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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背后的“玄机”寓意深长。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而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又创下1.53万亿元又一个“天量”后,7月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升至5167亿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通胀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制于短期利好因素逐渐消失、财政巩固计划的增长抑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的综合影响,全球经济未能延续上半年超预期反弹的势头,复苏动能减弱,市场对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下调。根据2010年10月初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4.8%的年度增长,鉴于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达5.25%,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较上半年显著回落。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复苏渐进性与曲折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
分区域看,美国经济复苏力度明显下降,欧洲经济反弹小幅超出预期,日本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温和通胀和较高失业构成了发达经济体的共性特征,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则依旧强劲。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3.7%、1.7%和2.0%,经济增长引擎从库存周期和政策驱动向消费和贸易联合驱动逐步转换,复苏动能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持续萎靡,7-9月美国失业率分别为9.5%、9.6%和9.6%,而宽松货币政策则并未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上升,7-9月美国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2%、1.1%和1.1%。2010年前三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0.8%、1.9%和1.9%,复苏基调初获确认,欧债危机的逐步企稳和德国经济的强劲反弹让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小幅超出市场预期,但欧债危机风险尚未消除,财政巩固计划在部分国家的推行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失业率持续高企,7-8月欧元区失业率均为10.1%,通胀压力也小幅加大,7-9月欧元区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7%、1.6%和1.8%。2010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5%、1.5%和2.2%,工业产值增速较前期明显回落,出口则大幅受累于日元汇率走强,但就业形势有所好转,7-9月日本失业率分别为5.2%、5.1%和5%,通货紧缩并没有明显缓解,7-9月日本CPl同比增幅分别为-0.9%、-0.9%和-0.6%。2010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继续强劲复苏,复苏力度较上半年小幅减弱,亚洲继续引领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复苏,除中印稳步复苏外,新加坡经济在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前三季度大幅增长16.9%、19.6%和10.3%;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工业生产反弹带动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出现快速复苏,而非洲和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力度则相对较弱。
在全球经济复苏渐进性、曲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政策调控风格从“退出为主”转向“工具轮转”。受制于欧债危机后财政巩固必要性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大幅缩小,刺激性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轮转至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基调进一步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汇率贬值现象也初步显现。
展望未来,鉴于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还将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全球政策调控的大方向还将综合考虑刺激性和平衡性,整体风格从“退出为主”向“工具轮转”的转变还将持续,财政政策以兼顾财政巩固和温和扩张为基调,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为基调。
从紧政策基调、从紧货币政策不变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08年经济工作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国家在综合考虑最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之后对宏观调控基调的最新判断,将决定全年的宏观调控基调。
在关注总体政策基调的同时,一些调控的细节也同样值得关注。首先是调控的目标。尽管调控目标是指导性的,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同时从过去的情况看,实际的经济指标和预期目标往往有较大的偏差,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调控目标的变化方面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而这将是全年政策的重点。今年的调控目标在坚持GDP增长8%的目标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有两点变化(见表1)。
一是通货膨胀目标从过去几年的3%提高到4.8%,有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正在从高增长、低通胀走向高增长、高通胀,通胀压力正在不断加大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表明了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
二是就业目标略有提高。今年制定的新增就业人口数是1000万人,比去年目标提高100万人;今年制定的失业率目标是4.5%,比去年目标低0.1个百分点。我们认为2008年实现这一就业目标应该问题不大。
其次是调控的工具。双防要解决的是总量型问题,主要由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承担这一职能,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主要起到配合的作用。在去年中央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改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何谓从紧的货币政策引起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含义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1、贷款不超过去年;2、M2增长速度不超过去年;3、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不超过去年。这里的"从紧"更多地是指结果,而不必然是政策力度的加大。实际上根据我们判断,除了汇率升值幅度从去年的6.5%加快到8%-10%之外,2008年准备金率将提高3.5个百分点,利率提高0.81个百分点,力度都将小于去年的水平。
从紧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表现在财政扩张力度的缩小。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央预算赤字为1800亿元,比去年预算赤字减少650亿元。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为300亿元,将比去年减少200亿元。
有保有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7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落实。这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计划投资额巨大,换届年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烈,国家对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的判断是"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坚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通过土地、信贷和市场准入三个途径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总量和结构控制。控制的重点是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扶持的重点是三农、电力、交通、通信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重点领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建设。在投资增速回落,消费增长稳定加快的背景下,消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减弱,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有望从投资、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见图1)。
二、多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向低消耗低排放的集约式增长转变。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存量入手,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施节能减排。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问题比较严重的电力、钢铁、水泥、煤炭、造纸等行业仍将是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
2、从价格机制入手,通过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来约束企业行为。这是影响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由于通胀的影响,改革的进程会比预期的慢,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为了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方案,国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待时机成熟,便有可能推出。同时,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也有望在今年提高。
3、从扶持政策入手,加大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科技支出将达到1134亿元,比去年增加134亿元。同时,政府采购以及信贷资金也将向自主创新产品倾斜。根据证监会有关负责人的表态,有助于风险投资退出的创业板将在两会之后推出。可以预期在2008年,真正有意愿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的政策环境将有明显的改善。
民生投入力度明显加大 相关行业面临投资机会
今年政府支出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的投入力度将明显加大。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将增加到1562亿元,比去年增长45.2%。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从而在全国城乡普遍义务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832亿元,支持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也将有明显提高,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范围要扩大到全国50%以上的城市;对于农民来说,今年将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两年内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提高到100元。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今年将安排2762亿元,比去年增长19.9%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过去3年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的基础上,从今年开始,国家将再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水平。
在住房方面,国家将进一步强化住房保障体系,改变过去过于强调住房市场化的弊端。根据建设部的有关表态,国家对现阶段的住房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朗的政策取向:低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廉租房解决,以经济适用房作为配合;中等收入家庭主要通过限价商品房和经济租用房的办法解决;高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市场解决。在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的同时,2008年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在通过土地、规划引导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的同时,财政投入也将明显增加。今年中央财政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将达到68亿元,比去年增长33.3%。
但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损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一定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不同方向前进的现实可能性。
目前浮现的几个财政的积极信号,有的影响有限,有的力度不足。假如“宽财政”最后真能有效释放利好,恐怕只有宏观环境恶化催生信贷再次整体放松了。
迟来的“积极财政”
年中时,国家发改委一位司局级官员在一个半公开场合曾表示,虽然名义上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政府为了防止投资过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项目审批和财政拨款时间都有所拖后。北方地区天气寒冷,一些工程11月后已不能开工,如不能早些得到款项,年底突击放款已没有意义。
光大证券也在近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赤字相比去年却有明显收窄。截至9 月,财政赤字仅为GDP的0.7%,不仅大大低于去年年末的水平,也明显达不到今年3月设定的全年2%的财政赤字目标。
当然,时近年底,各层政府突击花钱势不可免。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此表示,年末突击花钱是常态,对年末的财政数据要经过季节调整,只可看年同比变化,而不能依据月环比增减来认定财政开始进入扩张。
疑似利好
11月以来,一些疑似“积极财政”的政策相继浮出水面。
财政部表示,11月1日起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上调到月销售额(营业额)5000元到2万元,而之前的起征点不到5000元。
11月2日,“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又透露,今冬明春结束全国农田水利建设总投资较上年要增加10%以上,超过2400亿元,同时力争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000万亩以上。
这种变化配合了官方之前在不同场合提出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农和民生等“定向宽松”的政策意图,市场也借此更加期待由“宽财政”派发的“红包”。
光大证券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此评论说,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的关键词是“减税”与“民生”,但财政放松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此。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表示,从微观层面上讲,增值税和营业税上调对企业减税的幅度非常有限。因为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很低,所以此次减税仅对微小企业有意义。但因微小企业(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本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就只有3%(营业税税率也差不多),所以对单一企业来说,月降低税负不超过500元。对于月销售额上千万的企业来说,区区1万多元的起征点上调则更不会有明显影响。
对于加大农业投资,徐高也表示,这一支出规模仍然有限,并不足以支撑基建投资企稳回升的态势。
实际发力点还看基建
光大证券研报表示,在外需走弱、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行的时候,财政仍然只有通过基建投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保增长效力。因此,预计基建投资中的铁路和公路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明显提升。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此前曾公开表示,为地方融资平台留出缓冲空间,在满足一些条件后,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未来更加关注在建项目的信贷支持,确保不要有烂尾楼和半吊子工程出现,缓解了市场对于大批高铁项目因缺钱停工的担忧。
最新数据显示,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9%,超出市场预期,反映出政府对在建项目的支持,以及信贷控制小幅放松的政策效果。
“财政资金先期投入基建的迹象已非常明显,这从9月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速的大幅跳升中就可窥见一斑。而为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基建投资中信贷资金的后续跟进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徐高说,至于如何摆脱靠巨额信贷支撑、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一个中长期解决的问题。
汪涛认为,中国确实还有放松政策的余地,尽管空间可能较小,由于铁路公路机场在上一轮刺激方案中已得到提振,未来保障房建设可能将成为首选领域。
但难题是,整个“十二五”期间预计建设的3600万套保障房工作已高调开展1年,但资金和土地供给是否能得到保障还是个未知数。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任兴洲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按每套住房50平方米,每平方米2600元的成本计算,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整体需要资金4.7万亿元――又是一个4万亿!
受困货币紧缩
回顾近年历史,受金融市场欠发达等因素制约,很难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进行。金融危机时的“4万亿”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1万多亿元是中央财政掏钱,算是货真价实的财政刺激,其他都不得不靠地方政府变着法子去银行套钱来解决。
“财政政策只有通过信贷这根杠杆才能撬动宏观经济,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徐高说,因此,与财政放松配合的一定是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宽财政、紧货币”的组合应该不会出现。
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利好仅限于公开市场操作上的“预调微调”和信贷的有限放松。记者采访和查阅的多数机构都认为,除非出现严重的危机事件,否则不适宜进行政策转向,起码年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