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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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外生变量；城镇居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4

把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趋势有助于了解经济增长潜在水平的变化，从而为中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本文以中长期分析框架为基础，分析和预测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在影响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基础上，以这些因素未来不同的发展情景为背景，分析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经济结构等指标可能的变化，并结合上述预测和分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相应建议。

一、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

要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做出判断，就必须分析影响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从中长期来讲，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供给面；但同时也要注意，持续的需求面变化也能够通过影响供给面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这些因素主要有：

第一，人口与劳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已有诸多讨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其传导路径是明显的。

第二，FDI的增长率。尽管中国总投资中FDI比重正变得越来越低，但由于FDI会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产生明显的外溢效果，因此其增长对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国际经济增长。尽管它主要影响我国的总需求及出口，但如果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从而使得我国出口持续不振，其会给我国制造业投资和资本存量带来影响，从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

第四，人民币汇率。对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影响。

第五，城镇化率。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拉动和资本的形成会有一个推动作用。

第六，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这两个因素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在这两个领域，政府一方面需要逐渐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其对全要素的提高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以上述因素作为主要的外生变量，运用中国宏观经济的年度模型来进行研究。这一模型包括产出、价格、收入和消费、政府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和就业、投资及储蓄共九大模块、153个变量、37个外生变量和116个方程（内生变量）。根据未来可能的走势，将上述6个因素在2010至2025年间（“十二五”到“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变化分别进行设定，分为乐观情景、基准情景和悲观情景。

在基准情景中，对上述6个因素在“十二五”期间的变化基本以“十二五”规划为基本准则，对于“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外生变量的设定是根据过去历史演变规律和当前国际经济背景变化进行的。具体来说，对于人口增长率的设定在三种情境下没有差别，主要依据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结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由于我国FDI增长率在“十一五”期间为5.3%，因此将未来乐观情形下FDI增长率设定为比“十一五”的水平略低，即5%，在基本情景下则是3.5%。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基本情境下设定为2.5%（汇率法增长率），这对应于购买力评价法下3.3%左右的GDP 增长率水平，将乐观情景下设定为2.8%，这相当于购买力平价法下3.5～4%左右的增长水平。可以看出，乐观情形下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差不多是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水平，而基准情形中则比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低。最后，尽管汇率实际走势还需要看汇率改革的步伐和节奏，但由于可能实现市场化，将2025年以前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假定为以1.5%的年平均速率升值的趋势（见表1）。

对于中国未来长期走势的分析所用到的模型中，有人质疑是否考虑到目前中国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紧缺资源未来走势的变化是否会对本模型产生影响的问题。关于资源和环境，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源是可以贸易的，但环境不可以。北京雾霾天气不好，我们无法到别处购买新鲜空气。所以对于资源，尽管模型中没有专门考虑，但是通过贸易是可以解决的。而环境问题是本模型里没有考虑的东西。节能减排、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纯成本问题，要解决只有增加生产成本，这样可能会拉低GDP的增长，所以如果把这个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走势影响的判断考虑在内，经济增长还可能再低一点。国际上有用价格调节资源的，但从历史看，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也未必发展的比较好，资源比较少的地方有的发展得也很好，所以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不存在确定的关系，而环境是使我们经济增长降低的可能因素。

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

本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预测与分析。

（一）GDP增长

“十二五”期间GDP的潜在增长率在7.7%～8.2%的范围内（见图1）：乐观情景下GDP的潜在增长率为8.2%，基准情景为7.9%，悲观情景为7.7%；而在“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在6.7%～7.5%之间变化：在乐观情形下为7.5%，基准情形下为7.1%，悲观情形下为6.7%；“十四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则在6.0%～6.9%之间变化，乐观情境下为6.9%，基本情景下为6.4%，悲观情景则为6.0%。从实际情况看，去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7.7%，与悲观情境下预测吻合，同基准情景预测中“十二五”期间7.9%的增长率相比偏弱。去年企业效益比较差，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直负增长态势，直到11、12月以后才上升到5%以上。而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已经上升到7.2%，这说明企业利润有了明显好转，但之所以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仍同去年四季度的7.7%一样，则是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在一季度增长率有明显下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不及去年水平。因此尽管企业稍微好转一些，政府和居民收入增长却变弱了。特别重要的是消费的增长在一季度是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的水平。剔除对高端消费的抑制这个因素之后，一季度增长肯定要高于7.7%甚至7.9%的水平。而在外贸方面，一季度外贸增长水平高于去年四季度水平，3月份又调下来了，反映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总体来说，对应于预测7.7%～8.2%的潜在增长率，目前我国的调控方向应该向稳增长上调整。

（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

模型预测显示在三种不同情景设定下2020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均超过2010年的两倍（见图2），但在悲观情景下超出的比例不大。如果未来悲观情景真的发生，剔除价格因素后城镇居民要想达到十提出的收入翻一倍目标仍需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农村居民收入方面，预测显示在基准情形下2020年时其收入大概是2010年时的2.2倍（见图3），这反映了我国的劳动结构和市场工资的上升。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GDP潜在增长率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均高于GDP增长率，那么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就不得不要低于GDP增长率，从而引出了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三者之间的一个匹配问题。尽管政府收入可以保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但是企业投资应该还要保持一个适当增长水平，不能过低。因为如果企业收入持续增长过低的话，其获利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经济增长也就会缺乏微观活力。总之，居民收入要达到两倍水平，需要在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三者之间进行权衡，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增长过快或过慢。

（三）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贸易

测算的结果显示，无论在何种情景设定下，“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三个五年计划内的实际投资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下降，但仍会保持较高水平。这同我国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有关。尽管目前新增劳动力在减少，但是适龄劳动力在2025年之前仍会保持较高的水平，这会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而预测显示未来三个五年计划内的最终消费增长率会逐渐抬高，这与工资上升和社会保障的推行有很大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按以往的经验来看，国际贸易的实际增长率是GDP增长的两倍左右，名义增长率有可能达到3倍的水平，但预测显示尽管未来名义出口仍会有9%到10%的增长，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同GDP增长率相差无几。因此未来我国贸易增长率可能会比金融危机之前有明显降低（见图4～图7）。

（四）经济结构

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了0.8和4.2个百分点（见表2）。但模型预测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第一产业比重尽管仍会下降，但幅度有所减缓，降幅为1.5个百分点；尽管第二产业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比重依旧是上升的，但在未来10年该比率会有明显下降；对于第三产业，未来其占比会呈现加速上升趋势，相对于2000至2010年4.2个百分点的升幅，2010至2020年其占比的上升幅度会超过7个百分点（见图8）。

（五）投资消费结构

2000到2010年间，最终消费率出现明显下滑，其比重从62.3%下滑到48.3%，下滑了14个百分点，但预测显示2010到2020年间最终消费会有小幅的上升，从48.3%上升到50.3%，尽管幅度较小，但由于对趋势有所扭转，因此也实属不易；资本形成在2000到2010年间上升的幅度为近13个百分点，尽管仍会保持上升态势，其幅度在2010至2020年间却会有明显减小；而未来我国净出口也会逐渐走向平衡，到2020年时甚至会出现小幅逆差（见图9）。

（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比较

模型预测如下：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会在2017年超过美国，2018年超过欧盟，但若按人均值计算，我国到2018年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25年时仅是欧盟的二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而按照汇率法计算，到2025年时我国GDP总量会接近美国和欧盟90%的水平，2030年之前有望持平。而如果从人均来讲，我国会在2025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时仅相当于欧盟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见图10）。

三、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前的经济政策需要做出一些相应调整，以适应国际经济的低速增长、国内劳动结构和资源压力的变化。另外，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政府必须将管理需求干预思路转变为供给和需求结合管理的思路。在需求管理上，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应努力维持好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要注意未来我国物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关系会有所变化。目前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引起短期物价大的波动，这暗示短期物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传统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在中国，货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复杂，在未来全球开放的环境下是否会发生变化，仍有待观察。在供给管理上，则需要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动向，对于新一届政府的改革路线、时间表和可操作空间等方面，很期待相应的改革能够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并有可操作性，从而为经济中长期增长拓展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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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雪松. 高级经济计量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