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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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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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范文第2篇

你也许会说，不就是城市里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时产生的淤泥么?说得没错，但更准确的定义是进行废水处理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固体。

在我们过去的认知里，这些污泥实在是让人头痛的废物之一。它的成分及来源均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可利用成分，也可能含有有毒、有害(二(哑心)英)、难降解的有机物(多氯联苯等)、重金属(铜、铬、砷、汞、镉等)、病原茵及寄生虫(卵)等物质。因此，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泥任意堆放和排放，会对环境造成新的二次污染。

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污泥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国家对环保事业投入不断增长的推动下，我国污水处理厂数量连年增加，污水处理能力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污泥也将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规4算，到2010年，我国各城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湿污泥将达5000多万吨，占我国年总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5％以上。

在全球资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改变传统的污泥处理和利用方式，减少污泥的二次污染，发展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环保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

变废为宝有没有可能?

传统方法

实际上，人们尝试过许多方法来处置污泥。最常用的是土地填埋、焚烧处理、水体消纳等，但这些方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污染或者说缺陷。

土地填埋，填埋坑中的渗出液和气体会破坏环境，污染空气与水源。渗出液中有害物质进入地下水层会污染地下水环境；填埋场产生的气体甲烷，不采取适当措施会引起爆炸；另外，适合污泥填埋的场所也因城市污泥大量的产出而越来越有限，美国近几十年来已经关闭了大量的填埋场，而欧盟各国1992年填埋处理约占40％，2005年已减至17％，而且规定所填埋的物质仅限于有机物质含量＜50g／kg。

焚烧处理污泥一般要求其热值在1000kJ／kg以上。焚烧时产生的=恶英等气体造成大气污染，污泥中重金属也随烟尘扩散。另外，焚烧成本是其他处理工艺的2～4倍。

水体消纳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造成了海洋污染。美国1998年已禁止向海洋倾倒污泥，欧盟也规定从1999年开始禁止利用海洋处置污泥。

显然，传统处置方法的各种弊端促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

水泥回转窑破解难题

2009年10月28日，由金隅集团自主研发的国内第一条利用水泥窑余热干化处置城市生活污泥示范项目竣工投产仪式在北京举行，标志着我国第一条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线的正式投产。

据金隅旗下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付秋涛介绍，项目的设计思路是利用水泥生产产生的余热将有机污泥经过干燥后作为燃料进行焚烧，焚烧残渣替代黏土作为硅质、铝质原料，使废物变成资源。

水泥回转窑内温度为1450～1700℃，气体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800℃以上，在如此高温下废弃物中主要有机物的有害成分焚毁率可达99.999％以上，即使很稳定的有机物也能被完全分解；同时，能将有害废料中可能存在的重金属固定在熟料中，避免了再次扩散之害；焚烧污泥的残渣熔入水泥熟料，最终进入水泥成品，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每天可处置生活污泥700吨，每年大约可为北京市处置污水处理厂的污泥22万吨，占北京市生活污泥产生总量的1／4。目前金隅集团在北京还有五条新型干法水泥窑，具备日处理1000～1500吨污泥的能力。

2008年北京市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达87万吨。此城市污泥处置项目的成功运行无疑为城市市政污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稳定化处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模式，更为解决北京乃至全国的污泥处置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污泥发电前景广阔

2008年5月11日，德中环保论坛开幕，环保问题专家、德国弗朗恩霍夫应用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浩表示：“目前中国污泥无害化处理率非常低，无害化处置设施还不到1／4。由于费用昂贵，即使在相对发达的城市，污泥处理率也仅为20％～25％，污泥隐患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沼气发电是目前发达国家处理污泥最常用的途径。因此，污泥发电对国内一些污水处理厂来说，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污泥发电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污泥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然后沼气在燃气内燃机的气缸内燃烧做功，把化学能转换成机械能，最终产生电能和热能。这种方法无须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经厌氧罐发酵后，能消化75％～80％的污泥，剩余20％～25％的沼渣经脱水无害化处理后，还可制成有机肥；产生的沼气回收到沼气罐内，随时可用于发电，供污水处理厂循环自用；发电产生的余热一部分用来加温发酵池，剩下部分用于区域供热，实现热电联产。

更重要的是，根据政策，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享受高于煤电0.25元／千瓦时的电价，并免征所得税和增值税。

江苏南京市在污泥发电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早在2007年6月，南京协鑫生活污泥发电厂就和南京市市政部门达成协议，处理江心洲污水处理厂日产的140吨污泥。该污泥发电厂总投资8050万元，具备日处理污泥400吨、最大处理600吨的掺烧能力，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污泥发电项目。

据了解，南京协鑫是热电联产企业，发电过程中同时产生蒸汽，这是国家鼓励的电力生产方式。拿供热来说，集中供热锅炉效率在90％左右，小锅炉效率只有60％左右。打个比方说，同样满足一个热用户的需求，小锅炉如果一天要用10吨煤的话，集中供热锅炉只要6～7吨。

另外，用其他无害化方式处理生活污泥，成本大概在400元／吨，而污泥掺烧发电的成本只有110多元／吨，且烧完后的污泥残渣百分之百可以用作水泥生产的原料。

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伯海吉安在参观南京协鑫污泥掺烧现场后曾表示：“污泥焚烧发电体现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循环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

化泥为肥

还有一种处理污泥的方法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就是污泥化肥。

在国外，污泥作为肥源农用已有多年的历史。日本在1954年就建成第一座污泥堆肥中心，到上世纪90年代末已建55座。美国的污泥农地利用量占污泥产出总量的35％，葡萄牙高达80％，德国为25％，英国为51％。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污泥农用作为污泥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方向。

在我国，海南海口市在污泥农用领域已率先取得突破。据了解，海口市城市生活污水经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每年生成约4万吨污泥，原先用填埋法处理污泥，每吨污泥的运

输费和填埋费约需80元，还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2002年，经海口市政府的协调，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与白沙门污水处理厂签订合同，以每吨15元的价格包购污水处理厂的全部污泥，对城市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以此为原料生产肥料，使海口成为我国第一个完全解决污水处理厂污泥=次污染问题和城市污泥再利用问题的城市。

据了解，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采用专利技术，对污泥进行微生物无害化处理，杀灭污泥中的线虫、大肠杆茵等有害生物，降低重金属含量，然后以污泥作为基肥，迄今为止已开发生产出多达20多个品种的有机肥、复合肥和微生物肥，产品经海口市有关部门环保和质量检测合格后投放市场，受到农民欢迎，被广泛使用到海南的橡胶、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的种植中。

这一污泥治理利用方式的运用，每年为海口市政府节省近300万元的污泥处理费用和4520万元的填埋土地费用。农丰宝公司近三年来在海南积极推广利用城市污泥生产的生物有机肥，应用面积已达14000公顷，平均每公顷新增产值3600元，经济效益达50400万元

前行之路

尽管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上述一系列事实无一不表明这几年我国在城市污泥处理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而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2009年2月18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及科学技术部并实施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这项政策明确了地方人民政府是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规划和建设的责任主体，强调了建设规划先行，污泥处理设施必须与污水处理设施同时投入运行，还强化了监督管理，要求地方各主管部门各司其职，污水处理厂要报告污泥去向及用途。同时，也统一了技术路线，要因地制宜确定污泥处置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资金来源，政策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水平，污水处理费应包括污泥处理处置运营成本，并可通过财政补贴等途径落实污泥处理处置费用，确保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正常稳定运营。同时也要求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对于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和设备，按规定给予财政和税收优惠；鼓励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污泥处理处置，建立多元化投资和运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