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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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纠纷诉讼；法律适用
1 我国医疗纠纷诉讼法律适用问题的现状
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然而由于《条例》本身的不周延性，其未能涵盖医疗侵权的所有可能性，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两种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纠纷类型，在诉讼中当事人有的主张按一般人身侵权纠纷处理，有的主张按医疗事故处理，还有的是受害人主张按一般人身侵权纠纷处理，而医疗机构主张按医疗事故处理，在实践中给法院处理医疗纠纷诉讼带来诸多不便。
条例关于“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引起了关于医疗机构对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致人损害是否应当赔偿以及适用什么法来赔偿的问题。在条例实施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发出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使得医疗纠纷人为地划分为“医疗事故引起”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两类，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也提到：“《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作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即参照《条例》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的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出台又引起了条例和该解释在适用问题上的关系问题 ，围绕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更加复杂化了。
2 我国医疗纠纷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2.1 医疗纠纷及其相关概念
（1）医疗纠纷的含义。
对于医疗纠纷的概念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大众话语认为医疗纠纷是患者方对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难以认同或理解的不良后果或事件，与医疗方在事件原因认识与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与纠葛；医疗行政部门对于医疗纠纷的理解，则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向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提请有关处理所引发的纠葛。从法律角度观察，医疗纠纷是指求医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因为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合同终结后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行为。
（2）医疗事故的概念。
由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以及实践中人们对医疗事故一词的误解与滥用，医疗事故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模糊的概念。2002年国务院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中第二条将医疗事故定义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并将医疗事故划分为四个等级，包括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以及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四种情况。
2.2 现阶段法律适用双轨制下的突出问题
（1）法律适用不一，有损法律的尊严与统一。
尽管条例确实体现了国务院制定的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政策，但是条例不应当被理解为是关于法院裁判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而应当是关于卫生行政机关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中的民事法规范只有在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该规范，并且授权决定中包含了授权国务院为法院审理特定民事案件制定该规范的明确意思表示，或者人大在有关法律中作出了适用行政法规的规定的情况下，才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最高人民法院也无权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条例的赔偿规定以民事裁判规范性，使其产生拘束医疗事故民事裁判的法律效力，答记者问也混淆了条例与民法通则间上下位法的关系，造成了对医疗纠纷区分不同类型适用不同法律法规，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2）涉案诉由复杂，加重办案难度。
医疗机构为了避免行政处罚，往往不愿意以医疗事故抗辩或者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不争议医疗事故或者医院方认可自己有过错，同意赔偿，不主张做医疗事故鉴定，则法院只能以医疗过错定责。条例对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其中没有包含患者本人因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同时在赔偿标准上，条例也远远低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制定的标准，因此患者方在起诉时，往往避免以医疗事故纠纷作为其请求的理由而转而寻求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有时候甚至医方主张按医疗事故处理而患方主张按照一般的人身侵权赔偿处理，都是因为按照一般人身侵权纠纷处理与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对当事人的救济程度是不同的，前者往往要高于后者。性质相同甚至类似的纠纷却可能以不同的诉讼理由和依据产生不同的请求，这也给法院处理这类案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范文第2篇
一、两则典型案例：[3]
1、原告林某诉被告深圳某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起诉的根据是，2002年8月1日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出具的粤医鉴[2002]54号鉴定结论书，认为被告存在“二级医疗技术事故”。一审审理过程中，被告多次要求法院进行司法鉴定，因为适逢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废除与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生效（2002年9月1日）交替之时，原鉴定机构将被依法解除，省卫生厅未受理该案的复议，导致被告依法应享有的复议申请权未能行使，所以该鉴定结论应为不生效的鉴定结论。另认为粤医鉴[2002]54号鉴定结论书认定事实有误，
2、原告胡某诉被告某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胡某因与被告深圳某医院发生医疗纠纷于2001年5月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委托深圳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出具的深医鉴[2001]37号鉴定结论书，认为被告不存在医疗事故。原告不服，申请重新鉴定，2002年7月5日，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做出粤医鉴[2002]35号鉴定结论书，认为被告存在“二级医疗事故”。后被告申请复议，2002年8月29日，复议机关维持了原鉴定结论。被告认为省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及复议决定错误，要求一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
这两则案例是我们深圳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典型类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该如何处理当事人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呢？如果支持，依据何在？如果不支持，理由是什么？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公正司法，正确处理纠纷，完善民法理论，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它在法院裁决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扮演何种角色？因为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被《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取代，故我们将分别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分析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属性，进而得出上述问题的结论。
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性质
上述两则案例均发生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施行中[4]，该《办法》自实行以来一直是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案件的重要依据，其以第四章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做了专章规定，突出了医疗事故鉴定在处理医疗纠纷问题上的重要性。
1、《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效力的规定。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四章的规定，可知医疗事故鉴定的效力如下：
（1）、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实行分级管理，省、自治区依行政规划分别设立省（自治区）、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直辖市设立市、区（县）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2）、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可以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具有双重效力，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其属于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由上级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纠纷的依据。
2、《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法律性质的规定。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章第11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卫生行政部门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主要机关，当医患双方发生争议时应首先提请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理，只有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不服时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可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为，行政法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多是规定先由行政机关处理，将法院的处理置于行政机关处理之后。[5]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是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这样，就推出一条结论：当事人之间基于医疗事故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首先向当地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医疗事故鉴定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的依据；当事人没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的，人民法院不可能审理该案件。这也使得医疗事故鉴定在法律性质上打上了行政法的烙印。
有人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医疗事故鉴定在法律性质上应理解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申请复议，这种定性是不正确的，其错误地理解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依该条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鉴定是卫生行政部门及人民法院处理医疗纠纷的证据，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而对卫生行政部门依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裁决的范畴，[6]在法律性质上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该处理决定的，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上述第一则案例中的被告就是基于上述错误判断，认为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粤医鉴[2002]54号鉴定结论书，在法律性质上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法规的交替使自己不能行使复议权，而认为其不生效，并要求重新司法鉴定，这是不正确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与行政机关依该鉴定结论所作的处理决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对前者不服，可申请重新鉴定，对后者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而不能理解成对前者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从上述被告的申请理由看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可见，第一则案例中，被告基于未能对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出具的粤医鉴[2002]54号鉴定结论行使复议权，而要求一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的理由，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第13条规定，当事人对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其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向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第二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对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因其是最终鉴定，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简单的以自己的复议权丧失而要求司法鉴定没有依据。依《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出具的粤医鉴[2002]54号鉴定结论已经生效，被告说其无效理由不成立。
为什么第一则案例中的被告会产生上述错误理解呢？我们以为是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特点决定的。制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时，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计划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法制建设不发达，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从而使医疗事故的鉴定极具行政色彩。同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的语言表述不够清楚，致使被告产生了错误地理解。
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医疗事故鉴定在法律上的性质
1、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效力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章的规定，其将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分为两级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力。
（1）、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为第一级技术鉴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为第二级技术鉴定。中华医学会在必要时可对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
（2）、省级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和中华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经审定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可以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处理医疗纠纷的依据。地方医学会（不包括省级）做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在当事人无异议，经审查复核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也可以做为卫生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处理医疗纠纷的依据。
2、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性质
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当事人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由行政机关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遵循了“司法最终原则”，不再象《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那样，当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时先由卫生主管机关进行处理，不服时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来看，我们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属于证据材料，如果对其进行归类的话，属于民事证据材料七种中的鉴定结论。[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第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可见该通知也是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属于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依证据规则审查属实后可做为定案证据使用。
四、医疗事故鉴定在法院裁决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
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生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医疗责任，其承担医疗责任的原因，我们认为在于其有过错。尽管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为保护弱者在民法上出现了无过错责任，但鉴于医疗行业具有很高的风险，为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提高民族素质，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医生承担医疗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是恰当的。医疗过错，属于过错的一种。我们认为判断过错的有无，不仅指应加责罚的心理状态，还应就行为的客观状态是否适当加以斟酌判断，即除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预见可能性之外，尚须就行为在客观上有无过错加以审认。具体到医疗过错而言，判断医方有无过错，应就医方是否已尽客观上的注意义务为标准，亦即应就是否为避免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判断。[8]由于医疗技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就使得法院在确定医生有无医疗过错，并进而认定医生违法事实时需借助医学专家方能解决，于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医疗事故由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由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希望借助医学专家的方式对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提出意见，在这种意见的基础上法官再运用法律来确定责任的归属。所以，我们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由医学会组织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在法律性质上，为认定医生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或者说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在证据的分类上属于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其在法院裁决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为：证明医生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属于证据的一种。
四、如何看待二则案例中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
上述两则案例发生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施行中，两被告均提出要求重新司法鉴定，我们在前面已详细阐述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无论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看，其均属于专家对医患双方争议的医疗行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属于证据材料的性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对该证据材料依法予以审查，经查证属实才可作为定案证据。第一则案例中被告提出的，由于其复议权未得到行使，故鉴定结论不生效的理由不成立，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此不赘言。但我们应注意一个问题，《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均将省级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定性为“最终鉴定”，该“最终鉴定”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医疗事故认定是一种行政认定，所谓上述的”最终鉴定“，等于排斥了法院对医疗事故过失和因果关系认定的可能性，违背了司法最终原则，限制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限”。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并未否定司法终审权。医疗事故鉴定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本身有一套鉴定结论的形成过程，比如依《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在省级行政区划内，可能要经过省、地区、市（县）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才能成为“最终鉴定”，这样层层把关，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严肃性。我们不能把最终鉴定理解为必须采纳的鉴定，不能更改，实际上在诉讼中，其毕竟属于证据材料的范畴，人民法院还有一个对其进行认证的过程。两则案例中被告均认为广东省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在认定事实方面有误，要求重新进行司法鉴定，我们认为我们应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上述两则案件中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如符合法律规定，则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作为证据采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反之，如不符合《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可以重新进行司法鉴定。
如果要重新进行司法鉴定，应委托哪个鉴定机构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可见，重新进行司法鉴定必须委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医学会组织。由于上述两则案例均已由广东省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我们认为，重新司法鉴定应委托广东省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以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另，毕竟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施行中，已有省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存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核心”证据，历来是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有学者主张，为了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不一定要委托“行政机关主管”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人民法院可以聘请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大学中的鉴定机构，当然也包括医学会组织的鉴定机构，但最终委托哪个机构由人民法院决定。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首先，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其次，从中国的国情看，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应是最有条件担当此鉴定委托任务的，其设备、人员素质等均是其他机构无法比的。
五、结论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前者规定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由卫生行政机关主管，而后者由医学专业的专家组成，自治性、中立性较强，增大了患者胜诉的可能性；前者规定对医疗事故纠纷要先作行政处理，不服才可向法院起诉，后者取消了此种规定，突出了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纠纷的司法终局性。但无论是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来看，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鉴定在法律性质上均为，医学专家评定医患双方争议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专业性结论意见。其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用来作为认定医生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过错的核心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依证据规则查证属实后，成为裁判案件的定案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予以接受，并依法委托鉴定机构重新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理由不成立的，不予采纳。
[注释]
[1] 参见邱聪智（台）著：《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96至315页。
[2] 参见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二）卷，第308至327页。
[3] 该两则案例为深圳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4] 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自1987年6月29日施行，2002年8月31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5] 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9卷）法律出版社，第769页。
[6] 参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3年版第二卷，法律出版社，第501页）。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范文第3篇
摘 要 本文浅析了目前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三大方式,即协商解决、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的利弊。
关键词 医疗纠纷 协商解决 行政调解 民事诉讼
医疗纠纷又称医疗事故争议,是指患者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争议,并认为不合法的医疗行为导致了医疗事故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②。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基本上有三种途径,即自行协商、行政处理和民事诉讼。实践证明,这三种解决方式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自身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一、协商解决
医疗纠纷协商解决,是指医患双方以互解互谅精神,通过平等协商自主解决医疗事故争议③。协商解决是经常采用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之一。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与自律工作委员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工作部调查资料统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在全部医疗纠纷解决中,自行和解的约占83.31%④。
协商解决是医患双方互解互谅达成合意,那么,和解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纠纷双方的“怒意”,这也是中华民族“和为贵”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且协商解决成本低、效率高,有效的节约了司法资源。
但是,协商解决也其自身的缺陷。其一,效力低下,纠纷双方容易反悔;其二,协商解决的赔偿标准不统一,易失公平;其三,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主观性较强,而且由于医患双方在医疗知识上的不对等性,容易使协商解决成为医疗机构逃避责任的手段。
二、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⑤。
发生医疗纠纷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从理论上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在卫生行政部门对纠纷进行调解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接触大量的事实,掌握医疗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⑥。
但是,在实践中,行政处理医疗纠纷有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形成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裙带关系”,使得处理纠纷的权力机构大多仍然从医院本位出发,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如何维护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而不能从中立的第三人的角度出发,这难以避免发生“同行相亲”、“隶属偏袒”等问题,容易造成处理结论的失真。
三、民事诉讼
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有其优势。一方面,诉讼具有国家公权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裁判后的执行力强。但是,医疗纠纷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也有其缺陷。
首先,诉讼程序复杂,案件审理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法院处理医疗纠纷效率低下⑦,而且医疗行业是一种特殊的、高风险的行业,中国目前少有经医学专业培训的法官,所以一般的法官难以对医学专业问题得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法官由于不懂医,处理医疗纠纷不能得心应手,处理医疗纠纷几乎完全依靠“鉴定结论”,而且,鉴定方面问题甚多,使医患双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其次,对于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判决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医患双方的质疑。如前所述,法院的判决往往是根据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或者是采用公平原则,让双方各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从而避免在判决中对医疗行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然而这样的判决往往使医患双方都不满意,从而降低了对诉讼方式的信任感⑧。
再次,目前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主要依据的法律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通知》、2004年5月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上述规定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有区别甚至冲突,以致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从立案到适用法律,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审判员掌握的标准都不一致,出现法律适用的“双轨制”,对同一纠纷,不同的法律适用导致赔偿金额上产生较大的差异,难以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司法裁判缺乏统一性,使医患双方对法院审判失去信任,患者更多的选择是到医疗机构甚至卫生行政部门吵闹,而不愿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综上所述,我国现有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化解医患矛盾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主要存在着时间长、效率低、成本高、专业性不够、公正性受怀疑等问题。因此,应当探讨如何解决医疗纠纷三大解决方式的自身缺陷,使之满足医患双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需求,缓解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注:
①赵同刚.卫生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95.
②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
③赵同刚.卫生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97.
④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与自律工作委员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工作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医疗纠纷的调查分析.中国医院.2004.3.
⑤许玉镇,李洪明.在调解中寻求平衡-试论中国当代的行政调解.行政与法.2003.1.
⑥孙红梅,汪立艳.行政调解初探.长白学刊.2001.5.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范文第4篇
医疗责任险大有可为自9月1日开始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之前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不仅包括医务人员过失行为，而且包含了医疗机构过失，并明确了医疗事故的过错原则。新的《条例》中首次提出并细化了鉴定专家库、举证责任、赔偿标准等内容，医疗事故的范围和内容划分更细更广，对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患者权益得到了更多的法律保护，医疗机构将在医疗诉讼案中面临更多的责任和风险。
根据有关统计，2001年全国消费者对医疗和药品的投诉达17246件，比上一年增加3891件，增幅近三成。除医疗事故外，因医疗机构提供的设备、技术、药品、服务、医疗费增加等引起的医疗纠纷大量增加，并成为消费者投诉的十大热点之一。为了有效规避和转嫁在医疗事故中承担的经济风险，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成为医疗机构的一个良好选择。其实，从国外医疗同行的经验来看，投保医疗责任险是简单、有效地解决医疗事故的方法。
其实，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早在几年前就已推出医疗责任险，国内一些大型医院投保了这类保险。但是，几年来，这类险种在市场上的推广并不理想。据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数据，该公司自2000年6月开始在北京地区推出医疗责任险以来，共有10家医疗机构投保，保费收入300万元；共计处理赔案25件，已支付的赔款为80万元，平均每起赔案的赔款为3.2万元。
业内人士预测，新的《条例》出台后，按照新的赔偿标准，可能会使医院和医生在事故中的赔偿额提高，甚至在将来可能会形成一个索赔的高峰。因此，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险的需求必然增大。如何使这种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让医疗机构都愿意投保这个险种，成为保险公司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关条款待完善业内人士认为，造成医疗机构投保率低的原因是过去对于医疗事故的补偿较低，例如一级死亡事故的补偿额仅为3000元。而医疗责任险属于高费率险种，在保险公司赔偿后，医院往往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在出现医疗事故时，医院更愿意与当事人协商自行解决。
此外，医疗责任险赔偿的对象是由医疗事故而引发的经济赔偿。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鉴定认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保险公司才给予赔偿。但是，目前经常发生的医疗纠纷是不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所以，医疗机构希望把这类纠纷也纳入到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之内。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条例范文第5篇
任与义务，医疗事故的构成条件较以往更趋合理；但也存在某些缺陷和理论误区。如<条例》第49条第2款的
规定就有悖于形式逻辑的一般原则，有悖于过错责任的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不利于强化医疗机构对医
疗风险的注意义务。探讨、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医患纠纷的正确处理。审判机关在调处医患纠纷时要正确
适用民法原则和《条例》规定，要全面审查技术鉴定资料。人民法院技术鉴定机构在医疗事件技术鉴定中要发
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2．16；r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2—0065—03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医疗事故
分级标准(试行)》及其他配套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
医疗事故的行政确认与处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趋于完
善的层次。同时，<条例》作为国家行政法规，也对人民法院
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以新的规制。但是细阅上述法规，
结合几年来参与医疗事件技术鉴定的心得来考量，笔者认
为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和理论误区，有必要加以探讨、澄
清，以利于司法机关正确、顺利地对医疗事故及其他医患纠
纷进行裁判。本文试从质疑<条例》第49条第2款“不属于
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下简称
“本款规定”)为切入点加以讨论。
一
、本款规定可以无限外延。有悖于形式逻辑的一般原
则
<条例》是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不是认定
和处理一切医患纠纷的法规，它只应对医患纠纷所争议的
事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和构成医疗事故的事件的处理作出
规定，而不应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其他医患纠纷的认定
和处理做出限制性规定，况且这种规定又是笼统的、漫无边
际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事件作为否定性的表述，
其外延极为广泛，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不乏根据《民法通则》
及其他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违约、侵权责任的情
形，不可一概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本款规定系指《条
例》第33条规定的情形，则应特别指明，以免发生歧义；而
如果是仅指<条例》第33条规定的情形，则该条规定又显得
既零碎又不合理。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义
务属于勤勉注意的义务，考察一起医患纠纷所争议的事件，
医疗机构是否应予免责，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不应回避
或忽略，一是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医
疗能力，包括该医疗机构是否拥有与其等级和专业范围相
当的专业人员、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该医疗机构的医务人
员是否具备与其职称相当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二是行
为是否符合通行的医学规范，即其对患者采取处置措施的
方法或程序等，是否符合医疗法规、行业规范、专业技术要
求或通行的医学理论。如果抽去了这两个内在的、本质的
因素，也就抽去了事件免责的基础。而该条规定则没有考
虑这两个要素。如该条第l项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
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疗措施”，就没有提示行为是否
符合医学规范，如果医务人员平时作风懒散，缺乏敬业精
神，疏于钻研业务，在紧急情况下手忙脚乱、顾此失彼，采取
的措施不当而造成了不良后果，岂能不承担责任?第3项
规定“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
防范的”情形，也没有考虑到医生和医院的一般医疗能力；
第2项规定“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的情形，则
既忽略了具备医疗能力的因素，也忽略了符合医学规范的
因素，因为此时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异常病
情有医疗能力而没有给予符合医学规范的处置，则应对不
良后果承担责任，而如果没有医疗能力，但处置方法不符合
医学规范(如没有及时转院)，也应承担责任。还应当指出
的是，<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采用的是列举式表述，且
没有类比和比照条款，众所周知，列举的内容是不能穷尽所
有应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的，正如该标准所坦陈的，“列举
-的情形”只“是医疗事故中常见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后
果”，这就是说，那些“不常见的”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没有
被列入。因此，本款规定对于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是有疏漏
的、不完整的；这一表述可能使人发生歧义的是，除外医疗
事故的一切医患纠纷，即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明显
过错并因此造成了患者一定程度的身心痛苦和经济损失的
情形，医疗机构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本款规定制定的原
意即在于此，则更为不当，因为那样就不免有部门保护之嫌
了。
实践证明，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应予承担赔偿
责任的医疗过错事件是存在的，并且占医患纠纷案件的相
当比例；这类事件具备以下3个特征，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一是可能无明显违规情形。二是未尽到勤勉注意的义
· 66 ·
务或者有漠视患者经济利益的情形；三是因此而实际上给
患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身心痛苦和俄经济损失。其中身
心痛苦可能不是体现在人体解剖学上的永久性损害，而主
要是一定期间内在生理上、精神上明显的可以察觉的损害。
举例如下：由于医生对患者没有认真观察，对病情未予仔细
分析，未做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未及时组织会诊
或由于车辆、器械发生故障，而未积极、及时排除或改用其
他可行方法及时赶到求救现场和实施有效治疗， 或者为了
创收目的，未谨慎使用不够成熟的医疗措施，致使患者病情
加重、病程延长而增加其痛苦和治疗难度及医疗费用支出
增加的情形；为了创收目的，对于完全能用一般剂量、价廉
物美药物治疗的病情，而无视患者经济利益开大处方，用进
口药、昂贵药，造成患者医疗费用人为增加的情形；由于忽
略了患者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造成一定程度精神
损害及间接经济损失的情形。
二、本款规定有悖于过错责任归责的民法原则
纵观<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虽然构成
医疗事故的医患纠纷事件范围较以往有了明显扩大，规定
更趋合理，但仍有较多医患纠纷事件既不构成医疗事故，按
<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又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民法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区别
在于，在法律上决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是过错
和因果关系标准，而<条例》中的标准则是过失和违法标准。
前者的范围显然比后者要宽泛得多，不仅包括行为人有故
意行为，也包括行为人虽无违法但确有过错，并且给患者造
成了损害事实，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情况。
如果按后者确定责任承担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医疗机构不
承担责任显然于法相悖。因此，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
患纠纷事件，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
担责任，以下分几种情形说明：
其一，医疗故意行为。因医疗故意行为给患者造成人
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医疗事故范畴，但这
决不可以说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这类事
件很多，略举如下：医疗机构方面，私自生产、配制未经国家
专门机构检验、批准的药物，购买不合格的或废旧的医疗器
械，擅自采集和使用未经检验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使用过期
药品或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使用的废止药物，制定无钱
就不予收治、抢救等违反医德、法律法规的内部规定，等等，
造成患者一定程度身心损害后果的；医务人员方面，利用其
掌握的医疗技术和从事医疗工作的便利对与其有过争执等
情形的患者实施报复，为追求经济利益采取本不需、不应进
行的医疗行为(如把无病说成有病、轻病说成重病)，明知不
立即采取措施会造成不良后果而不采取措施放任后果发
生，为了谋求非法利益而在其执业范围、执业场所以外行
医，造成患者一定程度身心损害后果的。
其二，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如纯粹因血站的原因
使血液受到污染，因医用产品的缺陷给患者造成损害后果
的，医疗机构可先行承担责任，然后向血站、医疗产品销售
商和厂家追偿。
其三，单纯过失性的医疗侵害。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0卷(第2期)
人员已经或应当意识到采用常规医疗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
果的发生，并且有能力、有条件采取更进一步的诊疗措施，
而未采取这些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民事责
任。应当强调指出，医学科学、医疗技术水平是不断进步
的，而具体的医疗操作规范常常具有滞后性，医疗事故的认
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也不可能随时跟上医学前进
的步伐。因此，对于这类医患纠纷情形，由医疗机构对其过
错适当承担责任，不仅是民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要求，也
有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重视职业道德修养，发扬爱
岗敬业精神，不断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
其四，非人身损害后果的医疗侵害。就医疗民事侵权
与违约责任的情形而言，人身损害的后果并不是损害后果
的惟一表现形式。如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务人员工作态
度草率，致使患者迁延治疗，耽误其升学、参军、就业、业务
签约及参与其他有现实和长远社会、经济意义的活动，造成
明显身心损害后果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医疗机构亦应适当
承担责任。
三、本款规定不利于强化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医
疗风险的勤勉注意义务
医学科学是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预防等
规律的引用学科。由于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疾病发生的原因
纷繁复杂，这种复杂性动态地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因
而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识别技术始终与其存在着差距，故而
医学具有高深、复杂、未知领域多、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反
映到医疗服务行业为高度专业性与高度风险性，决定了医
患纠纷事件认定和调处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正是因为上述特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
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崇尚爱岗敬业精神，刻苦
钻研业务，及时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关心、爱
护、尊重、同情患者，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履行对医疗风险
的勤勉注意、防范和排除不良后果的义务。我国古代医家
云“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用药如用兵”，也是强调这种注意
义务。在诸多高风险的社会服务行业中，医疗行业的风险
注意义务高度集中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身上，患者到
医院就医就是把生命和恢复健康的希望给于医院，而患者
的义务则是从属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被动的、无奈的；它不
同于交通运输行业的风险情形，后者交通运输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风险注意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但乘客、行人在某些交通事故中往往是肇事的主要责任者。
因此，应当强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于医疗风险的注
意义务。
在以往的医疗事件技术鉴定实践中，常能发现医疗机
构在教育医务人员和管理医疗事务中存在缺陷和疏漏，常
能发现医务人员在责任感、事业心、关注患者方面的种种不
足，常能发现其在履行医疗风险的注意义务方面存在的缺
陷。相信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规定颁发以后。
各医疗机构及广大医务人员通过学习法规，能切实增强医
疗风险、医疗事故的防范意识，使这种状况会有很好的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0卷(第2期)
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医疗机构的责任与义务，会使医
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过于谨小慎微，不敢承担医疗风险，对
于有救治希望也有失败可能的患者不敢 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为之努力争取好的结果。其实，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或者
说具有二重性。试想，如果不强调医疗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又会出现忽视医疗风险、疏于钻研业务甚至为了创收发生
一些诸如草率手术、草率施药、轻病重治的一些离奇古怪的
事情。
最近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医息纠纷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
会，会议指出，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合理确定医患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特别是界定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是正确处理
医息纠纷的重要前提条件。应当说，明确而适当的责任与
义务是使医生职业和医务行业获得广泛信任的基础，社会
成员对强化医疗责任的期待，实际上是对赋予医生或医疗
机构的信任不致落空并且今后能够赋予更大信任的期待。
不言而喻，没有哪个人存心毁灭对医生职业和医疗行业的
信任，因为我们无论拥有多么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迟早都要
把自己交给医生“处置”。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掌握的知识总是在迅速、绝
对地增加，而我们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却在相对在减少，人们
在生活中越来越依赖于方方面面的专家，看病更是这样。
信赖专家就得信赖专家的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然而专业
领域里的信赖对象却愈来愈符号化，是一个令人不安又难
以消除的社会现象。人们祈祷信赖对象的符号特征能够名
副其实，更需要有一个可预测并被普遍遵守的责任体系；另
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已不再受到非议，但其
发展的极端情形，则是拜金主义滋生，冲击先人后己的社会
公德、敬业奉献的职业道德和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表现在
医疗行业就是着眼“创收”，草率施治，甚至索要红包礼金，
这是导致行业风险责任发生的主要的、内在的原因。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任、尊重医生及医疗行业几千年之后，如
今还要制定一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其中详加规定
医疗责任的时代意义，其中“医患关系紧张”是使条例及早
出台的直接原因。
有作者认为，在医患纠纷中，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
以重大过失为原则，具体轻过失为例外，抽象轻过失应免
责。其所谓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违反了一般情况下只要
加以注意即可预见的危险，而怠于注意、不为防范和排除致
成的过失，它相当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所谓轻过失，则
相对于重大过失而言，根据行为的性质和注意义务的不同，
又可分为具体的轻过失和抽象的轻过失。具体的轻过失是
根据行为人在与其所从事的专业、与其所取得的职称相对
应的工作时的态度来判断其主观意识的，如果行为人欠缺
这种与处理该相对应工作的必要注意，那么他就存在具体
的轻过失，它相当于符合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尚不构成医疗
事故的医疗事件情形；抽象轻过失是根据行为人在相对于
一般的社会行为中的观念来认识其主观意识的，如果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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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这种法律上的必要的注意或作为善良管理人应有的注
意，就可认定他有抽象的轻过失，抽象的轻过失是通过行为
来抽象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的，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
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其注意义务高于
具体的轻过失，它适用于那些合同履行风险较小、期望获利
较大的事物，而不适于高风险、公益性的医疗行业。笔者认
为重大过失应担责，具体轻过失适当担责(尤其在营利性医
疗机构)，抽象轻过失应予免责；这在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理
中有实际意义；而医疗机构应当努力防范重大过失与具体
轻过失，恪尽勤勉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规
定较之《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很大进步，但仍存在某些缺
陷和理论误区，其中《条例》第49条第2款的规定是一处多
弊少利的败笔，其他问题有待在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和修
正。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医息纠纷案件中，经审查确
认其构成医疗事故的，应按《条例》的规定做出裁判或者对
卫生行政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根据《条例》的规定进行审
查，作出裁判；如经审查不构成医疗事故，应根据民法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对于医疗机构有主观过错、患者有损害后
果、过错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应据实判令其承担相
应责任，不应笼统按“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概判定“医疗机
构不承担责任”；如经审查既不构成医疗事故，又不存在过
错，则判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还认为，人民法院在审判医患纠纷案件中审查医
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鉴定书时，应注意其内容是否完善，所
采信的证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说理是否充分。对于不
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例，以往多以“该医疗事故不构成医疗
事故”结尾，划上句号，而对于实际存在的过失、缺陷则不予
提及，即没有“但书”，这是不完善、不公允的，它不利于卫生
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据以正确处理医患纠纷，也不利于医
疗机构重视医疗风险的注意与防范，不利于其医疗服务质
量的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应予纠正。人民法院的技术鉴定
机构对于本院及其所属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的技术鉴
定，应审判人员要求，有建议、组织、参与、审查、说明的义
务，可以将检案交医学会鉴定，也可从医学会的专家库中按
《条例》规定随机抽取专家组织进行鉴定，还可向上、向外聘
请专家鉴定；由于医学科学的高深性，临床情况的复杂性，
医疗事件技术鉴定法医一般不单独完成。
参考文献
【1】陈飕．负责与免责的适度与制度选择．人民法院报，20__—10—1 1
，[2]王森波．医疗事故认定与医疗纠纷处理．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20__．7
[3]何颂跃．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释解．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__．39
[4]宋晓亭．论医疗行为的过失豁免．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