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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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第1篇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发展与公共政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方向的所产生的作用，要借助对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创新，为产业经济赢得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
产业经济；公共政策；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行积极配合，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要理清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的和谐，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对产业经济的概述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产业经济涉及各个行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立足狭义范畴，产业经济中，工业占据重要地位，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很多时候产业经济更倾向于工业部门。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角度是广义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在当前的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其次是以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再次，是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即产业结构。产业经济彰显应用性，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产业分析的需求而产生的。
二、对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发挥公共职能，推动经济系统与人、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公共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问题，目的是实现公共目标的达成，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就是一种的决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种。其次，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较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体现，不断进行优化和选择的结果。它主要立足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呈现。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前提。
三、对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的。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关系到社会的进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在纵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举措等，而横向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和转型的时期，要推动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临诸多调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产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为促进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一)重视借助公共政策实现
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发生变化，脑力投入比重加大，这也是产业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知识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对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减少第一产业对自然和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重视软产品的发展，避免利用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改变，促使传统制造业的层次提升。要发展计算机产业，加大计算机服务，尤其是发展信息咨询业的相关技术行业，提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二)重视财政政策的变革
在各个产业经济的发展中，财政政策发挥这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和地区给予的优惠财政政策，制定的相关补偿制度，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经费、基础投资、产业扶持等。在这种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产业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获取其相应的财政优惠，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
(三)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
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国家结合宏观调控，对税收政策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对高校技术产业的税收倾斜，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强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投资领域。
(四)发挥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融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融资方式，需要进行方式的拓展，强调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内源融资和财政投资，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扩展外源融资方式，尤其是银行、证券以及外资等。
(五)积极发挥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调控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主要是因为诸多高科技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私人企业很难全面满足需要。同时，智力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无形资产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对企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整个社会面临结构和利益分配到的调整。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导，推动市场进程，发挥其灵活性的特征，集中进行模式的确定，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控，发挥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各个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国情，更好地发现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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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10708
一、问题提出
关于民生问题，福利经济学已构筑了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为政府矫正（或者减轻）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1]，但因为缺乏关于政策失灵的综合性理论，因此无法解释政策失灵的关键性因素。布罗姆利提出四种制度交易以反映社会群体不同偏好的制度安排，并将公共政策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联系起来，视公共经济政策选择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2]。他的观点将推动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基于他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长远规划形成较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理论参照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重点转移到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例如，汪伟和郭新强建立了一个考虑两类代表性家庭的两期消费决策模型，讨论了收入不平等、消费目标和中国储蓄率的相关关系[3]；严善平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青年涌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的社会现象，指出了城市内不同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根源，提出了一个制度性改善建议[4]；张学志和才国伟利用广东省成人调查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是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基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对幸福感提高存在一个“拐点”，尤其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作用就不再显著[5]。已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涉及到政府政策与收入的一些关联问题，但都未对现阶段正在实施的主要政府政策的绩效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评价，过于强调某一政策手段对于某一具体目标的影响效应，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夸大了这一手段的影响效果。本文将科学测量和横向比较与主要民生目标有紧密联系的政策工具向量集的边际影响方向和大小。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假设社会上仅存在两个利益集团i和j，那么社会福利函数表示为：
w=f（ui，uj）（1）
布罗姆利曾指出，公共政策中的难题是“如何决定相对的社会福利函数w的性质”。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关于集团i还是j的利益谁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集团i的利益相对于集团j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趋向于形成牺牲集团j的利益而使集团i获益的社会福利函数w1。假定集团i为收入水平低的人群，集团j为富人阶层，如果新的经济政策对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更加重视，相对社会福利函数会从w2转变到w1，那么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生活会得到改善。
图1不同的效用可能性边界
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问题，布罗姆利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判断制度变迁过程中潜在的收益是否能足够补偿源于这种变迁的其他损失。以利益集团i和j为例，下式反映了变迁的会计现值：
其中，v是制度变迁的会计现值，p是时间偏好的社会比率，bit-cit和bjt-cjt分别表示利益集团i和j的t期净收益，cj0是集团j为了执行经济政策不得不承担的必要投资成本。
如果政策执行效率高，则满足下列条件：
式（3）右面的第二项是集团j因为执行政策而引起的现值净收益。这里假定开始时刻集团j的利益经常被牺牲，所以这一项为负。利益集团i的现值净收益（式（3）左面部分）必须能够弥补集团j为执行政策而承担的初始成本和现值净损失。如果这一条件成立，我们可以判断，经济政策引起的制度变迁增加了社会的总体效率。
本文着重检验以城乡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为目的的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公共政策实施的表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技术上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下面方程：
公式（5）中因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将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非观测个体效应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内生性。此时采用ols、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者建议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
型的一致估计量[6-7-8]。
广义矩gmm主要可以分为系统gmm（system gmm）、一阶差分gmm（diff-gmm）等。差分gmm估计是通过一阶差分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利用了差分模型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差分扰动项正交的矩条件。先做一阶差分以消去个体效应μi，可得：
三、实证设计
（一）命题设计
下面在国内外关于主要政策与收入、收入差距等主要民生指标的关联性研究基础上，形成可参照的主要理论观点。
1.经济增长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居民没有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启发等研究发现，总体上，沿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内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慢；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沿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快[9]。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递增9.8%，人均收入年均递增9.2%，但是高增长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不应该以实现gdp高速增长为终极目标进行资源配置，需要降低生活成本，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据此提出命题1。
命题1：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社会问题。 2.城市产业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城市改革，但农村改革相对停滞，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扩大，村民和市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和福利。有学者指出，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没有保留自身的文明，还被现代都市发展引发的一些问题包围，例如农村的垃圾、卫生等环境和饮水问题[10]。周世军和周勤的研究还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使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提升了城市经济水平，但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比率由1986年的3.64∶1提高至2008年的14.08∶1，上升了2.87倍，其原因被归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政府或企业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等形式使得城镇居民享受到较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拉大了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11]。据此提出命题2。
命题2：偏重于城市发展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虽整体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
已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存在如下四点存量效应：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焦斌龙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即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表现在，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增加，而没有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12]。徐舒和朱南苗研究发现劳动者异质性潜在能力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高学历劳动者潜在能力价格相对于低学历劳动者上涨更快，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增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3]。李俊青和韩其恒基于二元经济的时代交叠模型的研究表明，改变我国现阶段教育市场的二元结构需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入手[14]。基于此提出命题3。
命题3：经济发展初期，教育政策特别是我国着重发展人力资本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因为忽视了低学历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和未能完善收入差距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4.市场化政策
贾康和孟艳认为我国居民财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结果。陈太明基于波动和增长的福利效应两个视角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继续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政策[15]。但邓伟和向东进基于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采取哪种途径，国有经济的存在都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造成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最终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6]。瞿晶和姚先国也坚持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个人所得税政策来调节这种收入差距[17]
。据此提出命题4。
命题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点，我国目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私有产权保护政策促进了产出增加、效率提高和居民整体收入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收入风险，需要国家政策调控。
5.对外开放政策
dixit认为如果我们不增加针对私人契约本来特征的任何制约且政府政策是灵活的，全球化会增加福利水平，原因很简单：如果全球化增加了保险的需求，私人契约安排和允许私人保险的政府政策将被采取。一旦我们允许市场和政府的最适反应，那么福利将会增加[18-19-20]。唐东波和王洁华基于1995—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认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有利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21]。但fajgelbaum等认为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常常会使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国家的较富裕家庭获益[22]。据此，如果基于我国仍是低收入国家的现实情况，他们支持贸易自由化会加大我国贫富差距的观点。包群等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23]。邵敏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动对其员工收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他还指出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结论有所不同，例如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动对员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资本、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应为正向，因此出口贸易对我国员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使出口产品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24]。基于以上分析，尚不能确定贸易开放对我国主要福利指标（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方向，故提出命题5。
命题5：我国偏向于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不一定明显增加收入，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危险。
6.政府财税政策
公共财政的收入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主，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税收总体上的态势良好，但结构上出现的问题导致了在财政政策中无法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无法发挥再分配、收入调节和社会稳定功能，需要继续优化税收结构[25]。这一说法也被学者彭海燕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她认为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非常有限，需要在公平视角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26]。王鑫和吴斌珍基于我国2004—2007年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认为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对消费有明显的刺激效果，此研究为政府通过减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提供了经验支持，但结果还显示出非东部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没有显著变化的客观事实[27]。个税调节效果甚微的结论被马骁等[28]的研究证实。故提出可命题6。
命题6：已实施的减税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收入，但总体效果甚微，尤其是低收入地区效果不明显，需要结合地区和对象特征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调整政策目标。 （二）数据选取与指标测量方法
为了考察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表征变量对民生指标的影响作用选取了主要民生指标和表示主要政策特征的指标。总样本涵盖了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省级数据主要取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方法
本文选取年鉴中易获取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城市收入水平（crev）和农村收入水平（nrev）的变量。收入水平指标均采用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作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cnre）的代表性指标。
2.解释变量名称及指标处理方法
增长政策指标（rgdp）：本文使用各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除以各地年底总人口数来测算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万元/人），它被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政策实施总体状态，其中，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是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对各地区现价国内生产产值平减得到。城市产业政策指标包括第二产业政策（ind1）和第三产业政策（ind2）两个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均为现价）体现各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状况。人力资本发展政策指标（hcap）是指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当地的年底总人口数的比值
。市场化政策指标（mark）是指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与个体年末从业人员数的加总）占整个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对外开放政策指标（open）是指进出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换算成实际人民币金额。占整个地区实际生产产值的比值。公共财政政策指标（fisc）是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现价）的比值。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方法
本文所有估计结果都是基于stata11.0运算而成，且表1中最终给出的ar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模型设置合理。首先我们对以对数城市收入水平（crev）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一步差分gmm估计，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为0，表明一步差分gmm估计模型所选工具变量不是很好的工具变量。当我们再对所建模型进行两步差分gmm估计时，回归结果汇报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iv类型工具变量检验p值均为1，这表明gmm估计所选工具变量有效。且ar（1）p值为0.000（<0.1），ar（2）p值为0.169（>0.1），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边际系数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选择是合理的。因篇幅有限，其他检验过程不再赘述。
（二）公共政策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1显示，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包括：经济增长（rgdp）、第二产业政策（ind1）、第三产业政策（ind2）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第三产业政策（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233个单位；其次是第二产业政策（ind1），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195个单位；随后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7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有较小的影响，这一政策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09个百分点。
表1还显示出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通过了10%水平检验，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微弱下降0.01个百分点。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不仅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经济意义上也不显著。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不相关，统计上没有通过10%水平检验，并且系数回归值也非常小，因此本文样本数据结果无法证明市场化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公共政策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仅包括两个，即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mark），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231个百分点；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有不小的经济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2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负相关。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别大幅度减少0.321和0.432个单位；其次是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下降0.188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在统计意义上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在经济意义上呈微弱的负向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别小幅度下降0.066和0.019个百分点。
（四）公共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有
显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其中，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扩大0.514和0.487个单位；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0.299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比较微弱的经济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扩大0.057和0.020个百分点。
表3还显示出两个政策变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它们是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0.073个百分点；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样本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缩小0.031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新时期我国面临的民生问题，本文以布罗姆利的社会福利模型作为理论参照系，重点研究已实施的公共政策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先基于已有研究总结了它们之间关联性的基本观点，遴选出民生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政策变量，然后基于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影响不同民生目标的主要政策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政策。基于经济增长指标基本与收入水平呈正方向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以提高人均gdp为目的的增长政策与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民生目标并不矛盾，随着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开始呈现单边上行的趋势，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缩小态势。但我们也注意到，收入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比例变化，这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长。
第二，城市产业政策。检验的结果基本符合命题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地区城市产业的扩张，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明显获得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经济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一个地区资源向城市产业倾斜，那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出现相对于城市下降的风险。由此推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均衡发展三大产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农民收入，应该在继续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激励农民采取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加收入。
第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它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检验结果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政策过于偏向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不仅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更忽视了农村主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通过发展教育促进整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改善农村实际生活水平[29]。
第四，市场经济政策。模型结果虽不能证明市场化政策与城市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但基本显示出它与农村收入水平的正向关系，它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积极的市场化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应该继续推行市场化建设，以农村为例，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僵化，急需改革，以便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第五，对外开放政策。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压低劳动者工资成本造成了城乡居民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偏低的劳动报酬，尤其是压低农村产品收购价格而片面的出口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公共财政政策。结果显示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如果考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民生政策目标，降低全社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费负担将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
总之，我们认为地方政府gdp应与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民生发展战略。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实施产业均衡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质量和人口素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减少社会税收和政府各项费用，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最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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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第3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财政、货币非常规政策的退出，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政策都是有惯性的，一旦实施就内在于经济之中了，不能轻言退出。有些政策也不是想退就能退得了的。像货币政策，不可能一下子急刹车。就是真的需要退出非常规刺激政策，也到时需要按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来确定，财政、货币谁先谁后。
肖耿：退出慢行，但可加息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货币总量不应该很快收紧，但价格需要上行。资产价格通胀早已出现，央行应该尽早加息。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的总量还很不够，我们还需要可持续的宏观政策来鼓励有效率的投资。所以，现在就让刺激政策回到原点，是不对的。另外，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是最后退出，而目前还应该加强，而不是退出的问题。积极财政加上利率上行，能够加大有效率投资，扩大进口能力，使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平衡。
韩志国：二季度宽松货币会消失
（独立经济学家）
刺激政策现在就应该退出。今年一季度的GDP保守估计也在11%~12%左右，经济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再不退出，通胀随时可能到来。美国才是真正的危机，而中国是假危机。现在投资过热的苗头已经显现。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劲头又上来了。5月份央行就会加息，3个月内宽松货币将会消失。而到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如果财政、货币政策变成双稳健，就是万幸；更担心的是，会变成双紧。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货币从紧、财政稳健。
魏加宁：刺激政策需要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刺激政策退出，目前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不退，可能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退，又担心经济二次探底。现在的刺激政策，更多的是需要转换，应该有三层含义：货币真正回归适度；财政重心转移，也就是调整结构，积极财政不能完全压在投资上；放松管制搞活企业。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应该着眼于改善供给、鼓励民间资本投资。
李迅雷：货币政策退出更容易
（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目前显然尚未到达经济刺激政策需要退出的时候，两会定调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经济刺激政策应该明年退出为宜，这样空间与余地比较大。相对而言，货币政策退出比较容易，可以使用加息或控制信贷规模等多种方式退出。而财政政策今年已经做了预算，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还多，因此今年不容易退出。
李晶：刺激政策谨慎退出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
为抵御经济周期而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应该谨慎退出。因为全球经济还未完全复苏，目前来看，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萎靡，欧洲经济更是麻烦不断，债务危机已经从希腊传递至葡萄牙，并正向其他国家蔓延。而且中国经济是否完全复苏还有待确定。不过固定投资的回落表明财政政策正在退出，而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全年都在退出。
李稻葵：货币政策退出或为首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对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财政政策恐怕必须要先于货币政策退出，因为英美国家要通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系其经济的进程；而中国的做法可能相反，中国财政状况相对不错，可能先退出货币政策。
石建勋：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过急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寻求的或是无痛退出政策，或是进一步刺激经济政策。在中国实体经济还没有真正回暖，外部危机再度爆发的阴影并没有消除的背景下，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过急。我们即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正确处理好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多重目标关系。
徐斌：刺激政策应该退出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
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
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辟和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来，使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稳定性。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第5篇
摘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所以笔者详细的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财政分权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影响；促进方式
从以往学者对财政分权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得知，二者的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之前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且其对经济增长也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财政分权本身的增长机制就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下面笔者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做如下分析。
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一）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到生产者的效率，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虽然同样是财政支出，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更好的话，这种财政分权就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对于企业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在生产活动中的财政分权就会促进企业的资本投入，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更新和改造生产技术，这些举措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对其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它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都是认可的，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却来自持续教育。中央政府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这份教育事业投入中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根据夏杰长等（2005）的研究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已经占到很大比例，这种结果就是中央财政分权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基本权力，这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很关键的，也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是指对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根据Qian&Weingast（199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主要是对权力进行下放，然后将重新归类政府的职能和应用进行不同层次的限制和冲击。例如，私营单位或公共部门的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私营单位或是公共部门会做出相应的举措来化解，这样就会影响该企业或是部门的生产水平和社会行动，有效的刺激经济水平增长。而且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可知，财政分权进程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所以政府要进行一系列的放权行为，这样才可能控制和释放原有生产力，进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财政分权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方式
我们要注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影响，也就是阻碍作用的可能。究竟该怎么判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造成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当地特定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所以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可能，而这种结果是与当地经济条件和所处情况紧密相关的。为了更好地使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式进行：
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的建设力度和积极性。在实施财政分政改革后，对当地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努力提高对公共资源配置的使用率，由于目前的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流动人口资源，所以当地政府为了吸引这些流动人口资源会制定大量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此来创造和优化当地的公共环境，以此来吸引投资商的资金进入，然后在资金到位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强的吸引力，以如何的良性循环来形成该地区长期稳定的区域影响力。Zhang 和Zou（2001）提供了“政府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多级配置的理论框架，假设内生增长模型是由私人资本和公共开支三级政府的生产函数来确定”。他们认为：“我国财政分权和省级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指出，由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投资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对预算进行硬性约束。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平衡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对其财政援助不能再进行自由安排，以此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最终形成对地方预算进行约束的目的。为了更好的降低财政平衡和竞争压力，地方政府必须要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此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援助和运营效率。因为政府无约束的财政援助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浪费，造成财政资源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吸引投资商来地方投资和资金流入的。而通过对财政预算进行硬性约束以后，有助于将区域竞争市场环境打造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Qian 和Roland（1998）模型证明：“政府权力下放微观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要素，各个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而要不断的提高其自身的运转效率，逐渐形成竞争效应的机制；其次是财政分权可能带来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随之产生的相互竞争关系会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
最后，要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财政分政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能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往往会投入很大一部分公共资金支出，而且由于缺乏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约束，使得地方公共资金的支出超标，而且由于这些支出比较随意，使得部分公共资源的使用率非常低，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在监督和约束公共财政支出的基础上，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极高的信息获取途径：第一，要求信息的统一性。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是为了验证是否满足居民需求，且和政府政策是否一致的指标，而且为了提高流动资源的使用性，政府会制定出许多针对流动人口资源的倾斜政策，由于流动资源的稀缺，导致政府更侧重于对流动资源的争夺，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资本配置和本地公共资源，导致建筑开支居高不下，这也是造成地方财政分政中经济比例偏高的原因。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发展的影响公共政策的组合要素正在逐步增加，虽然这种方式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能直接形成的官员任命，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经济增长作为官方的绩效评价标准和任命的官员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自上而下的基础前提，流动性因素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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