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即一个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分或全部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整个区域内货币贬值并伴随着企业的倒闭现象，既而失业率增高，社会普遍存在经济萧条的现象，在此次金融信用危机中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失去信心从而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政府各自对此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系统性地进行分析和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并明确了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美国透支掉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财产，然后通过公司破产将风险转驾于他国。也就是说美国破产的公司都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营着他国的金融资产，即便虚拟经济破产损失的也并非自己国家的钱。同时美国还逼诱中国外汇资产投资其国债和金融公司，譬如中国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就已超过了1.2万亿，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产品皆是虚拟资产，而美国购买的中国金融产品皆是实体资产。这就同美国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以摆脱其市场监管一样，达到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的目的。
二、中美两国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比较
（1）采取对策的时间比较。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中国要采取应对措施将在6个月后，在判断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以及采取有效政策上落后于美国。（2）中美两国经济政策比较。一是财政政策。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将货币政策变为财政政策，应对措施主集中于针对金融系统的货币政策；中国则一直以财政政策为主。美国务实本国利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调和；我国政府考虑到可能会通货膨胀而实行了传统的减税调控。二是货币政策。美国刺激国内需求并通过集中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和减税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刺激投资和扩大出口并增加货币供应量；美国强化了政府力量，而中国则是培养消费和市场。
三、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
（1）衰退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虽是一个人均GDP仅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它拥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经济承受和消化能力，因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我国，拥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抗衰退免疫力。（2）影响经济产业结构的形式不同。金融危机一般会向实体经济传递，对金融部门依赖程度高的实体经济产业首当其冲。据统计美国失业率已达10.2%，而中国受危机影响的恰是出口工业，银行受冲击较小；加上中国产业结构具有二元性且面临经济均衡增长的经济问题，面对危机美国经济的一元性决定了美国在短期内便可退出刺激政策，而在中国却只能长期均衡发展以缩小二元差距。（3）在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不同。美国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因为美国的投资需求不取决于政府政策，而取决于投资者对金融投资市场的信心，美国要扩大内需的主渠道就是刺激投资；中国却是消费需求不足，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30%，消费需求就会出现负增长，所以中国存在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过快的经济问题。
四、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1）财政政策方面紧跟民生。一是要调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的是政府买单、市场花钱的经济政策；我国则直接由政府开发项目，因此这便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善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二是恢复市场的消费和需求。譬如美国的7870亿计划中约35％曾用于减税。（2）警惕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国家在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和股市问题就是因为货币的供过于求，实际上大量的刺激资金并没能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3）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一是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学习美国高度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二是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美国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正说明了美国十分重视科技研发的意义；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我国应遏制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放宽即将施加给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他限制。
参 考 文 献
[1]李增刚．发达国家政府规模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财经．2007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1. 正确认识经济金融的关系，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健康的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基层央行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认识， 树立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始终坚持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 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求发展，坚持在提高服务实体经济上下功夫，认真落实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
2． 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基层央行要根据国家政策和金融机构的实际需求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投放结构，确保信贷总量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投放节奏与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相衔接。
3. 调整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当前基层央行引导金融机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要突出重点，本着“保民生，促发展”的理念科学合理地投放资金。一是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从节能环保、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对项目贷款进行分类，积极发展绿色贷款，促进发展低碳经济。二是积极发展“小微金融”。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金融机构要把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作为支持重点，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三是积极发展“涉农金融”。金融机构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支持力度，以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乡镇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住房改造、贫困县地区扶持为重点，加大信贷支持，保持涉农贷款增长。四是积极发展“民生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重视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积极开办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和生活困难群体的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优先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让社会各阶层享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
4. 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力。基层央行要积极组织金融机构在开展金融产品创新上下功夫，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大力推广存货抵押、应收账款抵押、农户联保等，积极探索扩大农村可抵押、可流转、可置换的抵押品范围，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努力解决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问题。同时基层央行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支持企业通过股票融资、债券融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融资等多种债券工具融资，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5. 做好支付结算和国库服务，提高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基层央行要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付结算服务，扩大现有支付清算的参与者范围和受益人群，进一步加快实体企业资金的流动速度。大力推广网上银行、POS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和以银行卡为主的非现金支付方式， 加速企业资金周转。同时提高国库资金服务水平， 加快国库集中收付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核算体系优势，提高企业退税、财政拨款处理速度，提高国库资金运行效率，确保财政资金支持实体经济资金及时、足额到账。
6. 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环境。基层央行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依托全国联网的征信系统，加快征信基础建设，积极扩大征信系统的应用范围和覆盖面，进一步丰富和推广信用工具、信用产品，降低金融和经济交易成本，不断优化信用环境。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验区建设，建成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搭建政、银、企及共享单位信息沟通平台和银企网上融资对接的平台，提高对接效率。并积极应用建设成果，使之成为银企沟通的“桥梁”，共建单位合作的“纽带”，政府决策的“智囊”。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得到确立，有些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央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上面临两难境地。支持退出的理由有，实体经济已表现出企稳回升的趋势；居民和投资者的通胀预期正在加剧；一部分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正在快速上涨。反对退出的声音则表示，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公共部门的投资拉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尚未形成；基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达成的国际间经济政策合作共识，各国政府在调整本国货币政策时应与其他国家协商一致，以避免对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笔者认为，选择货币政策的退出时机需要考虑上述两方而因素的消长变化。
金融危机对中国和欧美的冲击路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选择合适的退出时机时所考量的因素存在差异。金融危机对欧美经济体的冲击首先出现在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正常的融资功能遭到严重破坏。然后，金融危机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蔓延，企业的借贷活动受阻，投资萎缩。最终，居民消费受到波及，最终需求下降。对欧美来说，实体经济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和创新能力，其经济基础较为稳固，实体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恢复。在金融危机中，欧美政府出台的救助措施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那么在货币政策的退出决策中，金融市场成为货币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考虑因素。
金融危机在中国的传导路径则与欧美显著不同。危机首先直接冲击出口部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出口部门的投资减少，该部门就业的大量劳动力收入降低，导致总需求萎缩。由于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出口下降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相比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较小，在金融危机中表现较为稳健。于是，修复受损的实体经济成为中国选择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的首要考量因素。
笔者认为，目前，尽管资产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在上涨，但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在短期内不会到来。进一步讲，在实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前，即使出现温和的通胀也是可以接受的。围绕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出口需求、投资的挤出效应、政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作为对退出时机和力度作出判断的重要指标。
从出口需求看，中国的退出时机或不会早于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部门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出口需求企稳回升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退出。而中国出口需求的回升依赖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程度。二季度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复苏迹象。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回暖迹象，如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反弹。
但是，中国出口需求的持续回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信贷紧缩和金融风险在不良资产得到有效处理前依然存在，金融风险将明显延缓全球贸易的回升过程。另一方面，在外部各经济体的复苏完全确立前，消费需求不会出现持续且足量的回升。尽管欧美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失业率仍在攀升。只有等失业率企稳后，消费需求才有望触底反弹。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但存在不确定因素
从最近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来看,上半年,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银行信贷等数据都表现不错,整个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但是,“回升的基础是不稳固、不平衡的,有一些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即当前中国经济回升是不稳固、不平衡的,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
为什么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呢?这可以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从国际情况来看,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经过美国及各国政府联合救市,美国的金融体系开始稳定,2008年9月那种最为黑暗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是美国金融危机摧毁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要想全面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金融体系复苏的过程中,并不排除金融体系出现新的震荡与反复。从实体经济来看,尽管有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企稳回升,但世界不少国家实体经济仍然处于下滑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世界经济这种状况,对外贸依赖程度较大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除了对中国经济引起短期冲击外,还将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结构造成较大影响。
从国内的情况看,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这一轮经济的回升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固定资产投资最为主要的部分又以公共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方面为主导。这种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不仅不可持续,因为这些投资的商业回报率是相当不确定的,而且它对社会实体经济其他方面的投资回升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样,当前的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与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关,随着时间推移,就业和收入下降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可能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可见,经济回升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二是经济回升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企业复苏较慢,而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的行业及地区回升强劲;政府直接投资或支持的大企业、大项目资金充裕,广大中小企业依然融资困难;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城市经济增长复苏快;经济落后的中西部经济复苏慢,发达经济地区经济复苏快等。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加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而且容易给经济发展积累潜在的风险。
三是这一轮经济回升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比如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不可能长期实施,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逐步缩小;银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推高资产的价格,容易吹大股市及楼市泡沫。而资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新一轮的银行危机及金融危机。
■ 调整宏观调控核心 扩内需保增长转为保增长调结构
从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来看,一方面希望短期的应急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以刺激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短期应急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为了减少这种短期应急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开始有所变化,即宏观调控的核心由以往的“扩内需、保增长”调整为“保增长、调结构”。
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一定条件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央行解释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实际上是要改变上半年那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另外,可以看到,最近银监会不仅出台一系列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文件,如第二套住房政策重申其严肃性等,而且近日对数家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严禁月末突击放贷,否则将重罚。同时,银监会要求城市商业银行董事会重新审订贷款额度和激励方式,甚至下调贷款,要求严格执行存贷比不超过75%的规定等。这些相关政策一出台,从7月份开始,银行信贷收缩十分明确。7月份银行信贷增长只有3559亿元,估计8月份的信贷增长也不会超过3000亿元。如果下半年信贷规模以这样的程度收缩,那么这种收缩相对于上半年的情况也就不是微调了。
对于上半年的应急经济政策出现的负面影响,政府开始关注,估计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之后,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更多地关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经济结构的调整。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的重要判断是,“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这是最近中央政府向市场发出最为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较大调整的政策信号。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中央政府中长期经济政策的重大部署,由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应急政策代替了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中央政府作出的关于经济运行的新判断是向市场发出的最强烈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信号。
其实,这种政策信号在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连续向市场发出。在8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成为该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在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研究部署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安排。在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可以说,8月中旬以来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都贯穿了“调结构”这条主线。而“调结构”的含义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调结构”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主要发展低碳经济;也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对中小企业在政策上的支持,希望中小企业成为保经济增长的主力;也得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以图跳出去库存化――再库存化――再去库存化的恶性循环怪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 经济新刺激政策出台几率小 调整结构才能保经济持续发展
从最近中央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出台的倾向性看,出台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或政策可能性不大,只是会在现行的政策基础上,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及银行的信贷结构等。中央政府通过结构的调整来保证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执行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扩张性应急政策,产业结构恶化进一步加深,保证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产业结构调整和遏制过剩产能势在必行。比如,中小企业应得的流动性被高耗能、低效益的传统产业占据。按照工信部的数据,到去年底,部分产业产能就已严重过剩。重复建设的势头甚至蔓延到了新能源领域,如风电和多晶硅等的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在政府部门看来,如果再不着手调整,中国经济就会重新走上非理性建设的老路。中央政府希望借这次金融危机孕育出一批新兴潜力产业,以便为经济复苏后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新一代IT产业、绿色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医药保健业、现代农业等。这些新兴潜力产业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短缺型产业、内需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实体型产业、政策鼓励型产业或危机获益型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既能有效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可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政府政策鼓励资助,也可减弱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严重性等。
结构调整的重点还有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从不少的媒体报道和政府的政策倾向来看,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上,认为当前大中型企业获得大部分资金,而且中小企业融资却十分困难。这样既不利于增加民间投资,也不利于居民就业及经济成长。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是政府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条件,在银行信贷融资结构上如何能够顺利调整。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四大杠杆：创新、改革、政策、金融
在经济生活中，说起杠杆，人们只会想到金融杠杆。不错，金融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但不是唯一杠杆。表面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似乎一直在追求金融杠杆的效应。美联储是否加息，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在为此而颤动。有人就以此断定金融杠杆是发达国家调控经济的唯一手段。其实不然，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美联储无论加息与否，都解决不了经济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2009年为了应对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集中向市场投放了4万亿资金并实施信贷扩张，尽管暂时缓解了危机，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却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这就是把金融当成唯一杠杆的后果。因此，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不仅要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而且还要发挥其他杠杆的作用，形成良性的撬动效应。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创新、改革、政策、金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四大杠杆。
创新，是撬动经济的灵魂杠杆。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经济发展的灵魂，只要这个灵魂存在，经济的发展就充满希望。当一个经济体失去灵魂，发展停滞，那就必须激活创新的灵魂，发挥创新的杠杆作用，除此别无他法。从微观而言，一个成功的创新，可以撬动一块市场，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我国经济靠资源、靠廉价劳动力已难以为继，必须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撬动新型产业的形成。中央一再强调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就是要发挥创新的杠杆作用来撬动市场，撬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是撬动经济的机体杠杆。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而来，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历程，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和深水区，主要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推行的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等改革举措，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构建让资源自由、自主、充分对接的市场生态链。
政策，是撬动经济的脉络杠杆。一个国家的经济治理，除了要靠法律法规，还要靠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从而化解梗塞、疏通脉络。每当经济脉络发生错乱或梗塞，就需要制定政策来进行疏通，继而撬动经济发展。鉴于此，政策同样具有杠杆效应，它可以鼓励新型产业发展、鼓励创新、抑制落后产能、消除贫困、创办经济开发区等等。
金融，是撬动经济的血液杠杆。资金是经济实体的血液，而金融起到的是向经济实体注入血液的作用。但血液需要循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流通性。离开了流通性，不仅实体企业成为僵尸企业，金融也会变成“一潭死水”，无法实现价值转换。其后果是经济无法运转，新的价值无法产生，人类社会也无法发展。因此，金融理所当然地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血液杠杆。
尽管创新、改革、政策、金融都不是什么新鲜词，但如果我们转变观念，注重发挥多杠杆的作用，必将推动我国经济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当我们承认创新、改革、政策和金融对发展经济都具有杠杆效应，那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必然要进入多杠杆时代，如何科学使用多杠杆的作用、发挥多杠杆的效应，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治理经济的关键所在。
科学发挥多杠杆协同撬动效应
要发挥多杠杆的协同效应，必须找准每个杠杆支点的正确位置。应当承认，杠杆效应有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有害与无害之分，这取决于人们寻找的杠杆支点位置是否正确。若是支点放在错误的位置，轻则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重则引发经济危机。过去政府在治理房地产业的过程中，面对房价飞涨的局势，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压低房价的政策，但结果却是越压房价越涨，因为简单地“压”反而制造了市场稀缺，这就是政策支点的位置错了，继而导致脉络错乱。在此或许可以向德国学习，将房地产政策放在非市场化一边，阻止房屋变成投资产品从而杜绝炒作，让房屋价格处于人们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内，借此撬动社会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要发挥多杠杆的协同效应，必须准确把握每一杠杆支点的基本功能，从而发挥不同的撬动效应，让中国这个经济体健壮起来。要发挥灵魂杠杆的作用，就必须用创新去撬动经济的发展；要发挥机体杠杆的作用，就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发挥脉络杠杆的作用，就必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随时疏通脉络乱局或梗塞状况；要发挥血液杠杆的作用，不仅要让资金流动起来，还必须让资金流对地方。作为具有杠杆作用的改革也是这样，重点是要构建和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发挥改革的机体杠杆效应。
要发挥多杠杆的协同效应，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体的健全与健康。一个经济体有它的灵魂、机体、脉络和血液，需要匹配不同杠杆、以其不同的功能来撬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需要创新的灵魂杠杆、改革的机体杠杆、政策的脉络杠杆和金融的血液杠杆，不仅一个也不能少，而且还要让它们协同起来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撬动效应，让整个经济体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保持健全和健壮的体格。例如，金融杠杆的功能在于资金的融通，决定着资金是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大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淘汰产业还是新型产业等，这些都需要发挥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加以引导。
要发挥多杠杆的协同效应，必须弄清杠杆之间的关系。创新，没有相关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相关政策的支持，没有金融资本的注入，就无法发挥其撬动效应。改革、政策、金融这三大杠杆作用的发挥也同样离不开彼此，否则便无法产生正面且积极的撬动效应。
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多杠杆协同的重要性。我们常常说的配套措施或配套改革、配套政策等，实际上都是在追求多杠杆的协同撬动效应。近几年，中央高度重视多杠杆的协同撬动效应，多策同施、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之下，确保了我国经济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成为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伟大创造。
鼓励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创造财富
各类杠杆的使用者，不应局限于企业或政府部门，也应包括普通居民，让其享受多杠杆时代的红利。
斯蒂芬・G・切凯蒂等人于2011年利用18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80年到2010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部门的债务阈值为85%（债务/GDP）。而我国居民部门宏观杠杆率目前仍远低于85%的警戒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但居民部门杠杆率仅为40%左右。
根据东方证券编制的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结果，近些年我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率缓慢上升，但整体水平仍很低，至2012年底，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仅为6.13%，而同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的负债率则比较高，其中美国为15%，日本为14%，英国为13%，法国为11%。净资产是判断资产负债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居民净资产增长，是居民财务状况趋好的重要标志。据东方证券测算的结果，2004―2012年，我国居民部门持有净资产总额由2004年的68.15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2年的247.02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7.65%。另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不仅低于总量估算的结果，也远低于2013年美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14.6%）的水平。
由此可见，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有着巨大的空间。它可以成为扩内需的推动力量，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换，即由传统的投资和出口拉动变为居民消费拉动。尤其是在当下，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缓冲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压力和风险。目前，去杠杆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业两大部门。为防止全社会去杠杆进程过于剧烈，甚至引发全局性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在政府与企业去杠杆的同时，推动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我国居民部门也有加杠杆的空间。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未来还有20%～30%的上升空间。要扩大消费和实现消费率的稳步提升，既要靠提高居民收入，也要靠家庭适度举债消费来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