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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 )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 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 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 %。 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 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 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 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 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 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 %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 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 20.1 %,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 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 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 ( 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 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 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9).
[3]胡少维.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开放导报.2009(4).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课题组.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1).
[6]刘汉屏.时策聚焦――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
[7]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金人庆.中国科学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关键词】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首先,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大规模地进行货币投放,从而累积了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我国的货币供给处于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状态。同时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的涉外经济趋于活跃,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格局。并且我国的储蓄量大于投资量,我国的产品市场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综上,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处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A点位置,在国家不采取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将自行调节经济至均衡点B点(如下图)。
但是源于物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胀压力不容忽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货币政策基调从去年的“适度宽松”改为“稳健”。图中表示为LM1向左移动,至LM2位置。
出于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提高就业的目的,2011年我国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搭配使用。2011年的中央财政预算54360亿元是2010年执行数48322亿元的1.12倍。与过去不同的是,2011年及今后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注重于产业结构调整。图中IS1向右移动。
人民币继续缓慢小幅升值。美元、欧元的相对变动,经济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的复苏,我国顺差格局的延续都是促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图中BP1左移动。
2011年,中国经济一方面要面对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经济增长,面对就业的压力。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正是对应这两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抑制通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以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对于经济的增长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如上图,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搭配得当,则经济将会在C点达到新的均衡,C点与原均衡点B点相比较,产出增加、利率上升。而如果财政政策不能有效的抵消紧缩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减少产出的作用,我国经济将会在D点达到均衡,D点与原均衡点B点相比,国民产出减少,利率升高。
综上,我们发现,将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既有增长的可能性,又存在衰退的风险,同时我国将面临利率上升的压力。
二、我国经济形势对股市的影响
(一)经济状况对股市的影响
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发展状况对股市行情的决定作用是内在的、长久的和根本的,但这并不代表两个周期是完全同步的。在实际运行中,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不同步,甚至背离的现象。原因在于,股市投资具有一定的预期性。买入股票和卖出股票均包含着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因此,往往在经济过热还未滑坡时,股市先下跌,而在经济触底,还未回升时,股市先反转。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7%,而2010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9年增加了10.3%,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且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几年的高速发展,存在经济过热的可能。结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在当前经济政策干预下我国经济既有上升的可能也有衰退的风险。投资者更倾向撤出资金观望经济的走势,造成股市上涨推力不足。
(二)经济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宏观政策对股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是针对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来,并且影响经济将来的发展态势。投资者通过宏观政策的分析可以判断将来的经济走势。并且股市对宏观政策所导向的经济形势有夸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股市的涨幅和跌幅会大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的国内产值的涨幅和跌幅。
我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是紧缩货币和积极财政并行,跟原来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开始使经济的发展态势放缓。政策导向使经济开始放缓,则股市的上涨推力也将减弱。
(三)利率对股市的影响
利率上升对股市的影响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利率上升会提高存款收益率,投资者在股票、银行存款与债券之间进行资产重新组合时更偏向银行储蓄和债券,同时利率的提高会增加投资者筹集资金进入股市的成本。这两方面的因素将会导致流向股市的资金量减少。
另一方面,根据股息贴现模型,股票的内在价值主要有未来的现金流和折现率来决定,而在一个理性的市场中,股票的价格是以股票价值为基础的。利率的提高将会增加企业的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提高会加重企业利息负担,从而减少企业的盈利,进而减少股票分红派息。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将会提高贴现率。股息的减少和贴现率的提高将会使股票的内在价值降低,进而使股价降低。
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中,我们得出我国具有利率上升的压力,利率上升将促使我国将来的股票市场行情会有下跌的趋势。
三、投资策略
综上所述,我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通货,4月份CPI同比上涨5.3%,环比上涨0.1%,PPI同比上涨6.8%,环比上涨0.5%,通胀压力仍然存在,通涨未消除之前,我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不会改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存在于将来经济发展中的下行和上行力量,投资者对将来的发展态势的预期不确定。紧缩的货币政策不放松的话股市大盘走势下跌和震荡的可能性较大。在这期间的投资策略的重点因该是锁定收益,适量减仓,观望物价水平的改变。等到物价稳定,通胀压力消除之后,国家货币政策将会适量放松,这时可以补充仓位待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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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强.我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摘要:相机抉择的财政整策要求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整策,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相机抉择的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控差。
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