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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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自从1995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国民经济基本进入了低通涨、高增长的良，性运行区间之中，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加速，一些体制内深层次的矛盾（如政治体制、行政方式、管理运行效率、经济结构、国企改革等）日渐突出，多年来经济上积淀的许多总量、结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不断积聚，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到了1997年底，我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和轻度通货紧缩局面：物价大范围持续下跌（长达一年多的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但相对增长速度依然是较高的）、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的不足）。总之，应该说这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处在一个增缩调整阶段（见《改革内参》1999年第八期，许安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从1998年中旬开始适时提出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时至今日，已近3年了，其效果如何呢？现在及今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又当如何呢？
一、现阶段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所谓“积极”原指正面的、肯定的、进取的意思。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自从1997年改革开放以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应该都是“积极”的，都是“放水养鱼、放权让利、藏富于民”的“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从统收统支、全面统管，到收缩范围、实施“公共财政”都是旨在调动广大企业、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不是完全从这个意义来讲的，它既不同于上述的放权让利的“积极”，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赤字，增支也增税
凯恩斯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以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方法来扩大有效需求，解决就业问题。而我国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支出以满足政府投向公共基础建设领域和启动内需的需要。然而，同时非但没有减少税收收入，而且税收还有了很大的超常提高，这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
2．立足长远，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而采取的应变之策，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战略调整。这又与西方的一般扩展性财政政策不同。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期供给不足的“短缺”局面，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面临内需乏力、需求疲软的状态，这就必然迫使我们要从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上实现“两个转变”，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出发调整经济结构。为此，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在增加税收、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则以国家宏观战略为依托，将增加支出的范围限制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发生。同时也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营造了缓冲的空间。如抽出大量财政资金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体制、费税关系等领域的改革，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以此从长远角度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深化改革。
3．短期杠杆，化解风险
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着眼于运用国家短期定向的资金投入来启动内需，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以此发挥财政投融资的杠杆带动作用。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比如1998年增发的2700亿特别国债就是用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而且在增发国债的过程中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1999年又从财政资金中拿出数百亿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支持四大银行清理不良资产，改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不良债务，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二、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评析
1．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效果
自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有近4年的时间了，从效果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
①增发国债，拉动投资，抑制了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势头，稳定了经济增长
1997年以来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大幅度下滑，从1997年出口增长21％下降到1998年的0．6％；同时受多年来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所积淀的大量商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导致了国内投资不足、消费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致使国民经济全面下滑，GDP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经济下滑趋势得到遏制，据统计，过去3年中央实施扩大内需、积极财政的方针，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九五”期间债务收入占GDP比重的4．0％，虽高出“八五”期间1．6个百分点，但仍低于世界各国通常采用的债务风险指标。过去3年全国基本建设累计投资37586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累计3985亿元，占全部基建投资总额的10．6％。这些措施使得经济稳定在一定增长区间。据初步测算，通过增发国债，拉动投资所带来GDP增长，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0年GDP增长8％；工业增加值39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9％；固定资产投资32619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总额474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其中出口增额2492亿美元，增长27．8％，实现顺差241亿美元；物价也逐步回升，由1998年的－3．1％上升到2000年的0．6％。以上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U型的底部——稳中趋升的转折区。
②积极支持国企脱困，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国家稳定
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目前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尤其是近3年攻坚脱困成了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目标。为此，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改善国企发展的外部环境，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提高了国企部分重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积极实施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治理向企业乱收费、私摊派和乱罚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加大国债技改贴息和破产兼并的力度。1999年将增发国债资金中的90亿元用于技改贷款贴息，据测算，仅此一项就带动和引导非政府部门投资1800亿元的技改投资，同时又停征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提高市场竞争力；纺织行业也提前一年完成了压锭1000万、分流120万员工的目标。1999年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9．5亿元，结束了长达6年的亏损，2000年全行业盈利290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7亿元。而财政为了解决好2100万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实施了“三条保障线”。为支持各地作好“两个确保”，中央财政又补助地方资金800多亿元，使得3年来1400多万下岗职工走上了新的就业岗位，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其他积极财政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例如过去3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累计支出1090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累计支出553亿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累计支出1065亿元，三者合计2627．6亿元，这些财政经费支出又带动和刺激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仅过去2年全国城镇受益人口高达8400万人。实践证明，没有利益补偿机制，没有国家财政分摊改革的成本，中国社会就难以稳定，中国内需就难以扩大。
③加强了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了“两个转变”
自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通过探索使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加大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力度，推动了“两个转变”的进程。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体系的投入，进一步减量优种，从而扩大农村市场的有效需求；通过防止新的重复建设和已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加大关闭（停）“五小”（即“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和“小钢铁”的总称）企业工作力度；通过债转股、减员增效等措施减轻了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负担，促进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初步实现了3年扭亏脱困的目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重组以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上市，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能够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竞争了。同时经过“三改一加强”也大大地促进了国有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营状况的改善；加快了缩小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使得国有资本渐次退出竞争性领域，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
2．积极财政政策所存在的消极隐患
①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潜在风险增加
这几年持续增发国债，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是它毕竟是对未来消费的一种透支，不可避免的内藏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也会产生类似日本的“国债综合症”（经济增长依赖于赤字发债，债停则经济下滑），甚至引发泡沫经济，给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阻力。日本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依靠增发国债，用赤字财政的方法推动经济增长，而当90年代初的国债投资泡沫破灭后，经济就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至今仍无复苏的迹象。而一旦停发国债增加税收（1997年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时，当时GDP增长2．6％），经济即刻急转直下，功亏一篑了。
再看我国，这几年的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直线上升，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1996年就已达到20．17％，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20％，1999年高达25．26％；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早在1995年就超过了50％，1999年高达60．15％，严重超过国际经验控制区间25％—30％的一倍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高出日本、美国、英国的3—10倍；同时，中央财政偿债率从1986年的1．03％上升到1997年的43．07％再到1999年的48．01％，大大超出了国际安全警戒线8％—10％的区间，偿债高峰已经来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继续增发国债的空间不大。
而这些债务都是明债。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等等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轻则出现偿债危机，重则出现社会动荡。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要慎重考虑国家债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②国债投资效率不高，没有从根本上带动民间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合力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或有负债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443070-06
政府债务问题牵扯面广、影响大，涉及到财政的可持续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政府宏观管理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近期，各国政府饱受债务问题困扰，如美国汽车名城底特律破产、中国审计署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和美国联邦政府因为财政赤字而关门，政府债务问题广受关注。事实上适度的债务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坏事。还有可能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有句名言“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不是太过分的话，将是我们国家的福气”。这说明在其看来，适当发行国债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福利。因此，研究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1 政府债务的内涵
政府债务指政府应该直接承担的债务，主要包括政府自身存续活动产生的负债以及实施公共管理职能产生的公债。Brixi提出了政府的财政风险矩阵，开创性地将政府或有负债纳入政府债务的范畴，将政府债务研究从直接负债拓展到或有负债区域，直接负债是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需要偿还的义务，或有负债是政府在特定条件下需要偿还的义务。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刘尚喜和赵全厚、林双林以及张军和厉大业等利用含有政府或有负债的财政风险矩阵研究了中国政府或有负债问题。
2 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学者们也做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有以李嘉图等价定理为代表的无用论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有效财政政策工具论。Barro针对李嘉图的理论模型化，若老人考虑后代的福利，老人将减少消费，增加遗产，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下，遗产增量等于未来需要交纳的额外税收，最后证明政府举债没有发挥作用。这说明了私人可以把政府债务的代际效应消除掉，从而税收和债务融资实质上是等价的，政府融资的性质无关紧要。Diamond提出世代交替模型，认为政府债务的增加将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政府债务增加会挤占私人部门的资本和投资。凯恩斯主义支持这一学说，他们认为，政府负债增加属于扩展性的财政政策，扩展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经济系统中的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引起私人部门资本和投资减少，从而产生“挤出效应”。Lerner也建立了叠代模型，认为当代人收益是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政府发行债券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先通过政府债券进行融资，然后进行投资来制造财富。Mankiw的研究表明，目前的实证研究不能支持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现实中许多假设条件都满足不了。
3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涉及到经济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很多学者都很关注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Buiter、Budina和Wijnbergen认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定义是指政府债务不存在庞氏融资模式，政府不能通过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即政府不能通过滚动发债来维持债务水平。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占名义GDP比率）稳定或下降。而伏润民等从以下方面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进行阐述：（1）维持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债务状态；（2）政府具有较强的筹资能力；（3）政府具有较强的支付偿还能力。若能满足其中一个方面，则证明政府债务具有可持续性。此外，张军和厉大业对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分析，Fullwiler则考虑金融市场因素对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
4 政府债务管理
目前有关文献对政府债务管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进行发行管制和进行规模管制两方面。Lane根据对各国政府债务管理的梳理和总结，认为监管模式主要有行政管理、规则管理、协调控制和依赖市场规则，这些监管模式被称为监管手段光谱，显示出政府债务管理的市场化程度。
与上述研究政府债务的文献不同，本文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试图深入挖掘和剖析中国政府债务的真实情况；（2）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对中国政府债务管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
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弥补财政赤字和短期资金不足、筹集公共品建设资金、各级政府财权事权错配、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发行债券。一是弥补财政赤字和短期资金不足。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时候，就会形成财政赤字，而弥补财政赤字有发行债券和向银行借款或透支两种方式。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债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弥补财政赤字和短期资金不足。二是筹集公共品建设资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大部分公共品具有非竞用性和非排他性，这些公共品投资大、收益低，容易形成负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更易形成负债，如公路、铁路和市政建设等。三是各级政府财权事权错配。当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时候，政府财政不平衡，特别是当财权小于事权时，容易出现政府债务。以中国为例，1994年中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却在下移，中央财政取得大部分收入，而地方政府则只能取得较小份额的税收，这迫使地方政府负债维持运转。四是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国家可以举债来进行反周期行为，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不论是减税还是发行债券，都会增加政府债务。五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发行债券。有些国家或地区为了筹集战争、反恐资金等特定目的而发行债券。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前为筹集战争资金，同时又要避免向其他银行贷款产生巨额债务而发行债券绿币，其由13个殖民地的联合政权“大陆会议”批准发行。另外，美国为支持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发行大量债券。
中国政府债务主体分为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体情况是中央政府负债规模较小，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较大。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财权与事权错配和筹集公共品建设资金。一是财权与事权错配。根据《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测算，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9%，地方政府约占51%，在支出方面，中央所占比重不足20%，地方所占比重为80%以上，很多地方政府需要负债或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维持运转。二是地方政府需要筹集公共品建设资金。很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如地铁、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等项目，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通过举债筹集。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筹集公共品建设资金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央政府债务增加的公共品主要有高铁等项目，同时为应对金融海啸，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也形成中央政府债务。总体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信息较为透明和清晰，负债规模不大，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管理不规范，负债规模不容小觑。
三、中国政府债务现状
1 政府债务指标良好
目前有关政府债务的指标主要有政府负债率（债务规模/GDP）、赤字率（赤字额/GDP）、债务率（债务余额/政府综合财力）、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额/政府综合财力）和逾期债务率（逾期债务额/债务余额）。
2012年中央政府债务在9.81万亿元左右，地方政府债务10.89万亿元，二者合计约20.70万亿元。中国政府负债率约为39.43%。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政府债务的警戒线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中国政府39.43%的负债率明显低于警戒线。
2 中国政府负债率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截至2012年底，美国国债约为16.4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103.00%，日本政府债务约为12.50万亿美元，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09.95%，希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56.90%，即使是负债率较低的德国，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1.90%，超过60%的警戒线。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状况不错。还有发行债券的空间。
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负债率亦不高。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被高盛称为金砖国家。截至2012年底，巴西政府债务达3.01万亿雷亚尔，占GDP的比重为68.50%，越南政府债务约为67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0.00%，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7.57%，南非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9.90%，俄罗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60%。新兴经济体的政府负债率比发达国家普遍要低。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快，同时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评级相对更低，政府融资成本相对更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3 中国地方政府不会破产
没有适用政府的破产法律，也不具备企业破产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上来看，中国只有《企业破产法》，并没有政府破产法，没有适用的破产法律，《企业破产法》中规定了申请破产的主体只能是企业法人。《企业破产法》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角度分别提出破产的条件：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条件。只要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需考虑资不抵债问题，债权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目前中国政府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或有债权人申请政府破产。参照《企业破产法》的破产条件，关注政府债务时不仅要关注政府债务总量，还需要关注政府资产。
中国政府拥有外国政府羡慕的优质资产，如土地、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依靠发行债券建立的公共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和地铁）等。根据农民日报报道显示，2012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过3.15万亿元，此外，政府还有非常可观的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3月31日，中国外汇储备为3.44万亿美元。中国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2012年达到117209.75亿元。中国地方政府不存在资不抵债问题，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中国地方政府没有破产的可能性。
4 中国政府债务主要是内债
负债率高并不必然会引起债务危机，因为内债和外债给一个国家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史上著名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主要是由于无法偿还到期的公共外债本息引起的，而日本虽然债台高筑，但仍然未爆发债务危机，这是因为日本债券市场开放度较低，投资者主要来自国内，而且经常项目长期盈余，大量资金回流国内，支撑着国债的发行和续存。当然也要注意内债对经济的破坏性，当政府资金链断裂，可能会造成银行坏账上升，企业破产。目前中国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因而债务风险最坏的可能性是被限定在有限的经济主体内，不会导致全局性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四、中国政府债务的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债务的影响因素包括：一是经济周期。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政府资产价值增值，企业利润上升，企业所得税上缴增多，个人收入增长，个人所得税也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同时就业增加，需要政府救济的人数减少，政府负债也较少，目前新兴经济体都处于经济繁荣阶段，负债率较低。而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企业和个人上缴利税减少，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符合政府救济条件的人数增加，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需要发行债券弥补赤字。二是通货膨胀。政府实际债务水平是政府名义债务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值，即利用名义债务量除以价格平减指数，当一个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较高的时候，其实际债务水平被高估，通货膨胀目标决定了政府利用量化宽松的规模。当政府和民众可以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超额货币偿还债务。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超过100万亿元，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获取“铸币税”的空间有限。三是税收。增加政府当期可支配资金有增加税收和发行债券两个渠道。李嘉图定理表明增加税收和发行债券融资的效果是一样的。从表面上看，以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目前税收和负债等价的关系尚未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但这个理论告诫我们在发行债券的时候要考虑赋税代价公平的问题。
中国政府虽然并没有出现像美国底特律那样的财政危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债务没有问题。中国政府债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缺乏有力监督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对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的缺位和滞后，目前由于《预算法》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所以没有对地方政府举债进行规范。因此，地方政府无需向公众公布政府债务的财务状况和披露相关事项以及政府的偿还能力。二是地方政府为逃避《预算法》的规定，采取很多隐蔽的方式进行融资。如采取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一移交）、垫资施工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
2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土地财政政策难以为继
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目前经济处于下行，财政收入放缓。中国经济整体上仍处于经济繁荣阶段，但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财政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因此，要警惕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和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影响。二是土地财政政策难以为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多数以土地作为抵押物，但目前土地财政政策难以为继，一方面，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处于高位，政府需要对于房地产进行调控，未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人稳定性和持续性都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土地供求出现结构性问题，部分城市土地财政收入有限。虽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土地拍卖价格屡创新高，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走强，但在部分二三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初现，鬼城频出，部分城市需要靠大规模地出让土地才能获得预期收入，甚至某城市公务员工资依靠企业，土地财政稳定性较差。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公告表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差：36个城市总体债务规模增长12.94%，而且部分城市存在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债现象严重，出让土地收入占这些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54.64%。
3 政府债务可能投入到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项目
随着国内经济增长的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公共利益实体游说政府将资金投入某些产能过剩行业。因而政府应该警惕政府债务资金的流向。目前国内钢铁、水泥和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政府不能融资支持这些行业，因为这会催生更大的泡沫，带来更大的风险。另外，也要警惕政府债务资金流向高污染高消耗项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而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政绩，启动了不少高污染高消耗项目，这与中央政府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4 中国或有负债规模不容忽视
根据Brixi财政风险矩阵所阐述的内容，中国政府或有负债规模不容忽视。最典型的是银行倒闭时的救助，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未来银行经营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而中国并没有相应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当银行破产或倒闭时，政府需要对此兜底，这属于政府或有负债。影子银行系统事实上的政府隐性担保①造成了政府或有负债。中国影子银行系统迅猛发展，管理极不规范，目前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已有违约风险，如华夏银行涉及中鼎投资产品，最后在政府监管部门干预下而得以告终，此次事件造成的冲击巨大，但政府监管部门的干预暗示政府对于此类影子银行所产生的风险承担部分责任，这是政府的隐性或有负债。
五、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建议
1 财务、审计等微观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审计机关应该利用其信息化优势将政府债务纳网审计系统。联网审计是运用现场审计实施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的连接实现网络化的审计管理。结合审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联网审计，可以将政府债务有关科目纳入到联网审计系统。一是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只需要在原有审计系统中加入有关政府债务的模块即可，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对政府债务数据进行查询、分析和管理。二是实现即时审计。审计人员通过网络访问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信息数据库。缩短了检查活动的相隔期间和检查时间，对于具体的财政财务收支事项，既可以在该事项结束后进行审计，也可以在该事项进行过程中适时进行审计，从而实现了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的结合，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的结合。三是提高政府债务审计效率和质量，推动审计方法的改进。将政府债务项目纳网审计系统可以降低审计风险，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将政府债务碎片化管理模式调整为专管模式，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政府债务实现“逐项逐笔”审计，节省大量人力、时间和资金。
第二，在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审计时，结合群众路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群众角度了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中国现行《预算法》不允许地方财政出现赤字，而地方政府会采取多种手段进行举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极度不透明。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突出，而且由于金融创新和技术水平提高，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隐蔽甚至造假的方式逃避债务监管。因此，审计人员除了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怀疑态度外，还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了解被审计单位阶段和实现审计程序过程中让群众有机会和可能提供有关政府债务的线索，这样可以全天候、多维度地了解和识别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
第三，从合并财务报表角度科学公允地计算和反映政府债务。要想科学公允地反映政府债务，就必须合并被审计单位内部各单位的财务报表，因为有些科目从整体上看是可以合并抵消的，如城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应收应付款等。一般而言，政府债务的合并处理都是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在合并报表时，首先确定会计主体，然后将属于同一会计主体各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合并抵消。审计时厘清被审计单位组织结构框架，特别是涉及到融资平台的时候要注意关联方关系。在审计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时，重点审计被审计单位合并底稿，以防止会计主体的同一账务被重复多次计算，进而防止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其债务。
第四，对现有债务进行微观审慎管理，防止债务风险蔓延和扩散。虽然目前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如果处理不好，债务风险可能蔓延和扩散。在审计中要妥善处理好开建项目，对债务融资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将项目分为优质项目、一般性项目和禁止性项目。优质项目指社会发展急需、未来资产价值预期升值（当举债单位资金流出现困难时，项目资产足以抵债）且财政预算暂时未安排资金的项目；一般性项目指为推动社会发展、未来资产价值不确定且财政预算未安排资金的项目；禁止性项目指无益于社会发展、未来资产价值预期贬值且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因此，在政府债务审计中要针对不同的融资项目分别提出审计建议：支持优质项目融资并为要此类项目拓宽融资渠道，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和支撑性贡献：对于一般性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应该要求地方政府做到量入为出、合理规划，勿因追求短期效应而牺牲长期利益，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禁止性项目，审计机关应该要求被审计单位立即整改，即立刻停止项目建设，妥善处理好资产和偿还债权人债务，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2 财政等宏观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债务立法，从程序和规模上对政府债务进行限制。一是加强政府债务方面的立法，加强发行债券的事前授权和事后监管。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政府发行债券的条件、程序和规模以及发行后对资金流向和用途的监督。授权是发行债券管理的核心手段，它是一种核准制，条件比注册制严格，美国部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必须得到议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同意。日本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发行债券也需要经过议会的决议。二是政府应该控制债务规模，适度发行债券。控制债务规模主要原因是：债务规模失控容易引发债务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如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所以国家应该通过立法对债务进行绝对数量或相对规模的控制，并设计量化指标。对债务规模的控制要和债务的可持续性挂钩，从债务融资方面和债务偿还能力方面综合考虑债务规模，长期来看发行债券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李嘉图定理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人的举债需要下代人来还，透支了未来的消费，有悖于代际公平。三是对债务融资获得的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控制。财政监督部门应该对债务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判断其合法合规性和真实有效性，并形成书面报告，提交政府审议，听取意见并进行公示。
第二，提高政府债务信息的透明度。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债务资金的来源结构、用途、相关账目、债务筹划和偿还能力。透明度要求政府公开财务收支，特别是要公开政府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情况，披露债务的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披露反映涉及债务资金使用的各项经济活动。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一、gfmis概念及设计思想
性，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高度重视和切实保障各个系统的安全。
财政部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主要目标，一是适应建立公共财政框架需要，大大提高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的规范化程度；二是强化预算约束机制，提高预算、财务管理透明度，促进廉正建设；三是实现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减少财政资金沉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全面反映财政收支状况，提供宏观经济信息，为制定财政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五是实现财政数据共享，从整体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将为整个财政管理服务，并将与有关部门、机构及预算单位联网。系统必须保证：（1）严密性。能详细记录每一笔收支业务，保证总分类账记录的准确性，能实时查询每一笔支出的来龙去脉；（2）可控性。整个支付过程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制下运行，减少人为干预；（3）易操作性。微机操作界面要清晰、简洁，便于操作、维护；（4）实时性。系统设计要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能保证进行高效率地实时处理；（5）安全性。系统的安全要达到或超过银行标准；（6）可靠性。要有主机、辅机和远程灾难备份系统；（7）可扩展性。要充分考虑技术革命的发展前景，系统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8）可兼容性。能够兼容在其他环境下开发的软件和数据；（9）数据格式的一致性。采用单一数据库，统一数据字典，保证数据格式一致。
二、gfmis框架及主要内容
gfmis框架主要由管理系统、信息流程和系统数据处理模式等内容构成。系统分为“宏观经济预算”、“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三大部分，各部分之间的数据流程按预算编制及执行的业务工作流程确定。在gfmis系统中，所有数据接统一编码体系集中存放在一个数据中心（其核心为国库总分类贴数据库和预算编制数据库），真正做到宏观经济预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的数据共享。豆。宏观经济预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之间的数据关系。
“宏观经济预测”系统根据从gfmis数据中心采集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当年和历史的数据，结合从税务、海关、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等综合部门采集来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预测，为“预算编制”提供预算指南。
“预算编制”系统根据“宏观经济预测”系统提供的预算指南和从gfmis数据中心采集的“预算执行”的各年份、各种类型的数据，结合预算编制其他方面的数据，测算可供分配的预算资源，向各部门下达预算编制指示和控制数，汇总编制部门预算和调整预算，为“预算执行”系统提供细化了的预算指标数据。
“预算执行”系统根据“预算编制”系统提供的部门预算指标数据和从gfmis数据中心采集的“预算执行”、“预算编制”各年份、各种类型的数据以及各部门上报的月度用款计划，下达国库授权，并进行审核、记录和支付；进行现金管理以及提供各种财务报表和报告。
2宏观经济预测、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流程（格）。
3宏观经济预测、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系统的功能。
“宏观经济预测”系统的功能是：协助财政部作财政预测、制订宏观经济框架；测算总预算参数并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为各部门申请预算建议数提供预算指南。系统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预测）”、“政策分析模型”、“经济景气分析和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信号系统”、“财政收支预测分析系统”及“宏观经济数据库”。
“预算编制”系统的功能是：接受来自各部门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详细预算，以此形成与各部门谈判的基础文件；产生批准后的预算；记录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任何修改和批准过程。系统分为“中央部门预算编报子系统”、“财政部内预算网络审核子系统”、“基础数据库子系统”和“定员定额子系统”。
（l）“中央部门预算编报子系统”细分为“基本支出预算编报子子系统”和“项目预算编报于子系统”以及“政府采购预算子子系统”。“基本支出预算编报于子系统”包括“下载预算”、“编制预算”、“汇总预算”、“审核预算”和“报送预算”等模块：“项目预算编报子子系统”包括“编制项目”、“审核项目”、“筛选排序”、“项目申报”等模块。
（2）“财政部内预算网络审核子系统”细分为“接受预算”、“审核项目”、“筛选排序”、“汇总预算”和“批复预算”等模块。
“预算执行”系统分为“授权管理系统”、“承诺管理系统”、“支付管理系统”、“现金预测与债务管理系统”、“收入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工资和养老金管理系统”和“执行与会计报告系统”等，各系统以“总分类账”为核心，所有数据都存在“总分类账”中心数据库中。
“授权管理系统”的功能是：对各单位用款计划进行审核，授权。
“承诺管理系统”的功能是：进行预算及国库授权审核，生成支付文件。
“支付管理系统”的功能是：支付令或签发支票，处理多种类型的支付信息，与银行对账并进行信息追踪。
“收入管理系统”的功能是：记录收入征缴数据，稽核收入征缴各环节运作情况，审核收入退库等。
“现金预测与债务管理系统”的功能是：预测财政资金流量；提供国库授权限额；决定发债规模与结构；实现国库资金资本运作。
“预算执行与财务报告管理系统”的功能是：
以预算分类体系和标准会计科目为基础，1.按时间（旬、月、季度）；2.按功能分类（类、款、项）；3.按经济分类（类、款、项）；4.按项目（活动）；5按部门；6.按收入、支出资金类型等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报告和报表；7.批复部门决算。
“资产管理系统”和“工资和养老金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目前还未考虑成熟，尚待进一步研究。
4.财政副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gfmis）的特点。
（1）全面记录各项财政收、支交易，具有全程信息反馈、查询功能；（2）以统一编码体系和统一数据平台为基础，实现预算编制和国库执行的统一管理；（3）实现支付的事前控制、内部控制和流程自动化；（4）能严格监视现金寸头，并能改善现金和债务管理；（5）能为预算编制和执行提供全面的综合管理报告；（6）可以为管理部门、立法机构和公众提供月度、年度财务报表和报告；（7）总体设计考虑当前国际通行的最新模式（包括数据库建立和先进的通用财务软件）；（8）系统的安全性达到或超过银行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标准。
5.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gmis）实施计划。
（l）2001年选择部分中央部门和部分地方进行开发性试验；
（2）2002年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系统设计；
（3）争取在“十五”期间建立现代化的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基本框架。
三、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gfmis）建设的配套改革措施
gfmis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关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使系统发挥最大的作用。目前需要进行的配套改革主要有：
1.预算编制改革。要细化预算编制，全面推行部门预算；要逐步使所有财政性资金的收付建立在明晰的预算基础上，为预算执行提供依据。
2.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学地反映各类财政收支活动。
3.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要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减少资金拨付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建立、健全银行清算系统。要加快建立健全中国现代化银行清算系统步伐，提高银行间清算业务的效率。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在人类步入新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
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