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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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第1篇

在国内的水利行业市场上，根据水利政策的理论实践研究可以得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为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基本上为水利工程的经营导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本上为水力资源战略的适应、供水价格的调整、水体污染的补偿政策等等，在此阶段上就形成了一些典型的研究如水资源的战略适应性、水力资源的管理模式、水力资源强国的安全经济与舒适上逐渐推进目标的实现、分区用水的评价模型等等。现如今在水力资源的战略上、水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上、水力资源的证词目标上等等都取得了标致性的建设成果，然而在这些战略上很少有以水力资源强国建设为目标的，并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水利强国建设为实际目标来推动机制的研究。

二、水利经济政策在研究方向与内容上的创新

（一）要深入研究水利经济政策的内容

在研究水力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为要以实际要素来进行综合分析、并要根据研究的实际效果为基础，彻底分析水利经济政策推进的必要性研究与可能性研究，选择适宜的水力资源经济政策，分析运行机制并推进机制模式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1.在典型的水力资源经济政策运行的机制上，依靠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政策，围绕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如水电与供水价格上的机制，根据水力资源的综合性特点，并根据水电等之间的差异，简要分析农业用水与价格上的分担机制。

2.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相互协调，共同推进机制的创新。再根据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目标推进机制的改革上，要根据具体的机制模式，相应的提出改革。如在水资源费用的征收上与水力资源的融资协调机制上，依靠税法进行征收在融合的区域上充分适应研究思路。

3.要对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的推进机制做出适应性的评价。根据数据包进行定量评价，来推动机制的和谐，并辅以选择性的定量评价指标，从国力资源与水利资源上进行发展，促进民生水力资源等方向的定性评价。

（二）要深入研究水利经济政策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得知所形成的研究重点是首先要对典型的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次是对水力资源经济政策协调来推进机制与模式上进行有效的选择。最后是要协调推进运行机制的评价与适应性进行分析。所以从上述可以看出，由于水利资源的发展与经济政策都有着其自身比较明显的特点，在研究的资料上也缺乏对纵横向间的相互比较，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还处于在发展与探索的阶段，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综合上述研究问题，水力资源经济政协协调推进机制的设计与选择上，就要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也成为了我国水力资源上的一个难点。

（三）水利经济政策的改革创新

在水力资源经济政策的创新上要坚持以建设水力资源强国为背景，针对水力资源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协调相应的运行机制，构建协调推进的评价模型，主要从和谐与民生水力资源两方面出发，做出相应的定性评价。

三、结语

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第2篇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第3篇

笔者最近连续走访英国、美国、巴西和印度。总体印象是,如果说英美两国经济复苏更多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上,巴西和印度经济所释放出的勃勃活力可谓伸手可触,真真切切。

然而,巴印两国和同属“金砖四国”的中国相比,差距也同样显而易见。这一差距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已是老生常谈,巴西的基础设施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从飞机降落到走出机场,要近三个小时, 从机场到市中心不到30公里路程,又要整整一个小时。

仅是落后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供给瓶颈制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笔者判断,巴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超过中国。

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为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进一步提供强有力证据。

然而,中国股市却令人相当失望。年初以来,A股上证综指不仅大幅跑输美国股市,而且明显落后于印度和巴西市场,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尤其像巴西、澳大利亚等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其经济表现直接受益于中国经济, 股市上的投资主题基本上也都以中国经济增长概念为主导。中国经济形势走向好,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股市上扬,应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些国家的股市要远比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A股强劲很多。

股票市场通常领先于经济表现。难道是股市的落后表现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弱势即将显现?或是受中国增长推动的海外股市的强劲表现仅仅是一个投资概念,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准确反映?

究竟哪个股市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海外中国概念股,还是中国本土的A股?

笔者认为是前者。当前中国A股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因为股市中一些重要行业板块事实上已成为贯彻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它反映的是政策意图,而不是经济的内在活力和趋势。

一些周期性行业板块,在经济复苏上行的过程中,本应有所表现。然而此时的宏观政策却产生了“逆风向”反周期调节的需要。由此,按市场规律本应顺周期的行业,却遵照政策意图呈现出逆周期表现。

银行地产板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2009年,银行和地产两大行业为实现“保增长”的政策目标做出了远超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

具体看,银行系统的积极放贷,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表面上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成为“类财政操作”(quasi-fiscal operation),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延伸。同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了从紧缩控制到实施优惠政策支持的180度转向,使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危机中私人部门投资的惟一亮点,客观上帮助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逆周期快速增长。

随着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确立,在刺激政策退市的过程中,银行和地产等行业被再次赋予了执行宏观政策的特殊使命。当其他周期性行业在经济复苏中受益时,银行和地产等板块却首当其冲地帮助实现政策退市效果。具有政策板块特征或与其相关的行业并不在少数。

在中国,政策与市场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并不必然保证资本市场就一定会有良好表现。当前,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表现,似乎尚未成为中国宏观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这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储蓄丰裕,没有迫切需要从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中国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特别考虑对海外市场(如香港H股)的影响。在中国的金融中介中,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系统的正常运作远远超过股市的融资功能。

了解资本市场之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和作用,可以帮助更好地投资。

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第4篇

在金融危机阴霾尚未褪去的今天，全球经济面临各种挑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政策，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特别是量化评估是十分重要的。但常见的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多集中在有效性方面，且常把经济政策的效率性和有效性混为一谈，易让人误解为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就是有效性评估。在此背景下，明确经济政策效率性的涵义，并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效率性进行评估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经济政策的效率性概念进行了具体阐述，然后在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这两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得到一个宏观经济目标变量，最后用随机前沿模型 ( SFA)来实证分析和比较中美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的效率水平。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 IS—LM 曲线来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最常见的就是通过 IS 或 LM 曲线的斜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理论说明。但是，对货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一是弗里德曼和舒瓦茨 ( 1963) 在 《1867 － 1960 年美国货币史研究》一书中采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分析法，罗默 ( Romer and Romer，1990) 也采用这一方法分析了 1970 － 1988 年间美国的几次重要的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二是西姆斯 ( Sims，1972) 等人从统计学角度，分析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及价格的相关性和时间序列关系，并将格兰杰因果性概念用于这方面的分析。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VAR 模型 ( 向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 及 弱 外 生 性 检 验( Weak exogeneity test) 分析，目前，VAR 模型广泛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我国学者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按照西方货币理论的界定，研究货币政策能否影响产出等真实变量 ( 欧阳矩华，2001; 刘斌，2001) ，而产出的波动必然引起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因此这种方法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归结为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二是把宏观经济目标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对比，依此判断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 ( 高铁梅、王金明，2001) 。这种思路一般要涉及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以及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等方面的广泛作用。

综合起来看，目前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于经济政策效率性的涵义缺乏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对于有效性和效率性的区别阐述不清;

第二，主要是定性说明为主，没有根据实际统计资料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简单，有的甚至以现实经济增长率来反映政策效果，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分析方法。

本文认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府所制定并实施的经济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否实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即是否刺激了经济增长。若经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完全一致，表明政策完全有效; 若部分一致则表明政策部分有效。在政策部分有效时，还可定性和定量评估其实际效力; 若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则表明政策无效; 若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相反，则表明政策产生了负面效应。经济政策的效率性，是指引入经济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收益后的评估指标。究其内容来说，经济政策成本就是实施某项经济政策所支付的代价; 经济政策的收益就是要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将政策收益与政策成本分别与其最优值 ( 最大收益和最小成本) 相比较，就可以反映政策效率水平的高低。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能仅根据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来评估政策的优劣，必须兼顾到实施该政策所支付的成本。在明确了经济政策效率性涵义的前提下，本文将运用计量方法对中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方法和模型

在经济学领域，对于效率的分析，通常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非参数方法，称为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第二种方法为参数方法，称为随机前沿分析法 ( 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其中，非参数方法不要求事先界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假设任何对于效率前沿的偏离都是由于确定性的无效率因素所导致的，不考虑随机扰动误差的干扰。而参数方法则考虑到了随机因素的影响，以随机前沿分析为代表，SFA 是以回归分析为基础，其优点是考虑到环境变化和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的影响，但估计结果依赖于生产函数和随机项的概率分布的事先设定，不同的设定形式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鉴于财政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而随机前沿模型中包含了随机扰动项，所以本文将采用基于成本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比较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

( 一) 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随机前沿面分析是由 Aigner、Lovell and Schmidt( 1977) 、Meeusen and Broeck ( 1977) 提出的，通过被评价对象与最优前沿面的比较，以两者之间的差距来界定被评价对象的有效率及其程度。随机前沿面分析将误差项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为具有对称分布随机误差，由纯自然因素造成的，如运气，天气，气候，地理机器的表现等; 另一部分为效率残差，它体现了与最优前沿面的差距，通过效率残差的大小，来确定被评价对象无效率的程度。随机前沿模型如下:Yi= Xiβ + ( Vi+ Ui) ，i = 1，2，…n，TEi= exp( － Ui)Yi表示实际产出，一般为对数形式，Xi表示投入的 k × 1 向量，β 表示未知参数向量，Vi是假定服从N( 0，σ2V) 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与 Ui相互独立，Ui表示非负的随机变量，是一个单边误差项，通常用来计算生产中成本无效率，这里假设 Ui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为效率值。在 SFA 方法中，由估计出的方差参数 γ = σ2u/ σ2，σ2= σ2u+ σ2v是否显著，可以推断出无效率项对产出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判断边界函数是否有效，我们设立假设 H0: γ = 0; H1: γ ≠0 ，如果 γ 的零假设被接受，则意味着无效率项不存在，边界函数无效。γ 的取值为0 到1，当 γ 趋近于1 时，说明偏差主要由无效率项决定; 当 γ 趋近于 0 时，说明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决定。对 γ 的零假设检验可通过对成本函数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的显著性检验实现。

( 二) 模型设定

在诸多函数中，比较常用的有 cobb － Douglas 函数 ( C － D 函数) 和超越对数函数 ( Translog 函数) ，因为超越对数函数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可以通过对不同参数的设置方便的转化为各种模型，并且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之后可以得出更准确的函数，所以本文选择超越对数函数作为初始模型来估计。一般情况下，为了便于在线性回归框架下对函数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往往采用两边取对数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lnYi= β0+ ∑Nn = 1βnlnxn+ ∑Nn = 1∑Nm = 1βnmlnxnlnxm+ ( Vi+Ui)首先，在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之前，必须确定一个衡量宏观经济目标变量。在经济学实践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通常就是保持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因此本文中我们采用非等权重的主成分分析 ( PCA，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法，将保持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进行降维加权计算，从而得到一个标准化的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用公式表示为:Y = α1( GDP) + α2( CPI)其中，Y 为宏观经济目标变量变化率，α 为未知系数变量，( 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 ( CPI)为通货膨胀率变化率 ( 这里用 CPI 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 。然后，根据超越对数函数模型，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lnYi= β0+ β1ln( ΔGi) + β2ln( ΔMi) + β3ln( ΔGi)2+ β4ln( ΔMi)2+ β5ln( ΔGi) ln( ΔMi) + ( Vi+ Ui)TEi= exp( － Ui)其中，i =1，2，…表示时期，Yi表示 i 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同比变化率，ΔGi表示 i 期的财政政策同比变化率，ΔMi表示 i 期的货币政策同比变化率，β 表示未知参数向量，Vi是假定服从 N( 0，σ2V) 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与 Ui相互独立，Ui表示非负的随机变量，是一个单边误差项，这里设定 Ui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为效率值。

三、实证分析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年度数据样本较小，本文选取的数据皆为季度变量。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最终的样本期间为 1996 年 － 2011 年一季度共61 个季度。具体各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 GDP 变量以季度名义 GDP 同比变化率衡量，通货膨胀率变量以消费品价格指数 CPI 的同比变化率衡量，财政政策变量以政府预算支出的同比变化率衡量，货币政策变量以货币供给 M1 的同比变化率衡量。

( 二) 中国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

1.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确定宏观经济变量 Y利用 SPSS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结果如下 ( 表 1)：从上表 1 可以看出，基于中国样本数据的 GDP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的合理权重都是槡0. 879 / 1. 546 = 0. 71，其累计贡献率为 77. 296% 。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 的表达式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随机前沿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和前文公式计算宏观经济目标变量Y，并根据已设定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大似然函数估计结果如下表 2:表 2 中的结果表明: γ 的估计值是 0. 999，γ 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11. 35，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临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设被拒绝，即无效率项是存在的，通过了极大似然检验。因此，由上表确定了各待估参数，拟合中国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模型为:lnYi= － 6. 09 + 5. 03ln( ΔGi) + 0. 56ln( ΔMi) －0. 67ln( ΔGi)2+ 0. 07ln( ΔMi)2－ 0. 29ln( ΔGi) ln( ΔMi)+ ( Vi+ Ui)代入样本数据，对样本期间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效率评估结果如下表 3:

( 三) 美国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

1.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确定宏观经济变量 Y

利用 SPSS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基于美国样本数据的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的合理权重都是槡0. 836 / 1. 396 = 0. 71，其累计贡献率为 69. 814% 。因此美国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 的表达式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随机前沿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和前文公式计算宏观经济目标变量Y，并根据已设定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大似然函数估计结果见表 5:表中的结果表明: γ 的估计值是 0. 995，γ 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 27. 62，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临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设被拒绝，即无效率项是存在的，通过了极大似然检验。因此，由上表确定了各待估参数，拟合美国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模型为:lnYi= 1. 79 － 0. 01ln( ΔGi) － 0. 07ln( ΔMi) －0. 02ln( ΔGi)2－ 0. 04ln( ΔMi)2+ 0. 04ln( ΔGi) ln( ΔMi) + ( Vi+ Ui)代入样本数据，对样本期间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效率评估结果如下表 6:

( 四) 分析与比较

1. 从总体上看。将中美政策效率绘制成折线图，如下图 1 所示:从表 7 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季度政策效率水平呈递减状态，第一季度效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度，第二、三季度水平接近，而第四季度最低。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季度政府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政策执行力度较强，因此政策效率水平较高，而随着时间推移效率水平逐渐下降。所以，未来应当密切关注从二季度开始的政策执行力度，保持政策效率连续性。美国的季度政策效率则相对十分平均，第二季度稍高，第四季度稍低，第一、三季度基本持平，显示出其政策效率较好的连续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表明，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之间应该赋予同样的权重，不应当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忽视了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膨胀意味着全社会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下降，社会福利水平会因此而降低，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所以，在制定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目标时，应当努力保持二者的平衡，而不能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

第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水平整体不高，其平均值仅为 63. 62%，低于美国的平均效率约 10%的水平。造成我国政策效率低下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我国的利率尚未市场化; 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可能存在的政策博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存在的内、外部时滞等。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自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率逐渐超越美国，且相对平稳，这给我们以充分的信心和鼓励，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技术日趋完善。

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战后日本 区域经济政策 演变分析

区域经济政策衍生于区域经济理论。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化进入和空间不平衡发展较快的时期是区域经济政策发挥最大作用的时期。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始于二战后，所以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战后直至90年代初）作为研究对象。

一、战后日本经济概述

1.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二战结束到90年代初期，日本大致经历了恢复期，高增长期和中增长期，具体如下：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战争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中速增长期（197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D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

2.战后日本区域发展的五次全国性综合开发规划

通过战后10年的经济复兴期，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并提出了“国民所得翻一番”的口号。在此基础上，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产业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和由此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显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2年10月5日由内阁议会决定，以1970年作为目标，将1960年至1970年作为规划完成期，开始实施最初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这也标志着全国性的区域规划与开发正式开始。

而作为日本区域开发中最具权威性的规划——“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在战后50多年间编制了5次。它们分别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每次规划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区域开发的思路。由于第五次规划时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只涉及前四次的综合开发规划。

二、战后日本的主要区域经济政策与理论依据

战后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区域开发规划政策，依据四次国土综合开发的实施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阶段：

1.第一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62-1970年）

这个阶段实施的区域政策及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

（1）外来型经济开发政策与增长极理论

为了缩小地区差距，首先实施的经济政策是于1962年10月出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是一个以建设新兴产业城市为中心的“据点式”也即“增长极式”的开发政策。其构想是通过对“据点”城市进行公共投资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招揽和诱导原料生产加工业型企业投资设厂，以带动农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雇用的扩大及劳动者收入和地方税收的增加，进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把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寄于外来资本的投资之上。

该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增长极理论，它指的是社会经济客体在特定城市的集聚而使经济的高效发展，同时在这种集聚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并且单纯依靠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

（2）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

1960年，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建设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明确指出：“工业的正确配置必须逐步向投资效果高的地区集中。”为了吸收重化工业企业在太平洋沿海工业地带内投资设厂，日本政府采取了对这些地区的公共设施优先投资的政策，不惜巨资在这些地区大兴土木、填海造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及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型港湾和码头，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和交通联络网络，并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政策。日本政府为实现集中开发，将行政投资的重点放在“三湾一海”地区。据1968-1972年4个年份的统计，在这些地区行政投资的比重一般占投资总额的65-70%，其中集中在东京等8个都府县，约占全国行政投资总额的40-46%。

该政策主要根据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进行设计，具体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主导部门随着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处于演变当中。一般的，主导部门从基础性的初级产品部门到加工部门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等第二产业部门，进而发展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部门的产业结构。因此，政府大力投资于公路、新干线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加快主导部门的演进速度，从而改善区域产业结构，使其优化。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腾飞。

（3）落后区域发展的财政援助政策与中心理论

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日本政府在财政、税收、地方债发行、地方开发基金、开发许可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考虑到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其公共设施建设的特别补助率都比较高，如北海道河川整治、国道及港口建设由中央特别补助达80%以上，冲绳河川、河堤、治山、海岸、港口及机场等建设的国库特别补助率高达90%以上。落后地区开发基本上都有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如为了加快北海道的经济开发，日本政府对北海道开发实施了长期的资金倾斜政策，1951年开发费用仅70亿日元（国家补贴部分）。到1998年开发费已达9871亿日元，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目前北海道每年所使用的开发补贴费占日本全国国土开发费的10%。

该理论认为，（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虽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特别是北海道和冲绳地区开发中的一些成功做法，为日本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第二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69-1985年）

该阶段的主要区域政策有：

（1）区域振兴和开发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根据地区振兴与开发的有关法律规定，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享受高比率的国库补助。地区振兴整备公司每年用于上述事业的预算相当庞大，且总额不断上升，1978年为1015.6亿日元，1985年为1241.4亿日元，1993年为1760.8亿日元。其中用于地方城市开发的占首位，其次依次为核心工业集中配置地段的建设、高技术城区、促进产业业务设施再布局、产业高技术化设施等项目。

该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平衡发展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此相应，日本的地区振兴与开发计划体系包括部分，即全国性计划、大都市圈计划、地方圈计划、产业振兴计划和特别地区振兴计划。

（2）“技术立国”的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1980年以来，日本更进一步推行“技术立国”政策，积极开拓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产业领域，使生产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

该政策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出发点，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日本许多经济学家在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主张为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应当选择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部门，大力扶植其发展，通过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此政策产生的另一原因。

3.第三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77-1986年）

该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理论基础有：

落后区域的开发规划政策与平衡发展理论

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交与日本，日本随即设立冲绳开发厅并制定了《冲绳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以拟定冲绳振兴与开发计划。到目前为止，冲绳共实施了三期振兴开发计划，每期10年。其中第二期振兴开发计划（1982-1991年），大体上延续了前期计划开发的方向，主要目标是缩小冲绳与日本本土的收入差距。

同样地，该政策也立足于平衡发展理论，它是指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间的收入平衡与均衡发展。

4.第四次全国综合规划开发规划（1987-2000年）

此阶段主要区域政策及相应地理论依据主要有：

（1）区域重点开发政策与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推出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新的区域开发政策。1987年出台的《综合保养地域整备法》便是这种开发政策的典型。其规定采取以促进民间企业的开发能力为重点的措施，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进行开发。由此，众多企业的投资战略转向了用以满足国民休闲消费的第三产业，在许多拥有良好自然条件的偏远地区，掀起了以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娱乐休闲产业的新一轮外来型开发热潮。

该政策同样以均衡发展理论为指导，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结合本阶段的日本具体情况，政府提出了对娱乐休闲设施及疗养地等第三产业的开发计划，有助于第一、二、三业的齐头并进，实现平衡发展。

（2）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与网络开发理论

日本通过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是低收入的四国地区财政能力指数的6.1倍；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另一方面，还通过实施财政投融资的措施，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性贷款的作用，以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是直接借自财政投资性贷款的资金，也有通过公营金融公库这一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的资金。

该政策以网络开发理论为基础，它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外延，加强与区外其他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促进更大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该理论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用。由于该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它的应用，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由此形成了缩小地区差异的政策雏形。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具有普遍性。

三、简要分析与评价

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通过制定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目标，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并在法律法规、有关规划的规范和指导一下，使区域经济政策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保持地区均衡发展及加快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政府高度重视，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区域经济政策

日本区域经济政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日本在制定与组织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成立了国土厅等专门机构，负责对政策做出权威解释，根据有关措施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协调与其它政策的关系。保持区域经济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针对性。

2.规划协调指导，发挥对地方和企业的指导作用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其实施的几十年中，不仅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制定了详尽的、全国性的发展规划以保证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各级地方编制中长期计划的重要依据和指南，而且是国民了解政府关于区域发展政策或施政方略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避免盲目建设。

3.法律制度保障，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在不同阶段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来保证目标的实现，而且充分运用立法手段以确保区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自1950年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以来，有关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己经形成体系。

4.财政金融支持，强化财政金融工具对落后地区的援助

日本中央政府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70%，其中大部分拨付给地方政府，在非均衡发展时期，主要是拨给重点开发地区，在均衡发展时期则主要拨给落后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明显体现在财政补贴上。

5.基础设施推动，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建设和完善交通系统是日本政府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措施。道路建设是开发落后地区的前提条件，日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是用于交通系统的建设。近年来，日本的调整公路不断向偏远的落后地区延伸，加强了这些地区和东京等大城市的经济联系，为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6.区域经济政策与相应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具体指，日本在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用以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腾飞和较先进区域的经济稳定发展。而制定政策必然以关联的基础理论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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