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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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区域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离不开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又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制定的旨在促进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间差距过分扩大、以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总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总目标。区域经济政策从其所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它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区域外贸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从指导资源宏观配置、产业空间布局的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就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同行。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区域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投资政策是具有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投资决策权的中央政府习惯于实施的一项区域经济政策。国家的投资在各区域之间的分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国家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全国的经济布局：一是由国家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解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水、住宅等方面问题，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为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重点区域建设和布局一批工业企业，以谋求区域经济增长和区际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可见，财政投资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加大对落后区域，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经济实力，加快发展速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
区域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结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区域投资为实现其目标提供了保证。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需要政府适当进行投资。可以说，没有投资的实现，就没有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变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难以实现。不仅如此，区域投资还具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作用。投资既然是生产能力的生成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多重的，它同时对人、财、物等诸要素及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对它们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对它们提出质的配合。政府通过对落后区域投资，兴建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对落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刺激作用来增加一些区域的经济实力和这一区域的社会总产出，提高落后区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动性要素的潜在边际生产力，吸引流动性要素的进入，而且能够改善区域的产业结构。
区域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如果区域投资能充分地体现区域生产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既有成就，投资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不仅如此，区域投资的规模和投资方向还决定着区域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拥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结构。区域投资方向合理，就能适时地促成新兴产业兴起，加快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改善，从而建立起产业间新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变和不断调整区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见，投资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有助于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目标。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上的投资决策权，选择一部分区域作为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通过它们所属的投资机构注入建设资金来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耗资较大、工期长、利润低、见效慢等特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无力独立承担其中较大规模的项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总收入中专门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负责对基础设施中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铁路建设、电力工程等项目的投资。政府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投资分配，直接为不发达区域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当然，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尚难以满足各区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为此，政府还可以考虑从金融政策方面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予以倾斜。例如，可以成立与项目相联系的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以拓宽资金融通的范围和渠道，或通过财政政策供给引导外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入不发达区域，间接为之提供服务，对不发达区域的市场和资源配置形成弥补作用。
投资在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在计划经济国家，不仅是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财政投资，大部分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也来自财政投资，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资决策权，因而国家区域投资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所制订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计划经济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的力度要小得多，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一般都来自私人机构，即使这方面的政策被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也仅仅是起引导投资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开始来自市场，中央政府的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也开始弱化。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作用都将重新予以明确和具体定位。规范体制环境，引导企业主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的逐步明确和规范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其投融资环境比较好，投融资渠道比较广泛，政府管理机制比较灵活，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强，有利于把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相应地，西部内陆地区投融资环境虽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也要积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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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1998年经济危机是一场局部性的亚洲范围的危机，而2008 年的经济危机则是一场整体性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两次外部经济危机虽然波及范围不同，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互制约，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面对该情况，我国政府迅速反应，主动出击实施反周期的、主动干预和调节的相机选择型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对比两次危机下应对的财政政策，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相机财政政策，积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有效经验。
二、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经济危机主要通过社会有效需求对经济产生影响，两次危机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增加困难，出口需求锐减，进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一）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失业率高、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预防储蓄需求增加，人们希望增加储蓄来预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
（二）投资需求增长困难
处于市场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欲望不强，投资预期收益下降。
（三）出口需求锐减
货币贬值，以加工导向的初级产品竞争优势相对小，外需水平下降。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2008年的外贸出口额为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2007年25.7%的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
三、我国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
（一）相同点
两次财政政策的实施都是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强大冲击，政府基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主动进行宏观调控，从稳健财政政策过渡到积极财政政策。基本的思路是“增支”和“减收”，主要运用了增加政府投资和扩大国债发行的政策手段，依赖于政府支出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机构的调整。此外，两次财政政策的重点投向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税收政策，通过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关税来增加价格优势，缓解出口压力。
（二）不同点
1.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速度快、力度强、涉及面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2008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政府拥有丰富的财政资金来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反应灵敏，政府能够根据国?鹊木?济形势及时地做出反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与开发、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有全面细致的考虑。总体看，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方式和内容上都显得比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强劲。
2.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汲取政策为主，而2008年的财政政策以汲取政策为主、补偿政策为辅。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制改革上有较大突破，明确实施了结构性减税，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时税制基本保持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8年国家财政有限的汲取能力限制，进行大规模地减税对财政负担较大。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方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举措，主动实行了“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统筹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
3.2008积极财政政策则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工具上基本是以政府投资和国债为主，其它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或者作用相对有限。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在工具的丰富性上有了很大变化，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工具，特别是“增支”和“减税”来使用，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被进一步放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4.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比1998年更加注重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再单一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放在重要的中心地位，体现了我国财政更具有公共性质。而在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只是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在财政收入方面“结构性减税”更加重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优化结构发展。
5.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属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给经济注入资金活力，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不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淘汰落后产业机制，顺利完成产业改造与升级。1998年的财政政策属于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起效慢，对经济的冲击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
四、两次经济危机的效果评价分析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短期性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短期为主，力度适中，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小，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弹性，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刺激。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步入了适度增长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个寄望于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权宜之举。短期内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从现在来看却牺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导致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短期来看，四万亿投资计划，顺利实现“保八”经济增长目标，在拉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投资的确对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逐步企稳回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刺激第二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弱了财政政策的弹性；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更加严重，错过了危机下市场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升级的黄金时期；资金在不断向市场投放的时候，物价水平因此而上涨，通货预期压力渐渐增大。
五、经济危机背景下有效财政政策建议
（1）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应迅速反应，及时主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相机决策要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搭配使用，综合利用国债、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政策手段来拉动社会有效需求。
（2）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立足于消费、投资及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转移支付和税制改革等手段，加大?χ行狘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68.html" title="企业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的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与教育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发挥好财政政策作用，切实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摆脱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摩擦不断的窘境，最终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盈余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盈余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能力办的大事，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财政增收的同时，而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却在急剧扩大，1998�；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958亿元、1792亿元和2598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和12.7%，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和14.5%，如果再把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算进去，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缺口，政策性银行的呆账坏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的巨额亏损，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已高达58%，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标准；国债偿债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高达25%，而国外一般不超过8%.如果巨额的国债发行出现问题，其债务危机就会不期而遇。
2、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财政投资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其投资行为、方式、领域和目的都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政府投资在非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地方争投资、争项目以及不切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搞“形象工程”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恶习又开始抬头。由于政府投资的过快扩张，项目投资只重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弊病比重明显。从近几年中央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情况来看，国债投资的挤占挪用问题、效益低下问题、浪费问题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3、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看，1998年和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9年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增长了43%，银行贷款增长4.8%，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增长1.2%，利用外资下降26.7%，这充分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替代了一部分私人投资。同时也表明，在供过于求的经济形势下，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结构比较单一，对刺激地方和公共投资作用有限，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一个时期国家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如财政专家陈共所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如同加大马力推动汽车爬坡，没有到达坡顶就减退马力，汽车就会退回。”“当前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旦撤下来，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全功尽弃。”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对增发国债引发的负面效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以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最大作用。
1、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
从国外的经验看，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增加财政支出，另一种是减税。而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同时对税收政策作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以此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单一依靠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做法，不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目前贷通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企业盈利的空间不断减少，甚至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大量存在，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只实行政府扩大投资搞基础设施项目，难以解决目前“企业盈利难、职工上岗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如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配合以减税政策，一方面就会使企业税负降低，盈利空间增加，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明显增加，民间投资信心就会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会使广大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日本曾经一度把消费税的税率由5%降到3%，使市场的销售转好，经济开始上升，但随即又把消费税的税率由3%提高到5%，结果经济又下滑。这一实例充分说明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小视。从近年来我国工商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来看，减税应该有一定的空间。“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而这一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3%，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充分表明我国税收政策是偏紧的。虽然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比国外经济发达国家低许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运用的统计方法不同，造成了观点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我国庞大的预算外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来计算，其比重就会与国外相差无几。
当然，减税政策的运用是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来定的。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减税政策可采取有限度地重点推进的办法。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一是对增值税的税基进行改革，实现增值税税基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尽可能将企业所得税降低到20—25%；三是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将压在农民头上过重的费和税都同时减下来。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对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应适当增加税负，以实现税负公平。减税的幅度应限定在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的增长部分。通过减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与同时gdp的增长相一致。
2、财政政策与贷币政策协调配合
财政投资和银行投资性贷款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启动财政投资政策的同时，贷币政策必须与之协调，只有这样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当前要认真研究和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切实有效地带动社会民间投资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当前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中，银行信贷资金的比重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万多亿元，为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但从当前贷币政策的运用的结果来看，出现的情况是：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贷不断扩大，通贷紧缩日趋明显。这是金融政策上的制度性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技术性的松动效应。一些防范金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却紧缩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来源，造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大幅回落。为了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银行信贷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配合财政投资，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缩小和消除“存差”，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二是注重发挥银行政策性信贷的作用。银行投资性贷款大致可分两个类型：一是一般性投资，它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安排，银行是否投放贷款主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盈利状况。二是政策性投资贷款，主要是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重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及重要产业，并实行利率优惠政策。从国外情况看，银行投资性贷款结构也不完全是纯市场化或商业性的，政策性投资贷款占有相当比重。我国信贷资金运行要努力适应这一国际化趋势，针对我国政府财力不足和有限的矛盾，通过调整信贷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政策性投资贷款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是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带动银行信贷。财政贴息是指财政只代为支持部分贷款利息，而由项目本身负责本金和其他利息的偿还。它是政府投资性投融资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同时也可以有效动员和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几年来，在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我们运用了这种手段，取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后，要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并且还要扩大规模和范围。
3、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防范债务风险
盈余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审计；计算机；应用；必要性；提高
财政审计是国家审计的永恒主题，也是国家审计工作的核心。近些年来，财政部门的“金财工程”逐步推进，各部门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纸质账簿越来越少，数据信息量越来越大，财政各部门系统之间数据逐渐连为一个整体，如何把握财政数据之间的关联，综合比对，是快速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审计人员结合审计实践，高效充分地运用计算机审计。
一、在财政审计中应用计算机审计的必要性
(一)应用计算机审计，是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要求财政审计大格局，是指将全部的政府性资金纳入审计监督的范畴，统筹规划部门预算、政府决算、经济责任、专项资金、民生资金等审计项目，构建协调、统一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审计维护经济运行、服务国家治理的职能作用。财政大格局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对当地财政体系、资金分配管理的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而对财政资金的流向分析，却是必须依托强大的计算机分析手段对大量数据的综合处理才能实现的。(二)应用计算机审计，是财政信息大数据的要求财政部门的数据信息量大，门类众多，类型各异，从基本层面上划分，就包括计划层、执行层、核算层，其中，计划层包括部门预算编审系统，执行层包括指标管理系统、非税收入收缴系统、集中支付系统、拨款管理系统、用款计划系统、政府采购系统、清算对账系统等多个系统，核算层包括总会计财务系统、专项资金系统、预算单位财务系统等。每个系统中又有数亿的数据量，靠人工从这么庞大的数据中发现关联并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运用计算机审计，才能实现对数据的分析挖掘。(三)应用计算机审计，是审计工作客观实际的要求现在审计机关，尤其是基层审计机关，普遍面临着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的客观实际。面对这样的现实，任何一个审计项目都不会有充足的人力和时间，要想取得审计成果，必须探索审计规律，创新审计方法，应用计算机审计，是节约人力、时间，快速抓住问题，取得审计实效的关键。
二、财政审计中应用计算机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财政审计中应用计算机审计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社保审计中计算机审计应用完整的思路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财政数据采集不全，无法形成全面的数据分析由于财政数据涉及部门多，分类细，很多科室自己都有独立的系统，数据量大，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很少采集全面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大部分都是需要哪方面数据采集那部分数据，如采集国库和集中支付中心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排序，或常用疑点的模糊字查询，对数据分析浮于表明，难以形成对数据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二)财政数据关联节点多，无法形成系统的数据关联由于历史原因，财政数据并不是一个系统中的数据，而是各个独立系统数据通过“金财工程”联系起来，金财工程的财政数据中并不包括部门独立系统的明细数据，审计人员在提取各个系统后台数据后，由于不同公司的软件设计差别很大，关联点难以寻找或关联难度较大，导致无法将数据统一到同一数据库或数据表中，从而无法实现关联分析。(三)审计人员中复合型人才较少，无法形成对财政数据的挖掘剖析目前，审计人员中具有较强财政审计能力的人较多，具有较强计算机应用能力的人也不少，但是同时懂得财政审计，又能熟练应用计算机审计的人却不多，导致很多财政审计能手看不懂数据表，不知道那一个个数字是做什么的，很多计算机审计高手在面对独特的财政系统时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干什么，无法形成对财政数据分析的突破性进展。
三、如何提高财政审计中计算机审计应用的效果
(一)组建具有综合素质的团队，对财政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关联
通过组建包括财政、计算机、土地、环境、社保等多方面审计背景和经验的人才，集中时间对财政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剖析各部门数据间的关联，形成系统全面的数据，综合对比指标、资金等多方面数据，查找其中存在的问题。
(二)研究预算、指标、用款之间的关联，挖掘财政数据内潜藏的问题
由于审计人员对数据关注的局限性，财政审计工作的重心集中在财政资金的流向和在预算单位的使用上，对财政资金的预算和分配由于数据的采集缺失或数据难以处理出来，反而形成了财政部门本身的“灯下黑”。审计人员在对全面财政数据关注后，更能通过预算指标的调剂、追加，发现虚列年产预算指标、未按年初预算下达指标、挪用财政资金、滞留专项资金的等问题。
(三)培养数据关联挖掘的意识，提高数据分析深度和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