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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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房地产投机 虚拟经济

一、房地产投机与虚拟经济特征概述

1.房地产投机概述

房地产投机是指投资者以房地产为对象，通过买卖、租赁等手段，以期在短期内通过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或房地产的交易而牟取暴利的行为。

目前，我国住房消费还属于奢侈消费。特别是对工薪阶层的人们来说，一套住房要花上他们大半生的积蓄。住房价格依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房价均价甚至已经达到每平方米过万元。这就决定了房地产投机所需的资金是比较庞大的。由于房地产投机的出发点不是用于自身的住房消费，而是通过一定的合法手段如住房的转售赚取差价进而获得房地产(住房)收益(超额利润)。因此，一般投机者持有房地产的期限会比较短。因为他们的目的仅仅是获得房地产的收益，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住房消费需要。所以他们通常在短期内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待价而沽，将手中持有的房地产转手，使原有资金增值，为下一轮的投机积累资本。

2.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

所谓虚拟经济，是一种证券化资本的运动，是指资本以脱离实物形式的价值形态，以票据方式持有权益，按照特定的规律独立运动以获取价值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由于虚拟经济运动是以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为载体或介质、以金融机构为依托、以各类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为通道的，因此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它是金融产品所有物的权益交易活动、各种金融市场及其制度、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等构成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如特殊的定价方式、高风险性与决策的非理性等等。

(1)特殊的定价方式――高虚拟性。虚拟经济的载体――股票、债券及其衍生物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仅仅是一种债权和产权关系的契约，当这些契约被资本化即在证券二级市场买卖的时候，这些本来是契约关系的凭证就获得了财富代表的性质。它们毫无使用价值的本质被掩盖了，只有遇到金融危机或信用紧缩导致财富大幅度缩水的时候，人们才明显感到它们的虚拟性质。这种性质造成了虚拟资产特殊的定价方式。

(2)高风险性与决策的非理性。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而这些因素毫无规律可循且无法预测。随着金融创新的出现，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驾驭，房地产预期因素也极其复杂，而一旦预期未能实现时，就将产生价格的非理性大幅波动，使其风险性增大。

二、基于投机行为的房地产虚拟特征分析

有人认为，构成房地产的住宅楼、办公楼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它们不应属于“虚拟经济”范畴。他们认为，只有股票、债券等，才属于虚拟经济。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他们简单地将“虚拟经济”与金融部门划等号，似乎只有金融部门的活动才是虚拟经济活动。事实上，在现代经济中，房地产区别于其他商品和资产，既是一种实物资产，同时也具有虚拟资产的特征。随着投机行为数量增加，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一些特征，如房屋的空置率上升、合约违约率上升、开发商开工量上升、市场交易量上升等。这些都表现出了在价格上涨时期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种明显的虚拟经济特征。

1.在投机情况下，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向同一方向持续发展，并且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是一种债权和产权关系的载体，它们的出现，可以使实物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且在证券交易市场上给人们带来高额的利润。房地产的交易可以脱离实物资产的转移而表现为权属证书的转移，而房地产权属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但它依托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循环运动使得不经过实体经济的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在满足使用的同时，还具有独特的投资价值，可以获得财富的保值和增值，由于可以实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所有者还可以通过对房屋的出租和经营获得收益。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程中，特别是在泡沫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会把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性资产看待。人们的购买行为是出于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更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到房地产的购买中。这些房屋开始被空置下来，既不用来出租也不用来居住，只是等待在一个更高的价格时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体现出了虚拟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表征，即价格向同一方向持续发展，并且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投机行为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并有多种的表现形式。投机行为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或基础就是存在预期房地产价格向同一方向持续发展，并且变动速度高于信贷利率。从我国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来看，2003年～2007年初，市场表现出明显的投机行为增多的特征，2000年～2OO2年上海房地产价格稳步上升,并和均衡价格的发展基本一致。但在价格持续的上升中，人们开始预期价格会进一步上升。市场投机行为开始出现，价格迅速攀升。可以认为2003年以后市场价格是由投机行为主导的。真正居住需求者产生了市场恐慌，惟恐价格进一步上升，把购房的时间提前；改善居住者同样把购买行动提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旧房销售的时间推迟；开发商则出现了虚假销售现象；此时市场纯投机者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样市场的供需关系开始明显不均衡,而市场价格在预期与投机行为的双重作用下节节上升。

2.房地产投机中的羊群效应与正反馈交易现象

“羊群效应”是指由于受其他投资者采取某种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因而发生极端反应的一种市场行为。一般说来，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群体压力”等情绪影响下采取的非理。

在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存在的环境中，人们通常表现出一些群体行为，如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暗示(suggestibility)和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等。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不存在客观标准时，人们通常会将其决策同其他人的决策进行对比，然后决定取舍。投资者的从众心理或群体行为常常弱化了信息和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影响资本品的价格。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羊群行为)在早期的经济理论就有论述。凯恩斯认为长期投资者不愿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和观点进行投资，其原因是怕被认为是轻率的和不符合常规的。羊群行为是一种模仿行为，常常是自发形成并表现为非理性的特征，它导致了意见和行动的传染(contagion)。在羊群行为条件下，投机泡沫可以解释为交易者之间互相传染，从而使结算价格偏离基本价值，回报越高，投资者越愿意跟风，由于人们跟风不是对个人获得信息所做出的反应，因而这种现象放大了价格的震荡。

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交易理论是典型启发的一种特殊情况，该理论认为，最初价格的上涨导致更高价格的上扬，或最初价格的下跌导致更低价格的下降，即通常所说的追涨杀跌。因为通过投资者需求的增加，最初价格上涨的结果又反馈到了更高的价格中，第二轮的价格上涨又反馈到第三轮，然后反馈到第四轮，以此类推，因此，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初始影响被放大。Shiller认为，投机泡沫的正反馈理论是指在市场价格巨幅上升时，它在投资者之间创造大量的成功神话，这些神话吸引潜在的投资者，他们天真地认为同样的成功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反馈理论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建立在适应性预期基础上的，这种观点认为发生反馈是由于过去的价格上涨产生了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反馈理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反馈是由于过去的价格上涨使投资者信心增加，通常认为这种反馈主要是对价格持续上涨模式的反应，而不是对价格突然上涨的反应。

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特性决定了市场中存在羊群效应和正反馈效应。房地产具有区域性特征，供给很难在大范围内调剂，但是价格却可以传导。一个地区的价格攀升，另一个地区的投资者就会认为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也是一种必然态势。此外，房产总量有限，人们认定房地产是一种稳妥的投资品，“有价有市”。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完备，绝大部分投资者缺乏专业判断，只能盲目跟风，房地产的火热态势也助推了羊群效应和正反馈效应，人们根据适应性预期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非理性的判断导致缺乏理性的购买行为或投机行为。

3.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等是房地产投机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虚拟经济证据

在房地产市场中买者和卖者同时存在，交易者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存在间隔，为房地产价格投机创造了机会。拥有房产的投资者预期房价很快将上升，他会以目前的市场价格购入一定量的房产，然后再将其原有的房产以上涨后的价格售出，从而获得资产收益。在这期间如果判断错误，他将蒙受损失。投资者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投机方式，主要是因为他预期市场上拥有充足的需求。然而，在正反馈效应下投资者都采取这种投机方式，就会造成房地产市场上只存在买者，缺少卖者，从而在宏观水平上打破供求均衡。在这种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为获得资本收益就会抬高价格，最终形成房地产价格投机。

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普遍偏高，而内陆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这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的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内陆地区的居民。由于房地产价格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内陆地区的房价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房价偏低，这也给房地产投机者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比如，温州炒房团的投机者往往一次性购买数套住房，有的甚至达到几十套(以单元的形式购买)。可见，在经济承受力范围内，房地产投机者往往倾向于抢购多套房地产。如市场中的交易者对高档房地产过分偏好，会打破市场供求均衡，使该档次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由于高档房地产一般都具有好的区位特征，地价会随着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逐渐上升。这些都将为购房者带来资本继续增值的乐观预期，使交易者大量投资于高档房地产，又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形成价格泡沫。高档房地产价格上升又不是孤立的，它会带动普通商品房价格的攀升，从而导致投机行为充斥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三、结论

房地产在我国目前虽然还是奢侈品，但它对于居民的安家置业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房地产投机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有价有市”的市场，这为高收益的房地产投机提供了可靠的来源；另一方面房地产投机的直接目的就是赚取超额利润，以期获得高收益的价差。这又为高收益的房地产投机提供了永续的内在动力。两种内外因素的存在，使得高收益的房地产投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虽然，从经济学讲适量的投机活动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房地产的投机市场，所有的房子统统都在使用中，就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灵活性。房地产投机市场还能预示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引导资源更合理的配置。然而，过度投机是有害的，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形成虚假的价格，误导市场。在理想状态下，投机市场由少数投机专家组成，他们有能力估计将来的价格走向。价格是由他们的引导作用决定的。但是市场上往往有许多普通人，为了投机赚钱，盲目地参与投机，结果价格不是由投机专家决定，而是由大规模的普通投机者形成。这时候的价格完全脱离供应和需求的关系，变成了大众心理的指标。这种情况下，将进一步使房地产经济虚拟化，从而进一步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对此，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及政府管理部门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危害，纷纷摆脱了实体经济的束缚，通过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来寻找克服房地产投机的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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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蒲勇健陈鸿雁: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存在性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6(5)

经济危机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循环经济;时间维度;物质流时滞;物质流特征;3R原则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9-0013-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03

物质流分析方法近年来在循环经济研究领域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循环经济的核心调控手段之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的应用[1-6]。目前物质流分析理论的研究主要强调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基本关系,构建了“经济与生态关系图”或“物质流动关系图”等基本关系模型[7],强调物质流动的循环性与必然性,但忽视了物质流动的时间属性。陆钟武提出了“具有时间概念的产品生命周期物流分析法”[8],但该方法主要集中于对金属元素和金属产品的流动分析,对循环经济物质流,尤其是对物质流总量特征的研究还鲜有涉及。

本文将在引入时间维度和界定物质流时滞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界面,建立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大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剖析,展示出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内,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匹配、时间匹配与变化规律。

1 物质流时滞概念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也是衡量物质流动速度的基本维度。物质在不同的时间点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性质,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因而,忽略时间属性来研究循环经济物质流的特征是不全面的。时滞本身表示一个时间区间,由于质量守恒定律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概念,表现出的是一种在长期内恒定的物质数量关系。当引入时间维度时,就会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质量守恒定律决定了长期内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入量一定等于物质流出量,但是资源投入时间与废弃物产生时间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主要是因为现实经济中生产和消费都存在一个物质的积累过程,即经济系统对物质具有一定的容纳量。如果将长期划分为不同的时间窗口,则物质流时滞将会对资源输入物质量与废弃物排放物质量的时间与空间分布和数量对比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次,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资源投入的物质形态、形状、化学成分、物理性质等都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同样的资源形式会形成迥然不同的废弃物形式,不同的资源形式也会形成相同的废弃物形式,考虑时间维度就可以将形式不同但属于同一类产品或行业的资源投入与废弃物排放进行匹配,准确描述行业或产品的物质流单循环过程。

再者,存在时间维度,才能存在速度概念,所以引入时间维度后,就可以衡量物质流动的速度,就可以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模型从物质静态描述模型转化为物质动态循环模型。

最后,经济系统从最初发展的低资源投入和低(零)废弃物产生,发展到循环经济的高级阶段,其物质流动特征仍然是低资源投入和低(零)废弃物产生。虽然在不同的时点具有相近的物质流动特征表现,但线性经济已向循环经济转变,工业社会已向服务社会转变,期间物质流动量的大幅波动与变化特征被省略掉了,而研究期间的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规律会更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了能更清楚的从时间维度对循环经济物质流进行分析,我们借鉴控制系统理论与经济学中的时滞概念,形成“物质流时滞”概念,并将其概念界定为:指从某一定数量的特定资源开始进入经济系统,到最终以工业废弃物或生活废弃物等形式离开经济系统之间的时间间隔。若将经济系统分为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则物质流时滞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生产阶段物质流时滞和消费阶段物质流时滞,分别代表各自阶段的物质投入与物质流出时间间隔。

高?昂等:基于时间维度的循环经济物质流特征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9期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单循环模型及其分析2.1 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物质交换界面

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在于进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输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是一个将原料、能源转化为产品和废物的代谢与流动过程。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入流出关系形成了两个界面。资源流动是界面1的物质流动方式,废弃物流动是界面2的物质流动方式。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能够可持续的核心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系统的资源投入需求是否超过环境系统的资源提供能力极限,这种极限体现在资源供给总量和供给速率上,不同的资源特性会制约和形成不同的资源极限。二是经济系统的废弃物排放需求是否超过环境系统对废弃物的接纳承载能力极限,即生态阈值。生态阈值也具有总量制约和速率变化的动态特征。环境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界面如图1所示。

2.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

从资源投入、生产加工、消费,直至形成废弃物,经回收后又重新返回生产阶段,这个物质循环过程一般都会在中短期时间尺度内完成,图2展示的就是一个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这一模型可以完整地考察和跟踪循环经济整个物质流动过程。

模型中所涉及的符号及说明如表1所示:

2.3 模型物质流平衡关系及其分析

模型的物质流等式关系如下:

对于整个物质流动系统:I+Q=S+B+D(1)

对于生产过程:I+q1+q2= S+O+B1+B2+D1+D2(2)

图1 环境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界面

Fig.1 Material exchange interfa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图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单循环模型

Fig.2 Single circular model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short and medium time period

对于消费过程:O=B3+B4+D3+D4(3)

B=B1+B2+B3+B4 (4)

D=D1+D2+D3+D4 (5)

Q=q1+q2 (6)

Y=Y1+Y2(7)

经济系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条件之一是废弃物排放物质量不能超过生态阈值。根据上述质量平衡等式(1),只要减少资源投入物质量(I+Q),(S+B+D)的总量也必然会下降,要实现废弃物(D)的减少,除了提高S和B之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等式左边的(I+Q),这体现出循环经济中的减量化原则。

将等式(1)两边同时除以(I+Q),得到等式(8):

1=S/(I+Q)+B/(I+Q)+D /(I+Q) (8)

其中:S/(I +Q)代表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比率,即物质累积率。B/(I+Q)代表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物质循环利用率,D/(I+Q)是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物质废弃率。这个等式说明,在资源投入物质量一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提高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比率、提高物质的循环利用率等两种措施来有效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这体现出循环经济中的再循环原则(RECYCLE)。

将等式(4)和等式(5)代入等式(8),得到等式(9):

表1 物质流单循环模型中符号与含义

Tab.1 Meaning of symbols in the model

符号Symbol含义Meaning符号Symbol含义MeaningY产品生产的年份B在生产和消费等阶段能够循环利用的物质量Y单循环生产与消费阶段的物质流时滞B1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 段的废料中回收的重新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有用物质量Y1生产阶段物质流时滞B2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产生的残次 品中返回同阶段生产工艺流程、能够重新作为中间品利用的有用物质量Y2消费阶段物质流时滞B3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能回收重新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有用物质量Q第Y年回收利用的来自第(Y-Y)年生产并经消费使用后形成的循环利用物质量B4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能回收作为中间品在相应生产工艺流程中重新利用的有用物质量q1第Y年从Q中可以作为原料循环利用的有用物质量D在生产和消费等阶段无法循环利用,只能作为废弃物向环境系统排放的物质量q2第Y年从Q中可以作为中间品循环利用的有用物质量D1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的废料中无法回收作为原料二次投入生产利用的废弃物质量I第Y年新的资源投入物质量D2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的残次品中无法返回同阶段重新利用的废弃物质量S第Y年生产过程中的物质累积量D3指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不能回收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废弃物质量O第Y+Y1年生产过程的产出物质中进入消费过程的物质D4指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不能回收作为中间品重新 在相应生产工艺流程中重新利用的废弃物质量

1=S/(I+Q)+(B1+B2)/(I+Q)+(B3+B4)/(I+Q)+(D1+ D2)/(I+Q)+(D3+D4)/(I+Q)(9)

经过整理,等式(9)就体现出了物质流时滞的概念,增加了时间维度。其中:(B1+B2)/(I+Q)代表第Y+Y1年循环利用率,(B3+B4)/(I+Q)代表第Y+Y1+Y2年循环利用率,(D1+D2)/(I+Q)代表第Y+Y1年废弃物排放率,(D3+D4)/(I+Q)第Y+Y1+Y2年弃物排放率。由等式可知,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的途径包括提高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率包括降低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废弃物排放率。地域差异、行业差异、产品差异和技术差异等因素均可能显著影响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率和废弃物排放率。

将等式(9)中的第Y+Y1年和第Y+Y1+Y2年循环利用率的分项式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两个新的分项式:(B1+B3)/(I+Q)+(B2+B4)/(I+Q)。这两个分项式分别代表两种内容的循环利用率,即作为原料的循环利用率和作为中间品的循环利用率。对中间品的再循环与再利用,可以较快的提高物质的循环效率,所以应优先提高中间品的循环利用率。

将等式(9)的分项式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等式(10):

1=(B1+ B2+B3+B4)/(I+Q)+(D1+D2+D3+D4)/(I+Q)+ S/(I+Q)(10)

这个等式描述从第Y年到第Y+Y1+Y2年期间的循环利用率、废弃物排放率和物质累积率,体现出带有物质流时滞效应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过程。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产品的消费使用时间一般会远大于生产时间(Y1

3 大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分析无数个物质流单循环过程的相互叠加、相互嵌套与相互影响,构成了实际经济系统在微观层面错综复杂的物质流动关系。在大时间尺度下对循环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做进一步的剖析,就可以展示出在时滞影响下的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内,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匹配、时间匹配与变化规律。根据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的趋势变化,可以将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3.1 发展阶段一:资源投入总量快速增长

这一阶段资源投入量快速增长,远远大于废弃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资源投入量快速增长,废弃物排放量缓慢增长。经济的初始启动与初期发展必然要求一定数量的各种资源投入,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犹如少年之成长,物质流入量远大于物质流出量,流入与流出量之间的差就是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容纳量的物质形式通常包括:道路、建筑、水坝、运输工具(船舶、飞机、汽车)、机器设备等人造资本和消费性耐用商品,如冰箱、电视和家电等。容纳量的增长表现为楼房的增加、道路的扩展、机器设备扩充等,通过期末与期初的物质存量差可以计算当期物质量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使GDP高速增长,资源投入量远远大于废弃物排放量。此时的废弃物排放量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阈值之下,环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高资源投入、高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在生态阈值之下。

3.2 发展阶段二:资源投入总量与废弃物排放总量共同快速增长这一阶段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共同快速增长,GDP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能源供给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开始钳制经济系统的发展。在生产要素投入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约束下,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依赖于资源投入量继续快速增加,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快速增加。在资源低价格机制、商品边际效用的不断下降等因素影响下,资源浪费与社会废弃物的数量 迅速增加。这一阶段治理污染的主要手段就是末端治理。这种治理思路形成了治理污染成本居高不下,污染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转移,人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日益尖锐。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高资源投入、高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已经超过生态阈值。

3.3 发展阶段三:资源投入总量与废弃物排放总量共同下降传统粗方式发展模式使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日益尖锐,正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才及时调整了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GDP保持可持续增长,随着各种污染治理思路与循环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均呈现绝对量的减量化趋势,并最终实现物质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最小化,废弃物排放量也逐渐从最高点H回归至自然环境的生态阈值之下。这一阶段治理污染的思路主要是依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的清洁生产,中观层面体现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农村,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建设循环型社会。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与循环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低资源投入、低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低于生态阈值(见图3)。

图3 大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总量变化趋势图

Fig.3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long time period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物质流时滞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

通过对不同行业和产品时滞的综合测算,得出实际的物质流时滞,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性物质流时滞,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就可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有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例如德国政府在2009年一季度推出汽车置换计划:如果车主主动报废车龄超过9年的旧车,购买小排量环保型汽车,政府将给予其2500欧元的补贴。德国政府测算制定的汽车产品政策性物质流时滞为9年,短于汽车产品的真实物质流时滞。时滞的缩短不仅有效的降低了汽车行业的能源消耗与废气污染量,提高了汽车行业的环保水平,而且在与经济补贴举措结合后,起到了强大的绿色消费引导与经济刺激作用。截至2009年3月底,德国申请补贴者已达到120万,汽车新增数量达到40.1万辆,同比增加40%,为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9]。

4.2 时间维度下对3R原则应用的再认识

由于物质流时滞的存在,资源投入无论是相对减量化还是绝对减量化,都会在一定时间跨度后产生相对减量化或者绝对减量化废弃物,因而必须长期坚持执行减量化原则,这是长期根本解决废弃物大量排放的治本之策。

“非耐用产品”的物质流时滞较短,应强调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力,鼓励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经济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物质循环利用比率。“耐用产品”的物质流时滞较长,更应适用再利用原则。通过利用环境税费、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强化节约意识,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尽可能的延长商品的使用时间,推迟形成废弃物的时间。

4.3 提高两个时点和两种内容的循环利用率,降低两个时点和两种内容的废弃物排放率综合考虑地域、行业、产品和技术等因素,有针对性的提高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这两个时点的废弃物排放比率。提高对中间品和固体废弃物零部件的再循环与再利用,单个企业无法自我循环利用的废弃物,可以通过上下游的生态链关系,作为其他企业的原材料和中间品,抑或是开发出新的使用方向。例如废旧轮胎的翻新使用,或者作为修建公路原料和公园长凳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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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省略/news/2009-04-09/0811480139.shtml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Circular Economy Systems

Based on Time Dimension

GAO Ang1 ZHANG Daoho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2.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Xi'anShaanxi 710168, China)

经济危机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慢性宫颈炎；临床特征；危险因素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156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2941-0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选自2011年10月――2012年10月在我院妇科检查的192例女性，并将在我院确诊患有慢性宫颈炎的96例女性作为观察组，将在我院妇科检查的96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观察组96例，年龄19-51岁，平均年龄为（34±945）岁，已排除患有其他相关疾病；对照组96例，年龄18-49岁，平均年龄为（32±863）岁，已排除患有其他明显疾病。

1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两组病例的资料，应用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资料包括病历资料与问卷调查资料，内容主要包括：月经初潮年龄，发病年龄，吸烟史，盆腔炎史，性传播疾病史，流产史，宫内节育器，工作压力等[1]。

13 诊断标准 慢性宫颈炎的诊断标准依据实用妇产科学（第2版），一般使用碘试验检查，检查方式是在宫颈处涂抹3%-5%醋酸溶液，然后观察宫颈上皮和醋酸发生的反应，最后在白色病变区域取活检，根据活检情况判断。对较严重的宫颈炎使用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检验方式是在宫颈处轻轻刮取收集宫颈脱落细胞，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判断，此方法可提高诊断精准度，鉴别除外早期宫颈癌。另外也可根据妇科内诊和阴道镜检查诊断慢性宫颈炎。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诊断数据均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130软件建立数据库对各因素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 χ±s表示，采用t检验。对于单因素检验采用卡方检验，以P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月经初潮年龄比较，观察组月经初潮年龄为10-16岁，平均年龄为（12±093）岁，对照组月经初潮年龄为11-16岁，平均年龄为（13±121）岁，两组月经初潮年龄比较无差异（P>005）。

22 慢性宫颈炎的临床特征 对观察组96例患者进行宫颈炎临床诊断，得出宫颈炎患者主要临床特征有以下五类，其中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病率最高，如表1所示。

3 讨 论

慢性宫颈炎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妇科炎症，属于生殖道感染性疾病，也是成年女性的多发病与常见病，慢性宫颈炎多由急性宫颈炎未治疗彻底转变而来。目前国内研究认为，引发慢性宫颈炎的因素较多，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一般来说单纯的宫颈炎对健康不会构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宫颈炎会导致女性白带增多、下腹坠胀、腰痛等症状影响情绪，而且宫颈炎患病严重后，可增大宫颈癌变的概率，女性患者应该重视。

本院研究显示，女性置放宫内节育器是引发慢性宫颈炎的主要因素，相关系数为4896%，使用宫内节育器会使子宫内膜长期受到节育器刺激而引发无菌性炎症，由此阻止受精卵着床，无菌性炎症对子宫也是一种损伤，它导致宫颈防御功能下降，宫内节育器的旋转过程也会对宫颈产生一定程度损伤。

女性的工作压力大与宫颈炎、月经失调等密切相关，工作压力的增加可导致自身健康失调，身体对病原菌抵抗力差，疾病易侵入。而烟草中的尼古丁是胆碱能神经的一种神经介质，尼古丁会损伤黏膜上皮细胞及血管内膜细胞，使子宫颈黏膜受损，破坏了宫颈内微环境，从而破坏防御屏障引起慢性宫颈炎的发生。

综上所述，引发慢性宫颈炎的危险因素有多种，如置放宫内节育器避孕、吸烟、不洁性生活、工作压力大、有性传播疾病史、盆腔炎史、流产史等均可导致女性慢性宫颈炎的发生。女性个人生活上应注意性生活卫生、使用安全套避孕、降低流产引产的发生率、规律作息时间、减少吸烟等不良习惯，并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及时发现宫颈炎并加以治疗，才能降低其发病率。

参考文献

[1] 唐志英，唐志华联合微波治疗慢性宫颈炎合并HPV感染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10）：275-276

经济危机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行为；城镇化；习惯形成；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19-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但发展中也伴生着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内需与外需失调，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与消费失衡已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然而利用城镇化扩大内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居民成为城镇居民，相应地扩大了消费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城镇化引起的人口、产业集聚也会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中，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加快短期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是支撑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客观情况下，在持续数十年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解析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而找到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率的途径，成为经济学界研究者的重要现实任务之一。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此为标志，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1]。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为88%，到2005年降至75.7%，“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继续呈下降态势，2010年为70.5%，2011年则进一步下降到69.5%。与长期消费不振相对应的是居高不下的储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5 146.9亿元，到2006年底达161 587亿元，而截至2012年底则突破40万亿元。中国居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却比过去更加倾向于储蓄，20世纪80年代把收入的约15%纳入储蓄，现在则是储蓄收入的30%。中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并未表现出标准的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所描述的特征。根据LCPIH假说，储蓄应该与持久收入水平无关，中国家庭的储蓄水平应该远低于现在的水平。许多研究者已经用欧拉方程方法或消费函数证明标准的LCPIH模型关于消费路径的预言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吻合，然而模型失效的原因并不确定。对此，通常的一个解释是，失效是因为经济转型期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2][3][4]。正如Deaton（1992）所言，不确定性会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行为[5]。但此类研究往往假定偏好是时间可分的，这一假定意味着个体的消费决策不需要作任何形式的比较，既不跟周围的人的消费作比较，也不跟自己过去的消费决策比较，然而，此假定与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并不相符，既无法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的惯性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预测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要使前述典型化事实与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原理相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

习惯形成假说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习惯形成假说的起源可追溯到Duesenberry（1949）提出的“棘轮效应”。Brown（1952）对此进行修正并正式提出习惯持续假说，认为前期实际消费是比前期收入更恰当的解释当期消费的滞后变量，习惯效应是由先前的实际消费水平产生的。习惯形成假说在宏观领域可以解释资产溢价之谜，导致高增长中的高储蓄水平和消费的过度平滑性[6]。在微观层次，由于受数据所限，习惯影响消费决策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国外文献中Alessie和Teppa（2010）利用荷兰家庭数据[7]，Guariglia和Rossi（2002）利用英国家庭数据证明了消费偏好存在显著的时间不可分性[8]。国内文献中龙志和、王晓辉和孙艳（2002）、艾春荣和汪伟（2008）、杭斌和郭香俊（2009）等考察了中国居民消费的习惯特征[9][10][11]。以上国内研究中除龙志和等（2002）以外均采用总量数据，然而，要探究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居民消费，仅仅从宏观总量上进行把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微观上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首先，总量数据不能控制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向上的偏误，高估家庭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其次，龙志和等（2002）虽然采用了家庭的微观数据，但是样本量太小，且未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及不确定性下的情形。最后，上述文章中均未对消费习惯和不确定性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次利用家庭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欧拉方程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偏好性质，在习惯形成模型中引入收入或支出不确定性，在一个考虑习惯因素的消费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处于经济转轨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机理。

二、理论和模型

依前述分析，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除考虑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外，还需考虑消费习惯因素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习惯形成假说认为，在习惯形成的情况下，t期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当前的消费水平也包括习惯存量Ht，即Ut=U（ct-？酌Ht），？酌的取值代表家庭消费决策中习惯的影响力，如果？酌为正，效用随Ht递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酌越大，习惯存量增加，在每期消费相同数量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少，要获得同样的效用就需要更多的消费。另一方面，如果？酌为负，我们可以把Ht解释为过去的消费产生的服务流，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效用函数纳入了消费的耐用性。在耐用性的情形，消费在不同时期是替代的而不是互补的，现在和过去的消费都产生效用。？酌的符号揭示了家庭的消费习惯表现出耐用性还是持续性（Deaton，1992）。而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当效用的三阶导数为正时，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会提高未来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从而吸引人们更多地储蓄，与确定性情况相比，所增加的这部分的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除了二次型的效用函数之外，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和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ARA）都可以满足这一假定。习惯形成使支出平滑，而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预防性储蓄是习惯形成强度的一个减函数，但是商品耐用性的一个增函数。如果消费增长由于习惯形成展现出正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该比在一个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小。而如果消费增长由于耐用性展现出负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比在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大[12]。

（二）实证分析

1. 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消费的滞后期增长率对当期消费增长率在统计上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即习惯系数？酌为负，意味着效用函数呈现出耐用性。因此，估计结果说明忽略家庭偏好的习惯形成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酌的负号意味着消费者从过去的消费水平中得到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模式应该表现为递减而非常数，城镇居民在总消费支出上的习惯表现为耐用性。总消费包括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为深入考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需进一步分析影响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本文采用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变量，同时，由于CHNS不提供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信息，为便于实证研究，假定食品和其他非耐用品的偏好可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各列均显示耐用性影响当前的消费决策。前期消费增长10%会导致本期消费减少约2%左右，这一效应意味着过去的消费水平越高，要使个体保持相同的效用，本期的消费越低。

2. 无论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以收入波动或消费波动衡量的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正如理论所预期的，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在预期到未来的收入风险或支出不确定性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消费呈现出陡峭的轮廓，城镇居民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西方经济学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是在假设不存在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长期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镇居民将感受并预期到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而降低当前的消费水平，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支出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原因。

3. 家庭净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无论是总消费还是食品消费都呈现出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但所估计的食品消费敏感系数（0.14）远低于艾春荣和汪伟（2008）用总量数据估计的结果（0.84）。这表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但总消费和食品消费支出仍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估计结果同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事实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在消费对收入敏感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的消费必然会显著低于东部地区。

五、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为何持续偏低

与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利用中国的大样本城镇家庭面板数据，结合习惯形成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运用欧拉方程方法估计了影响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决策的因素。估计结果同Guariglia和Rossi（2002）的一致，滞后一期的消费变动对当前的消费变动有强烈的负效应，消费习惯表现为耐用性。也就是说，关于偏好是跨时可分的假定是错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标准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为何在实证检验中屡屡失灵。估计同时显示，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都是影响消费变化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具体而言：

（一）居民消费偏好的跨时不可分性即习惯特征意味着消费的服务流是跨期持续的，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偏低

居民消费偏好的习惯特征原因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消费习惯以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定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因素形成一定的消费习惯并扩散，因此除非物质生活条件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从而对某一习惯特征形成巨大冲击，习惯的惰性很难得到改变。第二，消费习惯受到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的约束。我国从经济到社会、从生产到消费均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已有的经验证据也已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特征并不相同。第三，消费习惯的形成与固化深受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居民群体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密切关联。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崇尚节俭消费，喜欢量入为出，厌恶负债消费等等，使得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惯性特征包含了大量文化传承因素在内。

考虑到本文估计结果中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可以展望在收入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强烈的收入冲击极可能会改变居民消费的既有习惯，比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成功后，习惯参数可能会有较大程度的减小，则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具有阶段性特征。城镇化进程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典型事实也支持这一结论，例如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建立在过多地依靠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投资基础之上，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源短缺等一系列黑色发展问题，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受到冲击，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的使用已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消费习惯受到严重冲击的另一个典型事实在食品消费领域，接踵而至的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已经将许多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来源从国产产品转向进口产品，由此集聚的累积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内需和外需失调的矛盾。绿色发展需要政府和全民行动，绿色消费习惯需要进行市场培育和法制维护，仅从这两个典型事实来看，重视并有意识地培育居民消费的习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绿色发展道路及新型城镇化道路便有战略性意义。

经济危机的特征范文第5篇

（一）当前科威特经济运行情况

第一，经济增长趋于巩固，非石油产业增速明显。得益于非石油产业和个人消费的快速增长，2014年科威特经济呈现明显回升态势。IMF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科威特实际GDP增长率为1.3%，显著高于2013年-0.2%的增速，2015年有望继续涨至1.7%。其中，非石油产业实际GDP增速达3.5%，较2013年上升0.7个百分点，市场预计2015年该增长率将进一步提高至4.0%。

第二，失业率继续维持低位，整体通胀压力不大。2014年科威特失业率为2.1%，延续了2010年以来的低位态势，在海湾六国中仅高于卡塔尔。受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2015年3月科威特通胀指数为3.3%，虽环比上涨0.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历史低位。

第三，财政盈余稳步增长，外贸顺差连续收窄。科威特2014/15财年前6个月实现财政盈余30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预计整个财年将增长22.2%。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2014年四季度外贸顺差为33.33亿科第，同比下降43.6%，且已连续6个季度收窄。

（二）影响科威特经济的有利因素

第一，新发展计划逐步实施，有利于扩大科威特的国内需求。包括鼓励私有部门投资、增加企业竞争力、改善经贸兴业环境和保障教育卫生住房均衡发展等经济发展计划的陆续出台，在短期内能有效撬动科威特国内市场需求，并持续释放企业和居民消费潜力。

第二，重点项目的稳步推进，有利于刺激科威特投资。铁路、地铁、机场、电力、清洁能源、公立学校私有化、媒体城、海岛开发以及自贸区等投资项目的实施，有望成为助推科威特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影响科威特经济的不利因素

第一，从国际方面来看。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确定性，最新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下调至3.5%―3.7%，较2014年10月预期调低了0.3%。二是国际油价成本“塌陷”冲击经济发展动能，将恶化石油净出口国经常项目状况。三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紧张局势将对科威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以上三个因素形成的“叠加压力”，有可能挤压科威特宏观政策调控空间，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第二，从国内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公共预算的结构性失衡、私营部门的弱势地位、公共服务的机制欠缺以及基础设施的总量不足，是科威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此外，政局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科威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预计2015年科威特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将科威特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至3.0%，2015年和2016年则有望进一步上升至3.3%和3.6%。

二、科威特产业发展现状

（一）“油气依赖”五十年如一

科威特是OPEC的重要成员，石油与天然气是其国民经济的两大核心支柱，两者总产值约占GDP的45%、约占各级政府收入的95%、约占出口创汇的92%。此外，科威特还是中东第一家发展石油下游产业的国家，炼化和化工产业是其未来几年的投资重点。

（二）第一产业“相对弱势”

农业是科威特相对薄弱的产业，从业人口约有1.4万，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约为0.5%，该比例最高时也只有1.1%。可耕地面积约有14182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0.6%。农业以生产蔬菜为主，而农牧产品主要依靠进口。科威特渔业资源丰富，主要盛产大虾、石斑鱼和黄花鱼，年产量在1万吨左右。

（三）第三产业“蓄势待发”

科威特未来将重点发展金融、旅游、贸易、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会展等行业，期望将科威特打造成为海湾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科威特最新公布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将通过设立自贸区、对BOT方式立法、简化过境程序、发展公共仓储以及修改商业公司法等手段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先后实施了苏比亚大桥、南祖尔发电站、杰赫拉公路等重点基建项目。

三、中国与科威特双边合作总体思路

第一，双边贸易发展迅速。自1971年建交以来，中科双边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现直线上升态势。到2014年上半年，中科贸易额已达58.7亿美元。海关总署最新报告称，仅2015年2月，科威特对华出口原油达104万吨，相当于日出口27.3万桶，同比激增263.8%。截至目前，中国已是科威特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国。

第二，双边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13年，科威特在中国人民币市场QFII投资额度已达25亿美元，成为了人民币市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与此同时，截至2014年11月，科威特已向中国的37个项目提供了总额为9.5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科威特的直接投资存量已增至8939万美元。

第三，双边承包劳务取得重要进展。2013年，中国企业在科威特新签承包合同20份，新签合同额达8.6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0.49亿美元。与此同时，2013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658人，年末在科劳务人员6213人。新签大型工程项目主要有萨巴赫阿哈默德公建项目、房地产项目和宗教事务部总部大楼等。

四、推进中国与科威特双边合作的若干建议

（一）积极推动中科“一带一路”合作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威特作为我国深入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应以筹建中的“丝绸之城”为契机，积极与科威特就“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沟通和协调，争取尽快在能源产业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融资便利化以及人文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共识。

（二）加快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

中国―海合会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自贸区谈判，并先后举行过五轮磋商和两次工作组会议，但由于各方在开放领域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2009年中海自贸区谈判陷入僵局。2014年，在我国的积极推动下，中海自贸区谈判顺利重启。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是进一步提升中海双方开放水平、拓展深化双方经贸关系的必然要求。一是要突出能源领域的合作，建立并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对于争端性问题及时进行磋商，实现互利共赢和长序发展。二是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合作，重点要加强双方在核能、信息、航天卫星、新能源、港务、银行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三是通过减免关税、简化海关程序、加强检验检疫合作和完善许可证管理等手段提升中海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四是加强中海在农产品与食品贸易等服务领域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五是扩大外商投资合作领域，营造有利于中海双方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未来，中海自贸区必将成为中国与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深化经济合作的新支点。

（三）“点”“线”“面”并行推进，构建立体合作新模式

从现实经济发展来看，要想建构科学、合理、完整的国与国合作策略，合作模式的选择尤为重要。具体到对中科两国合作战略的设计来说，则需从“点”、“线”、“面”三个维度来构建。所谓“点”是指投资产业园。需按照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策优势等特点，逐步筹划设立“中国―科威特产业园”，以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推进提供支撑。所谓“线”是指商品―要素市场线。针对目前中科两国的发展特点，积极参与构建符合中科国情的多层次且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全面提升两国市场化水平。所谓“面”是指一系列投资策略的组合。要遵循“安全稳健”和“灵活机动”的原则，在发挥策略组合的“规模效应”的基础上，打造新常态下中科合作的“新引擎”。

（四）着力完善中国―科威特合作论坛

中科两国应以现有的合作成果为基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着力完善中科合作论坛，实现两国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当前，关键是要加快市场准入条款、技术性贸易措施（TBT）、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等规则层面的进行对接。

（五）进一步加强中科两国宏观政策沟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