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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促进经济复苏,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救助方案、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推行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对市场信心的恢复和加速经济回暖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会同时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货币数量方程出发,对此问题做一些研究。
一、通货膨胀有关概念
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用通货膨胀率来度量,通货膨胀率就是物价水平上升的百分比。
货币数量方程=+-,其中是货币数量的变化率,是流通速度的变化率,是产出的增长率,是价格的变化率,也即通货膨胀率。在上述各因素中,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投入要素的增长速度,由社会制度和技术因素决定。
由方程可以看出,决定经济通货膨胀率的因素有三个:(1)货币供给的增长率;(2)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3)实际GDP的增长率。
二、宏观经济政策
通货膨胀被普遍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各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应对通货膨胀,可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利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和通货紧缩缺口,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的。
财政政策的内容包括: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运用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7个方面: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推行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
三、金融危机下的各国经济政策评述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下滑和危机,各国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阻止经济的下滑,促进经济复苏。
(一)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增加公共投资等内容。
在美国,继布什政府出台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后,奥巴马政府又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方案。在刺激方案当中,减税约占35%。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项目,有着短期和长期双重战略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在短期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是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有智力、技术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保障。
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等三个方面。英国的方案主要以减税为主,其他国家的方案则基本为综合方案。欧盟各国均增加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
日本在保增长方面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日本共出台了四项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占GDP的5%左右。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2万亿日元的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在中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推出了以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就其作用来说,短期内采取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维持社会稳定。从长期来看,又可以扶持新兴产业,加速结构调整,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
1、大幅度降低利率。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之间;英格兰银行五次下调基准利率350个基点至1%,欧洲央行下调325个基点至2011年5月的1%。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现行的0.5%下调至0.3%。
2、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实行的“数量宽松”政策包括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提供流动性的TAF(期限拍卖贷款)、PDC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也包括向货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提供支持的商业票据融资贷款、TALF(期限资产支持证券贷款)等。2009年3月,美联储更是破天荒地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将对MBS的购买由5,000亿美元增加到1.25万亿美元,以及购买2,000亿美元机构债。
英格兰银行已经于2009年3月25日开始购买公司债,以启动一项750亿英镑的数量宽松政策。欧洲央行5月份也开始实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购买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
2008年7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统筹兼顾,进一步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分析,及时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调减了公开市场对冲力度,连续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同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新增信贷资源向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倾斜。
就其作用来说,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放松信贷控制,提高社会总需求,减少了投资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和生产的扩大,促使经济继续发展。
四、现行经济政策与通货膨胀
由货币数量方程=-,我们来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是否会发生。
(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货币量的增长,各国通过降低利率、购买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形成了?荠M的增长。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增长的货币大部分不是转化为居民的存款,就是投入了股票债券市场。货币数量虽然在增加,但造成的货币乘数在下降,代表居民消费的M1虽有所增长,但增长缓慢,商业信贷的增长也没有明显改善。从短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刺激效果甚微;但从长期来看,银行向市场投放的大量货币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二)扩张的财政政策
1、公共基础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建成后所需维护人员数目少,短期内确实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从长期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多是政府行为,中、小型企业参与机会不大,对一国GDP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明显,同时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民众对未来的前景不看好,消费热情难以得到提高。因此,公共基础建设只会带来的缓慢增长。
2、减税政策。减税政策在于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能够用于投资和消费,以带动需求的回升。但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一直攀升的失业率和企业利润的下滑,一些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民众对未来预期收入和保障悲观,通过减税所得到的收入往往很少能用来投资和消费,大部分又转化为准备金放入商业银行,导致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内需增长乏力。如果在长时期内民众的消费观念得不到转变,市场的需求难以得到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又将陷入危机。
3、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同时,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中、小型企业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占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总体由于信贷难以跟上,不仅增加了企业生存的难度,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在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和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内需消费很难有新的增长,由此带来的国家GDP的增长要落后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4、财政赤字。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财政政策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这无疑会给各国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从数据来看,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猛增至1.42万亿美元,中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将增至9,500亿元,英国财政赤字也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750亿英镑,各国的赤字率或是逼近、或是超过国际上3%的赤字警戒线。为弥补各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出售国库券或政府债券向公众借钱,或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造成货币数量的增加。过度的融资使大幅提高,在经济增长率暂时不变的前提下,导致物价水平相应走高,通货膨胀难以避免。
(三)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风险。当今世界的各个经济体系之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加深和扩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往往也不是本国的银行能完全决定的。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阻止了全球经济下滑,但由于欧美国家大量投放货币加速了美元贬值,对一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出口量的减少带来了经济的普遍下滑,影响了这些国家GDP的增长,同时内需难以得到很快的提高,依靠内需拉动GDP也暂时难以实现。一边是国内大量的货币供给和国外资金的涌入,一边是增长缓慢的GDP,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风险的加剧,也会造成全球经济的失衡。
五、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短期内由于需求的不足,积极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GDP的缓慢增长,能够稳定全球经济,虽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带来了物价的上涨,但同时也带来了GDP的增长,因此在两者相互的作用下,物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暂时不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但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市场信心恢复,投资和需求的大幅增长,持续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和其他不稳定因素,高涨的和相对稳定的将引发的走高;同时,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升最终会反映到各个生产要素上,导致物价大范围上涨。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好转,通货膨胀也会随之而来,各国根据经济形势适时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是势在必然。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亚钧.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土地政策; 国民经济;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13-03
一、引言
土地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配第曾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来概括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不仅具有像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一般属性,也具有其独特的属性。资本、劳动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可再生性,而土地则是固定、缺少流动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尤其是可适宜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再生的,这些特点使土地与其他要素不同,也为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工具增加了难度。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土地政策还未曾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虽然自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扩展阶段,我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并与传统的信贷政策并列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国家一直不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灵活运用,因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是由国家调节控制货币(财政收入)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供给量和需求量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使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与此类似,土地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也应由国家控制土地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土地资源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干预和调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而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进一步探寻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然是深入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工具:基于我国土地政策实践视角
最先把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学者是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配第,以及认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的坎蒂隆。此后,生产要素理论不断发展,直至今天的“生产要素六元论”(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其中土地属于自然力)学说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要素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运行的空间载体,如果能够引导和调节土地要素的投入方向和投入量,就能通过不同的土地政策产生的不同经济效果来调节宏观经济,所以生产要素理论成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我国土地政策实践,土地政策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参与宏观调控。在供给方面,虽然我国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总面积是固定的,但由于土地公有制使我国政府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从供给方面能够进行效果很好的调控,可以从土地供给方式、供给结构、供给价格三方面制定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在土地需求方面,包括农业用地需求、工业和建筑用地需求以及服务业和居民住房用地需求构成了土地的总需求,而土地需求的调节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对住房需求的调节。由于我国农业用地实行,具有稳定性,不符合宏观调控政策所需要的灵活性,而工业和建筑用地以及服务业的用地需求应从土地整体规划的大方向来考虑并与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对需求的调节,因而只有房地产市场适合调控手段的灵活多变。
土地政策的主要调控工具包括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土地收购储备工具以及“道义劝告”工具等。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包括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转让政策等;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包括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出让最低价格、土地税费政策、征地补偿政策等;“道义劝告”工具指中央土地调控部门通过发表正式声明、导向性政策和指导意见或私下谈话,表明对当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地方政府的希望,以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个人用地行为使其符合中央政策目标要求。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对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供应方面。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体趋势为上升中略有波动。如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建设用地供应11.44万公顷,同比增长33.6%。我们可以看出建设用地供应量与GDP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2007和2008年,建设用地供应量明显下降,GDP也明显下降,表明建设用地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重要影响,国家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的数量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
而在土地供应结构方面,我国2010年土地供应结构中比例最大的是工矿仓储用地,占36.6%,其次是住宅用地,占26.7%。这说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从整体上看2012年我国供地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趋势,其中基础设施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45.2%;房地产用地增长幅度次之,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3.6%。这表明土地审批、土地结构制约了我国各项产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土地政策同产业政策相联系,有效地实施了对支持产业的扶持。此外,在土地价格方面。从整体上看,土地出让价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土地出让价格大幅度攀升。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价格几乎是同向变动。由于土地出让价格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房价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土地若能够解决自身的难题,即空间性和不可再生性,则土地政策可以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调控手段。对于不可再生性,可通过技术的进步向空间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增强利用率等方法解决;而对于空间属性问题,则应该通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灵活流动与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相结合,需要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同时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国家应有一个统一的土地调度机构,构建由中央和地方不同级别但同一系统的机构体系。在我国宏观经济实践中,财政政策的总机构为国家财政部,下有各级财政部门相呼应;货币政策的总机构为中央银行,下设不同级别的各级银行;土地政策的总机构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等部门,由于没有统一专门的政策制定机构,往往会导致多部门由于未能提前沟通而使各项政策之间出现矛盾,最终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
2. 土地政策应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使用,如国家在使用土地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对住房的过度需求时可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如上文所说使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使用财政政策征收房产税等措施配合远比单独使用土地政策效果要好;又如使用土地政策的工具(土地规划)时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在土地审批时对于支持的产业放宽限制等。
3.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运用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时不仅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还要从需求方面同时调节,双管齐下,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这同样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等制度配合。
四、结论与启示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原因在于市场调节经济存在失灵现象,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满足调节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入对经济进行调节。土地是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载体,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进行,这就使得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可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时要求市场主体有灵敏的反应度,如国家上调利率期望市场主体能够较少地使用资金,而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很有可能不计成本的进行投资,从而使调控达不到目的,而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优势在于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市场主体对土地供应政策完全具有弹性,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政策调整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参考文献:
[1]郝大江.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11: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