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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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资产价格的上涨，某种程度上与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造成了“流动性”充足。以中国为例，过去5年，中国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都在17％左右，而2009年这一指标已经超过了30％。因为，整个外部市场的萎缩使得投资其他行业的前景都不太好，特别是投资制造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所以房地产就成了最为保险的投资去处。与此同时，因为人们产生了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将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而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资产，再加上中国的银行体系为个人购房提供的优惠政策期限不太清楚，人们又预期将来货币政策可能收紧，于是，抢购房子成为时下最时髦的事情。

流动性过剩风险逼近

虽然有通货膨胀的预期，但测量通货膨胀的CPI指数一时半会儿还升不起来。这是因为面对经济衰退、消费萎缩的局面，企业都要抢着把东西卖出去。减少库存。竞相降价就成为市场上的主导力量。看不到价格大幅上涨的迹象，没有通货膨胀，各国央行便不会中止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应对衰退仍为各国央行的主要任务。于是大量的流动性便推高了资产价格。

从1997年的亚洲危机起，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辩论中央银行是否该把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看成是调整货币政策的风向标。认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资产价格上涨问题的属于少数，多数人认为无法判断资产价格膨胀到什么程度才算不正常。而且，在多数国家，央行要考虑舆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如果在泡沫破灭之前，央行就紧缩货币政策，导致泡沫破灭后舆论往往要怪罪央行。美国的金融泡沫最近几年破灭了两次，世纪初是“技术泡沫”破灭，2007年起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在泡沫破裂前，虽然有人提醒泡沫已经很大，但总是有舆论在骂“乌鸦嘴”会坏了人们的发财梦，致使美联储迟迟不敢行动，泡沫变得越来越大。

从中国来看，各种途径流入的外来资本源源不断，更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前不久，香港方面透露，一年来流入香港的热钱就超过了5000亿港币。明眼人看得出，这其中多数是冲着中国内地市场来的，而且可能许多已经进入了内地。美国的实际负利率政策使一些金融机构能借钱来炒各种资产，瞄准中国市场的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机构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偏低，现在炒人民币的资产将来会有双倍的收益，因为还会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这种投机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许多困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为这种投机提供了便利。因此，前不久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

破解金融泡沫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迅速超过了2007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价格，许多人都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泡沫。金融泡沫虽然危险，但却是我们要在全球衰退中维持增长的代价。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着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着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着。[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

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着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着,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着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着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着。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

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着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着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着;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着。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摘要】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宏观经济调控不可或缺，央行为抑制经济过热，在较长时间内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收缩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等；致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面临严峻挑战，迫使各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改善信贷结构，谋求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紧缩性货币政策 影响 对策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指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市场经济发展过热，致使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央行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通过减少货币供应来降低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提高利息率，为社会经济发展降温，以达到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有利影响

（1）从紧货币政策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经营策略。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不可分割，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减少，银行的盈利水平降低，迫使商业银行加快战略转型，改善信贷结构，走多元化经营战略，积极开拓中间业务，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

（2）从紧货币政策促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提高。回笼资金使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减少，加强对客户和企业的资信状况的严格评估，提高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违约风险降低；大量资金回笼使银行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投资，分散非系统风险，已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和投资管理的能力。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不利影响

（1）对商业银行以存贷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带来巨大冲击。从 2004 年上半年我国真实利率进入“负利率时代”后，2004年10月29日加息前， 一年期贷款利率只有5.31%，现在已提高到7.47%。存贷差一直是国内商业银行的要盈利模式。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而言，意味着信贷类资产业务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将成为重点调控的对象， 其赖以生存的传信贷业务的市场空间和盈利能力势必将受到严重挤压。央行非同步调利率的措施将进一步缩小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 信贷规模的收缩、长速度的减缓， 使得商业银行贷款的盈利空间进一步收窄， 收益增长受到影响

（2）对商业银行部分信贷资产的质量存在挤出效应。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一些传统的以银行贷款为生命线的行业及客户，典型的如房地产项目贷款、个人商住房按揭贷款以及“两高一剩”特殊行业或特殊企业的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行业的分化与整合将日益加剧，经济高速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可能逐步显现。信贷紧缩与受阻的经济正显现出互相钳制的状态―贷款增幅的大幅回落，使得部分可能正常运行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偿债能力下降，企业的经营的风险最终将转换为银行信贷风险，使得原本属于正常状态的贷款劣化为不良贷款。

（3）从紧货币政策加大了商业银行经营的汇率风险.今年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14.5%的历史新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将会使商业银行更多的资金被冻结到央行。如果央行继续加息，商业银行负债必然增加，成本必然提高。

三、商I银行应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对策

（一）强化服务载体的选择，以质论优、优中选强，把握自我风险与收益的理性平衡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普遍奉行“大户”战略。“大户”战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但在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由于受到资本监管的约束、信贷规模的控制，特别是区域优良信贷载体稀缺的影响，银行与大客户对等的谈判地位将有可能进一步丧失。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摈弃以往贪大、图多的心理，以质论优、优中选强，加大客户结构调整，注重区域结构的调整和平衡，通过相应的定价手段转移和控制风险，找到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平衡点，避免“垒大户”和畸形的“资金洼地”情况的发生，将有限的信贷规模释放到只要能在覆盖风险的同时给银行创造较大的经济增加值的各类符合国家产行业政策的优良、高端客户的信用需求上。对公司贷款方面，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积极介入产行业中的大型龙头企业、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小企业；个人贷款方面，确保优质大型楼盘的按揭贷款。

（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预警机制

充足的流动性对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对流动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要充分掌握本省的财务状况，通过各种财务分析工具对资产负债的流动性进行预测和分析，密切关注市场的资金的供求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及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将流动性风险最小化。

（三）经营模式、业务结构多元化

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应是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业务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分布推进非银行业务的发展，逐步充实商行业务体系多元服务能力。商行应根据综合经营相关业务与商行职能的相关性以及商业银行对于相关风险控的特征，对非银行业务实施分类开放。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继续坚持严格的机构准入规则，建立公酝该鞯男滦艘滴窈俗贾贫取⒎缦掌拦乐贫群头缦张露制度，强化对高杠杆率和高资本消耗类业务的控制，严格控制新兴业务的风险暴露。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看，现代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和业务创新必须依赖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与相互协调，依赖于金融市场的成熟与稳定。因此，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与业务创新的主要方向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惟有积极介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发展，才能为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经营和业务创新拓展新的空间，带来新的机遇。大力开展无风险低风险类中间业务，以中间人的身份为客户提供收付、委托、保管、咨询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如咨询顾问类中间业务，类中间业务，保管类中间业务，基金类中间业务。

参考文献：

[1]高存泉.论紧缩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2，（11）.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2002年中国经济保持出人意料高增长的同时，两大问题的困扰日益加剧：通货紧缩与财政收入增长明显趋缓。前者表明国债投资对民资、外资的挤出效应这只潜伏已久的“病猫”开始发威；后者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各方面的迹象显示，积极财政政策“功成身退”正当其时。

许多知名学者都在鼓吹积极货币政策的闪亮登场。然而，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三大关节没打通，致使积极货币政策难当大任。一是国企病根未除。国企搞不好，银行里的不良资产还将迅速堆积，积极货币政策到时可就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了。二是全社会性的信用缺失。没有信用体系的支撑，货币政策毫无立足之地。三是金融领域问题一大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积极资本政策

才是“真命天子”

那么谁将填补财政政策淡出后的政策真空?显然，解决资本问题，疏通市场经济的传输管道，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首先需要面对的课题。我们认为，积极资本政策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金融改革既是一直未被触动的核心领域，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紧部位。不动，则二次改革无法继续深入，中国经济的版本升级就要踏空。动，则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然而问题的堆积已经把它顶到了前台，不动不行。

资本市场作为重要的要素市场，发育不全、功能偏瘫、渠道不畅搅和在一起，使资本丧失了本能的投资冲动。一旦实现资本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促发内生性动力，中国经济这盘棋就活了。

产权不明，其害也深。20旧2年年初以来，国内产权改革突然加速，成为今年经济中的一大亮点。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以产权换和平”主导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进程将大大加快，政策跟进顺理成章。

积极资本政策的核心

不是证券而是产权

照理，股市应该是资本要素市场最重要的交易场所，但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及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单纯模仿西方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要素流动，而先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以产权交易为中心的阶段。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沉淀着大量“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国有股、法人股。产权主体不明确，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都难以保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释放出来的光芒，足以照亮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解决不好，很有可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产权变革中孕育着重大政策突破

未来一段时间，围绕产权变革，将有一系列重大政策突破。

国有国营企业的大面积重组与并购。将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变现，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这才是政策将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政策从积极财政向积极资本转变的重要表现。资本政策将关心退出的方式以及成本和利润，既尽量避免非市场方式遭遇的冷场，又极力回避不计成本的抛售。因此，全国统一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规则，无疑将是政策的一大突破口。

MBO将是个大热门。国有国营企业的大面积并购重组，也将在中国掀起MBO旋风。从中国已有的一些MBO案例看，其中的漏洞以及暗箱操作的灰色交易屡见不鲜。因此，政策在此方面也会出台一些完善、规范的措施，确保产权主体的平稳切换。

土地流转问题。在国有企业中，土地资源相对而言是市值比重最大的一块。国有股权的变现，必然引发土地流转政策寻求新的“突围之路”。同时，农村的土地流转也将提上议事日程，从而促进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

绿色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需求；供给

[DOI]10.13939/ki.zgsc.2017.08.208

1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各个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泥潭。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于2015年12月1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至0.25%到0.5%的目标区间，加息表明美国经济率先走向复苏。而中国、欧盟等其他经济体则仍在泥潭中挣扎，这是为什么？美国做了什么？我从中学到什么？本文对美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对其进行了评价，然后指出了美国一系列政策对我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启示。

2美国经济政策梳理

美国为走出金融危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陆续制定了很多刺激政策，囊括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正是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使美国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的泥潭。下面就美国所采取的政策作一梳理。

2.1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

2.1.1对金融机构救助

这次危机祸起金融机构，所以首先是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定，不出现连锁反应或后果更为严重的反应。美国财政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的股份和不良资产对其进行拯救，前者旨在保障投资者的信心，后者旨在以此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

2.1.2实施减税政策

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推出了多项减税政策，主要体现在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方面，借以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如2008年布什政府分别实施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退税方案和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面向企业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所得税减税方案。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额为2880亿美元。

2.2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2.2.1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

从危机爆发开始，美联储使用全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把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主要政策措施如下。

第一，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增加流动性，降低利率。美联储主要通过买入国债进行公开市场业务，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进而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第二，运用再贴现政策工具增加流动性。这一政策主要是由商业银行用政府债券作抵押向美联储借款。通过连续性的操作，再贴现率一再降低，时间一再延长。第三，对存款准备金付息。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联储对存款准备金实行的是零利率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存款机构为保障安全出现惜贷现象，降低了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的需求，这样利率就会持续走低，进而导致利率工具的失效。如果对准备金存款付息，银行就会主动增加超额存款准备金，这会使准备金需求增加，从而达到稳定利率，起到对冲的效果。因此，美联储从2008年10月9日开始对存款机构在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付息。

2.2.2创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随着危机的蔓延，银行纷纷收紧贷款，投资机构和个人大量抛售资产变现，导致市场资金流动性严重紧缺。美联储除了运用传统手段外，美联储又先后创设短期贷款拍卖、短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商业票据融资、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资产抵押证券借贷工具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非常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然在此期间最有名的是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于2008年11月25日开始，2014年10月结束，共计6年时间。期间美联储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中长期美国国债，通过此操作美联储降低了中长期利率，并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货币。

2.3产业政策

2.3.1农业

一是农业生产投入支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科技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农场品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采用直接收购和实施无追索权的贷款。三是农业保险支持。政府对参加农产品产量、价格、农业收入保险的农场提供以上的保费的50%补贴。四是金融支持。美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对较为完善，能为农民和农业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扶持业务。五是立法支持。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以来，经过7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美国已在农产品价格、环保、农户收入保证、税收优惠、金融和保险扶持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支持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

2.3.2工业

美国政府对工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低碳环保型行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对低碳环保型行业的支持方面，一是提高政府预算。比如美国可再生能源局在编制的预算中，2009年、2011年、2012年的预算分别为12.55亿美元、22亿美元、32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二是加大财政补贴。美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加大对低碳技术、绿色能源、新能源的补贴力度。如2010年，美国推出的预算中用于新能源的补贴有300亿美元左右。三是制定生态税收制度并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生态税收制度，鼓励美国民众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能源消耗和汽车废弃物排放；对收益超过200万美元的法人按超过部分以0.12%税率征收环境收入税；实施对购买节能减排或消费节能减排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四是政府采用低碳采购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购买国产绿色产品，并就政府机构的节能目标、职责、管理、采购等内容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方面，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页岩油、页岩气革命使美国能源自给率上升，提升了制造业成本优势。在3D打印、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引领全球创新浪潮。

2.3.3服务业

教育方面。一是基础教育，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危机冲击了美国的各行各业，教育业也在所难免。奥巴马将教育视作重建美国经济的措施之一，并在刺激经济法案中将教育放于优先地位。在2009年2月美国政府将刺激经济发展的7870亿美元中的1/7，直接拨给了基础教育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性投向教育的最大一笔拨款。二是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机后期基于缓解经济危机导致的收入低下问题和其潜在的社会冲突，扩大人力资本储备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及保障教育公平的背景，美国政府在大学生资助政策上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包括提高资助力度、扩大资助范围并提高资助效率，为危机后的繁荣进行了人力资本储备。

医疗方面。危机期间美国就医疗保险方面进行了改革：扩大公共医疗保险范围，提高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对雇主支付职工医疗保险提供选择及补贴；建立新的国家保险市场，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督；加大对基础医疗设施投入，转变对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补偿机制。

文化产业方面。美国多数州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对文化业是相当扶持的，如对电影、电视、游戏（及其他数码媒体）三大娱乐业板块5%至40%不等的税收减免政策；对音乐唱片业、数码媒体及游戏业、各类艺术剧院剧团给予25%的税收减免；还对非营利性的艺术机构与个人、博物馆、画廊以及各类相关院校与专业等教育产业进行基金扶持。

2.3.4贸易政策

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推出了“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措施，出台了“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政策和措施，重塑在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加速经济复苏并增加就业。围绕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提升美国竞争力，调整并实施了相关对外经济政策：一是在更高标准。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服务业市场准入等基础上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二是大幅提升投资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三是对敏感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出口管制。

3美国经济政策给我国走出经济衰退的启示

3.1需求和供给并重

一国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产出和价格总水平。按照经济学理论总需求来自四方面：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美国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采用的财政政策降低了税率、增加了财政补贴、加大了政府支出，货币政策降低市场利率增加了投资，贸易政策增加了出口。按照经济学理论决定总供给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素质、自然资源的规模、资本投入的多寡、技术变革和创新。美国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降低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激励了劳动力的劳动量供给。对土地的保护、页岩油气的开发利用、环境的保护等保障了自然资源。同时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激励创新和变革。

我国经济要复苏，既要重视需求也要重视供给，二者齐头并进形成合力。需求方面，要采取措施刺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出口需求，同时要兼顾好各方的比例，不能顾此失彼，出现失衡。供给方面，纠正教育不公，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提供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统筹规划，既满足当前的需要，也要为子孙生存留条后路；加强对新能源的研发；加大创新力度，生产出高质量产品或创造出新产品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需求。

3.2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3.2.1功能性财政和生产性财政的配合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功能性较弱。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中，投向农村的又相对不足。货币政策短期内对经济有刺激作用，而财政政策能够在长期中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会对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功能性财政在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而且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我国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及农业的投资，财政部门责无旁贷。着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增加对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增加对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吸引力。

3.2.2宽松货币政策并结合一定的创新

降低利率是经济复苏时普遍采用的传统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货币政策把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接近0的位置。为避免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又采用了量化宽松政策。之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是因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个“计划”，即持续进行逆回购，这就会使得居民和企业形成关于未来利率会降低的预期，因此会增加消费和投资。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央行2009年到2011年两年间采用的是适度宽松政策，2011年至今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其目的一是保障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二是既防治通货紧缩又防治通膨胀两方面的要求。在具体执行时，可根据经济形势需要对货币政策或扩张、或紧缩的操作。从对利率的操作上也可以看出：2008年后半年存款准备金率调低4次，2010年调高6次，2011年调高6次、降低1次，2012年调低3次，2014年局部（指定向降准）降低2次，2015年降低4次、局部降低2次。但中国十几亿人口，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而其中知道或掌握经济知识的人占比更低，而且经济形势千变万化。尽管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机动，但却丧失了人们对政策的预期，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危机期间我国中央银行就货币政策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如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主要是中央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操作。但随着脱媒现象的加剧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传统政策工具和创新工具效力都要大打折扣，所以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得进行不断的创新。

3.2.3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

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应该齐头并进而不应当厚此薄彼。

农业方面，我国每年两会第一个文件都是针对三农问题的，但笔者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操作层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个问题日益加剧。多年发展的累积，农村目前面临的是年轻人进城后返乡的人凤毛麟角、学生在考上大学选专业时对农林专业嗤之以鼻、村里只剩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现状。同时致力于农村经济研究的专家为数并不多，吸引投资方面也较为薄弱，所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农业是短板，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工业方面，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因此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对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央政府制定的长远规划无可厚非，但要实现目标还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大力配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在执行时不应怀疑其会有二心，但却要提防会不会存在过激的行为？同时还有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也要让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政府决策者要进行很好的利益权衡，做长远的规划，不能朝令夕改，中小企业难以适从。

服务业方面，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国际经验表明超过1/3主要由政府提供。我国金融危机以来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娱乐、金融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笔者认为，决策层在改革过程中有减轻自己所承担义务的嫌疑。纵然靠市场来解决问题是好的，但市场是存在失灵的，比如政府最近研究要把大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推向市场，笔者很担心带来的结果是“教育更贵，看病更难”，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更加严重。所以在服务业方面，政府要权衡自己和市场的角色，做长远的规划，审慎决策。

3.3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复苏，激发全民创新创业活力

笔者采用各种政策来促使经济复苏和发展，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依赖市场力量上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发展股权融资、打破服务业垄断等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但这几年家庭的消费能力在降低，企业的投资在减少，微观主体活力不足，问题出在哪里，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3.4继续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60%，QE实质上使得全球分担了美国去杠杆的成本，这是其他货币所不具备的。从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看，财政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金融机构面临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因业务关联性太复杂不能倒闭的道德风险会向实体经济蔓延，为降低影响最终带来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其面临巨额的财政赤字。而要解决过多的债务和刚性支出方法就是印刷更多的美元，最后以通货膨胀形式向全球美元持有者释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但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仅为10.92%，难以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总之，要走出经济衰退，单靠几方面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一定要群策群力，兼顾方方面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记住一是要走出经济衰退；二是要为走出衰退后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这样制定政策才会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希冀我国经济早日走出衰退泥潭，步入健康发展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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