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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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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假定在一个包含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的摩擦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策主体。各自的经济问题如下:1.消费者的经济问题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其效用函数为:其中:Ct代表消费者的实际消费,Nt代表劳动供给量,Mt/Pt代表持有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效用(Mt为名义货币供应量,Pt为总物价水平)。参数项中,σ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ψ为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ξ为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此处的效用函数为可分离的形式。此时代表消费者的经济问题为:2.厂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对于最终产品厂商而言,其最终产品Yt需要通过中间产品Yt(j)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参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设定,假定生产函数为:3.政策主体问题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假定其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政府”,其经济政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具体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之一是扩展的Taylor(1993)利率规则。目前多数文献认为该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如谢平和罗雄,2002;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李成等,2010;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26-29],本文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设定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如下:二是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考虑。综合各国政府的实践,财政政策规则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几种情形: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而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支出“决策运行模式”存在纵向、横向间的差异性和政策实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也不尽相同。表1中gt为政府总公共支出Gt的对数化形式,后文线性化系统中的小写形式同样为其大写形式的对数化表达。表1中“规则一”是较多文献都会考虑的规则,如张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规则二”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形式;“规则三”是政府综合“相机抉择”与盯住“通货膨胀”的形式,对此,张宇麟和昌忠泽(2008)[34]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总支出(包括总公共开支、当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当期公众持有的货币形式)等于政府的总收入,收入项目为政府发行的债务收入、总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的收入。符号变量的含义同预算约束(2)中的结果。
(二)系统均衡问题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消费者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将具体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化。对于中间厂商而言,根据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获得厂商“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程。其结果为:根据上述经济系统的设定,可以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比较。
二、参数估计
(一)初步参数校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变量包括t、zt)。该经济系统中需要进行校准的参数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参数包括Γ1、Γ2、Γ3、ρ)。对于系统的相关参数,根据历年的名义利率水平设定主观的贴现因子β为0.947;设定价格粘性程度θ为0.75;考虑到消费效应的对数形式并参考张卫平(2012)[3]的估计结论,本文对消费风险厌恶系数估计为1。对于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同样估计为1;将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对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借鉴张杰平(2012)[4]的结果估计为2.58;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GDP价格指数调整、H-P滤波(获得趋势项)及时间序列回归后,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取值为0.627和0.50。本文借鉴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的生产函数模式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产出函数估计相应的参数。进而本文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根据受约束的回归方程(产出函数的对数化形式)进行计量回归获得;参考王文甫(2010)的估计结论,将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εp取值为4.61。对于不同货币规则的估计系数,参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计方法的结论以及张杰平(2012)[4]的结论,将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分别估计为0.75、2.6、0.4、0.6、0.51、0.8、1.5、0.75。对于非结构参数———技术进步、政府支出与收入税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a、ρg和ρtk,在同一样本数据下将其估计为0.60、0.61和0.556。具体参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对于货币政策规则二中的参数选择,同Zhang(2009)[36]GMM估计方法的结论和张杰平(2012)[4]的校准考虑,初步校准见表3。对于上述系统的线性化结果,还需估计的稳态值有:Tk、R、C/Y、K/Y、G/Y、b/Y、m/Y。对于宏观税负Tk,根据历年总税收数据和GDP数据估计出“平均税负”,其他参数则通过一阶系统的稳态值并结合初步的参数校准进行估计。
(二)“贝叶斯”参数估计对于上述参数校准的初步结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张佐敏(2013)、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等的参数校准方法,而是对非结构参数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再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随机抽样2万次,并去掉前1万次①。具体抽样时,对每一个参数选择一个标准的概率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参数的初始值和抽样设定的次数进行统计抽样,最后根据设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间)获得后验的结果。而标准概率分布的选择是根据参数的性质、取值范围综合判断形成,方法参见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后获得检验多变量“收敛性”的统计量,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中的结果可知:在后期1万次以后,曲线拟合较好,说明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整体性能较好。基于贝叶斯估计结果,可以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下文将分“同一”货币政策规则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
三、搭配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贝叶斯”估计的参数结果,本文通过Matlab的嵌套软件包Dynare4.2.5进行数值分析。假定财政政策规则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即假定财政支出增加1%),其对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结果可知:在货币“利率规则”之内,除规则四之外,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达最大化。当然,财政支出增加1%,即期(随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扩张效应”相对较小,“规则一”下仅为0.0177%。这一结论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的结论(名义利率的零约束下)。当然,从整个观察期内的累计效应来看,就货币利率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一”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为0.3426,而其他规则二、三、五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分别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对较小。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内,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只是考虑“盯住债务”的“规则四”与其他略有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凯恩斯主义的“非线性”影响。由于货币政策规则组内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小,此处以财政政策“规则三”为对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政策差异。限于篇幅,以经济总产出Y、私人消费C、通货膨胀效应π和债务水平B的响应为分析对象。四个宏观变量的响应过程如图2所示。在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利率”规则时,财政政策的波动效应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支出增加1%,随后其在第一期的产出“扩张效应”为0.0269%;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财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扩张效应”为0.0531%;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312,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286。对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而言,财政政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其影响过程存在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趋于稳态的时间远远大于产出,效应也较大。货币利率规则之下,财政政策的波动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总挤出效应为1.476%。就通货膨胀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似。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波动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对于债务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财政政策开始扩张政府债务,但第三期之后债务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稳态水平,最后趋于稳定。在这一规则下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膨胀的最高水平达2.1688%(财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扩张的最高水平达3.743%。而结合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结果可发现,“利率冲击”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影响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显著。针对上述不同“冲击源”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表5将不同的财政搭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照进行讨论。由表5的结果可知:(1)无论是在“利率政策规则”还是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较大;(2)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源;(3)货币供应量规则与不同的财政政策搭配时,财政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大。这说明为降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波动影响,考虑由利率规则搭配财政政策较好。
四、结论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产出-吸收效应;储蓄-投资效应;汇率效应
作者简介:丁骋骋,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理论综述
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往往只将国际收支不平衡归于五个原因:临时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却很少将它与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们可大致看到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最早的理论分析。亚历山大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差额(B)为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当一国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时,A增加,国际收支(B)就趋于逆差。但问题是,财政政策对Y也会产生影响,这样一来,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们通过国民收入账户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I≠S,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国民收入账户,都仅把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而且主要是贸易账户)纳入分析框架。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历来存在很大争论,学界有两种几乎对立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存在关联,财政赤字引起经常账户赤字。如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私人部门的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体相等,因此投资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差大体为零,因此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区分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不同条件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预算赤字的扩大必定导致经常项目恶化。[1]另一方面,在预算平衡时,财政政策扩张仅在浮动汇率制下才会导致经常项目赤字。Sachs等人(1994)还区分了政府支出暂时性增加与持久性增加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将恶化国际收支,而对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影响。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则认为人口变化趋势和税收的代际影响也是决定国民收入和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预算赤字引起经常项目出现暂时性的恶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无关论,认为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平衡没有作用。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纪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后来经济学家,如Vinals,Minford与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对此进一步发展,指出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或者两者关系很小。[1][3](825)
在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结论:(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赤字与一国国际收支赤字成正相关。例如,Eisner(1991)使用净出口占GNP比重作为因变量,使用经过价格调整的充分就业下的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一个单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发现美国预算赤字对贸易赤字存在正效应。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会引起贸易赤字的更加恶化,在美国,财政赤字增加1美元会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
研究也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赤字仅对经常项目产生微小的影响。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发现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贸易余额(与GDP之比)恶化0.2个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过结构性VAR分析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扩张性的财政冲击会改善经常项目。[4]
二、财政政策影响国际收支的三个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解读,本文发现,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来实现的:(1)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收入账户I-S+(G-T)=M-X推导可知,经常项目盈余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即CA=S-I。一国的储蓄与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可能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于财政政策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这里称之为储蓄-投资效应。[5](2)从吸引分析法来看,B=Y-A,一国的国际收支等于总产出与总吸收之差。财政政策影响总吸收,同时也关系到总产出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产出和吸收从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财政政策对产出和吸收的影响,这里不防称之为产出-吸收效应。(3)如果把经常账户再扩展一下,经常账户为贸易余额与国外净资产收入之和,即:CA=TB+iB-1,TB为贸易余额,iB-1为国外的净资产收入。贸易余额又由实际汇率决定,因此,财政政策可能使得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一)财政政策的储蓄-投资效应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跨时期的预算约束引入微观分析中,在萨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将跨期预算约束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本文主要讨论跨期预算约束模型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暂时性增加支出与持久性增加支出两种不同情形,通过储蓄-投资机制怎样来影响国际收支。
1.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如果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暂时增加,如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政府暂时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税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税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税收T2保持不变。从跨期消费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税消费者收入减少,第一期消费C1将下降,但幅度没有T1上升那么大。因为税收的暂时性增加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暂时下降,所以试图维持稳定消费的家庭在税收暂时提高时凭未来收入作担保去借债,这样一来,私人储蓄就会下降。通过等式I-S+(G-T)=M-X我们可知,对无法改变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国而言,投资不变而储蓄下降会降低其经常项目余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会造成经常项目的恶化。对实行资本控制国家而言,私人储蓄的下降将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经常项目的恶化。如果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大国,一旦储蓄下降影响着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时又会使该国经常项目恶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将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储蓄增加、投资下降,从而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2]
2.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税收来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两个时期的税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储蓄保持不变。持久性的税收增加导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将整个消费习惯作出调整,将支出减少,而且幅度比在税收暂时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税收增加的情况下私人储蓄不会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会下降。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小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而小国是无权决定利率高低的。在资本实行控制的情形下,储蓄有较小的下降,但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利率上升。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们总结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种不同的冲击类型下,对经常项目的不同影响结果,得到表1。
(二)财政政策的产出―吸收效应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作用的第二个微观机制是产出-吸收效应。财政政策一旦实行扩张,不光增加投资与公共消费,使进口增加,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如此,两者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汇率制度,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才能得到结论。
Mundell-Fleming模型强调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增加对国内产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税收将会相应引起国内产出增加,但经常项目保持不变。因为产出和税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变。另一方面,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扩张导致对国内产品需求增加,会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但经常项目赤字又会被最初总需求的增加冲销,使国内总产出保持不变(见表2)。
以此为基础,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个跨期非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当经济体是经历着凯恩斯主义的失业,还是经历着古典失业,真实产出对扩张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常项目是产出与支出之差,经常项目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反应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需求潜在的反应对其也不同,因此就须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过低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过税收融资,暂时性增加支出提高对非贸易产品的购买,使该类产品产出增加,这就会引起对货币的过度需求,导致汇率升值。本币升值使可贸易产品价格下降、需求上升,结果就是短期经常项目赤字。如果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不是增税来实现扩张,那么就不会有过量的货币需求,只会引起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和经常项目不变。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费者认识到未来持续增税,则私人消费就会减少。结果,当前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货币过量供给导致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可贸易产品净供给增加,由此改善经常项目。由于贸易部门的产出上升、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下降,因而整个就业与产出是否增加不能确定,但经常项目改善。(2)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将在当前增加不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就不变,因此经常项目也不会受到影响。在经常项目不变,暂时性的财政预算扩张会增加就业。如果政府购买持久性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需求下降,因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个人财富,结果导致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下降,对可贸易产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经常项目。
2.由于实际工资过高引起的古典失业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扩张只有在货币数量同时增加时才会提升就业,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时才发生。只有当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增加,财政政策扩张才会增加就业,因为不可贸易产品产出既定。然而,可贸易产品产出提升,实际汇率就要贬值,但这种情形仅在货币供给增加汇率允许变动的情况下发生。(2)在预期未来财政预算扩张的情形下,现期的总产出和就业都不会有变化,因为第一期汇率是由货币市场单独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预期未来增税私人财富下降,私人对所有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和未来的消费缩减。现期可贸易产品产出不变,可贸易产品消费下降导致经常项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与税收融资相比,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提升了家庭财富,因而增加了当前的消费支出最后使经常项目恶化。这无论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还是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结果(见表3)。
(三)财政政策的汇率效应
财政政策第三个对国际收支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汇率效应。一国的汇率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赤字没有被货币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本国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又将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即:财政政策扩张利率本币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时,又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当货币发行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我们知道,实际汇率用公式表示为e=EPP,其中EP为国外的价格水平,P为国内的价格水平。如果本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也将引起本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即:财政赤字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三、基本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现有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对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两者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赤字持续多年,但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几乎没有人会(表面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关注财政赤字对国际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但问题是,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并非一种常态,一旦国际收支逆差(即便顺差),财政政策究竟对国际收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超前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在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选择上,受蒙代尔 “有效市场政策指派原则”影响,大家习惯上都认为财政政策仅对内部均衡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进行调节。这样,人们相应地忽视财政政策对于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将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都表明,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通过微观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微观作用机制包括: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这本来是一国当
局为实现内部均衡而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时,对外部均衡产生的一个被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握了其中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主动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当然这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来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最基本前提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储蓄―投资效应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无论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但如果实行资本控制,则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与之同时,从汇率机制这个角度而言,要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也必须以资本开放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财政政策扩张,利率上升,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汇率机制也就失效。从以上两个角度考虑,财政政策对我国目前外部均衡的影响甚微,但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资本账户在我国必定实现可自由兑换,在此情况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实现调控,就值得密切关注! 从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三个重要政策启示:第一,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通过货币发行(或在固定汇率制下通过税收融资)政府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从而增加政府暂时性支出,可以扩大产出和就业而不至于引起经常项目恶化。第二,在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通过改变对不可贸易产品政府支出以达到扩大产出和就业的目的是一项无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暂时性减税并通过发行货币能够在改善经常账户的同时扩大产出和就业。总之,暂时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量增加使本币贬值,因而导致可贸易产品产出上升,这种扩张效果才能见效。第三,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债券构成居民的净财富,通过暂时性债券融资而形成的预算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是发行货币来融资,这种强相关关系就不存在。
我国人民币还是以固定汇率制度为主要特征,并且总体上失业也主要由于总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从理论上讲,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常项目不会造成明显影响,只有在举债融资的情况下有可能使经常项目逆差。因此我国在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来达到财政扩张的目的时需慎之又慎!
主要参考文献: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
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比较
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与是一致的,币值稳定定则包含国内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两个方面,而汇率稳定又与收支平衡关联,因此,四个货币政策最终目的在于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也不同。
1、欧盟
欧盟各成员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在不违背物价稳定目标的同时,还应该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为实现欧盟的目标做出贡献。欧盟的目标是确保高就业,实现经济在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可持续增长,增强欧洲经济实力。
2、美国
美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和信贷长期增长同经济增长相一致,以此实现就业的最大化,稳定的物价和适中的长期利率。
3、中国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往往测重于币值的对内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多重的演变和修正,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才得以形成;其紧紧服务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体现了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协调。
二、货币传导机制的比较
1、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
战后美国60余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可归纳为:(1)货币政策中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决定的(2)金融市场条件制约了美联储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90年代以来,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特点:(1)利用利率调整来影响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和国内的宏观经济,但利率对新经济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2)投资和消费依靠资产价格、财富效应来调节。(3)银行信贷的作用越来越弱。(4)美元汇率传导机制作用越来越强。(5)预期因素传导作用日益明显。
2、英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变化
1993年英国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手段,以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建立框架。此后,这样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通过官方短期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资产价格及长期利率、预期和信心,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汇率的影响也日益强大。
3、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利率渠道传导机制、资产组合效应渠道传导机制、信用供应渠道传导机制、股票市场渠道传导机制、财富效应渠道传导机制、还有汇率渠道传导机制。
总之,为了提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市场建设;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转变和回归其合理定位;加大金融机构改革力度,调整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1、配合方式
从特点上来看,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更加有效,财政政策在税收、税率、支出等方面,对调控经济机构有着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不可替代的功能。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模式有四种:“双紧”政策、“双松”政策、“紧财政与松货币”政策及“紧货币送财政”政策。不同的组合方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的方向不同,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也是不同的。
2、方式演变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一般都能够较为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力度是相似的。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适当的经济活力,或者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又要防御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方式,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方式,一般都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实现预期的目标。
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中的问题与选择
针对以上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关系比利率水平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更间接,而货币政策意图产生作用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渠道,从而导致时滞更长,效率更低。
第二、货币供应量难以准确的计算,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采用利率为中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货币供应量易受到其他一些指标的干扰,例如货币化比率的变化,因而,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货币功能的变化,可以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以此导致在经济体中的货币的供应量难以准确计算。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主要措施有:
1、为实现以利率水平为中介目标创造条件。
(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的利率体系,使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快;(2)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以此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相关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利率的功能;(3)改革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定,一步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4)加强外汇管理机制及汇率机制的相关改革。
2、通货膨胀目标值的催生
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郭田勇:《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
关 键 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融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 进而改变货币政策效率。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两种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是否有效,两种政策如何配合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较弱、金融体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而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来考察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以及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并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实际冲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政府支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门和企业根据短期情况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当前税收就会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形成投资性支出,改变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二是间接渠道:财政政策会影响利率变动,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过研究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赤字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多,货币政策目标和有效性将受到冲击。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央银行只能部分地影响通货膨胀,财政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均衡状态下,两项政策应当互相补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单纯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公共预期的作用下,会形成预期驱动的经济波动。
另外,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实际经济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那么两项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是需求冲击,那么两项政策就会存在互补关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认为,物价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在特定的公共预期形成机制下,政府支出决定了物价水平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国内学者普遍在中国经济背景条件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两种政策的配合效应。赵丽芬、李玉山(2006)对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不存在简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形式取决于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冲击形式。张龙、白永秀(2010)通过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指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非常有限。张志栋、靳玉英(2011)基于价格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视角,利用M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确定的,当物价由财政政策决定时,货币政策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当物价由货币政策决定时,仅仅调整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即可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献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封闭经济体系,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较大空间。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据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1.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是向厂商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进行消费。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决定劳动与消费的组合,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0
家庭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资源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mst表示货币供应。(2)式说明在总收入和货币供给稳定或者按照稳定路径增长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会非常明显。
2. 厂商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如果厂商存在规模经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厂商必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状态下,厂商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资本折旧率。(4)式反映了资本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积累就越快。投资it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0。
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且et~N(0,?滓■■)。(6)式说明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具有自相关性,并且受技术冲击决定,技术冲击可能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
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为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维持稳定,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即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应变动,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其过程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为政府支出冲击,且egt~N(0,?滓■■)。egt可视为政府支出对均衡路径的偏离。p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4. 货币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制于现行外汇制度,货币政策尚无完全独立的操作空间,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为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8)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u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
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mst=mdt (10)
5. 国外部门
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 假设国际经济波动仅仅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口和出口。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规模受国家竞争力影响,而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eft为净出口冲击,且eft~N(0,?滓■■)。
6. 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1)式和(2)式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 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 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
2. 参数设定
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我们参照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参数进行事先设定。其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琢设为0.355(李浩等,2007),贴现因子?籽设定为0.988,资本折旧率?啄为0.05(吴利学,2009)。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鬃设定为2.2,反映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重视。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籽设定为0.95,即本期与上期技术进步存在高度正自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国际贸易的自相关系数(b,v,s)分别为0.98, 0.68,0.67,将货币供应对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度设为0.8和2。
3. 参数估计结果
表1显示了运用Bayesian方法进行估计所得到的模型参数值。
表1中,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0.7221,说明政府支出冲击1%的正向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0.722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此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1.9471,说明以美元计的国际贸易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的货币供应量将增长近2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保持扩张性预算和赤字规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响,其政策走势必然走向扩张,形成配合财政政策的形势。而在国际贸易顺差和收支盈余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被动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显,这对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反通胀政策具有相当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际贸易正向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幅放缓,贸易顺差下降所致。此外,货币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1,影响程度很小,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
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政府支出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影响,在政府支出冲击后的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影响时间较短,7个月后即回归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长期影响:政府支出冲击13个月之后,其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尽管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扩张完成,初期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长期内,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传导到私有企业,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间接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明显的,短期内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0.15%,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额投资性支出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扩张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力度较大,由图1可知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期限延伸至40个月。
图2反映了各变量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一个单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二者分别增加了0.05%和0.5%。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具有的时滞性,因此其对产出的影响相对政府支出要缓慢,并且影响程度也较小,但其影响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长,直至40个月后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货币政策强,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长远。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小,远不如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基本特征。
表2为各经济变量在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国际贸易冲击和技术冲击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大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巨大,在特定外汇制度下, 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达到货币政策本身影响的60%,显示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强;反观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则非常微弱,表明是现有条件下货币政策在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独立性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政策出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产出,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国有企业,其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因此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长期的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样表明, 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带动产出的增加,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下降,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货币政策变动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这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支配体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时表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模型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以及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从中长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要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内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避免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应当从体制上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外汇占款、财政直接投资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必须重视政策协调,充分估计到财政政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忽视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当局就难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时、适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阻隔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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