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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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6-01

1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1月5日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申了我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的作用,以保障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并在财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证我国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冲击。

2 正确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含义

我国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国家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有力保障。具体剖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区别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适用经济发展明显减速或者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政策目的在于继续给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最终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后者则主要在经济萧条或者发生经济危机时候采用,它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减短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的时间,以拉动经济的复苏。此外,后者主要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复苏,虽然前者也强调通过放松信贷管制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两者之间的宽松程度存在差异,即主要体现在“适度”一词上。

当前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状况,中央银行不必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审时度势,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如果采取过激的调整政策,则可能引发许多潜在的问题,例如,信用过度扩张极易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影响金融安全。虽然我国前一段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的总量性调控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但是政府仍需要坚持审慎原则,力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场自我调整的能力。

3 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路径的探析

有效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面对后金融危机的形势,笔者认为,我国要有效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 强化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宏观当局就必须审时度势,不断地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来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这也就要求国家所推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前瞻性,宽松的程度要将政策的时滞考虑在内,准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的变化趋势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虽然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强,保证了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但是在特殊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政策前瞻性意识尤其需要强化。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对国际经济、金融、资本流动发展状况的实时监测,而且要及时预见、发现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3.2 准确把握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强调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货币政策的实施还伴随着一定范围的结构调整。因此,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有关当局要把握政策实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审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配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强流动性管理。改善流动性管理要密切关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灵活调整,对于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3.3 努力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任何时候都不是独立,都要寻求一种配合来克服市场的缺陷。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来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之协调配合,着力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当前形势下,只有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才能刺激经济逐步得到恢复。

总之,当前形势下,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明智之举。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强化对政策的前瞻意识,审时度势,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政策推动中国率先复苏

记者：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同其他各国一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您觉得中国所采取政策的内在背景、取得的效果与西方各国有何差异?从目前政府发出的信号来看，中国似乎走在了复苏的前列，您觉得这其中政策有多大贡献?或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缘故?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西方国家由于银行体系受到沉重的打击，市场流动性紧张，信用体系急剧恶化，信贷被冻结，所以刺激经济首先是给金融机构输血，给货币市场输血。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还比较稳健，市场流动性比较宽裕，中国需要的是扩张内需。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同时国民的消费水平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内需扩张首先要财政政策的拉动，但单靠财政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配合，因此，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受冲击相对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贡献很大，中国的投资，消费有很大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这种潜力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

彭兴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其他国家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给金融机构注资不同的是，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是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之中，而不用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中国是面临着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自身并没有真正亲历这次金融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领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机国家而复苏。

郭世坤(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货币政策，主要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零利率，再有向市场注入资金，向一些企业，金融机构的借贷，或通过资金的注入来实施货币政策与坏账清理等。

中国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直接针对实体经济，比如“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还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和经济规划，对有关重点经济领域包括对外贸，房地产、消费等领域的政策支持，这些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刹车”

记者：目前各国在探讨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人认为，因中国信贷及投资的大幅扩张，且投资主体多为中长期项目，未来两三年中国实质性的退出将很困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多少回旋余地?在经济企稳回升之后，中国还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间可弥补?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四万亿元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中国的宏观政策能否顺利退出，关键是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间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以投资为主体的财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经济过快下滑，但在产能过剩 消费率不足的情况下，却可能会进一步积累不利于经济良性循环的新的因素。如果是简单提高消费率，却有可能陷入杀鸡取卵的困境，因此需要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总之，长期问题在当前具有短期意义，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

彭兴韵：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猛踩刹车”。中央银行早前提出的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货币当局对上半年信贷过于快速膨胀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就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而言，中央银行重新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重启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据，就表明中央银行逐渐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国务院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中的“货币政策策略”，最近两个月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控制之下，信贷增加额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阔斧之举。

连平：通常应对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国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就可能会较快地退出。但中国这次实施的政策我认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消费提升等等。以前在这些方面真正实施的力度不大，但这次财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次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一)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增加货币的供给。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率、提高利率来压缩支出的规模，减少货币的供给。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三)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四)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宰与利息率、扩大信贷支出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支出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到这里，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放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上，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摘 要】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好坏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相应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会对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侧重点给予调整，即纵向协调;在某一时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仅要调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即横向协调。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政策需再发力，改革啃硬骨头

展望2013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预测，今年经济总体情况会好于2012年，经济增速将在下降一个台阶后寻求平稳增长，预期全年将实现8%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今年宏观经济目标有所改变，定位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防风险这五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从过去只顾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变成多元目标，意味着将很难全力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危机深化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再仅是逆周期调整，还增加了调结构、防风险的重任，社会也已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对经济危机长期化、持久化达成共识，更加追求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已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态势。对于这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的危机，专家认为，今年宏观政策需要再次发力。

高培勇指出，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顶多是逆周期调节，但是今年还要推动结构调整，把两个作用并列起来。这次危机中，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政策还将继续协调“三驾马车”的关系。赵锡军指出，宏观政策将致力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新一轮促销政策有望出台，并通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对投资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作用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加大，生产者整体经营环境会有所改进。另外，今年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外需难有明显起色，但会好于2012年。预计央行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延续双向波动的情形，为外贸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新的一年，改革还将继续，红利的来源在于“啃硬骨头”。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要走到新路上，必须下决心抓住改革的关键一招，最大的改革红利来源是啃硬骨头。如果回避，就是拖延我们实现倍增计划的过程，积累矛盾，到了最后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敢低到7.5%以下，不敢高到8.5%以上，这样的局面必须下决心破解。在中国，基础能源和不动产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定价方式不利于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若调控不能解决这个瓶颈，发展的弹性空间会越来越窄。可考虑从资源税改革入手，结合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的通盘改革、电力部门垄断改革、发改委对电价的行政管制，实行价、税、财及金融等生产要素的配套改革。

二、宏观政策更趋宽松警惕通胀抬头

今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表述上仍为“积极稳健配”。专家认为，宏观调控总基调没有变，但预调微调将增加，货币政策会保持稳中有松的状态，对总体的流动性有所支持，向着略微宽松的方向调整，不可能有很大的放松。

赵锡军预计，宏观政策将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总体较2012年有所宽松，全社会融资成本将有所降低，资金环境较2012年略微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多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表示，今年是连续第3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货币（M2）增长13.8%，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6.7%，今年仍然会维持这样的水平。

虽然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同时要避免通胀重新抬头。焦瑾璞指出：“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转轨过程中，通胀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控制通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货币政策宜冷不宜热。”

他表示，2009年至2012年，新增货币占现在贷款余额的60%多，这四年的新增贷款等于建国六十年的新增贷款。“货币发行过多，受害的肯定是百姓。下一步要消化中国长期积累的庞大的货币量。”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建议，控制通胀、调节物价可以考虑除货币政策以外的方法。如果不考虑经济和企业状况，简单地收紧政策、打压物价，效果不好，在经济滑坡的时候会加剧企业的困难。应针对食品类的消费品消费特点和属性，想方设法保证食品供给的稳定，才是治本之策。

宽松的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积极的财政政策 税收调整 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的政策取向，对内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效果是显著积极的。从宏观角度来看，一方面，产出缺口由负转正，将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由弱转强；另一方面，宽松的利率水平与大规模的信贷注入，也会加剧物价与资产价格的上行压力。此外，决定2011年中国物价走势的主要因素包括：食品价格走势、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翘尾因素。利用2007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的月度CPI与PPI的定基数据，在7月达到3.2%；预计未来半年内PPI同比增速不断攀升，在10月达到8.7%。美元汇率的走低将会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从而给中国带来更强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1.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的思考

源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加速恶化，并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较亚洲金融危机而言，呈现出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损失更大等特点，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的竞争对手遭遇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出口市场遭遇危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空前加大。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客观上也进入了下行区间。在这双重的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从2008年11月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的政策工具主要有：1）扩大政府支出规模，2）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3)增加国债发行规模，4）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5）取消信贷规划，6）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由于财政政策惯有的连贯性和“依赖性”，从2000年来一直有学者主张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但是一直沒有真正淡出。原因很复杂。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财政政策如果淡出，则有很多基础设施等项目成为“烂尾”。因此，中央一直以来采取的措施都是政策的微调，沒有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格局。由于2011年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加强，必然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扩大内需的政府预期将更加强烈，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必然。

2.税收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及其延伸

自1994年到2010年，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速大概为0.5%至0.7%，关于税收的“超经济增长”现象一时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还有上升的空间。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高，应实行减税政策。中国当前宏观税负，统计口径和国际口径不一样。就税收占GDP的比重而言，现在并不是很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8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03%。但如果加上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等，中国宏观税负并不低，按倪红日的计算，把各级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内，大概占中国GDP的33.36%。这意味着各级政府拿走了每年GDP的三分之一多。然而，税负背后真正受关注的是其归宿问题，标准普尔500等机构估计了OECD国家的税收痛苦指数，发现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靠前。且不谈该核算方法的科学性，综合这些事实来看，减税或者说结构性减税已成为“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必然选择。

按现行税制，制造业征收增值税，服务业征收营业税。不过，在财政部看来这种布局早就应该被打破，而且时间已经拖得太久。营业税是一次交易，一次课税，而物流发展越来越专业化，交易次数越来越多，税在流转中就阻碍了服务业和物流的发展。比如金融业，现代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多，一个金融产品衍生物的价值可能是几百倍上千倍，征收营业税也妨碍金融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金融、物流等营业税的征收是属地征收，引出收入归属的矛盾，这就带来了增值税改革问题。

财政部希望2011下半年之后扩充范围，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不过，将服务业划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营业税是地方税，而且是全国第三大税，是地方主力税种；而增值税则是中央和地方分享。另一方面，如果增值税扩大范围，就涉及两级财政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和推行的阻力不言自明。

一直以来，税收的立法等权一直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沒有开征税的权利，这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一方面造成了欠发展地区的财政困难和巨额债务，形成了财政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演变成金融风险。因此，新时期，如何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事关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民权问题；从制度上看，一方面，中央应该加大对欠发展地区的一般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并规范和监督其使用；另一方面，应当适度下放给地方一些地方税开征的权力，以利于解决目前的债务问题和公共品提供地区差异过大的问题。因此，税权的适当下放应当成为新时期税收调整的基本选择。

自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两个目标，即提高“两个比重”，包括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10多年来都落实了，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新的时期，适应新形势的财税体制改革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应该有所建树、甚至是变革。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政策上，应明确地提出，在稳定税收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的基础上，同时再调财政的各种结构，比如收入和支出结构等。今后的财政支出应更倾向民生，才能更好地缩小收入差距。

事实上，1994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分税制改革存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称。而此次把之前的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的提法转移到“财力”和事权的匹配上，应该说是一个全新的诠释；从字面上看不出中央有向地方下放税权的趋势，而是把地方财力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来考量，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央对地方财政风险和公共服务均等的关注，同时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努力。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理当成为分税制创新的核心理念，本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原则，在新的分税方案调整中，尤其是要充分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关注民生的价值取向。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新时期下，货币政策既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及其调整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以应对下一步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稳健货币政策要在态势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从上半年的“适度从宽”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从紧、结构优化”，可以适当缩小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并对冲提高贷款利率的总量扩张效应。

2011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宜实行加息的手段。主要原因是，如果加息，将严重影响人民对通胀的预期。房地产行业将受到严重打击，银行业的坏账风险将增加，股票等融资风险加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成严重的打击。因此积极的、多样的、多层次的财政政策在2011的宏观调控中会起到主要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辅助它起到稳定物价和通胀、协调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焰,黄静,and李汉文,2009,对进一步完善扩大内需税收政策的思考,涉外税务(11), 22-24.

[2]陈平路,and陈波涛,2010,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涉外税务(01),28-31.