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从（1）等式分析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使G成倍增加，从而使Y增加。不难看出财政政策对Y的作用是很直接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上，政府投资支出直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就喜欢修路造桥造办公楼，增加政府投资从而增加社会的需求。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它不仅可以通过对公共储蓄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还能间接地起到示范效应，从而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向。

最近政府取消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等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旨在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创造和谐社会。由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中国政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取消农业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一决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而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比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居民面临失业、养老以及子女教育、购房等压力，从而将收入大量用于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反之农民生活稳定，不确定因素减小，预防与投机需求就会减小，交易需求随之上升。中国9亿农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政府针对农民的两项政府可视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对经济繁荣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弱

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MS(货币供应量)增加，Ms不是等式（1）的组成部分，所以不会对Y产生直接的影响。但Ms的增加使r（利率）下降，r下降必然引起私人消费（C）和投资(I)的增加,从而影响Y。可见货币政策对Y的作用是间接的。从IS-LM曲线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当r降至某一点时，人们对货币的投资需求无限大。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弱，从这个分析看当经济萧条时我们更支持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他们的依据是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任职期间通过有效的利率变动带领美国走出无数次的危机，但格林斯潘任职期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撑产业。另有专家的依据是近几年上海的房地产。认为上海的房地产的异常崛起是由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后房产急剧膨胀的内需导致的。事实上，1999年至2003年间，政府为了推动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宽松的货币政策、购房入户政策、免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等等。政策导向吸引了一大批房产炒作团，购房入户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急于为子女办理上海户口的外地老板，免收个人所得税吸引的是高收入人群，房产内需急剧膨胀。同时这些专家认为政府为了预防由于房地产过火而导致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等不利因素，中央政府采取紧缩信贷政策。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上海2005-2006年度房价涨幅稍趋平稳甚至下跌了一定的百分比，所以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有明显的作用。经过调研发现，利率持续上扬以及对购置第2套以上贷款和税收的规定对房地产投资者造成的压力并不明显，信贷政策的关键作用是政府导向，使投资者以及房产需求者对投资的风险预期提高，在交易中持观望心态，导致房地产降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洲货币联盟 欧债危机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深入思考。从政策层面上看，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隐患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而欧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来补救。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爆发危机到实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热议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项目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文就将从欧债危机的视角来探析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一、欧债危机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是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来规定的。

（一）货币政策

欧洲货币机构对货币政策策略的定义是“中央银行决定如何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价格稳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两点：货币政策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的；价格稳定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地位是既定的。[2]

欧洲货币联盟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货币联盟，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建成了一个统一的、超国家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地发行区内统一的货币——欧元，并在全区内自由流通和使用。

尽管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很多个，但《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在不妨碍稳定价格目标的前提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支持在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以期对实现第2条所制定的共同体目标做出贡献”。[3]

针对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欧盟公约还规定了“不救助条款”：1.禁止欧盟机构或其他成员国为任何一个成员的财政承诺承担责任；2.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直接为成员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提供融资。[4]

（二）财政政策

欧洲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约束。

《马约》对成员国进入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时规定了四项“入盟条件”，体现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数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灵活性：第一，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有超过则应保证该比例持续地、令人满意地向参考值靠拢，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偶然的；第二，累积债务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除非超过的债务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减少，向参考值靠拢[5]。可以看到，诸如“令人满意地”、“暂时的、偶然的”等措辞都极为含糊。

正是由于《马约》的规定在理解和解释上比较模糊，灵活性强，约束力不够，才有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出台。《稳定与增长公约》主要是对不履行《马约》的成员国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凡公共赤字超过规定标准的国家，如不按期纠正，需加纳无息储备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达标的，储备金将被作为罚款予以没收。《稳定与增长公约》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于处罚的特殊情况，然而德国总理在当时的《金融时报》上宣称不会让“布鲁塞尔”来支配其财政政策，公然违背《稳定与增长公约》，随后，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欧洲经济大国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约》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二、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的隐患

欧洲货币联盟成立时，各国便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也是在多方争执中妥协的产物，故而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的隐患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将是诱发危机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政府过度赤字化倾向

欧洲货币联盟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集中管理；但是财政政策却不统一，各成员国保持财政自。“在设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机制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自主性、约束性与协调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组合。”“财政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员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两项政策工具的丧失，欧洲经货联盟事实上对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来针对国别冲击而实现短期稳定和中期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这样看来，当个别成员国遭受不利冲击时，由于货币政策不能自主决定，该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缓解不利冲击的影响。《马约》虽然规定了3%和60%具体的“入盟条件”，但处罚措施较轻且多流于形式，虽然欧盟内部有大部分国家达不到这两个硬性指标，但也仍未见有任何处罚。大国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让人们觉得“小”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大”国家则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规定难以实行[7]。在如此宽松的财政约束政策之下，道德风险随之增加，各国很可能选择过度赤字来转嫁税务负担。到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达12.7%，公共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3%，远超过3%和60%的上限。与此同时，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过8%，而意大利的累积债务比重更是高达115%。

（二）过度赤字的财政政策产生的“外部不经济”

成员国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还会在联盟内部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不经济。一旦个别成员国负债过高，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其货币政策时就会面临压力，从而很难坚定地贯彻其既定的货币政策。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无视个别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而坚定地执行其既定的货币政策，个别成员国的“资不抵债”就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事务”，因为个别成员国财政与金融状况的恶化会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

霍尔伍德与麦克唐纳[8]也指出，一旦区域内某国由于经济萧条而采取扩展性财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债务形式融资，不仅会带动该国国内的总需求，也会带动整个区域内的需求量，引发区域内的通货膨胀。而这种财政赤字还会使市场利率上升，紧随其后的“溢出效应”就是区域内的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针对欧债危机暴露的政策弊端，欧盟积极推进顺应形势的改革

2009年，希腊宣布国债高达3000亿欧元之后，欧洲债务危机便以希腊为导火索逐渐拉开了序幕。整个欧元区深陷泥潭，欧元前景堪忧。由于欧元区之前明文规定了“不救助条款”，导致了危机救助方案的延缓出台，引发了危机传染效应。为了有效化解危机，欧盟各国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的新机制，主要通过EFSF、ESM、IMF这三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危机救助体系，保障欧洲金融稳定。

（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欧元区17个成员国于2010年5月9日创立的由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拥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职责是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作为抵押发行债券融资并向申请援助并得到批准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2010年5月欧盟出台了危机救助应急方案，共有750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EFSF承担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亿欧元的贷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为到期日。[9]

（二）欧洲稳定机制（ESM）

为了解决EFSF存在到期日的问题，欧盟决定于2012年3月14日创立一个永久性的危机救助机制，即欧洲稳定机制（ESM）。ESM将在2013年取代EFSF成为欧元区常设救援基金，来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当其成员国市场融资的正常途径受阻，或面临受阻的风险时，ESM将为其成员国提供金融稳定的支持。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表示，ESM将和IMF类似享受优先债权人地位，但若两者同时介入，IMF将享有高于ESM的债权人地位。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联合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它与世界银行（WBG）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主要负责监督汇率波动情况和各国的贸易情况、必要时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这次欧债危机爆发后，许多救助方案都是IMF与欧盟联合出台的，IMF在这次危机救助中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应对危机的金融安全网的初步形成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和IMF联合出台了两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腊政府提供1100亿欧元的贷款，800亿欧元由欧元区其他国家分摊；300亿欧元由IMF提供。二是筹集一个规模高达7500亿欧元的安全资金：2500亿欧元由IMF提供；4400亿欧元由EFSF提供；600亿欧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方案。但始终是EFSF、ESM、IMF发挥主要作用，这三个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金融安全网，暂且不目前其作用发挥的成效如何，至少欧元区的危机管理框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是一种进步。毕竟都是一些事后补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欧洲货币联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四、对中国-东盟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启示

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暴露问题到解决问题，经历的这一系列过程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呼吁深化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之下。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建立货币合作区域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一）财政政策需要与货币政策相一致

这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即一体化管理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财政政策相冲突。中国-东盟的区域货币合作就必须避免这一点，尽量做到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要想保持这种一致性的最大障碍是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政治，但这在中国-东盟地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犹如财政联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早在1977年的欧洲委员会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个可行的财政联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国GNP的5%作为公共预算”[10]。中国-东盟可以借鉴上述观点，各自出缴GDP的5%作为公共预算，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央财政体系的制度安排。平时，各国可以保持较高的财政自，只有当区域内某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才动用这个中央财政体系，利用其公共预算部分，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来配合统一的货币政策，用于对抗区域内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但是这种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实现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完全协调。

（二）需要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所以必须建立起区域危机救助与资金融通机制，能够在成员国发生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对此，可以在成员国之间成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个健全的区域性债券市场可以为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道，既能避免区内闲置资金外流，又能在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不至于产生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只有融资渠道的健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机。

中国及东盟各国的外汇储备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另外，表一显示各国居民储蓄率也相对较高，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居民储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债券市场，那么“中国-东盟债券市场”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健全，才有了较高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这些资金的投资需求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债券市场来进行投资和融资。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不仅具备现实的资源，而且还顺应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鉴欧洲货币联盟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努力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相信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The Songle Monetary Policy in Stage Three，Element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f the ESCR[M].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1997.

[2]Otmar Issing，Vitor Gaspar，Ignazio Angeloni，Oreste Tristani.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a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陈卫东、李靖堃.欧洲联盟条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2.

[4]Johan Van Overtveldt.The End of The Euro，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M].Agate Publishing，Incorporated.2011.

[5]李卓.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骆传朋.欧盟的财政约束及其所面临的挑战[J].经济评论，2005，（1）.

[7]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8]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金圣荣.欧元大崩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大衰退[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10]宋玮、杨伟国.论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J].欧洲，2002，（1）：44-51.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07-05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理论基础

作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IS-LM模型能有效分析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IS-LM模型最初是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在产品市场上，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构成的社会总支出，而这种总支出也是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反映。社会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因此货币市场要影响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产品市场上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又会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利率，这又是产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影响。IS-LM模型就是描述和分析这两个市场相互联系的理论工具。其中，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是IS-LM模型的基本要素，凯恩斯最早研究这些要素的关系，汉森、希克斯完成IS-LM模型，构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分析研究IS-LM曲线的斜率及其决定因素，可以直观反映哪些因素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机理，找出提高政策效应的方法。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佳组合是一松一紧或此松彼紧，以防止经济的过分膨胀或者萎缩。在调控阶段，LM曲线可能向左上方或右下方运动。在凯恩斯宏观经济IS-LM简单模型中，如果保持IS位置不变，通过紧缩货币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其结果是国民产值减少、利率上升。采取这样措施的政策指向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防止经济泡沫的过分滋生。当LM曲线在向左上方急剧运动时，比较适宜同时采取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利率进一步上升，依靠持续巨额的财政支出支撑GDP回到原有的水平。

但是这种组合政策的后果是更高的利率，将导致更加严峻的流动性危机，一旦政府支出停止，社会资金链会很快处于断裂的边缘。双紧政策组合一般不可取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收缩效应太大，会导致经济严重退步。紧缩的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均衡点会沿着新的LM曲线继续向左下方移动，利率会在原来高涨的情况下下调，理论上使资金链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一些缓解，经济在进一步萎缩的同时可以为日后的复苏积蓄能量，在应对严重的经济泡沫时，双紧政策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利用，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和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阶段(2003-2005年)。2003年6月，我国经济过热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从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紧缩银根，动用了包括提高基准利率、外币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向发放贷款过猛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在紧缩银根期间，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8%、15.6%和18.3%。

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进入2006年以来，宏观调控压力并没减少，只能继续以更高的频率推行更为严厉的银根紧缩政策，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频度较高。而财政预算支出，也表现出紧缩财政支出的意向。这是典型的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应用的实证案例

(一)湖北省荆门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配合运行的实证效果分析

1.财政资金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由第四阶段转入第五阶段，荆门市财政支农资金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第四阶段(2003-2005年)，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因此，财政支农资金增长迅速，尤其实2004年达到了60.5%。而随着第五阶段(2006后)，紧缩财政政策的到来，财政资金的增长幅度又恢复到了2003年的水平。而GDP的增长幅度与财政支农的幅度同步，说明财政资金还是在加速农村发展中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

2.信贷资金增长缓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市，财政资金也比较匮乏，财政投入的力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要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单靠财政政策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政府已经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加之农户收入不稳定、缺乏抵押担保物，而且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就决定了农业贷款较其他商业性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而现在又缺少相应的信贷风险补偿办法，因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积极性不高。[1]

(二)湖北省京山县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应用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情况，笔者选择湖北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县――京山县进行了典型调查。结果显示，该县财政和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逐年攀升，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缺乏协调互动机制，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项目与信贷项目脱节。为启动新农村建设，该县分别制定了“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该县将开工建设40个较大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32.9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9.5亿元、银行贷款16亿元，分别占全部资金需求的28.8%和48.6%。这些项目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交通、饮水、通讯设施建设，但银行未参与项目的规划及前期论证，对项目的认可度低，很大一部分项目将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必然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

2.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投入范围不一致。2002年至2005年，该县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为5.78亿元，投资领域包括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分为有偿性投资和无偿性投资两种方式。有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农业多种经营和农田整理等项目，用款人需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9.55%，其中2006年已将农田整理项目纳入无偿性投资项目；无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各类直接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投入等，占投资总额的80.45%。而同时期该县金融机构净发放2.64亿元农业贷款，93%的贷款投向农业多种经营项目，与财政资金的支持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对财政资金无偿性投资项目进行配套支持。

3.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期限不匹配。在该县“十一五”规划设置的40个涉农投资项目中，中长期投资项目37个，占92.5%，投资额29.9亿元，占91%；短期投资项目3个，占7.5%，投资额2.96亿元，仅占9%。从投资收益期看，一般长达2-5年。如土地整理项目在完工后至少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到原有的收益水平，3年后收益才会有一定程度提高；林业项目收益期跨度最长的达8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机构对涉农领域的信贷投入以短期贷款为主。2005年末，该县中长期涉农贷款余额6260万元，仅占涉农贷款总额的3%，比财政中长期涉农投资比例低88个百分点。

四、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应用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一)双紧的政策组合在控制发达地区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限制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单纯一种或简单几种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产业结构和金融辐射能力及辐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方式，否则宏观调控就会出现两难境地：执行比较温和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政策，在经济过热地区难以达到调控的预期目标；执行比较严厉的双紧政策，可以部分抑制经济的过热，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带来严重损伤，甚至加剧落后地区经济的恶化。

(二)目标取向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

在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基本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结合京山县实际分析，两者协调上的问题主要受制于“四大障碍”。

1.目标障碍。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绝大部分资金是无偿投入；信贷资金则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是有偿使用的，需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两者的目标不一致。由于存在目标障碍，影响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一方面，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的引导弱化。财政支农主要以各类补贴和直接无偿投资项目为主。2002―2005年，京山县各类农业补贴1.08亿元，占财政对支农资金的61.2%；农业项目投入方式也以自主办项目为主，较少考虑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投资不足的补充，项目建设单位宁可多花功夫争取财政投资，也不愿向银行申请贷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调整进度不一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国家随即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投资力度，财政资金明显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尽管国家也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信贷政策尚未随之进行调整。

2.体制障碍。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众多，财政支农资金共有15个大类和几百个专项，形成了多部门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级次负担及条块结合的财政支农体制，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众多。京山县财政支农资金分属9个部门管理，不同渠道的财政投资既有重复交叉，又有过于分散的现象，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难以形成支农合力。二是财政资金支付渠道多。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部分由上级财政下拨后通过县级财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主办部门，再由主办部门逐级下拨。三是分级负担体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农业税费减免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可用财力缩小，导致地方财政应配套支付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农村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无法与财政条块结合的支农体制相衔接，并且财政支农体制不顺也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形成了障碍。同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不能到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信贷支农功能缺位，很难保证国家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如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信贷功能不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实行商业化经营等等。

3.沟通障碍。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协调机制较完善，但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一是决策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支农政策磋商机制，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关联性不强，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难以融合。二是项目信息缺乏交流。基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在申报支农项目时各自为政，财政部门没有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获取财政性资金支持项目相关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机构无法向财政支农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4.观念障碍。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会计、银行是出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机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财政计划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量的信贷资金，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严重，特别是农业银行至今仍背负着较沉重的负担。因此，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重的思想障碍，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财政政策性投资为主，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潜在风险巨大，应当避免进入。

五、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是促进财政资金与货币资金的协调性

(一)现阶段欠发达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适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在宏观调控阶段，欠发达地区要避免经济恶化，减弱“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除了自己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外，国家必须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去支持其基础设施以减少开发资源的启动资金，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内在依据。关键是在于落实并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高效回报。

分地区而言，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的不发达地区，应该选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1所示，即LM1移至LM2，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2，图形显示是推动利率更高。由于在抑制经济过热苗头的时候不能过分压制经济总量，所以货币紧缩使E1、E2横坐标一致为宜，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某些相对落后地区，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即LM1移至LM3，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3。货币政策越宽松，新的均衡点就越向右方移动，这就是说落后地区现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应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松的货币政策。

(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相互配合，创造“1+1>2”的社会综合效应

1.以“信贷资金先行，财政资金补贴，强力支农”的形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对符合财政资金扶持条件的企业项目，如财政已安排或拟计划给予项目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已经达到信贷资金支持条件的，信贷资金可提前介入，支持此类企业做大做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别作用于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两者相互补充，更有利于企业的迅速成长。

2.以“财政资金先行，信贷资金跟进，互补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由于投入大、效益低，信贷资金一般情况下难以涉足。近年来，国家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各级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的投入，在财政资金无偿性铺垫下，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基本具备了信贷资金跟进扶持的先决条件。

3.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共同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新型能源及生态环境建设。推广农村新型能源，改善农村安居条件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为扎实促进上述两项工作，国家每年为项目计划内农户安排财政补贴，引导和推动农户加速融入新农村进程。“一建三改”工程作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惠及千家万户。这类项目可以采取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的形式，共同支农。即对地方政府规划发展的项目，在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可以同时进入，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可发挥机构网点优势，利用“小额农贷”政策对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或固定资产投入贷款，不断扩大支农项目的深度和广度。

4.政策性信贷资金先行投入，以项目产生的财政收入或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为还款保证的形式，支持县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突破政策性业务限制，信贷范围进一步拓宽，不仅可涉足农村公路网、信息网、商业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投资。政策性信贷资金一次性投入规模大，利率优惠，使用周期长，具有其它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得到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还款的保证前提下，农发行即可对重大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以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2]

(三)从机制入手，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互动

1.建立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县级涉农投资项目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项目规划、预算、申报及项目实施等工作进行科学调度，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投入的衔接工作，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促进项目资金的落实。同时，明确财政、金融的支持重点。财政资金实行全额无偿投资，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方面建设为主，逐步退出农业经营性项目。商业性信贷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经营性项目。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实行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对商业性信贷资金无法涉及的领域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进行支持。

2.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对现有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对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专项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对各级政府安排的所有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发挥资金最大效益。二是整合涉农信贷资金。设立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专项金融统计项目，对县域地区涉农信贷资金实行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对较大项目实行银团贷款、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贷款等模式，增强信贷支农实力。

3.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质量。以防止截流挪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不流失。一是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将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全部纳入专项基金管理范围，并吸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实行集中管理、统一拨付。二是加强项目管理。推行“阳光工程”，提高项目透明度，完善涉农投资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杜绝暗箱操作，确保涉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财政、信贷支农资金支持项目从立项、执行到完成的全过程审查监督机制，对每项支农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测评价。[3]

4.加强引导和推动，为金融、财政支农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基层人行职能，扩大基层人行信贷监督管理权限，创新信贷政策引导措施，延伸再贷款的使用范围，完善再贴现、利率等操作手段，提高基层人行对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能力，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诚信意识，对守信企业和农户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营造诚实信用氛围，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信贷投放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君伟.近距离看农村―调研随笔[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