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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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第1篇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在电影《喜宴》中的体现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安；中西文化差异；融合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101-02

一、李安电影对“家”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李安从第一部电影《推手》开始，就喜欢用“家”这一主线来表述故事。看似固定在某一地点上的“家”，其实渗透着中西方关于“家”这一文化载体的不同内涵。其“家庭三部曲”的主要场景，大多体现在中国式的家庭中。中国家庭注重的是“同堂”的传统，这是一种“家国天下”的体现。然而在西方国家中，“家”主要以夫妻为主体，其子女成人后大都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喜宴》中，儿子伟同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二老飞到美国参加儿子按照西方习俗举办的婚礼，母亲为没有举办中式婚礼而落泪。“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更是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饮食占据重要位置，餐桌上的所有事物都渗透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渊源，一双筷子、家人围坐着一张桌子吃饭、先老再幼等诸多“规矩”，都有可追根溯源的文化内涵。

而在《冰风暴》里，美国家庭中“子女自由”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想要严厉却力不从心的父亲正好诠释了西方崇尚自由的家庭观念。子女并不因家庭的存在而有较强的集体思想，他们有独立的选择，不是家庭必然的附属，这种观念使本该有的家庭温暖被忽略了。西方家庭中，父亲对于子女的管教显得束手无策，人们遇到困难时首先是怀疑和不信任，对自我的满足和对自身的认同使家庭关系显得脆弱。直到生命消逝，人们才从自私中醒悟，决定相互温暖和依赖，最终得以自救。影片最后“回归家庭”的团圆结局，正是李安在影片中反衬西方家庭文化中缺少亲情和爱的表现，呼吁“家”的重要性。

二、李安电影对“父”与“子”关系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与“子”的关系显然大为不同，李安对于这种差异有自己的理解。中国的家庭文化中，家主为“父”，即“父权”，这是中国的传统。在李安的电影中，大多有父亲这一角色。最早的“家庭三部曲”其实也叫“父亲三部曲”，这三部电影中都有父亲这一典型的家庭角色，虽境遇不同，但他们均为传统的中国父亲。三部电影中的父亲分别是太极大师、大厨等，在各自的领域受人敬仰。不管是从《喜宴》中伟同为迎接父母到来而改变家中摆设，特别换上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还是从《饮食男女》中父亲每周为家人相聚所准备的饭菜，都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父权是家中唯一而带有专治性质的，就好比“君权”，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最高，具有儿女和家族命运的决定权。《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父亲从未露面，但李慕白却充当着这种近似父亲的角色，坚持想要引导玉娇龙走向正途。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家庭是以夫妻为单位组成，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就不存在了。《冰风暴》中的父亲一直想要严厉管教子女，却总在管教之后心生不忍，就这样反反复复，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文化，导致父亲无法建立权威的现象，更没有“家中父为大”的局面。《喜宴》中，艾伦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随意的口气和长久未曾见面的事实，也证明了其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李安电影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是威严的，且受到子女的仰望，而在西方文化中父亲似乎是一种挑战、反叛，甚至带有“弑父”的情节。比如说《绿巨人》中，当儿子得知自己是父亲的实验品之后所做出的行动，能看出李安所表达的中西方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差异。

三、李安电影对爱情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这两部影片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爱情是保守的，而西方文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自由的。《卧虎藏龙》中，俞秀莲对李慕白的情感来自外界的压力，直到最后他们的爱恋才被彼此放到明面上来承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父命为大”，直接掌管着儿女的婚姻大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被普遍延续。

再看《理智与情感》，同样是阶级化严重的“封建社会”，面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两位女主角的爱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大姐较为理智和克制，妹妹较为热情和直率，两人选择的恋爱对象和情路的坎坷，大多也是来自于社会的等级划分和现实的阻碍。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阻碍与《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凸显与融合

（一）李安电影将中国古典美学融入好莱坞。李安在台湾的生长经历和在美国的求学过程，注定他是属于世界的。李安进军好莱坞，他的影片运用了好莱坞典型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线性情节，在受众的观影体验上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儿时的熏陶，使李安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把中国的古典美学融入到西方的叙事方法中，向全世界观众灌输着中国的文化和古典的美感。

李安电影镜头的运用如同中国国画的渲染手法，讲究中国古典美学寓情于景的含蓄，也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他总是通过细节向观众述说着镜头表面下的深意，与此同时，李安也喜欢长镜头的环境描写，把人物所处的大环境用一种大景别的长镜头慢慢表现出来，观众不知不觉地走入他所描绘的世界。如《断背山》中用大景别的长镜头表现两个牛仔的放牧环境，蓝蓝的天空、延绵的绿色山脉、满眼的星辰、流淌的河水，两个牛仔无聊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柔和的氛围中滋生出的爱恋，是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异曲同工的安排还出现在《冰风暴》中，冰风暴在短时间内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它所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似乎是在这种冷漠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而在《绿巨人》中，绿色基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性和压抑感。

李安喜欢没有声音的画面，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在没有台词的画面中，凭借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加上环境所表现的情感基调，两者合二为一所表现出的张力和内在的情愫，正是李安所喜爱的。

（二）李安电影汇集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思、交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早已显现，李安作为一个导演，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在电影中体现出来。从第一部影片《推手》开始，李安就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学，也对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既表现西方的开放和自由，也在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公正看待问题。“家庭三部曲”的故事均发生在具有典型中传统文化“父权”的家庭中，却也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推手》中，父亲与儿媳之间的摩擦，起因便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双方无法相互理解，直至最后矛盾升级，父亲离家出走。《喜宴》中，父母来美国参加儿子的婚礼，却不知道新娘是“假”的。西方开放的恋爱环境，同性恋已被社会逐渐接受，相比中国传统的恋爱观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显而易见，但反思和交融在李安电影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喜宴》中，李安对人们在闹洞房中的表现是坚决批判的。《冰风暴》中，李安对于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以及“派对”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推手》中，儿媳开始学习太极，以及父亲偶尔去儿子家小住，表现了西方人在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化解了家庭中的尴尬。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喜宴》《饮食男女》以及李安的其他影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中国视角的“家庭三部曲”，还是西方电影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等，传统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瓦解，再被重塑，中西方文化在李安的电影中冲击碰撞之后，大多重组，最终走向平衡。

（三）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不管是赞赏的眼光还是批评的声音，李安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作为华人导演，能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并不多，且受到观众如此推崇的更是屈指可数。李安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化融合的探索。李安的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中国热”，或者说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毕竟并不是所有华裔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的中国元素，都会被西方乃至全球的观众接受和吸收。

李安在好莱坞的大环境中，秉承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于文化的公正和客观的诠释，是他被世界接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中国观众对李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这一部分人认为，在很多中国题材的电影中，李安运用了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并且对传统中国的再现有失水准。比如《卧虎藏龙》中，李慕白最后对俞秀莲“莎士比亚式”的告白。但是，这种方式使得绝大多数西方观众深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情感，并且感悟到中国武侠世界儿女情长的无奈和神圣。

李安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他在思考和探索之后找到的平衡，一种影片外化的中西方文化的平衡，更是内在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所要达到的平衡和融合。

参考文献：

[1]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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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洪申.家庭伦理与爱情伦理协奏曲――李安电影综论[J].电影文学，2007（02）.

[4]黄文杰.李安华语作品解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3）.

[5]胡智锋.影视文化前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通用语言，因此，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促进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结合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基础习惯之上，尊重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习惯差异，使翻译作品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

一、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往来密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也越发突显，英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部分，而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拉近中国读者与英语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与各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要选择其对应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涵。探析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方式，使文学作品翻译不只针对英语单词，而是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英语文学的内涵与魅力。

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策略

1.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要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要根据该作品的体裁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作品进行透彻的分析，再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对英语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次，由于英语文学作品体裁多元化，例如：散文、小说、科技应用文以及诗歌等，其中散文、小说与诗歌这些文学体裁的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特点，能充分展示出作品的文学性与以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散文、小说或者诗歌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其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感悟，再结合中国人语言与阅读的习惯，对英语文学的翻译技巧进行合理调整，以便在翻译时能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确体现出来，便于中国读者正确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文章主旨，有利于提高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学性。最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应用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文化元素较少，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掌握翻译作品的核心内容，对专业用语或者专有名词必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段，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元素则不必过于考虑。2.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方面入手，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源自于美国，其强调的翻译概念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含义上的对等，还要使翻译中整体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裁以及语义都要形成对等，从而更准确的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便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该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含义。例如：“Thewaterthatbearstheboatisthesamethatswallowsitup.”如果按照直译，将会翻译为“载着小船的水和把它吞没的水是一样的。”，这很显然没有清楚表达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如若翻译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促使中国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其内涵。3.正确解读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是一种翻译理论，源自于20世纪末的美国，由LawrenceVenuti所提出。其中，异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中源语言文化为最终目标；而归化的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最终所翻译的语言文化为目标，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赞同异化理论的翻译人员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是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悟并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重点在于“接受”，而不需要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内涵；赞同归化理论的翻译人员则认为，翻译作品应遵循“功能对等理论”，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使所翻译的作品能够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其重点在于“感知”，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与优势。对于异化理论而言，可以使翻译作品更符合原文的中心思想，更能尊重原文的语言文化；对于归化理论而言，则更注重文化的内涵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英语文学作品文章的主旨，合理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Shenzhen.”译文应该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异化的理论，将其直译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犹如蘑菇般涌现。”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原文的主旨，却让中国读者难解其意，但如果根据归化理论，将其译为“雨后春笋”就能够很容易的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涵，再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英语文学作品既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又能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有利于我国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谭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2):36-37.

[2]郭晓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大观,2016(4):110-110.

[3]彭莹.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英语文学翻译[J].芒种,2015(24):103-104.

[4]刘果.论如何正确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广东科技,2014(14):203-203,205.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目的语(target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或“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P277)。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Iseeasilver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timidasa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aducktowater

多如牛毛asplentifulas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astone’sthrow

水中捞月tofishintheair

身壮如牛asstrongasahorse(陈安定,1998,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P67)。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as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P63)。再如,英语成语“springuplike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P67),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thinksbyinfection,catchinganopinionlikea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郭建中,2000,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郭建中,2000,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God)”,没有“天”。然而,《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期廖红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1995-2004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P79)。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P279)。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proposes,God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God)”。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P137)。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CousineBette和LePere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谢天振,1999,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谢天振,1999,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1文学社会学[M]1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2]陈安定1英汉比较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

[3]郭建中1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1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4]郭建中1文化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

[5]刘宓庆1当代翻译理论[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1

[6]刘宓庆1问题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7]谢天振1译介学[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第5篇

一、旅游跨文化研究

文化差异与旅游业有着特殊的相关性。文化特征正代表了旅游产品本身的一个引人入胜的因素，而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旅游可以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彼此相遇(Pizam，1999)。旅游跨文化研究识别出了在旅游情境中的文化差异。为了能够向旅游者提供恰当的而又令人满意的产品，旅游营销者与旅游经理必须意识到存在于国际旅游者和当地东道主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高职旅游英语教学模式探讨

在外语教学中，影响语言学习和应用的因素不容忽视，应当把语言特定文化因素的内涵揭示给学生，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和积累目标语的言语表达规律、模式及特征，使他们得以顺利逾越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差异的障碍，提高语言的转换能力。有鉴于此，高职旅游英语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增强学生对跨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一)语言文化教学的常规关系模式及其应用

1. 语言文化教学的常规关系模式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常规关系模式”(the model of stereotypical relation)认为，语言表达要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推理过程的参与才可以顺利实现。从文化教学的角度来看，把语言中的文化常规关系进一步分成两大类是很有意义的：人类取向的常规关系(anthropologically ofiented stereotyoi-cal relation)和学科性取向的常规关系(academically oriented stereotypical relation)。人类取向的常规关系指人们生存发展的方式以及同这一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历史传说、价值观念、社会契约、生活习惯、民俗风情、文艺音乐活动所表现出的相互关系。学种性取向的常规关系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的学科概括所形成的常规关系。由此可见，常规关系同时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语言文化教学的常规关系教学模式的项目包括：a. 人际交往，b. 性别区别，c. 社会生存，d. 活动方式，e. 社会规约，f. 价值观念，g. 学科概括。这种常规关系是人类活动的自然现象中各种事物间关系的定型化的表达，对于这种关系的认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集体意识，成为人类文明的表征。

2. 语言文化教学的常规关系模式的应用

就外语教学而言，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是语言文化教学的常规关系模式的核心。Hanvey(1979)认为，跨文化意识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注意到一些表面的文化特征；第二个层次是对于对方文化与自己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某些有意义的文化特征有所觉察觉；在第三个层次，对于与自己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异文化特征，在理论上或是在理性上能够理解；第四个层次是最难达到的目标，在这个阶段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

外语教学中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途径多种多样。例如，可以开设课程、举行讲座、举办展览、开展课外活动等等。但是，最有效的还是结合日常的外语教学从事文化对比，使学生不仅在理性上对于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有所了解，而且能够自觉地汲取语言中的各种文化信息。

文化概念关系的模型及其应用，文化概念关系的模型如下：

文化概念关系模型显示，社会互动以及对这种互动的满意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是受到文化因素。如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规则以及知觉等方面的影响。这一研究还证实了在文化价值观、社会互动规则、知觉、社会互动及社会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

文化概念关系模型的应用：

文化概念模型可用来识别中西方旅游市场之间主要的文化差异；确定这些文化差异的主要维度及其指标；建立能为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的互动以及关于这种互动之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提供深入理解的文化模型；识别纳入以客源国为目标的每一项营销策略的主要文化主题。

中国涉外旅游日常发生的大量翻译不是笔译，而是口译――尤其是导游翻译(guide―interpretation)，换种角度说，是涉外导游词的汉译英，即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翻译。跨文化交际障碍不仅涉及拼写、语法和词汇等，而且涉及语用失误(pmgmatic failure)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在旅游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比较分析：a. 地名和景点名称拼写；b. 景点与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c. 语用意义；d. 诗词翻译；e. 文化信息处理。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