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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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第1篇

一、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资源环境约束

（一）高投入、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待改变

2010年，我国产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需直接投入自然资源14.5吨，而欧盟15国2000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5.9吨，日本2006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4吨。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耗电0.424千瓦时，是日本的1.6倍，欧盟的1.9倍。2007年，我国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产出GDP 0.211亿美元，是美国的72.2%，是日本的16.7%。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排放SO2 2.68克，而欧盟15国产出单位GDP排放SO2仅为0.216克。

（二）高度扩张、低效率城镇化推进模式有待改变

1996—2010年间，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万吨标煤，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工业制成品方面，我国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钢材645万吨，水泥2190万吨。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为16615人/平方公里，较1990年下降29.3%。2001—201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3.12%，远低于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5.84%）、城镇用电量增长率（12.62%），也低于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5.64%）以及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率（5.72%）。

（三）高重复性、低技术含量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待改变

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增长仍然呈现技术效率恶化的现象。从全国层面上看，技术无效率值由1985—1990年的0.413增加到2004—2009年的0.502。虽然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近25年来有所改善，但仍然难以抵消中部、西部、东北三个板块技术效率恶化的影响。技术效率恶化带来的是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的低效率。2001—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1.59%，低于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率（12.8%），虽高于我国工业废水产生量增长率（1.78%），但仍低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11.74%）和工业废气产生量增长率（13.9%）。

在技术效率恶化的条件下，以投资跃进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催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2010年，水泥、钢材、平板玻璃、焦炭、PVC、电石和多晶硅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80.2%、70.8%、67.2%、49.1%、60.7%和60%。这些产能多集中在资源能源高消耗行业，这不仅加剧了行业的无序发展和低水平竞争，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虽然“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是这一时期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电石等行业新增的产能远高于淘汰的产能，使得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四）高消耗、高排放城市消费行为模式有待改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消费总量及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内涵的CO2排放量也呈增加趋势，由1997年的11.73亿吨增加至2007年的18.01亿吨，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也由1997年的2.23吨/人上升至2007年的2.90吨/人，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由1.58吨/人上升至2.32吨/人，农村居民则由0.65吨/人下降至0.58吨/人。

2007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资源耗竭系数为0.18/户年，较2001年的0.11/户年上升了63.6%。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中，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四项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27.6%）、食品（19.9%）、交通（10.2%）、文化娱乐用品和服务（9.2%）。欧盟25国居民消费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4项分别为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消费（31.8%）、私人交通（17.1%）、家庭设备和房屋维护（13.9%）、餐馆和酒店（9.4%）。我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等消费项上，单位消费支出产生的累积环境影响分别是欧盟25国的7.40倍、5.75倍和1.59倍。

（五）净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贸易模式有待改变

2007年，我国净出口内涵CO2排放量达到11.29亿吨，占国内CO2排放总量的20.3%，国内CO2排放总量的33.8%是为出口贸易服务。2007年，我国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量达到3.13亿吨标煤，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中13.1%是为出口贸易服务，到2007年这一比重增加至26.3%，这表明中国接近1/4的能源消耗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而消耗的。2007年，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已占我国SO2总排放量的56.1%，净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比重也达到了24.4%，出口商品已成为我国SO2排放增加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二、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因素分析

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第2篇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设计艺术；数字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政策；战略；发展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数字信息产业政策

1.美国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首先是美国的自由经济。美国人似乎痴迷于各种新的信息开发和应用。他们拥有着悠久的创新历史和丰富的创新经验。美国最先认识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内，美国研发费用中用于研究的那个部分中的差不多85%来自美国国库。20世纪50年代，大量资金投入到军用计算机的开发之中，使得计算设备方面的知识有巨大的增长。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政府主要对网络技术给予支持，对互联网的的出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美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度，自由女神像是美国自由崇拜的象征。现如今，自由经济一直为美国所推崇。美国政府尽量少插手干预经济，以防止被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妨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鼓励人们敢想敢干。这样的经济政策，给予了现当代数字信息产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少了政府的主动扶持，为了生存发展和经济利益，数字信息产业内部会主动寻求创新的途径。然而，自由经济带来的经济泡沫，带来经济动荡，2007底起从美国最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并且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势必会影响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所实行的开放战略。尤其是人才开放战略，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同时，美国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大量人才。近些年来，美国每年留出29万个名额专门用于从国外引进高科技人才，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优先入境，不受国籍、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这种做法，为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把世界各国培养的人才当作美国人才队伍的储备力量。

其次是文化开放战略。美国不单是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美国文化产业十分依赖于境外的投资，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开放性、跨国性。例如，在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制片厂之中，哥伦比亚三星的老板是日本的Sony公司，福克斯的老板则是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而且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大制作影片的投资达到了天文数字。利用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电影产业，大投资的持续使得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地位遥遥领先。

2.日本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二战后的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了国内新兴产业逐渐形成发展，使战后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的外向型经济，也让日本很快地吸纳新的技术，使数字信息产业能很快的在日本兴起。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不断追求品质精良的制造，特别追求产品生产所需要的技术的精炼研究，以稳定的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为保障，形成了一种纵向系列化的封闭式创新。日本的经济飞跃，为数字信息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打下经济基础。

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产业制定与产业结构设计的国家。日本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干预程度很强，干预的主要手段为提出明确产业政策。但20世纪90年代则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或者说是“失去的十年”。1994年，日本提出“新技术立国的方针”。1995年，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1999年又提出了“产业技术产业创新基本战略”。日本虽然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变革的机遇，但是在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上出现了失误。

经过日本政府对数字信息产业逐步重视，并对其发展方向的调整，日本的数字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从2001年，日本政府开始新方向的产业调整，公布《IT基本法》，实施“IT立国战略”，成立“IT战略本部”，制定《e-Japan战略》（日本IT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方针，最终获得了很好的收效。

二、西方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前景

1.美、日数字信息产业发展动态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是各国现代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主要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运作，也促成了文化产品的更新换代，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同的，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科技的提升一方面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又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科技与文化的一体化主要是指科技为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科技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为文化的创新提供源泉。三者互相联系，相互影响。

美国文化霸权地位的取得，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础上，科技含量仍占据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它直接构成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输出机。以美国的3D电影为例，美国的数字银幕增幅惊人，由2009年的7736块增长至2010年的16522块。占美国的总银幕数39500块的40%之多，其中3D银幕增长了4500多块，现在3D银幕已经占据了美国数字银幕的半壁江山。同时，在2010年10部票房最高的电影中，有7部电影推出了3D版本，而在历史票房排行榜上，共有7部电影的全球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3部就是去年上映的：《阿凡达》（28亿美元），《玩具总动员3》（10.6亿美元），《爱丽丝梦游仙境》（10.2亿）。还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的问世，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电子产品的简单意义，而是代表着一种潮流，是时尚文化的标志。

日本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动漫产业链的形成。近十年来，日本动漫产业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日元，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实际上，加上动漫衍生品的销售收入，广义的动漫产业在日本 GDP中的比例平均在 6%以上。2005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 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16%，超过了汽车工业。

日本的动漫产业之所以发展这么壮大，与其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方向是密不可分的。

在电子游戏方面，也因为与动漫的相互渗透，使得日本的电子游戏产品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接着，就是动漫周边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动漫周边包括包括以动漫为主概念的玩具、食品、饰品等实物，同时也包括音乐、图象、书籍等文化产品。就这样一部成功的漫画能通过长长的产业链与科技结合，经过再创作，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2.美、日数字信息产业发展历程

纵观美、日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利用电子媒介向全球输出文化及价值观念是更好的往经济、文化、科技的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传媒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从传媒的发展历程看，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媒介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和印刷文化”、“电子媒介”三个阶段。如果缺少了电视、电影、收音机、印刷新闻媒介和广告这些传媒的支撑，那么，至少美、日文化的传播不会如今日这般普泛与深入。

电子媒介是指运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设备及其产品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其中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和光碟等等。电子媒介的出现让信息的传递从传播速度上，更加快速；传播范围上，更加广泛；传播质量上，无论是图像、还是声音质量都更高。

美、日这种利用电子媒介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不仅仅影响了人们饮食、服饰等等表像的文化符号的改变，还促成了价值观念的碰撞与交流。日本利用电子媒介输出其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年轻人们出现了“哈日一族”，中年一辈，也大多都经历过通过日本电影迷上山口百惠、高仓健的时代。

3.西方发展数字信息产业的前景

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第4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消费者市场，2014年全国网购规模高达4508亿美元，占消费品销售总额的10.7%。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陆续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积极的推动因素。

埃森哲2015年的《寻找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显示，在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这种转变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促使数字化即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消费者很成熟，企业技术还不足

资本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却主要由消费者拉动。随着中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网络消费者已变得更加成熟，热衷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与中国消费者全面拥抱技术相比，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却明显不足。在游戏和社交网络等网络服务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总值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但是，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企业，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还仅仅只触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力。

中国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也很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领先网络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银行业等被大型国企统治的主要行业，基于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也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虽然其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则处于落后地位，不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的低利润业务特性也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此外，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在软件和服务方面，却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提升数字化密度，跨越转型鸿沟

埃森哲最近的一项全球高管调查发现，相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在不久的未来，数字技术将会对其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数字创新，并希望积极利用技术推动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但事实上，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共同测评的“数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国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数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李广海是这样解释的：“一言蔽之就是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业务，数字的应用在经济体里的渗透率，或者覆盖率。”

对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密度测量，主要衡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而非仅仅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测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

基于对数字化密度得分卡的综合分析，埃森哲认为可以通过提升三方面的数字化程度来提振经济表现――投资于数字资本；打造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1、投资于数字资本

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应当重点关注商业环境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这是企业增长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有支持性的灵活数字基础设施需要长期统一的战略投资来鼓励数字创新和应用。

2、打造数字化机构和数字市场

决策者必须确保市场已做好适应数字化的充分准备。这条路径重点关注互联网覆盖、网络商业活动、组织灵活性、社会态度、政府数字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开展数字业务的便利性等方面。要想取得进展，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策为优先考虑。

3、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埃森哲对数字企业的定义是，能够通过利用信息、企业资源和数字技术，打造独特的客户体验，从而取得成果，并最终实现增长。在寻求数字世界成功的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可以通过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实现增长。这包括制定数字经营战略，以新的业务成果为目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更优化的全新客户渠道；向新市场进行有效扩张；以及采用新的定价和盈利模型，实现利润最大化。

激发数字化潜力，把握增长红利

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出，数字化密度在五年内增加10分（百分制），就将推动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提升0.25%，而新兴经济体的增幅可达0.5%。预计到2020年，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见图），也就意味着数字化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超过四千亿美元的红利。

研究发现，为了实现数字化的全部潜力，中国必须确保数字技术覆盖所有行业和企业。为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埃森哲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红利，有三条有待加速发展的转型路径。第一条是继续投资于数字资本，即进行商业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条是支持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建设，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府政策为优先考虑。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则是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中国企业高管在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推动增长、培养新型数字化企业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企业不仅应当专注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和效率，降低成本，同时还应当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和增长。此外，他们还应当积极探索产业物联网，寻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数字经济的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CPI；通胀；失业；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25-02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起到了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增长3.9%，达1.372万亿美元；中国三季度GDP达1.415万亿美元，中国由此连续第二个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数据无疑是让国人高兴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宏观经济状况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何做好相应的宏观调控工作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组成。

下面就2010年中国经济的8个关键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现状：

8%：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3%：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3%左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0年10月我国的CIP涨幅已经达到了4.4%，而11月份则高达5.1%。人民生活幸福感开始下降，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高涨的物价红了网络上各种讽刺物价上涨的视频，其实这只是老百姓表达自己无奈的方式罢了。对整个社会而言，通货膨胀并没有降低人们的购买能力，因为物价的上涨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是同幅度增长的，但是就单个市场主体而言，通货膨胀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格局。因此，目前我国面临的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问题是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对于GDP，中国传统上总是对数字很在意，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绿色GDP，但是在操作层面上，使用的仍然是纯数字的衡量方式。诚然，GDP反映了各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但是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的话，那么GDP也就仅仅是数字。则单纯的GDP数字不能反映社会成本，比如赌博和黄色交易盛行的地方很可能GDP很高，但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得会很高，它更不能反映出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另外，中国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长期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的模式让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货币调控能力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还具有时滞性。在物价涨幅明显，经济面临通胀危险的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到依靠消费拉动越来越重要，只有百姓消费得起买得起，经济的增长才是有意义的。让人惊喜和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单纯的GDP数字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8000万：新增80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这个数据是中国经济开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900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4.6%：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算入的因素。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是正常的，也就是凯恩斯说自然失业率。而且一定的社会失业率可以让劳动者有一定的警惕性，避免道德选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但是我国面临的就业缺口问题已经开始造成社会问题了――大学应届生就业，农民工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导致读书无用论的抬头对整个国民教育的提高是无益的，农民工就业问题难以解决也对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是有害的。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社会需求，减少非自愿失业，这900万新增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就是比较直接的创造劳动力需求的表现。另外，迅速充分的就业信息，适时的再就业培训，大学生就业指导，合理调整就业结构，各种鼓励创业政策等都是相关的效果比较直接明显的政策。

8183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3185亿：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中央财政拟安排3185亿元；632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这一系列的数据是政府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调控的表现。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结构不合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金融监管不够完善，快速经济发展超过的了部分资源的负担能力。因此，必须制定出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求得总供求的平衡以防止严重的衰退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总的来讲，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政府以防通胀以及流动性控制为宏观调控核心的决心是明显的。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经一步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等原因影响下，中国外部环境恶化，贸易冲突，出口拉动经济已经成为过去。而政府的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发展计划、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计划于新的消费刺激带来了强烈的宏观刺激效应。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规划的会让中国在崛起之路上走得更好。

参考文献：

[1]时事报告杂志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若干热点问题[M].红旗出版社,2005年9月.

[2]刘元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