闭的预算过程。在封闭的预算过程中，预算决策不对公众、新闻媒体、利益集团等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使得预算计划的制订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预算程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步。（1）一上。部门在收到财政部门编制预算的通知后，对部门明年的支出进行估计，然后报送财政部门。（2）一下。财政部门收到各个部门的预算后，对各个部门的估算进行审查，根据今年的收入情况和去年的预算情况，给各个部门下达控制数，要求各个部门在控制数内重新编报部门预算。（3）二上。各个部门在财政部门下达的控制数内重新编制本部门的预算，然后再送报财政部门。财政部再汇总编制政府预算，然后报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报同级党委审查。此后，财政部门将政府预算草案报人大常委会初审。最后，人大常委会初审后形成的政府预算在人大会议召开时提交大会审议通过。（4）二下。人大通过的预算由财政部门批复给各部门，开始执行预算。

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应坚持以下原则。（1）公平原则。公平本义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面，各部门要秉着社会公平、政治公平、制定公平、经济公平、分配公平等原则，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2）效率原则。任何决策的目的都是利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的利益。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也是如此，其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家资源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效率和公平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公平是实现效率的基础，效率是公平追求的结果。因此，在制定预算决策时要本着效率的目标，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达到最佳结构。

四、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的不足

虽然我国预算机制有所发展，但距离成熟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仍然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1）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缺少民意。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的目的是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要了解社会的需求从而提高社会满意度。在财政决策层次上，预算的封闭性使得其无法从根本上对人民的需求进行检验和鉴别，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效率损失的现象。（2）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效率损失严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不明确，责任义务没有合理划分，造成损失。（3）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主体权利义务不明确。在目前的财政分配格局中，享受到最大好处的人是设定和操作政策的人，公众很难相信拥有财政决策权的官员会减少自身的福利来补贴低收入者。因此，公民只是被动地参加预算决策，没有真正履行自身的义务。（4）人大在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中具有局限性。人大开会审议有关财政问题的报告和案例中，涉及财政支出方面不多，没有了解往年预算结果的执行和监督，而且对于财政预算从指定到真正实施所需时间太长，导致效率低下。（5）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程序和执行存在障碍。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没有在实际情况下进行操作，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变化，同时在执行方面，重结果、轻程序，重视人的素质、忽视规则的作用，出现政策失效。

造成决策机制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缺乏对民意的回应及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不足，此外还有政策执行不规范的原因。公共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但并没有针对社会的具体需求制定现实性的政策，使得公民消极被动地参与预算决策的制定。同时，公民自身还缺乏国家主人的意识，没有及时监督政策的执行。最后，政府机构人员也是“经济人”，他们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致使机构规模扩大重复，效率低下。

五、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1）调整预算结构，明确权力关系，发挥人大预算审批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审查批准预算，从制定上建立健全人大的预算监督和审查权，确保预算的时间和质量，扩大初审的主体，听取各方面意见，最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预算内容。（2）优化预算程序，完善责任体系。各部门明确自身职责所在，遵循决策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在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方针下制定实施性强的预算决策。实行责任制，使各部门对其制订的计划负责。（3）提高预算透明度，回应民众需求。由于我国的预算决策还处于封闭状态，所以政府应适度公开公共财政预算信息，如召开新闻会或公众听证会，确保法律所赋予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不仅能使决策更加科学，也保障了公民当家作主的地位。（4）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公民参与式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体制。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的制定及运行都需要法律的监督，制定预算要确保其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执行时确保其执行的有效性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同时，由于社会民主意识缺乏，要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预算的制定与监督，从而更好地享有自身权利。（5）高度重视预算决策机制，逐渐加以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决策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同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原则，这对执行结果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没有一种合理的预算决策机制，预算过程就不能有效地进行，预算执行就无法组织起来。从整体来看，我们应从收入、支出、过程、执行和平衡中建立良好的运行体制，明确各主体的职责权力关系，发挥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公民的力量，使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在正常轨道上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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